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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乃民国不可多得的一大趣人,周身上下都充满了正能量。论道,创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论学,为民国首席草书大家,诗文过千;论品,食不厌精,留下诸多美食佳话;论德,乐于助人而一笑了之;唯不足论的就是财,此公一辈子都缺钱,正如他为张大千所书: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原名伯循,字右任。从小家境贫寒,生母赵氏是插着草标买回家里的,在他2岁时不幸病逝。当时父亲于新三还在四川打工,只能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常从外地抄些书文寄回,回乡后,还以身作则。他回忆道:“我白天上學,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也算是天道酬勤吧,于右任16岁以第一名考取秀才,随后在陕西各书院游学,受教于刘古愚,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
他19岁参加岁试,再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1900年慈禧出逃到西安,于右任甚为愤懑,故意照了一张披头散发的照片,背景是他撰写的对子:“换太平以颈血,爱发妻如自由。”三年后,于右任写下《半哭半笑楼诗草》,有句曰:“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由于诗集的印行,知县和巡抚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拿办于右任。此时他正在开封参加会试。幸而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缉捕公文迟几天到,他先得了消息,马上逃到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不久,法籍神父企图把持学院,学生们愤而追随马相伯离校,于右任找钱、拉关系,与马相伯、邵力子等另行筹组了新学校,连名字都是他给起的: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得遇孙中山,从而加入了同盟会。此后5年间,他未停止过革命宣传,这正是人们说他“一支笔胜过十万横磨剑”的时期。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于右任曾为交通次长,首创了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他与孙中山同进同退,在二次革命中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还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北洋政府曾出每月3000元大洋聘他,还赠文虎一等勋章,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
冯友兰想去广东大学任教,曾求问于右任可否?于回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想了想,还是去了。1931年,于右任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留守此职直至逝世,凡34年。
有回,某妇人找上门来,说你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嘛,今儿我就看上您了。于右任苦笑道:“那也得双方都愿意啊!我家里有位好老伴,可是离不了的。”某天,他到院里处理公务,几位属下人员正在阅读“黄书”,被发现很是尴尬。于却笑道:“血气未定之少年,不能浏览此等之书,容老夫去闭户读之。”言罢,揣此书扬长而去。
后来,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原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则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而自成一家。有人评论说: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人迷,或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化。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
早年,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仅有两个印章,倘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便盖,从不收钱。故三教九流索墨者,直如过江之鲫。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王曲军校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很快写好装裱送去。有时到医院慰问伤兵,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欲为代笔,还被批评一通。后来在重庆,就不轻易为闲人落笔了,而以游街捡漏为乐。他一生留下诗词歌赋有千首之多,均是不拘一格的上乘佳作,有人评说: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问及也是候选人的于右任,答曰:“我有条子。”代表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一边是2000多代表的照片,一边是写好的“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排队来取。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493票,即遭淘汰。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10分钟不息。最后是桂系李宗仁获胜,但于右任清贫豁达的形象,却成了民国官员的做人典范。
有一次参加宴会,于右任喝得酩酊大醉,盛情难却之下,迷迷糊糊中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就回家了。第二天主人登门请教,他很是不好意思,却令人取来一把剪刀,将字剪下,重新排列为“不可小处随便”。然后哈哈一笑说:“行了,这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
于右任喜食蒜头、辣椒,几乎每餐必备,还自创了蒜头煮石首鱼与辣椒炒肉丝两款菜。食家谭延闿对此赞不绝口,称说堪比自家的清炖鱼翅。于右任好游历,品味到黄桂稠酒、王家核桃酥饼、见风消油糕以及石家饭店的斑肝汤等,激赏之余,无不留下墨宝。在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等地,于右任画龙点睛的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这是其他民国人物所无法企及的。论在海峡两岸的亲和力,只有孙中山可以超越之。
1949年,于右任迁居台湾,一共待了15年。由于还有妻子儿女在大陆,他年纪愈大,思乡之情愈烈,某次去基隆港,老人家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云兴沧海雨凄凄,港口阴晴更不齐。百世流传三尺剑,万家辛苦一张犁。鸡鸣故国天将晓,春到穷檐路未迷。宿愿犹存觅好句,希夷大笑石桥西。”1962年,于右任写了一首《国殇》,即千古绝唱《望大陆》,因他死后没有留遗言,以此记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5岁,葬于台北大屯山。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人们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副官等人的欠条,联想他晚年连看牙科的钱都没有,不觉潸然泪下。于右任昏迷前,亲人问老人家有无话要留下,他先伸了一个手指头,后来又伸出三个,无论身边人怎么解释,于右任都是摇头。后来老友柳亚子想到他生活多年的老宅,言道:“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摘自《民国大人物》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原名伯循,字右任。从小家境贫寒,生母赵氏是插着草标买回家里的,在他2岁时不幸病逝。当时父亲于新三还在四川打工,只能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常从外地抄些书文寄回,回乡后,还以身作则。他回忆道:“我白天上學,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也算是天道酬勤吧,于右任16岁以第一名考取秀才,随后在陕西各书院游学,受教于刘古愚,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
他19岁参加岁试,再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1900年慈禧出逃到西安,于右任甚为愤懑,故意照了一张披头散发的照片,背景是他撰写的对子:“换太平以颈血,爱发妻如自由。”三年后,于右任写下《半哭半笑楼诗草》,有句曰:“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由于诗集的印行,知县和巡抚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拿办于右任。此时他正在开封参加会试。幸而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缉捕公文迟几天到,他先得了消息,马上逃到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不久,法籍神父企图把持学院,学生们愤而追随马相伯离校,于右任找钱、拉关系,与马相伯、邵力子等另行筹组了新学校,连名字都是他给起的: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得遇孙中山,从而加入了同盟会。此后5年间,他未停止过革命宣传,这正是人们说他“一支笔胜过十万横磨剑”的时期。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于右任曾为交通次长,首创了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他与孙中山同进同退,在二次革命中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还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北洋政府曾出每月3000元大洋聘他,还赠文虎一等勋章,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
冯友兰想去广东大学任教,曾求问于右任可否?于回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想了想,还是去了。1931年,于右任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留守此职直至逝世,凡34年。
有回,某妇人找上门来,说你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嘛,今儿我就看上您了。于右任苦笑道:“那也得双方都愿意啊!我家里有位好老伴,可是离不了的。”某天,他到院里处理公务,几位属下人员正在阅读“黄书”,被发现很是尴尬。于却笑道:“血气未定之少年,不能浏览此等之书,容老夫去闭户读之。”言罢,揣此书扬长而去。
后来,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原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则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而自成一家。有人评论说: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人迷,或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化。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
早年,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仅有两个印章,倘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便盖,从不收钱。故三教九流索墨者,直如过江之鲫。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王曲军校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很快写好装裱送去。有时到医院慰问伤兵,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欲为代笔,还被批评一通。后来在重庆,就不轻易为闲人落笔了,而以游街捡漏为乐。他一生留下诗词歌赋有千首之多,均是不拘一格的上乘佳作,有人评说: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问及也是候选人的于右任,答曰:“我有条子。”代表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一边是2000多代表的照片,一边是写好的“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排队来取。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493票,即遭淘汰。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10分钟不息。最后是桂系李宗仁获胜,但于右任清贫豁达的形象,却成了民国官员的做人典范。
有一次参加宴会,于右任喝得酩酊大醉,盛情难却之下,迷迷糊糊中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就回家了。第二天主人登门请教,他很是不好意思,却令人取来一把剪刀,将字剪下,重新排列为“不可小处随便”。然后哈哈一笑说:“行了,这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
于右任喜食蒜头、辣椒,几乎每餐必备,还自创了蒜头煮石首鱼与辣椒炒肉丝两款菜。食家谭延闿对此赞不绝口,称说堪比自家的清炖鱼翅。于右任好游历,品味到黄桂稠酒、王家核桃酥饼、见风消油糕以及石家饭店的斑肝汤等,激赏之余,无不留下墨宝。在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等地,于右任画龙点睛的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这是其他民国人物所无法企及的。论在海峡两岸的亲和力,只有孙中山可以超越之。
1949年,于右任迁居台湾,一共待了15年。由于还有妻子儿女在大陆,他年纪愈大,思乡之情愈烈,某次去基隆港,老人家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云兴沧海雨凄凄,港口阴晴更不齐。百世流传三尺剑,万家辛苦一张犁。鸡鸣故国天将晓,春到穷檐路未迷。宿愿犹存觅好句,希夷大笑石桥西。”1962年,于右任写了一首《国殇》,即千古绝唱《望大陆》,因他死后没有留遗言,以此记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5岁,葬于台北大屯山。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人们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副官等人的欠条,联想他晚年连看牙科的钱都没有,不觉潸然泪下。于右任昏迷前,亲人问老人家有无话要留下,他先伸了一个手指头,后来又伸出三个,无论身边人怎么解释,于右任都是摇头。后来老友柳亚子想到他生活多年的老宅,言道:“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摘自《民国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