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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认识鲁迅先生是在绍兴的初级师范学堂。那一年是宣统三年,我十八岁,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上学。浙江光复以后,绍兴军政府发表师范学堂的堂长是原来绍兴府学堂学监周豫才(树人)先生,就是日后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学生相见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这陆军帽的来历,以后我一直也没有机会问鲁迅先生,现在推想起来,大概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罢。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个不大会和老师接近的人:一则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请教;二则我颇厌倦于家庭中的恭顺有礼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见师长。我和鲁迅先生的熟识却是因为职务,我那时正做看级长,常常得见学校的当局。记得一件奔走次数最多的事是学生轰走了英文教员,鲁迅先生的态度以为学生既要自己挑选教员,那么他便不再聘请了。我于是乎向校长和同学两方面奔走解释。那时鲁迅先生说:“我有一个兄弟,刚刚从立教大学毕业回来,本来也可以请他教的;但学生的态度如此,我也不愿意提这个话了。”这指的便是周启明先生。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要我努力请到这位校长的兄弟继任英文教员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辞始终没有打动校长的坚决,英文讲席到底虚悬,只是年考时居然喜出望外的来了周启明先生给我们出题并监试。
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什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的给你助力。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來。我个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质的鼓励,真是数也数不尽。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鲁迅先生总是鼓励着说:“如果不会创作,可以先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杂记之类。”许多人都是受到鲁迅先生这种鼓励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鲁迅先生这话鼓励过比我更年轻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鲁,也太不用功,所以变成了例外。
至于为人处世,他帮我的地方更多了。鲁迅先生因为太热烈,太真诚,一生碰过多少次壁。这种碰壁的经验,发而为文章,自然全在这许多作品里;发而为口头的议论,则我自觉非常幸运,听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经籍给我的还多。我是一个什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保卫锻炼的方法。现在想起来真是罪无可逭:我们一同旅行时,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
在陕西讲学,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我们有三个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还有一位先生对于艺术没有多少兴趣,那自然听便。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还有一位先生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先生当时堵着嘴不说话,后来和我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做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如赌博,如旧戏,如妓院,他从未沾染丝毫。教育部的同仁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裤,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摘自《鲁迅先生二三事》)
我是一个不大会和老师接近的人:一则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请教;二则我颇厌倦于家庭中的恭顺有礼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见师长。我和鲁迅先生的熟识却是因为职务,我那时正做看级长,常常得见学校的当局。记得一件奔走次数最多的事是学生轰走了英文教员,鲁迅先生的态度以为学生既要自己挑选教员,那么他便不再聘请了。我于是乎向校长和同学两方面奔走解释。那时鲁迅先生说:“我有一个兄弟,刚刚从立教大学毕业回来,本来也可以请他教的;但学生的态度如此,我也不愿意提这个话了。”这指的便是周启明先生。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要我努力请到这位校长的兄弟继任英文教员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辞始终没有打动校长的坚决,英文讲席到底虚悬,只是年考时居然喜出望外的来了周启明先生给我们出题并监试。
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什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的给你助力。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來。我个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质的鼓励,真是数也数不尽。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鲁迅先生总是鼓励着说:“如果不会创作,可以先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杂记之类。”许多人都是受到鲁迅先生这种鼓励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鲁迅先生这话鼓励过比我更年轻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鲁,也太不用功,所以变成了例外。
至于为人处世,他帮我的地方更多了。鲁迅先生因为太热烈,太真诚,一生碰过多少次壁。这种碰壁的经验,发而为文章,自然全在这许多作品里;发而为口头的议论,则我自觉非常幸运,听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经籍给我的还多。我是一个什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保卫锻炼的方法。现在想起来真是罪无可逭:我们一同旅行时,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
在陕西讲学,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我们有三个人不到一月便走了,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还有一位先生对于艺术没有多少兴趣,那自然听便。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还有一位先生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先生当时堵着嘴不说话,后来和我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做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如赌博,如旧戏,如妓院,他从未沾染丝毫。教育部的同仁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裤,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摘自《鲁迅先生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