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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点年纪的人肯定都还记得,上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期,中国社会最走红的人物是“高干子弟”。他们穿着父母留下的将校呢军服,蹬一双三接头的“55”式军官皮鞋,骑一辆进口的英国自行车,趾高气扬。那模样,相当于今天的富二代一身名牌,开着法拉利或保时捷跑车招摇过市。
什么东西吃香,就免不了有人要以假乱真,所以当时假冒“高干子弟”的事层出不穷。不说别人,我就遇上过两位。
“高干子弟”的底细
王雨七是我当兵时所在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兵,到连队后好几年不见长进,连个芝麻绿豆的班级干部也没混上。此人从大城市参军入伍,总爱夸夸其谈,受不了严格的军纪约束,爱偷个懒、耍个滑。虽然也迫切要求进步,不过追求的方式却标新立异,老炫耀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世。他曾对个别连队干部透露,说自己是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父亲是某大城市高官,母亲在一所大学任教授。他还将一个遮住一半的信封放在自己床头,那黄色牛皮纸的信封很大,上面有意无意地露出三个红字———国务院,把连里的领导们一时吓得不轻。
后来找跟他一起入伍的老乡一打听,王雨七的父亲倒也确实是个干部,只不过级别太小,只是一个街道工厂的班组长。那信封后来也被人翻了出来,是公开营业的什么“国务院××招待所”,只要去北京花钱住一宿,都能得到赠送的。
底细被揭穿后,王雨七就彻底臭了,连里从上到下没人再相信他。更有些落井下石的老乡揭发,说他从当知青时就是这副模样,别人下地劳动,破衣烂衫,光着脚丫,他却服饰整齐,套着鞋袜,上衣兜里还要别上两支钢笔,手里再拎一个插着报纸杂志的手提包,比前来视察的公社干部派头还大。
不久,王雨七生病独自住进了当地一所海军医院。住在几个人一间的士兵大病房,吃着那些好像也不怎么样的病号伙食,再看看旁边那些条件明显要好得多的干部病房,王雨七心里便有股压抑不住的冲动。
于是,一次医生查房时,王雨七便煞有介事地告诉他,自己是个高干子弟,父亲让自己从北京到这儿来锻炼一下,最近可能就要调动回京。值班医生不敢怠慢,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院领导。院领导忽然发现自己犯了极大的官僚主义错误,就在眼皮底下,竟把一个从北京下来镀金的“高干子弟”遗弃在条件不太好的士兵大病房。就这样,王雨七如愿以偿住进了干部病房。
越吹越有人相信
不过,医院当时最关心的不是王雨七病情如何,而是这位“高干子弟”究竟有多“高”。院领导向王雨七打听,他表现得得体又谦虚,说自己父亲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人民勤务员,“普通一兵”。这神秘的回答让院领导更加坚信不疑,觉得他们面对的肯定是某位大首长的嫡亲后裔。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是国庆节,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的招待会,一位院领导想了个高招,拿来一份刊载着招待会消息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一长串大领导名字,专拣那些姓王的一个个问王雨七:“这是你爸爸吗?”“这是你爸爸吗?”问了好几个,王雨七都摇头否认。直到点到总参当时姓王的一个大将副总长时,王雨七才既不摇头也不说话,微微一笑算是默认了。
“王副总长的儿子在我们这儿住院!”这惊人的消息刹那间传遍了全院。正当院领导想抓住机会将功赎罪,好好伺候一下王雨七时,他却闪电般突然转院了。原来当地军分区一位领导不知出于什么想法,让王雨七转院到另一家陆军医院去继续治疗了。
从海军医院跳到陆军医院,换了个陌生的环境,王雨七故伎重演,上天入地吹得更加邪乎起来。他告诉院领导,别看他现在只穿着士兵的服装,其实是父亲特地让他下来锻炼一番,体会一下真正士兵的疾苦,不久他就要回京城,在总参重要部门工作,职务直接提到副团级。
王雨七口才很好,模样却又黑又胖,属于很不招女性待见的那种男人。可那一阵却有好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军医、女护士同时看上了他。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们不嫌弃王雨七长相,或写情书,或甜言蜜语,或撒娇弄痴,想尽法儿向王雨七展开如火如荼的爱情攻势。王雨七一副遇宠不惊的大丈夫情怀,对这几个痴情女孩来者不拒。
有土壤就会有骗局
精彩的一幕发生在某个冬夜,王雨七不知在哪儿喝醉了酒,吐得满身满床。这不是件大事,可医院却心急火燎地组织抢救,又是输液又是洗胃,忙得不可开交。昏沉沉的王雨七,直到这时仍没有忘记军国大事,他断断续续地嘱咐抢救他的人,如果他凌晨3点还没醒的话,请务必打电话通知他父亲,让他立刻派直升飞机接他回去。还有,千万别忘了通知他二姨,接着他一字一顿,艰难地说出了二姨的名字———江青。
正忙于抢救的人们不由得心头一震,原本已经沉甸甸的责任感刹那间又加重了好几倍。幸好凌晨3点来临的时候,王雨七已经沉入了甜蜜梦乡,医院领导才没将那个电话打出去,否则这娄子会捅得更大。
几天之后,王雨七被戴上了锃亮的手铐,从自己臆想的空间跌回到残酷的现实。不久,他以诈骗罪被判处两年徒刑,送到劳改农场服刑去了。
我认识的另一个“高干子弟”年纪不大,父母都是市里某剧团的演员。他从小继承了几分演技,别的不演,专门去外地演“高干子弟”。据说连骗了好几个县市,不仅骗财,还顺便骗色,和一个女孩有了孩子,也就是在这时露了馅。不过,最精彩的一幕也恰恰发生在这儿。到派出所后他镇定自若,满面沉痛地告诉所长,父亲是老革命,上海某个部门的部长,身体很不好,自己犯了错误,请他们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否则老革命一定会气病的。
望着他沉痛的脸色,所长一时十分感动,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当听说这位“高干子弟”没吃饭时,还有心巴结,主动给他煎了几个荷包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包蛋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就在荷包蛋香气弥漫全所的时候,核查的电话打过来了,原来此人所说全是假的。所长如梦初醒,忙跳过去要夺回那份珍贵的荷包蛋,却发现碗里面空空如也,只剩下一点点油渍了……
什么东西吃香,就免不了有人要以假乱真,所以当时假冒“高干子弟”的事层出不穷。不说别人,我就遇上过两位。
“高干子弟”的底细
王雨七是我当兵时所在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兵,到连队后好几年不见长进,连个芝麻绿豆的班级干部也没混上。此人从大城市参军入伍,总爱夸夸其谈,受不了严格的军纪约束,爱偷个懒、耍个滑。虽然也迫切要求进步,不过追求的方式却标新立异,老炫耀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世。他曾对个别连队干部透露,说自己是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父亲是某大城市高官,母亲在一所大学任教授。他还将一个遮住一半的信封放在自己床头,那黄色牛皮纸的信封很大,上面有意无意地露出三个红字———国务院,把连里的领导们一时吓得不轻。
后来找跟他一起入伍的老乡一打听,王雨七的父亲倒也确实是个干部,只不过级别太小,只是一个街道工厂的班组长。那信封后来也被人翻了出来,是公开营业的什么“国务院××招待所”,只要去北京花钱住一宿,都能得到赠送的。
底细被揭穿后,王雨七就彻底臭了,连里从上到下没人再相信他。更有些落井下石的老乡揭发,说他从当知青时就是这副模样,别人下地劳动,破衣烂衫,光着脚丫,他却服饰整齐,套着鞋袜,上衣兜里还要别上两支钢笔,手里再拎一个插着报纸杂志的手提包,比前来视察的公社干部派头还大。
不久,王雨七生病独自住进了当地一所海军医院。住在几个人一间的士兵大病房,吃着那些好像也不怎么样的病号伙食,再看看旁边那些条件明显要好得多的干部病房,王雨七心里便有股压抑不住的冲动。
于是,一次医生查房时,王雨七便煞有介事地告诉他,自己是个高干子弟,父亲让自己从北京到这儿来锻炼一下,最近可能就要调动回京。值班医生不敢怠慢,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院领导。院领导忽然发现自己犯了极大的官僚主义错误,就在眼皮底下,竟把一个从北京下来镀金的“高干子弟”遗弃在条件不太好的士兵大病房。就这样,王雨七如愿以偿住进了干部病房。
越吹越有人相信
不过,医院当时最关心的不是王雨七病情如何,而是这位“高干子弟”究竟有多“高”。院领导向王雨七打听,他表现得得体又谦虚,说自己父亲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人民勤务员,“普通一兵”。这神秘的回答让院领导更加坚信不疑,觉得他们面对的肯定是某位大首长的嫡亲后裔。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是国庆节,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的招待会,一位院领导想了个高招,拿来一份刊载着招待会消息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一长串大领导名字,专拣那些姓王的一个个问王雨七:“这是你爸爸吗?”“这是你爸爸吗?”问了好几个,王雨七都摇头否认。直到点到总参当时姓王的一个大将副总长时,王雨七才既不摇头也不说话,微微一笑算是默认了。
“王副总长的儿子在我们这儿住院!”这惊人的消息刹那间传遍了全院。正当院领导想抓住机会将功赎罪,好好伺候一下王雨七时,他却闪电般突然转院了。原来当地军分区一位领导不知出于什么想法,让王雨七转院到另一家陆军医院去继续治疗了。
从海军医院跳到陆军医院,换了个陌生的环境,王雨七故伎重演,上天入地吹得更加邪乎起来。他告诉院领导,别看他现在只穿着士兵的服装,其实是父亲特地让他下来锻炼一番,体会一下真正士兵的疾苦,不久他就要回京城,在总参重要部门工作,职务直接提到副团级。
王雨七口才很好,模样却又黑又胖,属于很不招女性待见的那种男人。可那一阵却有好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军医、女护士同时看上了他。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们不嫌弃王雨七长相,或写情书,或甜言蜜语,或撒娇弄痴,想尽法儿向王雨七展开如火如荼的爱情攻势。王雨七一副遇宠不惊的大丈夫情怀,对这几个痴情女孩来者不拒。
有土壤就会有骗局
精彩的一幕发生在某个冬夜,王雨七不知在哪儿喝醉了酒,吐得满身满床。这不是件大事,可医院却心急火燎地组织抢救,又是输液又是洗胃,忙得不可开交。昏沉沉的王雨七,直到这时仍没有忘记军国大事,他断断续续地嘱咐抢救他的人,如果他凌晨3点还没醒的话,请务必打电话通知他父亲,让他立刻派直升飞机接他回去。还有,千万别忘了通知他二姨,接着他一字一顿,艰难地说出了二姨的名字———江青。
正忙于抢救的人们不由得心头一震,原本已经沉甸甸的责任感刹那间又加重了好几倍。幸好凌晨3点来临的时候,王雨七已经沉入了甜蜜梦乡,医院领导才没将那个电话打出去,否则这娄子会捅得更大。
几天之后,王雨七被戴上了锃亮的手铐,从自己臆想的空间跌回到残酷的现实。不久,他以诈骗罪被判处两年徒刑,送到劳改农场服刑去了。
我认识的另一个“高干子弟”年纪不大,父母都是市里某剧团的演员。他从小继承了几分演技,别的不演,专门去外地演“高干子弟”。据说连骗了好几个县市,不仅骗财,还顺便骗色,和一个女孩有了孩子,也就是在这时露了馅。不过,最精彩的一幕也恰恰发生在这儿。到派出所后他镇定自若,满面沉痛地告诉所长,父亲是老革命,上海某个部门的部长,身体很不好,自己犯了错误,请他们千万不要告诉父亲,否则老革命一定会气病的。
望着他沉痛的脸色,所长一时十分感动,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当听说这位“高干子弟”没吃饭时,还有心巴结,主动给他煎了几个荷包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包蛋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就在荷包蛋香气弥漫全所的时候,核查的电话打过来了,原来此人所说全是假的。所长如梦初醒,忙跳过去要夺回那份珍贵的荷包蛋,却发现碗里面空空如也,只剩下一点点油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