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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剩余控制权有转换为剩余索取权的动机。现实的剩余索取权分割与剩余控制权结构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匹配關系，权威排序是影响剩余控制权转向剩余索取权的重要变量。据此构建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研究分配结构对有效剩余控制权与有效剩余索取权的影响。结果表明，若权威排序至少为三级，剩余索取权分割主体的趋利选择，倾向于减少有效剩余控制权与有效剩余索取权；以剩余控制权为基础的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存在未实现的潜在效率。调整分配结构，是“激发”潜在效率的可能途径。
关 键 词：剩余索取权 剩余控制权 权威排序 潜在效率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对企业组织形式的探索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始终是广受关注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制，更是备受瞩目。在对国有企业改制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的探讨中，效率损失、代理成本、监督成本、社会负担等，都是常见的论据与思路，而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的“错配”，也是其中之一。
现代企业理论中，企业被视为契约的治理结构（威廉姆森，2002）。[1]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存在的条件下，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哈特（1998）将不完全契约中未规定内容的支配权称为剩余控制权。[2]不完全契约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收益即为剩余，对剩余的要求权则是剩余索取权（王雷和党兴华，2008）。[3]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质押性，剩余控制权收益一定为正（权小锋和蒋军锋，2009），[4]剩余控制权必然要求实现与其匹配的剩余索取权。因而，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配置与企业效率关系密切。王雷和党兴华（2008）认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称配置，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3]袁云涛和王峰虎（2003）则结合分工，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的经济效率内生于企业的生产环节，论证剩余控制权配置的重要性。[5]张衔和黄善明（2001）从员工效用函数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员工凭借其人力资本所取得的剩余控制权，谋求剩余索取权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可能性。[6]从激励的角度，樊行健和孙峥嵘（2004）、袁建昌（2005）分别论证了上市公司经营者与技术型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必要性。[7][8]
掌握剩余控制权的主体要求剩余索取权是必然的，也是现实的。然而，剩余索取权的实现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分配结构。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决定的，从剩余控制权向剩余索取权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条件。
二、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权威排序
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的联系可归纳为：剩余控制权决定剩余索取权的实现程度；剩余索取权反映剩余控制权的配置结果。现实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往往分属于不同主体。不同主体对其所有权利的各自主张，使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的联系变得疏离。需要补充新的变量，以规范此组联系。
资本所有者通常被视为剩余索取权的当然所有者。但所谓剩余，本质上是价值，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唯有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因此，资本所有者在剩余索取权分割上的优势地位，与剩余创造无关，——甚至与剩余生产以及剩余控制权的关系也不大，而只是经济关系的规范结果。另一方面，分配的具体形式与企业内部层级分工的具体形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居于不同层级分工的企业内部主体，在分配中的地位也必定不同。权威排序，可作为衡量不同内部主体以其剩余控制权要求剩余索取权的效率的关键变量。
所谓权威排序，是指各种性质类似的因素在权威规则制约下的排列顺序。权威规则直接地体现为企业中的权利博弈结果。外部经济关系与企业内部层级分工是权威排序的影响变量。其中，经济关系对权威排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论权威规则如何设定，资本所有者总是排序更靠前的权威者。企业层级分工同样影响权威排序，其变化将使得权威排序发生相对调整，表现为非资本所有者在权利博弈中的话语权增强。
将权威排序变量与分配结构联系起来，得到一组完整的链条：多元化的剩余生产主体，形成多元化的剩余控制权结构；只有取得与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剩余，剩余控制权才转换为现实的剩余索取权；权威排序是决定转换效率的影响变量，排序靠前的权威主体具有更强的转换能力。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的现实匹配程度，与分配主体的权威排序正相关。
三、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的构建
（一）基本假定
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设计如下假定。
假定1：剩余控制权总能“创造”与其匹配的剩余索取权。
假定2：三级权威排序中，主体1、2分别为非零级主体，主体1排序靠前。
假定3：权威排序只作用于存在争议的剩余索取权。
（二） 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
由假定，可构造三组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
模型（1）表明，主体1与主体2掌握全部剩余控制权且二者之间无冲突。因而有： ，且： 。当此时，主体1与主体2共同分割剩余索取权，且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决定于剩余控制权结构，即剩余控制权都能实现与之匹配的剩余索取权。因而，这组剩余索取权分割能够形成对双方的有效激励。
模型（2）表明，主体1与主体2掌握全部剩余控制权，但二者之间有重合。因此，双方在要求实现与其剩余控制权匹配的剩余索取权时，必然存在冲突。
其一，若冲突表现在剩余控制权内，根据假定，这种冲突由权威排序决定，因而有： 。
其二，若冲突表现在剩余索取权内，则主体1与主体2首先要求实现与其独占的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剩余索取权；其次，主体1与主体2根据权威排序，共同分割剩余控制权重合部分所规定的剩余索取权，即： 。若权威排序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转换之间存在严格线性关系，则重合的剩余索取权的分割比例应满足： 。其中， 与 分别为主体1和主体2在重合的剩余索取权中的分割份额。 除了重合的剩余索取权完全归属于主体1或主体2的特殊情况，即： 或 ，则无论对于主体1还是对于主体2，剩余控制權都没有转化为与该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剩余索取权。即使重合的剩余索取权完全归属于主体1或主体2，即有： 或 ，也只表明仅有一个主体剩余控制权能够完全实现其所要求的剩余索取权。事实上，甚至连这种特殊情况也不会出现。由于存在至少三级的权威排序，则主体2必然能够实现部分与主体1不重合的剩余索取权。因此，此种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从激励上是比不上第一种的。
模型（3）表明，主体1与主体2没有掌握全部剩余控制权，排序为零的第三方主体，也掌握部分剩余控制权。可令： ，其中， 为主体1与主体2没有掌握的剩余控制权。根据假定1，必存在与 相匹配的剩余索取权： ，使得： 。当此时，主体1与主体2首先实现 与 的部分。对于剩余索取权 部分，根据假定2，也将属于主体1与主体2。对 的具体分配，则取决于二者在权威排序中的相对位置。若权威排序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转换之间存在严格线性关系， 中的分割比例将满足： 。至于特殊情况： 或 ，即 完全归属于权威排序中更占优的主体，则在现有假定中并不成立。因而主体1与主体2各自规定的剩余索取权后，都将参与对 的分配。这表明，主体1与主体2都被过度激励了。
四、剩余索取权分割扩展模型
（一）修正假定
在上文中，假定剩余控制权总能匹配相应剩余索取权。因此，权威排序的作用被限定于解决有争议的剩余索取权分配。虽然权威排序在此情形中确实能够发挥作用，但企业现实行为更加复杂，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
修正假定1：权威排序影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匹配关系。
修正假定2：剩余控制权区分为一般的与有效的，与之匹配的剩余索取权也区分为一般的与有效的，分别表示为： 与 ； 与 。
（二）剩余索取权扩展模型
当此时，主体2因其靠后的权威排序，而无法实现的那部分一般剩余控制权所要求的剩余索取权，要小于主体1凭借其靠前的权威排序，实现的比其一般剩余控制权所要求的更多的剩余索取权，总剩余索取权减少了。就剩余控制权而言，虽然主体1的有效剩余控制权比其一般剩余控制权更大，但是这一增幅，却不能弥补主体2的有效剩余控制权与其一般剩余控制权的差额。因此，总有效剩余控制权变小了。
与此前两种情形不同，此情形所需要的条件是现实的。由于权威排序的作用，主体1与主体2都将做出行为调整，并会对总剩余控制权与总剩余索取权带来负面影响。就主体1而言，更靠前的权威排序，能取得比其剩余控制权所要求的更多的有效剩余索取权，由此形成的行为激励是：努力取得更多一般剩余控制权，或强化其权威地位进一步增强其一般剩余控制权向有效剩余索取权转换的效率，从而实现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就主体2而言，更靠后的权威排序，使其只能取得相对更少的有效剩余索取权，由此形成的行为激励是：努力寻求其权威排序的变化，或谋求实现一般剩余控制权的其他途径，从而实现更多的剩余索取权或“隐形”的剩余索取权。因此，如果权威排序的作用，使分配主体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不能形成匹配关系，则主体1与主体2分别根据自身损益做出的调整结果，最终将使得总剩余索取权变小。
（四）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与潜在效率
从推导三可以看到，无论是主体1还是主体2，受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的激励，其行为选择总会导致总剩余索取权的减少。这意味着，三级排序的企业中，总会存在效率损失——因为有效剩余索取权比两个非零级主体的剩余控制权之和更小。
在现实的企业分配方式中，资本所有权占据主导地位，可直接视为主体1；其他任何非资本所有权都可视为主体2。根据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可知，当非资本所有权的一般剩余控制权不能实现其要求的剩余索取权时，整个企业的效率会降低。效率损失与非资本所有权所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与能实现的剩余索取权直接相关，且表现为剩余控制权转换剩余索取权的比例越小，效率损失就越大。
值得继续深究的问题是，若有相应的措施调整非资本所有权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或许能减小效率损失。考虑到这一比例是由权威排序所决定的，而权威排序又决定于经济关系并受层级分工影响，则减少效率损失、将潜在效率转换为现实效率的途径就已经明了了。不论是宏观上经济关系的调整，或是微观上内部层级分工的调整，都能够实现效率提升的目标。
六、结语
剩余控制权结构理论上决定着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分配结构。由于分配对象本质上是价值，而现实中，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是脱节的，因而剩余控制权对剩余索取权的决定作用，并不如传统理论上所表现得那么明显，权威排序是重要的中间变量。以此逻辑为基础构造的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根据其推论可知，分配结构与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分配结构的适当调整，有助于实现潜在的效率。而这，或许是值得继续研究的论题。
参考文献：
[1]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2.
[2]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费方域，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王雷，党兴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成长绩效—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8）：128-138.
[4]权小锋，蒋军锋.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绩效[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8）：78-88.
[5]袁云涛，王峰虎.分工、剩余控制权配置与经济效率—经济效率的制度解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90-94.
[6]张衔，黄善明.员工效用函数、员工剩余控制权与企业治理结构创新[J].经济体制改革，2001，（3）：75-78. [7]樊行健，孙峥嵘.上市公司经营者剩余索取權的经济分析[J].财经科学，2004，（2）：46-49.
[8]袁建昌.技术型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制度安排[J].科学管理研究，2005，（3）：87-89.
Abstract： Residual control right can be transferred to residual claims. There is no stable relationship to match the divisions of residual claims and residual control right structure. The authority ranking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to influence the transfer from residual control right to residual claims. The residual claims divis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ly to research the effects of distributional structure to efficient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and efficient residual clai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authority ranking is larger than level three， the division entities of residual claims tend to reduce efficient residual control right and efficient residual claims because of theirs profit-orientation. There is potential efficiency exists in the division structure of residual claims based on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The adjustment of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s a possible way to motivate potential efficiency.
Key words： residual claims； residual control right； authority ranking potential efficiency
关 键 词：剩余索取权 剩余控制权 权威排序 潜在效率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对企业组织形式的探索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始终是广受关注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制，更是备受瞩目。在对国有企业改制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的探讨中，效率损失、代理成本、监督成本、社会负担等，都是常见的论据与思路，而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的“错配”，也是其中之一。
现代企业理论中，企业被视为契约的治理结构（威廉姆森，2002）。[1]在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存在的条件下，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哈特（1998）将不完全契约中未规定内容的支配权称为剩余控制权。[2]不完全契约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收益即为剩余，对剩余的要求权则是剩余索取权（王雷和党兴华，2008）。[3]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质押性，剩余控制权收益一定为正（权小锋和蒋军锋，2009），[4]剩余控制权必然要求实现与其匹配的剩余索取权。因而，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配置与企业效率关系密切。王雷和党兴华（2008）认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称配置，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3]袁云涛和王峰虎（2003）则结合分工，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的经济效率内生于企业的生产环节，论证剩余控制权配置的重要性。[5]张衔和黄善明（2001）从员工效用函数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员工凭借其人力资本所取得的剩余控制权，谋求剩余索取权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的可能性。[6]从激励的角度，樊行健和孙峥嵘（2004）、袁建昌（2005）分别论证了上市公司经营者与技术型人力资本分享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必要性。[7][8]
掌握剩余控制权的主体要求剩余索取权是必然的，也是现实的。然而，剩余索取权的实现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分配结构。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决定的，从剩余控制权向剩余索取权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条件。
二、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权威排序
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的联系可归纳为：剩余控制权决定剩余索取权的实现程度；剩余索取权反映剩余控制权的配置结果。现实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往往分属于不同主体。不同主体对其所有权利的各自主张，使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的联系变得疏离。需要补充新的变量，以规范此组联系。
资本所有者通常被视为剩余索取权的当然所有者。但所谓剩余，本质上是价值，是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唯有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因此，资本所有者在剩余索取权分割上的优势地位，与剩余创造无关，——甚至与剩余生产以及剩余控制权的关系也不大，而只是经济关系的规范结果。另一方面，分配的具体形式与企业内部层级分工的具体形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居于不同层级分工的企业内部主体，在分配中的地位也必定不同。权威排序，可作为衡量不同内部主体以其剩余控制权要求剩余索取权的效率的关键变量。
所谓权威排序，是指各种性质类似的因素在权威规则制约下的排列顺序。权威规则直接地体现为企业中的权利博弈结果。外部经济关系与企业内部层级分工是权威排序的影响变量。其中，经济关系对权威排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论权威规则如何设定，资本所有者总是排序更靠前的权威者。企业层级分工同样影响权威排序，其变化将使得权威排序发生相对调整，表现为非资本所有者在权利博弈中的话语权增强。
将权威排序变量与分配结构联系起来，得到一组完整的链条：多元化的剩余生产主体，形成多元化的剩余控制权结构；只有取得与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剩余，剩余控制权才转换为现实的剩余索取权；权威排序是决定转换效率的影响变量，排序靠前的权威主体具有更强的转换能力。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的现实匹配程度，与分配主体的权威排序正相关。
三、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的构建
（一）基本假定
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设计如下假定。
假定1：剩余控制权总能“创造”与其匹配的剩余索取权。
假定2：三级权威排序中，主体1、2分别为非零级主体，主体1排序靠前。
假定3：权威排序只作用于存在争议的剩余索取权。
（二） 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
由假定，可构造三组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
模型（1）表明，主体1与主体2掌握全部剩余控制权且二者之间无冲突。因而有： ，且： 。当此时，主体1与主体2共同分割剩余索取权，且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决定于剩余控制权结构，即剩余控制权都能实现与之匹配的剩余索取权。因而，这组剩余索取权分割能够形成对双方的有效激励。
模型（2）表明，主体1与主体2掌握全部剩余控制权，但二者之间有重合。因此，双方在要求实现与其剩余控制权匹配的剩余索取权时，必然存在冲突。
其一，若冲突表现在剩余控制权内，根据假定，这种冲突由权威排序决定，因而有： 。
其二，若冲突表现在剩余索取权内，则主体1与主体2首先要求实现与其独占的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剩余索取权；其次，主体1与主体2根据权威排序，共同分割剩余控制权重合部分所规定的剩余索取权，即： 。若权威排序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转换之间存在严格线性关系，则重合的剩余索取权的分割比例应满足： 。其中， 与 分别为主体1和主体2在重合的剩余索取权中的分割份额。 除了重合的剩余索取权完全归属于主体1或主体2的特殊情况，即： 或 ，则无论对于主体1还是对于主体2，剩余控制權都没有转化为与该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剩余索取权。即使重合的剩余索取权完全归属于主体1或主体2，即有： 或 ，也只表明仅有一个主体剩余控制权能够完全实现其所要求的剩余索取权。事实上，甚至连这种特殊情况也不会出现。由于存在至少三级的权威排序，则主体2必然能够实现部分与主体1不重合的剩余索取权。因此，此种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从激励上是比不上第一种的。
模型（3）表明，主体1与主体2没有掌握全部剩余控制权，排序为零的第三方主体，也掌握部分剩余控制权。可令： ，其中， 为主体1与主体2没有掌握的剩余控制权。根据假定1，必存在与 相匹配的剩余索取权： ，使得： 。当此时，主体1与主体2首先实现 与 的部分。对于剩余索取权 部分，根据假定2，也将属于主体1与主体2。对 的具体分配，则取决于二者在权威排序中的相对位置。若权威排序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转换之间存在严格线性关系， 中的分割比例将满足： 。至于特殊情况： 或 ，即 完全归属于权威排序中更占优的主体，则在现有假定中并不成立。因而主体1与主体2各自规定的剩余索取权后，都将参与对 的分配。这表明，主体1与主体2都被过度激励了。
四、剩余索取权分割扩展模型
（一）修正假定
在上文中，假定剩余控制权总能匹配相应剩余索取权。因此，权威排序的作用被限定于解决有争议的剩余索取权分配。虽然权威排序在此情形中确实能够发挥作用，但企业现实行为更加复杂，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
修正假定1：权威排序影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匹配关系。
修正假定2：剩余控制权区分为一般的与有效的，与之匹配的剩余索取权也区分为一般的与有效的，分别表示为： 与 ； 与 。
（二）剩余索取权扩展模型
当此时，主体2因其靠后的权威排序，而无法实现的那部分一般剩余控制权所要求的剩余索取权，要小于主体1凭借其靠前的权威排序，实现的比其一般剩余控制权所要求的更多的剩余索取权，总剩余索取权减少了。就剩余控制权而言，虽然主体1的有效剩余控制权比其一般剩余控制权更大，但是这一增幅，却不能弥补主体2的有效剩余控制权与其一般剩余控制权的差额。因此，总有效剩余控制权变小了。
与此前两种情形不同，此情形所需要的条件是现实的。由于权威排序的作用，主体1与主体2都将做出行为调整，并会对总剩余控制权与总剩余索取权带来负面影响。就主体1而言，更靠前的权威排序，能取得比其剩余控制权所要求的更多的有效剩余索取权，由此形成的行为激励是：努力取得更多一般剩余控制权，或强化其权威地位进一步增强其一般剩余控制权向有效剩余索取权转换的效率，从而实现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就主体2而言，更靠后的权威排序，使其只能取得相对更少的有效剩余索取权，由此形成的行为激励是：努力寻求其权威排序的变化，或谋求实现一般剩余控制权的其他途径，从而实现更多的剩余索取权或“隐形”的剩余索取权。因此，如果权威排序的作用，使分配主体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之间不能形成匹配关系，则主体1与主体2分别根据自身损益做出的调整结果，最终将使得总剩余索取权变小。
（四）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与潜在效率
从推导三可以看到，无论是主体1还是主体2，受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的激励，其行为选择总会导致总剩余索取权的减少。这意味着，三级排序的企业中，总会存在效率损失——因为有效剩余索取权比两个非零级主体的剩余控制权之和更小。
在现实的企业分配方式中，资本所有权占据主导地位，可直接视为主体1；其他任何非资本所有权都可视为主体2。根据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可知，当非资本所有权的一般剩余控制权不能实现其要求的剩余索取权时，整个企业的效率会降低。效率损失与非资本所有权所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与能实现的剩余索取权直接相关，且表现为剩余控制权转换剩余索取权的比例越小，效率损失就越大。
值得继续深究的问题是，若有相应的措施调整非资本所有权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或许能减小效率损失。考虑到这一比例是由权威排序所决定的，而权威排序又决定于经济关系并受层级分工影响，则减少效率损失、将潜在效率转换为现实效率的途径就已经明了了。不论是宏观上经济关系的调整，或是微观上内部层级分工的调整，都能够实现效率提升的目标。
六、结语
剩余控制权结构理论上决定着剩余索取权分割结构，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分配结构。由于分配对象本质上是价值，而现实中，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是脱节的，因而剩余控制权对剩余索取权的决定作用，并不如传统理论上所表现得那么明显，权威排序是重要的中间变量。以此逻辑为基础构造的剩余索取权分割模型，根据其推论可知，分配结构与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分配结构的适当调整，有助于实现潜在的效率。而这，或许是值得继续研究的论题。
参考文献：
[1]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2.
[2]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费方域，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王雷，党兴华.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成长绩效—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8）：128-138.
[4]权小锋，蒋军锋.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绩效[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8）：78-88.
[5]袁云涛，王峰虎.分工、剩余控制权配置与经济效率—经济效率的制度解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90-94.
[6]张衔，黄善明.员工效用函数、员工剩余控制权与企业治理结构创新[J].经济体制改革，2001，（3）：75-78. [7]樊行健，孙峥嵘.上市公司经营者剩余索取權的经济分析[J].财经科学，2004，（2）：46-49.
[8]袁建昌.技术型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制度安排[J].科学管理研究，2005，（3）：87-89.
Abstract： Residual control right can be transferred to residual claims. There is no stable relationship to match the divisions of residual claims and residual control right structure. The authority ranking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to influence the transfer from residual control right to residual claims. The residual claims divis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ly to research the effects of distributional structure to efficient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and efficient residual clai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authority ranking is larger than level three， the division entities of residual claims tend to reduce efficient residual control right and efficient residual claims because of theirs profit-orientation. There is potential efficiency exists in the division structure of residual claims based on residual control rights. The adjustment of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s a possible way to motivate potential efficiency.
Key words： residual claims； residual control right； authority ranking potential effici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