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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新增社会融资规模超过6万亿元，但经济增长数据则低于市场预期。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最近指出，中国的实体经济和信贷数据之间，开始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一季度经济数据的表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但新增社会总量（社会融资规模）的规模高于去年同期大约60%。
改革所致
实体经济表现不振，从一些指标中早见端倪，比如说工业品出厂价格，其从去年年初开始，就一直在负数区域徘徊。同时，企业库存也一直处于高位。这些都说明终端需求仍然较为萎靡。
美国经济学家克雷格·斯蒂芬（Craig Stephen）指出，这可能是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放缓，值得鼓励。
汇丰分析指出，在出口增速放缓之后，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投资接过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同时经济增速却在放缓。2012年中国出口总量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接近40%下滑至25%。这种转变提高了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资本密集程度，意味着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
除基础设施外，投资资金可能也在涌入房地产开发领域，房价却有再次抬头之势。穆迪信息咨询公司研究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放缓速度比预期的要快，这促使新一届政府朝着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将被推上一条新的道路，而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改革。
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观点和声音正在各大媒体上发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界开始达成共识。作为世界最大的金融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的美林证券则预计，一项重要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是通过降低严格许可证制度控制下的行业门槛，进而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难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博士在一篇公开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指出，时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三难，而经济改革则需要解决以下三难困境。
在他看来，经济减速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源基本得到了合理运用，因为发展阶段的原因，经济自发地减速。另一种是资源利用效率下降，更多的资源被闲置，经济增长落入陷阱。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二者兼有，后者为主，此一难。
政府采取刺激政策调动闲置资源，提高经济增速，短期内一难得以缓解。但是政府之手的效率在下降，且势必提高金融杠杆率，引发未来金融市场动荡。此二难。
要想突破以上两难困境，只能靠依靠政府改革，让市场的力量调动闲置资源。政府改革，少了无济于事，多了可能带来短期内政治和经济秩序紊乱。此三难。推进关键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需要能够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
张斌认为，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减速的问题，有几个关键的现象：一、从支出方看，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净出口下降是从需求方拉动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二、从生产方看，中国的经济活动金融危机前向工业部门集中，在此之后的多年时间向服务业和建筑业转移；三、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增速的分水岭，危机前五年是两位数时代，危机后趋势性下降，现在到了七上八下时代。
多数情况下，政府会采取刺激政策，扩大需求，调动更多的资源参与经济活动，降低福利损失。刺激政策能在短期内减少就业和产出损失，代价是必须依赖更大程度的债务扩张。可以用反证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能够依托比市场机制更低的债务扩张带动收入增长，市场机制本身就会发现并做到，无需政府出面。
换个角度看，在一个市场化程度更低的环境下实现资源的充分使用，必要条件是相对于较高市场化程度环境下更高的需求水平。更大的债务扩张才能带来更高的需求水平，但是在垄断的市场环境下，需求扩张带来的收入增长有限，债务/收入比提高在所难免。
刺激政策工具的选择影响着债务/收入比上升的幅度。如果刺激政策有较大的正面溢出效应，刺激政策虽然提高了公共部门的债务/收入比，但是会降低其他部门的债务/收入比，全社会的债务/收入比上升有限。如果刺激政策不具备较大的正面溢出效应，甚至还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刺激政策措施主要不仅带来局部的债务/收入比显著上升，也会带来全社会的债务/收入比显著上升。 但在缺乏市场环境实质性改善的前提下，只要政府不愿意闲置资源，刺激政策和债务扩张就难以避免。
三难选择只是短期利益的权衡，长期来看，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从需求到供给
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从供给面去管理中国经济，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在总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不在需求，而在供给。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都存在各种“供给抑制”。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滕泰表示，从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看，经济总需求管理的总体效果不甚理想，所谓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基本上都看不到希望。长期看，总需求管理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无效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放弃总需求管理，尽快转向供给管理，用“新供给主义经济政策”启动改革。
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整个经济的潜在生产率才能够得以不断提升，并达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状态。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最近指出，中国的实体经济和信贷数据之间，开始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一季度经济数据的表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但新增社会总量（社会融资规模）的规模高于去年同期大约60%。
改革所致
实体经济表现不振，从一些指标中早见端倪，比如说工业品出厂价格，其从去年年初开始，就一直在负数区域徘徊。同时，企业库存也一直处于高位。这些都说明终端需求仍然较为萎靡。
美国经济学家克雷格·斯蒂芬（Craig Stephen）指出，这可能是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放缓，值得鼓励。
汇丰分析指出，在出口增速放缓之后，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投资接过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同时经济增速却在放缓。2012年中国出口总量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接近40%下滑至25%。这种转变提高了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资本密集程度，意味着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
除基础设施外，投资资金可能也在涌入房地产开发领域，房价却有再次抬头之势。穆迪信息咨询公司研究认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放缓速度比预期的要快，这促使新一届政府朝着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将被推上一条新的道路，而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可能具有破坏性的改革。
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观点和声音正在各大媒体上发出，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界开始达成共识。作为世界最大的金融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的美林证券则预计，一项重要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是通过降低严格许可证制度控制下的行业门槛，进而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难的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博士在一篇公开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指出，时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三难，而经济改革则需要解决以下三难困境。
在他看来，经济减速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源基本得到了合理运用，因为发展阶段的原因，经济自发地减速。另一种是资源利用效率下降，更多的资源被闲置，经济增长落入陷阱。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二者兼有，后者为主，此一难。
政府采取刺激政策调动闲置资源，提高经济增速，短期内一难得以缓解。但是政府之手的效率在下降，且势必提高金融杠杆率，引发未来金融市场动荡。此二难。
要想突破以上两难困境，只能靠依靠政府改革，让市场的力量调动闲置资源。政府改革，少了无济于事，多了可能带来短期内政治和经济秩序紊乱。此三难。推进关键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需要能够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
张斌认为，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减速的问题，有几个关键的现象：一、从支出方看，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净出口下降是从需求方拉动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二、从生产方看，中国的经济活动金融危机前向工业部门集中，在此之后的多年时间向服务业和建筑业转移；三、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增速的分水岭，危机前五年是两位数时代，危机后趋势性下降，现在到了七上八下时代。
多数情况下，政府会采取刺激政策，扩大需求，调动更多的资源参与经济活动，降低福利损失。刺激政策能在短期内减少就业和产出损失，代价是必须依赖更大程度的债务扩张。可以用反证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如果能够依托比市场机制更低的债务扩张带动收入增长，市场机制本身就会发现并做到，无需政府出面。
换个角度看，在一个市场化程度更低的环境下实现资源的充分使用，必要条件是相对于较高市场化程度环境下更高的需求水平。更大的债务扩张才能带来更高的需求水平，但是在垄断的市场环境下，需求扩张带来的收入增长有限，债务/收入比提高在所难免。
刺激政策工具的选择影响着债务/收入比上升的幅度。如果刺激政策有较大的正面溢出效应，刺激政策虽然提高了公共部门的债务/收入比，但是会降低其他部门的债务/收入比，全社会的债务/收入比上升有限。如果刺激政策不具备较大的正面溢出效应，甚至还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刺激政策措施主要不仅带来局部的债务/收入比显著上升，也会带来全社会的债务/收入比显著上升。 但在缺乏市场环境实质性改善的前提下，只要政府不愿意闲置资源，刺激政策和债务扩张就难以避免。
三难选择只是短期利益的权衡，长期来看，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从需求到供给
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从供给面去管理中国经济，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在总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不在需求，而在供给。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都存在各种“供给抑制”。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滕泰表示，从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看，经济总需求管理的总体效果不甚理想，所谓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基本上都看不到希望。长期看，总需求管理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无效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放弃总需求管理，尽快转向供给管理，用“新供给主义经济政策”启动改革。
只有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整个经济的潜在生产率才能够得以不断提升，并达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经济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