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有这样一位高级将领。他是外国军队情报机关重点研究对象。2005年，中央军委一位首长对他讲“你参加过中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执行过拉萨戒严任务，曾担任过我军新组建重点部队的军事主官；又在集团军任过军长。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有你这样经历的人是不多的…… ”
那么这位高级将领是谁呢？2012年初的一天，记者在成都军区大院拜访了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桂全智中将。
首长面容白皙、举止文雅，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客厅布置得典雅清幽，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如果单从这表面现象上判断，丝毫看不出颇有儒雅之风的桂将军曾是一位统率过千军万马的共和国高级将领。桂副司令对记者的采访表示了真诚的欢迎，然后话锋一转谦虚地说：“我从军几十年，没有显赫战功，也没有豪言壮语。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那是共和国军人的神圣职责所在，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讲的。但你从北京来了，那我就把我的从军经历和你摆会儿‘龙门阵’吧。”
大致讲起来，我的历史可以分為四个阶段。第一参军八藏进行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我是重庆人，17岁参军。当时参军有两方面考虑。一来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工厂都停工，学校也不招生了。二来也是主要的方面，就是对军人和英雄的崇拜。你是知道的，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聂荣臻、陈毅、刘伯承是四川人：黄继光、邱少云、丁佑君等著名英雄也是我们四川人。那是一个英雄崇拜的年代，受他们的影响，我毅然投笔从戎。
那时来接兵的部队同志对我们这些新兵绝对是守口如瓶，偶尔哪位新兵忍不住了问一句我们要开到何处去？“军事秘密”四个字就给你打发了。所以我们乘火车、坐汽车一路风尘仆仆，不知不觉从“天府之国”来到了藏北无人区——那曲。我是1961年当的兵，部队是当年张国华将军所率领的二野18军的老班底，组建于豫皖苏，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1950年党中央命令二野进军西藏，正是这支部队打的前锋，发动昌都战役，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1959年3月，达赖集团发动了西藏叛乱，这支部队也是平叛的主力部队。我们到达时，西藏平叛还未彻底结束，少数窜逃到边远藏区的农奴主还不时闹事，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扫荡残匪，巩固平叛成果。
那曲这个地方的艰苦生活是我终生难忘的。1961年的冬天那里的温度低到零下49度，大雪没膝，高原缺氧。而我们部队到达时，根本就没有营房，只能用每人发的一块油布拼起来搭个帐篷。睡觉时我们都是打通铺（两人一个被窝一头一个人）这样可以盖两床被子，再加上棉大衣，可那也冻得不行。呼出的热气在眉毛、帐篷上都结了冰。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诗句中有“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过那时我们的口粮还是足够的，每月45市斤，副食主要吃罐头，新鲜蔬菜根本没有。面对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生存都是大问题，不少同来的战友思想准备不足，通过各种办法调回四川，但我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转过年来，中印边境形势愈加紧张，印度当局视我国忍让為软弱，不断北侵，我们部队也在加强战前训练。1962年9月27日，我们部队全副武装登上西藏军区派来接我们的汽车，向中印边境进发。我们部队成為最先到达边防最后撤出的一支部队。
我们在克节朗、妈妈沟、拉则拉山口一线与印军对峙。我亲眼看到了印军蚕食我国领土的罪恶行径，心中憋足了一股劲，非得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不行！
1962年10月20日，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在克节朗方向，我们部队在山南军分区部队及炮兵、工兵各一部配合下负责全歼印军第七旅。该旅是印度陆军的王牌部队，成立于1884年，参加过一、二次世界大战。该旅还是印军的对外展示部队，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总理访印时还检阅过这支部队。该部队原驻印国内纵深地带，尼赫鲁為“给中国军队来个下马威”特地将它调到边界地区。為了全歼这支印军王牌，我们采用正面进攻、侧翼迂回包围的战略。
我们作為迂回部队先于主攻部队24小时出发，21日到达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附近。道路非常难走，不仅崎岖不平，而且长满了浓密的杜鹃树丛。到当天11时左右，我们在离敌旅部只有几百米时，被敌发现，双方激烈交火。我所在的一连及二连是主要突击方向，我们边打边奋力前进。印军第七旅长达尔维准将见我方火力太猛，赶紧乘直升机逃跑（但他在22日上午还是被我军活捉，他哀叹：“你们在24小时之内歼灭一个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我们连还用步枪击落了一架直升机，战士们见用步枪打下了敌人的飞机，无不欢欣鼓舞。我们冲上一处高地往下看是敌人的一个空降场，白花花的一大片降落伞。这时只见一个人向一架直升机走去，连长命令开火，我们一阵集火射击把那个人打倒了，后来才知道是印军的直升机驾驶员。我们站在高处，突然发现山腰处的印军在不断往上扔手榴弹，我们想下到半山腰很困难，可这股敌人又很讨厌，怎么办呢？这时我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全班人的背包带解下绑上一束手榴弹，然后用一根细绳拴好手榴弹拉弦，几个战士站在崖边小心地将集束手榴弹向下送，一旁了望的战士发现集束手榴弹接近敌人藏身洞口时，一示意拉动细绳，一声巨响，再也没有手榴弹扔上来了。后来我们查明藏在半山腰山洞中的6个印军都被炸死了。在克节朗之战中，我们主攻部队的重火器，除了少数的122毫米榴弹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之外，主要就是使用了西藏军区参谋长王亢发明的“狼牙棒”。这种武器和当年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用的“炸药包抛射器”差不了多少，只是后头装了根定向稳定的木棒。一个炸药包几十千克TNT炸药，能打出近千米，百来个同时发射威力是很惊人的，后来发现好多躲在工事中的印军都是被震死的。
现在再说我们连。由于我们占领了敌人七旅旅部和后勤基地，所以缴获了很多印军的食品。印军吃的比我军好多了，我们围坐在一起大吃那些“洋食品”。下午4点，上级命令我们继续向前追歼残敌。克节朗之战是我军在高海拔地区进行的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我认為这次战役之所以打得出色，除了战略战术运用得当之外，参战部队是参加过1950年进藏，1959年平叛，长期在高原作战经验丰富的老部队。另外我军的制式化装备远优于印军的杂牌武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我们部队在达旺修整了半个月，以后从那里进行第二阶段作战。部队经过三天急行军，达到申噶宗按时投入战斗。这时我们接到了上级通报，要我们连追击可能逃往锡金方向的印度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我们班是尖刀班，走在最前面。一路上我们连着打了几个小遭遇仗，消灭了几十个印军，可是始终没有见到考尔的影子。一直到下午4点，突然接到上级回撤的命令。原来我们已经进入锡金境内40千米了，他们已经向我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听说周总理都发火了。不过后来锡金还是被印度非法吞并了，这是后话。 1962年那场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以我军完全的胜利实现了最高决策层的科学预见。几十年了，中印边界总的讲是很平静的，如果那次我们不打痛那些头脑发胀的政客和将军，你能预见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他们会搞出什么鬼名堂吗？那次战争也使我完成了从老百姓成為共和国军人的转变。
1962年底我被提升為班长，过了一年升為副排长。再过了一年我成為同期参军的战友们之中，第一个被晋升為少尉的人。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无论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还是“文革”期间，我凭着对党和军队的忠诚，扎扎实实埋头工作，完成了从初级指挥员到中级指挥员的过渡。
第二；1979年2月17日，我们149师奉命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24日我们师作為13军的预备队，在河口地区投入战斗。2月25日7时25分，我们师接到军的命令，担任穿插迂回。那时我是149师447团参谋长，给我们的任务是迂回并占领敌王牌316A师后退的必经之路黄连山垭口，堵住敌人配合正面主攻部队，歼灭越军这支所谓“王牌”部队。也巧了，1962年打印度的第7旅是王牌，这回对付的316A师还是王牌。
部队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赶到指定位置。路途非常难走，有河谷平地，也有3000多米高的山脉。温度也随地形变化，时而是0℃，时而又是零上30%的高温，部队体力消耗很大。到27日中午，我团先头部队与敌人接触，并遭敌人炮火袭击，部队调整部署投入反击，歼敌坝西洒独立营一部。要占领黄连山垭口必须首先拿下新寨垭口。此时，敌人已经发觉我军意图，逐次抵抗逐次撤退，撤到了新寨垭口主阵地，我军则步步紧逼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3月1日，我团二营為主攻进入垭口，但由于山口两侧地势险要，敌人有两个营在远程火炮的支援下凭险据守。而我军受地形限制，兵力无法展开，不能形成对敌数量优势，所以激战一天未果，二营撤出战斗。
3月2号，我团休息一天。我带领三营长和团作战股长、参谋、侦察排长到现场再次观察地形。这个垭口有3千多米长，中间只有很窄的一条小路，正所谓两山夹一沟。敌人在两侧山上布置了各种轻重火力点，居高临下射击我军。而且到此地再想迂回绕过垭口根本也不行。回到团部我向前来坐镇的王副师长和团长、政委等领导提出：偷袭加强攻，挑选我们团最强的连队一营红军二连，担任这次任务，由三营配合，二营作為预备队。
红二连是当年红四方面军黄麻起义部队的老班底，郑家才连长是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军事干部。对于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有清醒的认识：偷袭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一旦被敌发现，部队就在师属火炮的掩护下立即转入强攻。总之，“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拿下垭口。那天雨下得很大，临时搭起的团指挥所里也有半米深的水。面对即将来临的恶战，我们几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不知是谁提议，还有酒没有。管理股长趟着没膝的雨水拿来了一瓶酒，我们每个人嘴对嘴一人一口地喝着，大家都在心里默念着一句话只要有我一人在，也要把仗打下去，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散会了，我们几个人庄重道别回到各自的指挥位置。那种壮士断腕的悲壮场景令我终生难忘，军人报效国家誓死如归。
3月2日凌晨12点30分，红二连开始行动，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一个跟一人在亚热带丛林中艰难前进。由于敌人遭我连日痛击，也是惊弓之鸟，所以警惕性很高。红二连刚前进了三百多米，敌人就发现了，轻重火器～齐向我军袭来，担任掩护的三营出现较大伤亡。我决定三营就地掩护，阻击向红二连包围过来的越军。红二连在郑连长的指挥下，边打边冲，越军顽强抵抗，我军伤亡加大。望着不断抬下的伤员和烈士遗体，我的心像刀剜一样难受，但是“慈不掌兵”，战斗必须进行！我一方面协调师属火炮支援进攻部队；一面用步话机与郑连长保持联系，但通话效果不太理想，时断时续。经过了激战，红二连于3日下午5点40分插到公路。在作战中红二连打退敌人的7次进攻，歼敌150多人。但该连也付出重大伤亡，全连伤亡102人，连长郑家才全身负伤三十多处。他住院时，我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老首长，我就想吃罐头！”我说·“那好办，让后勤给你送两箱罐头！”后来，郑家才到眉山军分区任司令员，现也退休了，我们是好朋友，他也常来看我。红二连的指导员和多名干部也壮烈牺牲或负伤。一名藏族战士双腿被炸断，还勇敢代替班长指挥作战，直到最后光荣牺牲。到了3月3日下午，我团一营完全攻占了新寨垭口和黄连山垭口，彻底截断了316A师的退路。这次沙巴之战，我师的3个团经7天激战，重创316A师之一部及其它部队，共歼敌2338人，缴获了大批军火及后勤物资。
对我自己来讲，如果说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使我闻到了真正的“火药味”，成為了合格的共和国军人。那这次惨烈的黄连山垭口之战，则使我在特定的条件下，合格履行了团参谋长的职责。通过血与火的洗礼，使我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的升华，悟到了一个指挥员在战争中应该想什么、做什么、坚持什么、舍弃什么！
第三；1989年3月初，我作為149师师长，正在第13集团军军部开会。3月8日下午，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万海峰上将召见了我。我如约来到万政委的办公室，老将军没有一句客套话，劈头就问“桂师长，看新闻听广播了吗，你对拉萨所发生的事件怎么看？”我回答“看了，拉萨情况很严重，看来部队要干预一下了！”
“对！你们师马上进到拉萨执行戒严任务，集团军的预先号令随后发出。”
我从万政委那里出来后，立即给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杨副师长通了电话，告诉他先不要等我们回去了，要立即向各位在家的团领导打招呼，通报一下情况，做好准备。下午我代表师里在集团军会议上表了态，散会后我和曾通明政委立即乘汽车赶回部队，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所以路很不好走，到达师部已是凌晨。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级意图和师里的具体部署。根据上级指示，戒严部队务必要在3月10日的拉萨公开亮相，因為有确切情报，妄图分裂祖国的“藏独”分子要在3月10日策动更大的暴乱。会议决定由我带领前指，率大部队立即乘飞机飞往拉萨。重装备由政委曾通明、参谋长冯兰群率领从格尔木通过公路进藏。3月10日10时我飞抵拉萨贡嘎机场，随即乘直升机低空巡视了已处在暴乱中的拉萨城区。在直升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不明真相的僧俗群众在打砸抢和焚烧汽车、建筑。面对这一切，我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对即将到来的这场特殊的、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的戒严行动，我作為一线的最高指挥员，负有与在中印、中越自卫反击作战中迥然不同的重大使命我们戒严的行动要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昭示这样一条原则：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几百万藏族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任何人采用任何方式妄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企图都是绝不允许的，也是必定破产的！但是这次戒严行动又完全不同于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的那种敌我双方“泾渭分明兵戎相见”的形式，而是在上述原则下，在充分体现党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尊重西藏各族人民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的大前提下，对极少数煽动暴乱妄图分裂祖国的首恶分子严肃处理，而对广大僧俗群众及不明真相的人则要做到仁至义尽的特殊“军事”行动。是一次必须在宽严、文武方面掌握好尺度不允许出任何偏差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在直升机上那短短的几十分钟里，面对眼下如此严重的混乱局面，我既感到责任的重大，又感到无尚的光荣。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成都军区西藏军区的领导及所属部队地方政府广大藏区各族同胞大力配合，有全师指战员的努力，一定能完成这次任务。 根据上级指示，為了加快我部的进藏速度，空军及民航共出动37架各型客机及运输机（图—154、伊尔—18、运—8），分9个批次经过42小时，把我们师的先遣部队2025人及配属的必需装备和物资空运到拉萨，这在当时我军历史上是空前的。前指和大部队的到来，有力地震慑了一小撮“藏独”分子，制止了更大暴乱的发生。3月27日从格尔木经公路运输的部队也全部到达拉萨指定区域。
到达拉萨后，我先来到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军区。胡锦涛书记及西藏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当前的情况；我接受了他们的重要指示。耍取得戒严成功，没有西藏人民的真心理解和支持是不可能的。广大基层藏族同胞理解戒严之时，也就是戒严胜利之时。
西藏虽然解放几十年了，但宗教在从上至下的藏族人心目中仍有极重要的影响。而当时的拉萨动乱与寺庙中一些受“藏独”分子唆使蒙蔽的住持的煽动有很大关系。要取得戒严胜利，必须从这方面下手。抵达拉萨的第三天，我轻车筒从，来到某大寺院，对守门的小喇嘛讲要见他们的住持。那个小喇嘛进去后，不大工夫出来对我说：“住持不在寺里。”这分明是在撒谎，因為拉萨的大小寺庙早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严肃地告诉那个小喇嘛，回去告诉你们住持，不要心存幻想，今天不见到他，我是不会走的！不长时间，住持出来了，我对他讲“今天我带给你一样礼物！”边说边从公文包中拿出《戒严令》递给他，并且严正向他告知了我们的政策，指出了顽固坚持错误作法的后果。那个住持只好答应按照《戒严令》的要求去做，不再煽动暴乱。以后，我又成功地拜访了几座大寺庙的住持。取得了他们对戒严行动的理解与支持。
那些顽固坚持分裂祖国搞“藏独”的人当然不会甘心失败。為了震慑这部分人，在我们师的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到达拉萨以后，我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武装巡行。我乘坐在第一辆坦克上，坦克炮管摇起，车载14.5毫米高射机枪也挂上了弹链，坦克后面是装甲车、火炮、摩托化步兵。我们经过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等拉萨主要街道，大批各族群众立在街道两旁观看。我师的武装巡行，极大地震慑了“藏独”分子。
当时的戒严斗争是极其复杂的。477团107连指导员姚云华和战士王真涛在某路岗哨处发现了一辆大卡车，指导员示意停车检查，但车上的人不同意。指导员坚持检查，后来发现在车上的一具男尸下藏着一面“雪山狮子”旗（藏独旗）和几千张煽动“藏独”的反动传单，还有三个企图混进拉萨城的喇嘛。有一座喇嘛庙高达数十米的旗杆上被别有用心的人趁黑夜挂上了“雪山狮子旗”，而且还在旗杆上抹上酥油，非常滑，我们几次上人都无法取下。这时有一个身手敏捷的苗族新战士炊事员罗毅自告奋勇爬上竿顶，取下了那面旗。戒严期间，我们先后粉碎了二十多起有预谋的暴乱行為。在长达555天的戒严时间里，由于我师全体官兵模范执行上级的戒严命令和149师制定的关于《文明执勤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和规定，以端庄规范军容军姿充分展现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形象执勤上岗。在戒严期间我师没伤一人一车没打一弹，圆满完成了这次举世瞩目的戒严行动，全师荣立集体二等功。
戒严期间，上级党委和首长对我们师广大戒严官兵给予了极大关怀。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司令员称赞我师“确实是一支老部队，是一支好部队，平时过得硬，关键时候更过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拉萨他的住所里接见了我们师、团主要领导，他说“戒严搞得好！还為群众做了很多好事，群众反映良好，说老18军又回来了，我非常高兴”。
1990年4月，总参总政总后代表中央军委和全军官兵向戒严部队发来慰问信。6月，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司令员对我们讲“西藏自治区胡锦涛书记指示為你们149师报功……这是以往很少有的。”1990年7月23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拉萨检阅了我们师的445、446和447团三个受阅方队，并用宏亮的声音高呼“149师好！”使受阅我师官兵受到极大鼓舞。检阅结束后，江主席在休息室里对我和师政委陶昌廉和副师长陈宝林讲，“我刚才说149师好，你们部队就是好！确实好！”江主席当场為我们师题词“做民族团结典范，当祖国忠诚卫士”。江主席谦虚地说“我的字写得不好，这是我的心意”。江主席还兴致勃勃地指挥446团军乐队演奏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体受阅官兵齐声高唱，响彻在世界屋脊的上空。
第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但局部地区武装冲突及反恐斗争加剧。為维护国内稳定、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安全的迫切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在和平时期执行特殊任务的机动应急作战部队，我师被定為首批机动应急作战部队。戒严结束后，我师回撤归建，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作為师的军事主官，我又面临一次全新的考验，这既不同于自卫反击作战，也不同于拉萨戒严。因為整个师从作战理念战术技术训练、编制、装备到日常管理都要有全新的革命性的转变。而军委下达的验收时间又很短，其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全师上下齐心协力昼夜加班加点，逐项落实从理论到实施的每一条款。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组建一支现代化应急部队的全部任务，并顺利通过了军委及总部的严格验收，受到了上级首长的高度好评。
在应急部队工作一年以后，我又接任了第13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和成都军区参谋长、军区副司令员等重任，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都凭着对党、国家和军队的忠诚，努力干好每一项工作。
成都军区地处祖国大西南，所辖边境线长，民族众多，有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和重庆四个省区与一个直辖市，面积占全国领土面积的21%，战略位置极為重要。成都军区部队、武警、预备役在维护祖国大西南内外稳定方面负有重大使命。现在我虽然退居第二线，但仍时刻关注着国内外的军事动态，全力尽一个老兵的神圣职责。
桂全智中将退休之后，在继续关注军事的同时，业余时间移情于光与影的世界。他以睿智的目光，超人的思维，将各种奇花异卉摄入镜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被摄影界同行誉為“中国拍花第一人”。看！一朵兰花在桂司令的镜头里被幻化成了大唐天子牵世民宾服天下的骏马，一簇杜鹃成了轻歌曼舞的昭阳宫女……
武警某独立师原政委赵建元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致以深谢。
那么这位高级将领是谁呢？2012年初的一天，记者在成都军区大院拜访了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桂全智中将。
首长面容白皙、举止文雅，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客厅布置得典雅清幽，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如果单从这表面现象上判断，丝毫看不出颇有儒雅之风的桂将军曾是一位统率过千军万马的共和国高级将领。桂副司令对记者的采访表示了真诚的欢迎，然后话锋一转谦虚地说：“我从军几十年，没有显赫战功，也没有豪言壮语。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那是共和国军人的神圣职责所在，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讲的。但你从北京来了，那我就把我的从军经历和你摆会儿‘龙门阵’吧。”
大致讲起来，我的历史可以分為四个阶段。第一参军八藏进行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我是重庆人，17岁参军。当时参军有两方面考虑。一来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工厂都停工，学校也不招生了。二来也是主要的方面，就是对军人和英雄的崇拜。你是知道的，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聂荣臻、陈毅、刘伯承是四川人：黄继光、邱少云、丁佑君等著名英雄也是我们四川人。那是一个英雄崇拜的年代，受他们的影响，我毅然投笔从戎。
那时来接兵的部队同志对我们这些新兵绝对是守口如瓶，偶尔哪位新兵忍不住了问一句我们要开到何处去？“军事秘密”四个字就给你打发了。所以我们乘火车、坐汽车一路风尘仆仆，不知不觉从“天府之国”来到了藏北无人区——那曲。我是1961年当的兵，部队是当年张国华将军所率领的二野18军的老班底，组建于豫皖苏，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1950年党中央命令二野进军西藏，正是这支部队打的前锋，发动昌都战役，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1959年3月，达赖集团发动了西藏叛乱，这支部队也是平叛的主力部队。我们到达时，西藏平叛还未彻底结束，少数窜逃到边远藏区的农奴主还不时闹事，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扫荡残匪，巩固平叛成果。
那曲这个地方的艰苦生活是我终生难忘的。1961年的冬天那里的温度低到零下49度，大雪没膝，高原缺氧。而我们部队到达时，根本就没有营房，只能用每人发的一块油布拼起来搭个帐篷。睡觉时我们都是打通铺（两人一个被窝一头一个人）这样可以盖两床被子，再加上棉大衣，可那也冻得不行。呼出的热气在眉毛、帐篷上都结了冰。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诗句中有“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过那时我们的口粮还是足够的，每月45市斤，副食主要吃罐头，新鲜蔬菜根本没有。面对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生存都是大问题，不少同来的战友思想准备不足，通过各种办法调回四川，但我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转过年来，中印边境形势愈加紧张，印度当局视我国忍让為软弱，不断北侵，我们部队也在加强战前训练。1962年9月27日，我们部队全副武装登上西藏军区派来接我们的汽车，向中印边境进发。我们部队成為最先到达边防最后撤出的一支部队。
我们在克节朗、妈妈沟、拉则拉山口一线与印军对峙。我亲眼看到了印军蚕食我国领土的罪恶行径，心中憋足了一股劲，非得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不行！
1962年10月20日，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在克节朗方向，我们部队在山南军分区部队及炮兵、工兵各一部配合下负责全歼印军第七旅。该旅是印度陆军的王牌部队，成立于1884年，参加过一、二次世界大战。该旅还是印军的对外展示部队，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总理访印时还检阅过这支部队。该部队原驻印国内纵深地带，尼赫鲁為“给中国军队来个下马威”特地将它调到边界地区。為了全歼这支印军王牌，我们采用正面进攻、侧翼迂回包围的战略。
我们作為迂回部队先于主攻部队24小时出发，21日到达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附近。道路非常难走，不仅崎岖不平，而且长满了浓密的杜鹃树丛。到当天11时左右，我们在离敌旅部只有几百米时，被敌发现，双方激烈交火。我所在的一连及二连是主要突击方向，我们边打边奋力前进。印军第七旅长达尔维准将见我方火力太猛，赶紧乘直升机逃跑（但他在22日上午还是被我军活捉，他哀叹：“你们在24小时之内歼灭一个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我们连还用步枪击落了一架直升机，战士们见用步枪打下了敌人的飞机，无不欢欣鼓舞。我们冲上一处高地往下看是敌人的一个空降场，白花花的一大片降落伞。这时只见一个人向一架直升机走去，连长命令开火，我们一阵集火射击把那个人打倒了，后来才知道是印军的直升机驾驶员。我们站在高处，突然发现山腰处的印军在不断往上扔手榴弹，我们想下到半山腰很困难，可这股敌人又很讨厌，怎么办呢？这时我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全班人的背包带解下绑上一束手榴弹，然后用一根细绳拴好手榴弹拉弦，几个战士站在崖边小心地将集束手榴弹向下送，一旁了望的战士发现集束手榴弹接近敌人藏身洞口时，一示意拉动细绳，一声巨响，再也没有手榴弹扔上来了。后来我们查明藏在半山腰山洞中的6个印军都被炸死了。在克节朗之战中，我们主攻部队的重火器，除了少数的122毫米榴弹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之外，主要就是使用了西藏军区参谋长王亢发明的“狼牙棒”。这种武器和当年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用的“炸药包抛射器”差不了多少，只是后头装了根定向稳定的木棒。一个炸药包几十千克TNT炸药，能打出近千米，百来个同时发射威力是很惊人的，后来发现好多躲在工事中的印军都是被震死的。
现在再说我们连。由于我们占领了敌人七旅旅部和后勤基地，所以缴获了很多印军的食品。印军吃的比我军好多了，我们围坐在一起大吃那些“洋食品”。下午4点，上级命令我们继续向前追歼残敌。克节朗之战是我军在高海拔地区进行的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我认為这次战役之所以打得出色，除了战略战术运用得当之外，参战部队是参加过1950年进藏，1959年平叛，长期在高原作战经验丰富的老部队。另外我军的制式化装备远优于印军的杂牌武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我们部队在达旺修整了半个月，以后从那里进行第二阶段作战。部队经过三天急行军，达到申噶宗按时投入战斗。这时我们接到了上级通报，要我们连追击可能逃往锡金方向的印度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我们班是尖刀班，走在最前面。一路上我们连着打了几个小遭遇仗，消灭了几十个印军，可是始终没有见到考尔的影子。一直到下午4点，突然接到上级回撤的命令。原来我们已经进入锡金境内40千米了，他们已经向我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听说周总理都发火了。不过后来锡金还是被印度非法吞并了，这是后话。 1962年那场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以我军完全的胜利实现了最高决策层的科学预见。几十年了，中印边界总的讲是很平静的，如果那次我们不打痛那些头脑发胀的政客和将军，你能预见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他们会搞出什么鬼名堂吗？那次战争也使我完成了从老百姓成為共和国军人的转变。
1962年底我被提升為班长，过了一年升為副排长。再过了一年我成為同期参军的战友们之中，第一个被晋升為少尉的人。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无论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还是“文革”期间，我凭着对党和军队的忠诚，扎扎实实埋头工作，完成了从初级指挥员到中级指挥员的过渡。
第二；1979年2月17日，我们149师奉命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24日我们师作為13军的预备队，在河口地区投入战斗。2月25日7时25分，我们师接到军的命令，担任穿插迂回。那时我是149师447团参谋长，给我们的任务是迂回并占领敌王牌316A师后退的必经之路黄连山垭口，堵住敌人配合正面主攻部队，歼灭越军这支所谓“王牌”部队。也巧了，1962年打印度的第7旅是王牌，这回对付的316A师还是王牌。
部队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赶到指定位置。路途非常难走，有河谷平地，也有3000多米高的山脉。温度也随地形变化，时而是0℃，时而又是零上30%的高温，部队体力消耗很大。到27日中午，我团先头部队与敌人接触，并遭敌人炮火袭击，部队调整部署投入反击，歼敌坝西洒独立营一部。要占领黄连山垭口必须首先拿下新寨垭口。此时，敌人已经发觉我军意图，逐次抵抗逐次撤退，撤到了新寨垭口主阵地，我军则步步紧逼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3月1日，我团二营為主攻进入垭口，但由于山口两侧地势险要，敌人有两个营在远程火炮的支援下凭险据守。而我军受地形限制，兵力无法展开，不能形成对敌数量优势，所以激战一天未果，二营撤出战斗。
3月2号，我团休息一天。我带领三营长和团作战股长、参谋、侦察排长到现场再次观察地形。这个垭口有3千多米长，中间只有很窄的一条小路，正所谓两山夹一沟。敌人在两侧山上布置了各种轻重火力点，居高临下射击我军。而且到此地再想迂回绕过垭口根本也不行。回到团部我向前来坐镇的王副师长和团长、政委等领导提出：偷袭加强攻，挑选我们团最强的连队一营红军二连，担任这次任务，由三营配合，二营作為预备队。
红二连是当年红四方面军黄麻起义部队的老班底，郑家才连长是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军事干部。对于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有清醒的认识：偷袭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一旦被敌发现，部队就在师属火炮的掩护下立即转入强攻。总之，“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拿下垭口。那天雨下得很大，临时搭起的团指挥所里也有半米深的水。面对即将来临的恶战，我们几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不知是谁提议，还有酒没有。管理股长趟着没膝的雨水拿来了一瓶酒，我们每个人嘴对嘴一人一口地喝着，大家都在心里默念着一句话只要有我一人在，也要把仗打下去，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散会了，我们几个人庄重道别回到各自的指挥位置。那种壮士断腕的悲壮场景令我终生难忘，军人报效国家誓死如归。
3月2日凌晨12点30分，红二连开始行动，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一个跟一人在亚热带丛林中艰难前进。由于敌人遭我连日痛击，也是惊弓之鸟，所以警惕性很高。红二连刚前进了三百多米，敌人就发现了，轻重火器～齐向我军袭来，担任掩护的三营出现较大伤亡。我决定三营就地掩护，阻击向红二连包围过来的越军。红二连在郑连长的指挥下，边打边冲，越军顽强抵抗，我军伤亡加大。望着不断抬下的伤员和烈士遗体，我的心像刀剜一样难受，但是“慈不掌兵”，战斗必须进行！我一方面协调师属火炮支援进攻部队；一面用步话机与郑连长保持联系，但通话效果不太理想，时断时续。经过了激战，红二连于3日下午5点40分插到公路。在作战中红二连打退敌人的7次进攻，歼敌150多人。但该连也付出重大伤亡，全连伤亡102人，连长郑家才全身负伤三十多处。他住院时，我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老首长，我就想吃罐头！”我说·“那好办，让后勤给你送两箱罐头！”后来，郑家才到眉山军分区任司令员，现也退休了，我们是好朋友，他也常来看我。红二连的指导员和多名干部也壮烈牺牲或负伤。一名藏族战士双腿被炸断，还勇敢代替班长指挥作战，直到最后光荣牺牲。到了3月3日下午，我团一营完全攻占了新寨垭口和黄连山垭口，彻底截断了316A师的退路。这次沙巴之战，我师的3个团经7天激战，重创316A师之一部及其它部队，共歼敌2338人，缴获了大批军火及后勤物资。
对我自己来讲，如果说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使我闻到了真正的“火药味”，成為了合格的共和国军人。那这次惨烈的黄连山垭口之战，则使我在特定的条件下，合格履行了团参谋长的职责。通过血与火的洗礼，使我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的升华，悟到了一个指挥员在战争中应该想什么、做什么、坚持什么、舍弃什么！
第三；1989年3月初，我作為149师师长，正在第13集团军军部开会。3月8日下午，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万海峰上将召见了我。我如约来到万政委的办公室，老将军没有一句客套话，劈头就问“桂师长，看新闻听广播了吗，你对拉萨所发生的事件怎么看？”我回答“看了，拉萨情况很严重，看来部队要干预一下了！”
“对！你们师马上进到拉萨执行戒严任务，集团军的预先号令随后发出。”
我从万政委那里出来后，立即给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杨副师长通了电话，告诉他先不要等我们回去了，要立即向各位在家的团领导打招呼，通报一下情况，做好准备。下午我代表师里在集团军会议上表了态，散会后我和曾通明政委立即乘汽车赶回部队，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所以路很不好走，到达师部已是凌晨。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级意图和师里的具体部署。根据上级指示，戒严部队务必要在3月10日的拉萨公开亮相，因為有确切情报，妄图分裂祖国的“藏独”分子要在3月10日策动更大的暴乱。会议决定由我带领前指，率大部队立即乘飞机飞往拉萨。重装备由政委曾通明、参谋长冯兰群率领从格尔木通过公路进藏。3月10日10时我飞抵拉萨贡嘎机场，随即乘直升机低空巡视了已处在暴乱中的拉萨城区。在直升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不明真相的僧俗群众在打砸抢和焚烧汽车、建筑。面对这一切，我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对即将到来的这场特殊的、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的戒严行动，我作為一线的最高指挥员，负有与在中印、中越自卫反击作战中迥然不同的重大使命我们戒严的行动要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昭示这样一条原则：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几百万藏族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任何人采用任何方式妄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企图都是绝不允许的，也是必定破产的！但是这次戒严行动又完全不同于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的那种敌我双方“泾渭分明兵戎相见”的形式，而是在上述原则下，在充分体现党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尊重西藏各族人民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的大前提下，对极少数煽动暴乱妄图分裂祖国的首恶分子严肃处理，而对广大僧俗群众及不明真相的人则要做到仁至义尽的特殊“军事”行动。是一次必须在宽严、文武方面掌握好尺度不允许出任何偏差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在直升机上那短短的几十分钟里，面对眼下如此严重的混乱局面，我既感到责任的重大，又感到无尚的光荣。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成都军区西藏军区的领导及所属部队地方政府广大藏区各族同胞大力配合，有全师指战员的努力，一定能完成这次任务。 根据上级指示，為了加快我部的进藏速度，空军及民航共出动37架各型客机及运输机（图—154、伊尔—18、运—8），分9个批次经过42小时，把我们师的先遣部队2025人及配属的必需装备和物资空运到拉萨，这在当时我军历史上是空前的。前指和大部队的到来，有力地震慑了一小撮“藏独”分子，制止了更大暴乱的发生。3月27日从格尔木经公路运输的部队也全部到达拉萨指定区域。
到达拉萨后，我先来到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军区。胡锦涛书记及西藏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当前的情况；我接受了他们的重要指示。耍取得戒严成功，没有西藏人民的真心理解和支持是不可能的。广大基层藏族同胞理解戒严之时，也就是戒严胜利之时。
西藏虽然解放几十年了，但宗教在从上至下的藏族人心目中仍有极重要的影响。而当时的拉萨动乱与寺庙中一些受“藏独”分子唆使蒙蔽的住持的煽动有很大关系。要取得戒严胜利，必须从这方面下手。抵达拉萨的第三天，我轻车筒从，来到某大寺院，对守门的小喇嘛讲要见他们的住持。那个小喇嘛进去后，不大工夫出来对我说：“住持不在寺里。”这分明是在撒谎，因為拉萨的大小寺庙早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严肃地告诉那个小喇嘛，回去告诉你们住持，不要心存幻想，今天不见到他，我是不会走的！不长时间，住持出来了，我对他讲“今天我带给你一样礼物！”边说边从公文包中拿出《戒严令》递给他，并且严正向他告知了我们的政策，指出了顽固坚持错误作法的后果。那个住持只好答应按照《戒严令》的要求去做，不再煽动暴乱。以后，我又成功地拜访了几座大寺庙的住持。取得了他们对戒严行动的理解与支持。
那些顽固坚持分裂祖国搞“藏独”的人当然不会甘心失败。為了震慑这部分人，在我们师的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到达拉萨以后，我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武装巡行。我乘坐在第一辆坦克上，坦克炮管摇起，车载14.5毫米高射机枪也挂上了弹链，坦克后面是装甲车、火炮、摩托化步兵。我们经过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等拉萨主要街道，大批各族群众立在街道两旁观看。我师的武装巡行，极大地震慑了“藏独”分子。
当时的戒严斗争是极其复杂的。477团107连指导员姚云华和战士王真涛在某路岗哨处发现了一辆大卡车，指导员示意停车检查，但车上的人不同意。指导员坚持检查，后来发现在车上的一具男尸下藏着一面“雪山狮子”旗（藏独旗）和几千张煽动“藏独”的反动传单，还有三个企图混进拉萨城的喇嘛。有一座喇嘛庙高达数十米的旗杆上被别有用心的人趁黑夜挂上了“雪山狮子旗”，而且还在旗杆上抹上酥油，非常滑，我们几次上人都无法取下。这时有一个身手敏捷的苗族新战士炊事员罗毅自告奋勇爬上竿顶，取下了那面旗。戒严期间，我们先后粉碎了二十多起有预谋的暴乱行為。在长达555天的戒严时间里，由于我师全体官兵模范执行上级的戒严命令和149师制定的关于《文明执勤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和规定，以端庄规范军容军姿充分展现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形象执勤上岗。在戒严期间我师没伤一人一车没打一弹，圆满完成了这次举世瞩目的戒严行动，全师荣立集体二等功。
戒严期间，上级党委和首长对我们师广大戒严官兵给予了极大关怀。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司令员称赞我师“确实是一支老部队，是一支好部队，平时过得硬，关键时候更过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拉萨他的住所里接见了我们师、团主要领导，他说“戒严搞得好！还為群众做了很多好事，群众反映良好，说老18军又回来了，我非常高兴”。
1990年4月，总参总政总后代表中央军委和全军官兵向戒严部队发来慰问信。6月，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司令员对我们讲“西藏自治区胡锦涛书记指示為你们149师报功……这是以往很少有的。”1990年7月23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拉萨检阅了我们师的445、446和447团三个受阅方队，并用宏亮的声音高呼“149师好！”使受阅我师官兵受到极大鼓舞。检阅结束后，江主席在休息室里对我和师政委陶昌廉和副师长陈宝林讲，“我刚才说149师好，你们部队就是好！确实好！”江主席当场為我们师题词“做民族团结典范，当祖国忠诚卫士”。江主席谦虚地说“我的字写得不好，这是我的心意”。江主席还兴致勃勃地指挥446团军乐队演奏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体受阅官兵齐声高唱，响彻在世界屋脊的上空。
第四：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但局部地区武装冲突及反恐斗争加剧。為维护国内稳定、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安全的迫切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在和平时期执行特殊任务的机动应急作战部队，我师被定為首批机动应急作战部队。戒严结束后，我师回撤归建，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作為师的军事主官，我又面临一次全新的考验，这既不同于自卫反击作战，也不同于拉萨戒严。因為整个师从作战理念战术技术训练、编制、装备到日常管理都要有全新的革命性的转变。而军委下达的验收时间又很短，其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全师上下齐心协力昼夜加班加点，逐项落实从理论到实施的每一条款。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组建一支现代化应急部队的全部任务，并顺利通过了军委及总部的严格验收，受到了上级首长的高度好评。
在应急部队工作一年以后，我又接任了第13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和成都军区参谋长、军区副司令员等重任，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都凭着对党、国家和军队的忠诚，努力干好每一项工作。
成都军区地处祖国大西南，所辖边境线长，民族众多，有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和重庆四个省区与一个直辖市，面积占全国领土面积的21%，战略位置极為重要。成都军区部队、武警、预备役在维护祖国大西南内外稳定方面负有重大使命。现在我虽然退居第二线，但仍时刻关注着国内外的军事动态，全力尽一个老兵的神圣职责。
桂全智中将退休之后，在继续关注军事的同时，业余时间移情于光与影的世界。他以睿智的目光，超人的思维，将各种奇花异卉摄入镜头，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被摄影界同行誉為“中国拍花第一人”。看！一朵兰花在桂司令的镜头里被幻化成了大唐天子牵世民宾服天下的骏马，一簇杜鹃成了轻歌曼舞的昭阳宫女……
武警某独立师原政委赵建元為本文的采访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致以深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