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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点年纪的人肯定都还记得，上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期，中国社会最走红的人物是“高干子弟”。他们穿着父母留下的将校呢军服，蹬一双三接头的“55”式军官皮鞋，骑一辆进口的英国自行车，趾高气扬。那模样，相当于今天的富二代一身名牌，开着法拉利或保时捷跑车招摇过市。
什么东西吃香，就免不了有人要以假乱真，所以当时假冒“高干子弟”的事层出不穷。不说别人，我就遇上过两位。
“高干子弟”的底细
王雨七是我当兵时所在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兵，到连队后好几年不见长进，连个芝麻绿豆的班级干部也没混上。此人从大城市参军入伍，总爱夸夸其谈，受不了严格的军纪约束，爱偷个懒、耍个滑。虽然也迫切要求进步，不过追求的方式却标新立异，老炫耀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世。他曾对个别连队干部透露，说自己是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父亲是某大城市高官，母亲在一所大学任教授。他还将一个遮住一半的信封放在自己床头，那黄色牛皮纸的信封很大，上面有意无意地露出三个红字———国务院，把连里的领导们一时吓得不轻。
后来找跟他一起入伍的老乡一打听，王雨七的父亲倒也确实是个干部，只不过级别太小，只是一个街道工厂的班组长。那信封后来也被人翻了出来，是公开营业的什么“国务院××招待所”，只要去北京花钱住一宿，都能得到赠送的。
底细被揭穿后，王雨七就彻底臭了，连里从上到下没人再相信他。更有些落井下石的老乡揭发，说他从当知青时就是这副模样，别人下地劳动，破衣烂衫，光着脚丫，他却服饰整齐，套着鞋袜，上衣兜里还要别上两支钢笔，手里再拎一个插着报纸杂志的手提包，比前来视察的公社干部派头还大。
不久，王雨七生病独自住进了当地一所海军医院。住在几个人一间的士兵大病房，吃着那些好像也不怎么样的病号伙食，再看看旁边那些条件明显要好得多的干部病房，王雨七心里便有股压抑不住的冲动。
于是，一次医生查房时，王雨七便煞有介事地告诉他，自己是个高干子弟，父亲让自己从北京到这儿来锻炼一下，最近可能就要调动回京。值班医生不敢怠慢，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院领导。院领导忽然发现自己犯了极大的官僚主义错误，就在眼皮底下，竟把一个从北京下来镀金的“高干子弟”遗弃在条件不太好的士兵大病房。就这样，王雨七如愿以偿住进了干部病房。
越吹越有人相信
不过，医院当时最关心的不是王雨七病情如何，而是这位“高干子弟”究竟有多“高”。院领导向王雨七打听，他表现得得体又谦虚，说自己父亲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人民勤务员，“普通一兵”。这神秘的回答让院领导更加坚信不疑，觉得他们面对的肯定是某位大首长的嫡亲后裔。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是国庆节，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的招待会，一位院领导想了个高招，拿来一份刊载着招待会消息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一长串大领导名字，专拣那些姓王的一个个问王雨七：“这是你爸爸吗？”“这是你爸爸吗？”问了好几个，王雨七都摇头否认。直到点到总参当时姓王的一个大将副总长时，王雨七才既不摇头也不说话，微微一笑算是默认了。
“王副总长的儿子在我们这儿住院！”这惊人的消息刹那间传遍了全院。正当院领导想抓住机会将功赎罪，好好伺候一下王雨七时，他却闪电般突然转院了。原来当地军分区一位领导不知出于什么想法，让王雨七转院到另一家陆军医院去继续治疗了。
从海军医院跳到陆军医院，换了个陌生的环境，王雨七故伎重演，上天入地吹得更加邪乎起来。他告诉院领导，别看他现在只穿着士兵的服装，其实是父亲特地让他下来锻炼一番，体会一下真正士兵的疾苦，不久他就要回京城，在总参重要部门工作，职务直接提到副团级。
王雨七口才很好，模样却又黑又胖，属于很不招女性待见的那种男人。可那一阵却有好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军医、女护士同时看上了他。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们不嫌弃王雨七长相，或写情书，或甜言蜜语，或撒娇弄痴，想尽法儿向王雨七展开如火如荼的爱情攻势。王雨七一副遇宠不惊的大丈夫情怀，对这几个痴情女孩来者不拒。
有土壤就会有骗局
精彩的一幕发生在某个冬夜，王雨七不知在哪儿喝醉了酒，吐得满身满床。这不是件大事，可医院却心急火燎地组织抢救，又是输液又是洗胃，忙得不可开交。昏沉沉的王雨七，直到这时仍没有忘记军国大事，他断断续续地嘱咐抢救他的人，如果他凌晨3点还没醒的话，请务必打电话通知他父亲，让他立刻派直升飞机接他回去。还有，千万别忘了通知他二姨，接着他一字一顿，艰难地说出了二姨的名字———江青。
正忙于抢救的人们不由得心头一震，原本已经沉甸甸的责任感刹那间又加重了好几倍。幸好凌晨3点来临的时候，王雨七已经沉入了甜蜜梦乡，医院领导才没将那个电话打出去，否则这娄子会捅得更大。
几天之后，王雨七被戴上了锃亮的手铐，从自己臆想的空间跌回到残酷的现实。不久，他以诈骗罪被判处两年徒刑，送到劳改农场服刑去了。
我认识的另一个“高干子弟”年纪不大，父母都是市里某剧团的演员。他从小继承了几分演技，别的不演，专门去外地演“高干子弟”。据说连骗了好几个县市，不仅骗财，还顺便骗色，和一个女孩有了孩子，也就是在这时露了馅。不过，最精彩的一幕也恰恰发生在这儿。到派出所后他镇定自若，满面沉痛地告诉所长，父亲是老革命，上海某个部门的部长，身体很不好，自己犯了错误，请他们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否则老革命一定会气病的。
望着他沉痛的脸色，所长一时十分感动，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当听说这位“高干子弟”没吃饭时，还有心巴结，主动给他煎了几个荷包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包蛋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就在荷包蛋香气弥漫全所的时候，核查的电话打过来了，原来此人所说全是假的。所长如梦初醒，忙跳过去要夺回那份珍贵的荷包蛋，却发现碗里面空空如也，只剩下一点点油渍了……
什么东西吃香，就免不了有人要以假乱真，所以当时假冒“高干子弟”的事层出不穷。不说别人，我就遇上过两位。
“高干子弟”的底细
王雨七是我当兵时所在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兵，到连队后好几年不见长进，连个芝麻绿豆的班级干部也没混上。此人从大城市参军入伍，总爱夸夸其谈，受不了严格的军纪约束，爱偷个懒、耍个滑。虽然也迫切要求进步，不过追求的方式却标新立异，老炫耀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世。他曾对个别连队干部透露，说自己是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父亲是某大城市高官，母亲在一所大学任教授。他还将一个遮住一半的信封放在自己床头，那黄色牛皮纸的信封很大，上面有意无意地露出三个红字———国务院，把连里的领导们一时吓得不轻。
后来找跟他一起入伍的老乡一打听，王雨七的父亲倒也确实是个干部，只不过级别太小，只是一个街道工厂的班组长。那信封后来也被人翻了出来，是公开营业的什么“国务院××招待所”，只要去北京花钱住一宿，都能得到赠送的。
底细被揭穿后，王雨七就彻底臭了，连里从上到下没人再相信他。更有些落井下石的老乡揭发，说他从当知青时就是这副模样，别人下地劳动，破衣烂衫，光着脚丫，他却服饰整齐，套着鞋袜，上衣兜里还要别上两支钢笔，手里再拎一个插着报纸杂志的手提包，比前来视察的公社干部派头还大。
不久，王雨七生病独自住进了当地一所海军医院。住在几个人一间的士兵大病房，吃着那些好像也不怎么样的病号伙食，再看看旁边那些条件明显要好得多的干部病房，王雨七心里便有股压抑不住的冲动。
于是，一次医生查房时，王雨七便煞有介事地告诉他，自己是个高干子弟，父亲让自己从北京到这儿来锻炼一下，最近可能就要调动回京。值班医生不敢怠慢，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院领导。院领导忽然发现自己犯了极大的官僚主义错误，就在眼皮底下，竟把一个从北京下来镀金的“高干子弟”遗弃在条件不太好的士兵大病房。就这样，王雨七如愿以偿住进了干部病房。
越吹越有人相信
不过，医院当时最关心的不是王雨七病情如何，而是这位“高干子弟”究竟有多“高”。院领导向王雨七打听，他表现得得体又谦虚，说自己父亲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人民勤务员，“普通一兵”。这神秘的回答让院领导更加坚信不疑，觉得他们面对的肯定是某位大首长的嫡亲后裔。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是国庆节，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的招待会，一位院领导想了个高招，拿来一份刊载着招待会消息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一长串大领导名字，专拣那些姓王的一个个问王雨七：“这是你爸爸吗？”“这是你爸爸吗？”问了好几个，王雨七都摇头否认。直到点到总参当时姓王的一个大将副总长时，王雨七才既不摇头也不说话，微微一笑算是默认了。
“王副总长的儿子在我们这儿住院！”这惊人的消息刹那间传遍了全院。正当院领导想抓住机会将功赎罪，好好伺候一下王雨七时，他却闪电般突然转院了。原来当地军分区一位领导不知出于什么想法，让王雨七转院到另一家陆军医院去继续治疗了。
从海军医院跳到陆军医院，换了个陌生的环境，王雨七故伎重演，上天入地吹得更加邪乎起来。他告诉院领导，别看他现在只穿着士兵的服装，其实是父亲特地让他下来锻炼一番，体会一下真正士兵的疾苦，不久他就要回京城，在总参重要部门工作，职务直接提到副团级。
王雨七口才很好，模样却又黑又胖，属于很不招女性待见的那种男人。可那一阵却有好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军医、女护士同时看上了他。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们不嫌弃王雨七长相，或写情书，或甜言蜜语，或撒娇弄痴，想尽法儿向王雨七展开如火如荼的爱情攻势。王雨七一副遇宠不惊的大丈夫情怀，对这几个痴情女孩来者不拒。
有土壤就会有骗局
精彩的一幕发生在某个冬夜，王雨七不知在哪儿喝醉了酒，吐得满身满床。这不是件大事，可医院却心急火燎地组织抢救，又是输液又是洗胃，忙得不可开交。昏沉沉的王雨七，直到这时仍没有忘记军国大事，他断断续续地嘱咐抢救他的人，如果他凌晨3点还没醒的话，请务必打电话通知他父亲，让他立刻派直升飞机接他回去。还有，千万别忘了通知他二姨，接着他一字一顿，艰难地说出了二姨的名字———江青。
正忙于抢救的人们不由得心头一震，原本已经沉甸甸的责任感刹那间又加重了好几倍。幸好凌晨3点来临的时候，王雨七已经沉入了甜蜜梦乡，医院领导才没将那个电话打出去，否则这娄子会捅得更大。
几天之后，王雨七被戴上了锃亮的手铐，从自己臆想的空间跌回到残酷的现实。不久，他以诈骗罪被判处两年徒刑，送到劳改农场服刑去了。
我认识的另一个“高干子弟”年纪不大，父母都是市里某剧团的演员。他从小继承了几分演技，别的不演，专门去外地演“高干子弟”。据说连骗了好几个县市，不仅骗财，还顺便骗色，和一个女孩有了孩子，也就是在这时露了馅。不过，最精彩的一幕也恰恰发生在这儿。到派出所后他镇定自若，满面沉痛地告诉所长，父亲是老革命，上海某个部门的部长，身体很不好，自己犯了错误，请他们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否则老革命一定会气病的。
望着他沉痛的脸色，所长一时十分感动，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当听说这位“高干子弟”没吃饭时，还有心巴结，主动给他煎了几个荷包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包蛋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就在荷包蛋香气弥漫全所的时候，核查的电话打过来了，原来此人所说全是假的。所长如梦初醒，忙跳过去要夺回那份珍贵的荷包蛋，却发现碗里面空空如也，只剩下一点点油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