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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乃民国不可多得的一大趣人，周身上下都充满了正能量。论道，创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论学，为民国首席草书大家，诗文过千；论品，食不厌精，留下诸多美食佳话；论德，乐于助人而一笑了之；唯不足论的就是财，此公一辈子都缺钱，正如他为张大千所书：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原名伯循，字右任。从小家境贫寒，生母赵氏是插着草标买回家里的，在他2岁时不幸病逝。当时父亲于新三还在四川打工，只能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常从外地抄些书文寄回，回乡后，还以身作则。他回忆道：“我白天上學，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也算是天道酬勤吧，于右任16岁以第一名考取秀才，随后在陕西各书院游学，受教于刘古愚，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
他19岁参加岁试，再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1900年慈禧出逃到西安，于右任甚为愤懑，故意照了一张披头散发的照片，背景是他撰写的对子：“换太平以颈血，爱发妻如自由。”三年后，于右任写下《半哭半笑楼诗草》，有句曰：“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由于诗集的印行，知县和巡抚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拿办于右任。此时他正在开封参加会试。幸而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缉捕公文迟几天到，他先得了消息，马上逃到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不久，法籍神父企图把持学院，学生们愤而追随马相伯离校，于右任找钱、拉关系，与马相伯、邵力子等另行筹组了新学校，连名字都是他给起的：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得遇孙中山，从而加入了同盟会。此后5年间，他未停止过革命宣传，这正是人们说他“一支笔胜过十万横磨剑”的时期。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于右任曾为交通次长，首创了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他与孙中山同进同退，在二次革命中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还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北洋政府曾出每月3000元大洋聘他，还赠文虎一等勋章，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
冯友兰想去广东大学任教，曾求问于右任可否？于回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想了想，还是去了。1931年，于右任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留守此职直至逝世，凡34年。
有回，某妇人找上门来，说你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嘛，今儿我就看上您了。于右任苦笑道：“那也得双方都愿意啊！我家里有位好老伴，可是离不了的。”某天，他到院里处理公务，几位属下人员正在阅读“黄书”，被发现很是尴尬。于却笑道：“血气未定之少年，不能浏览此等之书，容老夫去闭户读之。”言罢，揣此书扬长而去。
后来，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原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则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而自成一家。有人评论说：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人迷，或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化。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
早年，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仅有两个印章，倘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便盖，从不收钱。故三教九流索墨者，直如过江之鲫。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王曲军校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很快写好装裱送去。有时到医院慰问伤兵，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欲为代笔，还被批评一通。后来在重庆，就不轻易为闲人落笔了，而以游街捡漏为乐。他一生留下诗词歌赋有千首之多，均是不拘一格的上乘佳作，有人评说：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问及也是候选人的于右任，答曰：“我有条子。”代表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一边是2000多代表的照片，一边是写好的“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排队来取。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493票，即遭淘汰。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10分钟不息。最后是桂系李宗仁获胜，但于右任清贫豁达的形象，却成了民国官员的做人典范。
有一次参加宴会，于右任喝得酩酊大醉，盛情难却之下，迷迷糊糊中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就回家了。第二天主人登门请教，他很是不好意思，却令人取来一把剪刀，将字剪下，重新排列为“不可小处随便”。然后哈哈一笑说：“行了，这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
于右任喜食蒜头、辣椒，几乎每餐必备，还自创了蒜头煮石首鱼与辣椒炒肉丝两款菜。食家谭延闿对此赞不绝口，称说堪比自家的清炖鱼翅。于右任好游历，品味到黄桂稠酒、王家核桃酥饼、见风消油糕以及石家饭店的斑肝汤等，激赏之余，无不留下墨宝。在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等地，于右任画龙点睛的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这是其他民国人物所无法企及的。论在海峡两岸的亲和力，只有孙中山可以超越之。
1949年，于右任迁居台湾，一共待了15年。由于还有妻子儿女在大陆，他年纪愈大，思乡之情愈烈，某次去基隆港，老人家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云兴沧海雨凄凄，港口阴晴更不齐。百世流传三尺剑，万家辛苦一张犁。鸡鸣故国天将晓，春到穷檐路未迷。宿愿犹存觅好句，希夷大笑石桥西。”1962年，于右任写了一首《国殇》，即千古绝唱《望大陆》，因他死后没有留遗言，以此记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5岁，葬于台北大屯山。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人们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副官等人的欠条，联想他晚年连看牙科的钱都没有，不觉潸然泪下。于右任昏迷前，亲人问老人家有无话要留下，他先伸了一个手指头，后来又伸出三个，无论身边人怎么解释，于右任都是摇头。后来老友柳亚子想到他生活多年的老宅，言道：“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摘自《民国大人物》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原名伯循，字右任。从小家境贫寒，生母赵氏是插着草标买回家里的，在他2岁时不幸病逝。当时父亲于新三还在四川打工，只能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常从外地抄些书文寄回，回乡后，还以身作则。他回忆道：“我白天上學，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也算是天道酬勤吧，于右任16岁以第一名考取秀才，随后在陕西各书院游学，受教于刘古愚，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
他19岁参加岁试，再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1900年慈禧出逃到西安，于右任甚为愤懑，故意照了一张披头散发的照片，背景是他撰写的对子：“换太平以颈血，爱发妻如自由。”三年后，于右任写下《半哭半笑楼诗草》，有句曰：“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由于诗集的印行，知县和巡抚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拿办于右任。此时他正在开封参加会试。幸而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缉捕公文迟几天到，他先得了消息，马上逃到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不久，法籍神父企图把持学院，学生们愤而追随马相伯离校，于右任找钱、拉关系，与马相伯、邵力子等另行筹组了新学校，连名字都是他给起的：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得遇孙中山，从而加入了同盟会。此后5年间，他未停止过革命宣传，这正是人们说他“一支笔胜过十万横磨剑”的时期。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于右任曾为交通次长，首创了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他与孙中山同进同退，在二次革命中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还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北洋政府曾出每月3000元大洋聘他，还赠文虎一等勋章，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
冯友兰想去广东大学任教，曾求问于右任可否？于回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想了想，还是去了。1931年，于右任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留守此职直至逝世，凡34年。
有回，某妇人找上门来，说你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嘛，今儿我就看上您了。于右任苦笑道：“那也得双方都愿意啊！我家里有位好老伴，可是离不了的。”某天，他到院里处理公务，几位属下人员正在阅读“黄书”，被发现很是尴尬。于却笑道：“血气未定之少年，不能浏览此等之书，容老夫去闭户读之。”言罢，揣此书扬长而去。
后来，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原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则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而自成一家。有人评论说：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人迷，或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化。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
早年，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仅有两个印章，倘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便盖，从不收钱。故三教九流索墨者，直如过江之鲫。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王曲军校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很快写好装裱送去。有时到医院慰问伤兵，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欲为代笔，还被批评一通。后来在重庆，就不轻易为闲人落笔了，而以游街捡漏为乐。他一生留下诗词歌赋有千首之多，均是不拘一格的上乘佳作，有人评说：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问及也是候选人的于右任，答曰：“我有条子。”代表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一边是2000多代表的照片，一边是写好的“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排队来取。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493票，即遭淘汰。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10分钟不息。最后是桂系李宗仁获胜，但于右任清贫豁达的形象，却成了民国官员的做人典范。
有一次参加宴会，于右任喝得酩酊大醉，盛情难却之下，迷迷糊糊中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就回家了。第二天主人登门请教，他很是不好意思，却令人取来一把剪刀，将字剪下，重新排列为“不可小处随便”。然后哈哈一笑说：“行了，这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
于右任喜食蒜头、辣椒，几乎每餐必备，还自创了蒜头煮石首鱼与辣椒炒肉丝两款菜。食家谭延闿对此赞不绝口，称说堪比自家的清炖鱼翅。于右任好游历，品味到黄桂稠酒、王家核桃酥饼、见风消油糕以及石家饭店的斑肝汤等，激赏之余，无不留下墨宝。在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等地，于右任画龙点睛的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这是其他民国人物所无法企及的。论在海峡两岸的亲和力，只有孙中山可以超越之。
1949年，于右任迁居台湾，一共待了15年。由于还有妻子儿女在大陆，他年纪愈大，思乡之情愈烈，某次去基隆港，老人家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云兴沧海雨凄凄，港口阴晴更不齐。百世流传三尺剑，万家辛苦一张犁。鸡鸣故国天将晓，春到穷檐路未迷。宿愿犹存觅好句，希夷大笑石桥西。”1962年，于右任写了一首《国殇》，即千古绝唱《望大陆》，因他死后没有留遗言，以此记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5岁，葬于台北大屯山。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人们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副官等人的欠条，联想他晚年连看牙科的钱都没有，不觉潸然泪下。于右任昏迷前，亲人问老人家有无话要留下，他先伸了一个手指头，后来又伸出三个，无论身边人怎么解释，于右任都是摇头。后来老友柳亚子想到他生活多年的老宅，言道：“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摘自《民国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