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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老年，逛公园是一乐、一大乐、一常乐。
从早起的晨练，到傍晚的散步；从老朋友的聚会，到节假日阖家的出游，上哪，都离不开景色秀美的公园。
没有公园 只有花园
北京大公园多，可您知道吗，倒退92年，偌大的北京城不光没有一座公园，就连“公园”是何物，黎民百姓也不知道。
有皇上的年头，北京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花园，可那全归私人所有，不是皇上的，就是达官贵人的。一律闲人免进！众所周知，颐和园、香山、三海，都是慈禧君臣的流连之所，老百姓甭说逛，就连稍稍靠近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直到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政府，1914年10月10日，北京才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中山公园）。这一天，北京城万人空巷，好奇的黎民百姓擦肩接踵，拥进社稷坛，终于有幸一脚踏进了神秘的皇家坛庙园林。
在当时，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凡事开头难，这个“头”究竟是谁开的呢？抚今追昔，我们不该忘记，这贻惠至今的开创性壮举，应该归功于当时创意、主持并全力操办此事的朱启钤。
市政督办 改城创举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蠖公，贵州开阳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成就斐然的实业家、文物收藏家、古建研究专家、著名工艺美术学者；他还是北戴河旅游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29年，他自费创立了我国第一个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保护古代建筑遗产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其主要成员有梁思成、刘敦桢、梁启雄、单士元、王士襄、罗哲文等一代专家。
1914年时任内务总长兼任京都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开始了一系列改造北京的创举：拆除正阳门瓮城、修改大前门；拆除天安门前的千步廊；开辟皇城两侧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便利北京南北城交通；在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创建中国第一个博物馆——“文物陈列所”；装修社稷坛，首创北京的第一个公园。
煞费苦心 修葺公园
现在的中山公园旧址是社稷坛，社稷坛是明初永乐皇帝兴建紫禁城时，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老规矩建造的。“左祖”，是指天安门东边皇帝祭祀列祖列宗的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右社”，就是天安门西侧皇帝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社稷坛了。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朱启钤担任巡警部内城厅丞（相当于北京内城公安局长）的时候，曾随光绪皇帝到社稷坛求雨，颇为这一处荒寂的园林深深惋惜。1913年3月29日，退了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了，国民政府决定，在太和殿公祭三天。朱启钤时任交通总长，负责天安门内外的照料指挥事宜。他又一次从端门西侧走进了社稷坛。令他吃惊的是，这座园林简直完全荒废了。坛内荆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无事可做，在坛内广种苜蓿，饲养猪羊，芜秽不堪。这时，一个化废为宝、造福民众的念头在他心头油然而生。他要把这块“地望清华，景物巨丽”的宝地，辟为北京的第一个公园。
社稷坛南门东墙外有三间北房，原来是皇帝侍从值班的所在。朱启钤很钟情屋门前七株巨大的辽代古柏。大规模的改造、装修社稷坛的工程在1913年的3月开始了，朱启钤就在这三间小屋里办公，日以继夜，席不暇暖。他敢为天下先，自然步步维艰，谤声四起。更何况他动的是皇上的祭坛，大清的国门和金凤颁诏、号令天下的天安门呢！他命屋名为“一息斋”，取朱熹“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之意以自勉。
资金匮乏，他带头发起募捐，并成立董事会，不及半年就募款四万余元。为节省人力财力，他将改建正阳门、拆除天安门前千步廊的旧料清理归类，运到社稷坛修建新的景点，充实公园内容。原来的社稷坛荒废日久，杂乱不堪，清理垃圾的任务很重。朱启钤找来步兵统领江朝宗，调来工兵营，分段包干，修路铺道，仅10天苦战，就清理出了公园的模样。
原来的社稷坛，只有五色土方坛、祭殿、拜殿等常规祭祀建筑，既无山水，也无亭榭，比较乏味。朱启钤按照园林的构成，重新设计，精心布局，于园东侧毗邻天安门处，修建来今雨轩、投壶亭；园西面建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塘花坞、水榭、碧纱舫等馆舍。又建东西长廊，曲折往复，既避风雨又添情趣。他还别具匠心，把圆明园遗存的“兰亭八柱碑亭”以及“青云片”、“青莲朵”、“搴芝”、“绘月”等极为珍贵的太湖石，移进公园，点缀各处。他又把礼部鸿胪寺内的习礼亭，也移建到内坛南门的对面。他思想维新，在外坛东门内开辟了体育场，提倡市民锻炼身体。
开门为民 功不可没
公园建成了，可大门开在哪里呢？他很费了一番心思。
原来社稷坛是与紫禁城配套的建筑，为了皇上祭坛的方便，门开在天安门西庑正中，这却对广大民众游园不便。他决定把公园的正门开在天安门西侧，面对车水马龙的西长安街，便于接纳四方游客。他又在公园的西北角筒子河上搭造木桥，直抵故宫的西华门。这样就可以使游人出北门，顺路游览古物陈列所和故宫三大殿。
清帝逊位后，朱启钤运用内务总长的职权，及时地把清宫在奉天（沈阳）和热河（承德）两地大宗的珍贵文物，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收回，他又出面与清室交涉，将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向社会公众展出两地的文物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当时，大匾就挂在西华门的门洞上方。朱启钤首创中国第一个公园和第一个博物馆，又首创园馆联游。
在他的感召下，“公园公办”的思想深入人心，河北大名府有一座古刹遗存了一对硕大的石狮，造型奇特，也被移到公园内坛南门两侧。东单大街的“公理战胜”石牌坊也被移进公园，立于正门内正中(解放后，重新由郭沫若题写了“保卫和平”的坊额)。此外，东单的格言亭、喷水池等景物也在民众的建议下一一搬进公园。中央公园如东风第一枝，引来了古都的新春。随即朱启钤又着力先后开放了天坛、先农坛、太庙、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小汤山等名胜景区。为了开放和保护这些景区，他制定了“胜迹保管规条”，这是我国最早的古建保护法。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北京各界公众选定在中央公园举行隆重的公祭，先生的灵柩就停放在社稷坛五色土背面的拜殿里。1928年，拜殿改名中山堂，中央公园也因此改名中山公园。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曾多次到东四八条家中看望朱启钤老人，说今道古，十分融洽。老人十分感慨地对家人说：“周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这该是一个时代对一个时代的回答。
1964年2月26日，朱启钤卒于北京，享年93岁。周总理出国，委托统战部送来鲜茉莉花圈以示悼念。他的遗体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早起的晨练，到傍晚的散步；从老朋友的聚会，到节假日阖家的出游，上哪，都离不开景色秀美的公园。
没有公园 只有花园
北京大公园多，可您知道吗，倒退92年，偌大的北京城不光没有一座公园，就连“公园”是何物，黎民百姓也不知道。
有皇上的年头，北京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花园，可那全归私人所有，不是皇上的，就是达官贵人的。一律闲人免进！众所周知，颐和园、香山、三海，都是慈禧君臣的流连之所，老百姓甭说逛，就连稍稍靠近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直到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政府，1914年10月10日，北京才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中山公园）。这一天，北京城万人空巷，好奇的黎民百姓擦肩接踵，拥进社稷坛，终于有幸一脚踏进了神秘的皇家坛庙园林。
在当时，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凡事开头难，这个“头”究竟是谁开的呢？抚今追昔，我们不该忘记，这贻惠至今的开创性壮举，应该归功于当时创意、主持并全力操办此事的朱启钤。
市政督办 改城创举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蠖公，贵州开阳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成就斐然的实业家、文物收藏家、古建研究专家、著名工艺美术学者；他还是北戴河旅游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29年，他自费创立了我国第一个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保护古代建筑遗产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其主要成员有梁思成、刘敦桢、梁启雄、单士元、王士襄、罗哲文等一代专家。
1914年时任内务总长兼任京都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开始了一系列改造北京的创举：拆除正阳门瓮城、修改大前门；拆除天安门前的千步廊；开辟皇城两侧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便利北京南北城交通；在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创建中国第一个博物馆——“文物陈列所”；装修社稷坛，首创北京的第一个公园。
煞费苦心 修葺公园
现在的中山公园旧址是社稷坛，社稷坛是明初永乐皇帝兴建紫禁城时，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老规矩建造的。“左祖”，是指天安门东边皇帝祭祀列祖列宗的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右社”，就是天安门西侧皇帝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社稷坛了。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朱启钤担任巡警部内城厅丞（相当于北京内城公安局长）的时候，曾随光绪皇帝到社稷坛求雨，颇为这一处荒寂的园林深深惋惜。1913年3月29日，退了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了，国民政府决定，在太和殿公祭三天。朱启钤时任交通总长，负责天安门内外的照料指挥事宜。他又一次从端门西侧走进了社稷坛。令他吃惊的是，这座园林简直完全荒废了。坛内荆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无事可做，在坛内广种苜蓿，饲养猪羊，芜秽不堪。这时，一个化废为宝、造福民众的念头在他心头油然而生。他要把这块“地望清华，景物巨丽”的宝地，辟为北京的第一个公园。
社稷坛南门东墙外有三间北房，原来是皇帝侍从值班的所在。朱启钤很钟情屋门前七株巨大的辽代古柏。大规模的改造、装修社稷坛的工程在1913年的3月开始了，朱启钤就在这三间小屋里办公，日以继夜，席不暇暖。他敢为天下先，自然步步维艰，谤声四起。更何况他动的是皇上的祭坛，大清的国门和金凤颁诏、号令天下的天安门呢！他命屋名为“一息斋”，取朱熹“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之意以自勉。
资金匮乏，他带头发起募捐，并成立董事会，不及半年就募款四万余元。为节省人力财力，他将改建正阳门、拆除天安门前千步廊的旧料清理归类，运到社稷坛修建新的景点，充实公园内容。原来的社稷坛荒废日久，杂乱不堪，清理垃圾的任务很重。朱启钤找来步兵统领江朝宗，调来工兵营，分段包干，修路铺道，仅10天苦战，就清理出了公园的模样。
原来的社稷坛，只有五色土方坛、祭殿、拜殿等常规祭祀建筑，既无山水，也无亭榭，比较乏味。朱启钤按照园林的构成，重新设计，精心布局，于园东侧毗邻天安门处，修建来今雨轩、投壶亭；园西面建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塘花坞、水榭、碧纱舫等馆舍。又建东西长廊，曲折往复，既避风雨又添情趣。他还别具匠心，把圆明园遗存的“兰亭八柱碑亭”以及“青云片”、“青莲朵”、“搴芝”、“绘月”等极为珍贵的太湖石，移进公园，点缀各处。他又把礼部鸿胪寺内的习礼亭，也移建到内坛南门的对面。他思想维新，在外坛东门内开辟了体育场，提倡市民锻炼身体。
开门为民 功不可没
公园建成了，可大门开在哪里呢？他很费了一番心思。
原来社稷坛是与紫禁城配套的建筑，为了皇上祭坛的方便，门开在天安门西庑正中，这却对广大民众游园不便。他决定把公园的正门开在天安门西侧，面对车水马龙的西长安街，便于接纳四方游客。他又在公园的西北角筒子河上搭造木桥，直抵故宫的西华门。这样就可以使游人出北门，顺路游览古物陈列所和故宫三大殿。
清帝逊位后，朱启钤运用内务总长的职权，及时地把清宫在奉天（沈阳）和热河（承德）两地大宗的珍贵文物，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收回，他又出面与清室交涉，将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向社会公众展出两地的文物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当时，大匾就挂在西华门的门洞上方。朱启钤首创中国第一个公园和第一个博物馆，又首创园馆联游。
在他的感召下，“公园公办”的思想深入人心，河北大名府有一座古刹遗存了一对硕大的石狮，造型奇特，也被移到公园内坛南门两侧。东单大街的“公理战胜”石牌坊也被移进公园，立于正门内正中(解放后，重新由郭沫若题写了“保卫和平”的坊额)。此外，东单的格言亭、喷水池等景物也在民众的建议下一一搬进公园。中央公园如东风第一枝，引来了古都的新春。随即朱启钤又着力先后开放了天坛、先农坛、太庙、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小汤山等名胜景区。为了开放和保护这些景区，他制定了“胜迹保管规条”，这是我国最早的古建保护法。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北京各界公众选定在中央公园举行隆重的公祭，先生的灵柩就停放在社稷坛五色土背面的拜殿里。1928年，拜殿改名中山堂，中央公园也因此改名中山公园。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曾多次到东四八条家中看望朱启钤老人，说今道古，十分融洽。老人十分感慨地对家人说：“周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这该是一个时代对一个时代的回答。
1964年2月26日，朱启钤卒于北京，享年93岁。周总理出国，委托统战部送来鲜茉莉花圈以示悼念。他的遗体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