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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决心应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北京西南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在卢沟桥地区进行非法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受到射击，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发起了进攻。
第二天一早，为躲酷暑移到庐山牯岭办公的蒋介石等南京政要们就收到了华北地方当局的“特急电报”。一时间，蒋介石还弄不清楚日本此次挑衅的企图。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历次挑衅无不以蚕食、控制和侵占中国土地为目的。何况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早就公开声明，要“以武力驱逐国民党和蒋政权于华北之外”，并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引诱、胁迫坐镇华北一方的头号地方实力派人物、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脱离南京，宣告华北自治，这次进攻至少是与其分裂冀察平津地区的阴谋有关。因此，从一开始蒋介石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次真的是退无可退了。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要应战，军事中枢不可不立。蒋急令正在四川负责整军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联合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谋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有关军事机关长官，组成军事统帅部会议，决定应对策略。与此同时，蒋自9日起接连发布电令，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亲率两师，连同四十军庞炳勋部和八十五师高桂滋部火速向石家庄集中，并电示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强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即使谈判，也“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到7月13日下午，蒋介石更进一步召集军政要员协商对策，决定作和、战两手准备，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会后，蒋介石明确电示宋哲元：此次当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战端已开，人们所以还会有和的想法，是因为事变之初北平的形势还不够明朗。自7日夜起，双方在卢沟桥及宛平城地区多次冲突，9日又告停火，甚至商妥同时退兵，日军退回丰台，宛平县城交中方保安队填防。但日军回撤后，次日再度向卢沟桥推进，二十九军也不得不再派兵阻挡，双方10日重新交火。此后接连几天，双方一直打打停停。只不过，南京政府不断地得到密报，知道日方大批援军正从关外和天津方向源源开来，仅关东军一周时间就调来了一个师团的兵力，日本国内和朝鲜另有五六个师团的兵力正在增调中。因此，蒋介石等人非常明白，日本当局肯定有更大的企图，至少，日军这次不拿下冀察平津地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军事统帅部的讨论
按照蒋介石关于“应战”的决定，军事统帅部从11日开始具体部署应战行动。根据各部门的报告，可知这时南京政府只储存有可供20个师作战3个月的弹药，可供50万人、10万匹马用1个月的粮秣；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装就绪；虽有200架飞机可以用于一线作战，但相当部分性能较差，备件不足，且北方无论燃料、炸弹还是机场，均少准备。不过，从最初两天的会议看，军事准备上的欠缺似乎没有过多地影响到与会军事大员们的“应战”决心。
根据统帅部的决定，南京政府很快发布了军队动员令和军事征用令，分别调集陕、豫、鄂、皖、苏各省有关部队，向陇海、平汉路沿线集结，并征用平汉、陇海和津浦三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同时，会议明确要求宋哲元：不可放弃卢沟桥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谈判以求缓兵，也须作抗战之准备；如二十九军需要弹药和物资，中央可以源源补充。为此，统帅部特别派专人乘飞机将卢沟桥工事图送往前方，并提出要在石家庄设置行营，在保定设置前线总指挥部，做大战的准备。
但14日以后，情况渐趋复杂。一方面日本方面夺取华北的意图已明，战争已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据密报，11日晚冀察当局背着南京中央政府已与日方签定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承诺向日方道歉，处分责任者；撤退卢沟桥城及其周围的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彻底取缔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面对这一形势，何应钦对和战决策颇感困难。
鉴于此，一向认为中国无力与日本开战的军委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担心，认为：现在我们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若日方真的如其宣传那样，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中央给予宋哲元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对此，参谋总长程潜也表示，现在缓兵最合我意，这样可以完成我方之准备。一旦准备完成，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都有把握。当然，他主张眼下也还是要加紧军队的动员工作，以防万一。
何应钦显然也同意缓兵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至少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应战，否则抗战将难以持久。然而，徐永昌则认为这种准备至少需要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他甚至直接向蒋介石进言，并托人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因为两国强弱太过明显，我方准备太过欠缺，一旦开战，中国有陷于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危险。
只有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异议。他说：宋哲元现已在中央允许之外从事妥协活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他建议目前中央仍应表示强硬态度，同时听任宋哲元做妥协活动，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可追认之，否则可否认之。至于军事准备绝不可中止。
这种争论直到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明确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最低限度条件之后，仍未停止。
蒋介石在谈话会上提出的最低限度条件是：一、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之地方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很明显，与前此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妥协退让的丧权辱国协议比较起来，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尽管他在谈话中仍旧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人绝不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与南京政府妥协。也正因为如此，徐永昌坚持认为，蒋的态度太过强硬，并非完全出于本意，似有投机的成份。
退无可退，以战求存
蒋介石的态度有无投机成份，对当时的形势实际上已无多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六年来，已渐渐成为汹涌的浪潮。面对南京政府节节退让，丧权辱国，国人久已忍无可忍。如果说过去还可以用“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来搪塞舆论，如今安内统一已大体实现，面对日本步步进逼的武装侵略，再不抵抗确实找不到任何借口。因此，不管蒋介石愿意还是不愿意，“应战”——抵抗已成必然之势。
当然，在和平未根本绝望前一 秒钟，蒋介石也“还是希望和平的”。
7月23日，南京政府的中枢要员讨论了宋哲元报来的《芦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其实，就在前四天，宋哲元刚刚与日军又签定了一个协定细则。这个细则明显地违反了蒋介石关于中央政府所派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换，以及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接受任何约束的最低限度条件，承诺可以按日方要求罢免官员以及撤退军队。对此，蒋介石显然是睁一眼闭一眼，像唐生智所建议的那样，装作不知道。 但是，无论蒋介石怎样寄希望于最后一秒钟的和平，日本军事当局这部战车早已升火待发。19日双方刚刚签署了协议细则，有恃无恐的日本华北驻屯军21日又开始大举炮轰宛平城了。只是由于吉星文率所部顽强抵抗，才使宛平县城没有马上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2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告。未得答复即开始发动大规模袭击。当天傍晚，日军一部乘30余辆载重卡车，强行闯入广安门；另一部则在飞机的配合下攻占了廊房二十九军驻地。27日凌晨，日军更进一步进攻通县。一直与蒋有矛盾的宋哲元这时也绝了妥协的念头。27日，他向蒋介石报告称：“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事所关。现在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与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敢稍有畏避也。”蒋介石也明确指示宋哲元务必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以待援军北上。这一天，蒋介石也终于彻底摒弃了“缓战”、“避战”之想，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从此“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至此，二十九军将土开始了全面的抵抗。据南京派驻北平的代表报告称：“和平已绝。宋及二十九军将领已决心与城共存亡。至城外各方面，俟布置完毕，即行应战。望转电何公(指何应钦)速派大量飞机及军队北来。” 28日，北平大战开始。敌数以万计，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点大举进攻。
31日，鉴于平津相继陷落，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土书》，公开宣告：现在“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以驱逐倭寇，复兴民族”。
随后，8月7日，决定国防大计的最高机构——中国国防会议开会。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中央各军事部门长官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刘湘、余汉谋等地方军政大员均出席了会议。蒋介石还特别邀请了正在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参加会议。如此之多的地方实力派首领，甚至中共红军领导人齐集南京，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曾与蒋介石打过仗，过去都曾不同程度地与蒋为敌。如今大家一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聚会南京，说明所有的人都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现在已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头了。
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最后，主席宣布对和战决策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齐刷刷起立赞成对日作战，显示出一种同仇敌慨、举国一致的抗战决心。
已经在失土丧权的屈辱中痛苦地煎熬了整整六年的南京政府，终于决定对日作战了。继“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八一三”的战火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迅速燃起，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
1937年7月7日深夜，北京西南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在卢沟桥地区进行非法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受到射击，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发起了进攻。
第二天一早，为躲酷暑移到庐山牯岭办公的蒋介石等南京政要们就收到了华北地方当局的“特急电报”。一时间，蒋介石还弄不清楚日本此次挑衅的企图。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历次挑衅无不以蚕食、控制和侵占中国土地为目的。何况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早就公开声明，要“以武力驱逐国民党和蒋政权于华北之外”，并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引诱、胁迫坐镇华北一方的头号地方实力派人物、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脱离南京，宣告华北自治，这次进攻至少是与其分裂冀察平津地区的阴谋有关。因此，从一开始蒋介石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次真的是退无可退了。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要应战，军事中枢不可不立。蒋急令正在四川负责整军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联合军委会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军事参谋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及有关军事机关长官，组成军事统帅部会议，决定应对策略。与此同时，蒋自9日起接连发布电令，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亲率两师，连同四十军庞炳勋部和八十五师高桂滋部火速向石家庄集中，并电示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强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即使谈判，也“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到7月13日下午，蒋介石更进一步召集军政要员协商对策，决定作和、战两手准备，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会后，蒋介石明确电示宋哲元：此次当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战端已开，人们所以还会有和的想法，是因为事变之初北平的形势还不够明朗。自7日夜起，双方在卢沟桥及宛平城地区多次冲突，9日又告停火，甚至商妥同时退兵，日军退回丰台，宛平县城交中方保安队填防。但日军回撤后，次日再度向卢沟桥推进，二十九军也不得不再派兵阻挡，双方10日重新交火。此后接连几天，双方一直打打停停。只不过，南京政府不断地得到密报，知道日方大批援军正从关外和天津方向源源开来，仅关东军一周时间就调来了一个师团的兵力，日本国内和朝鲜另有五六个师团的兵力正在增调中。因此，蒋介石等人非常明白，日本当局肯定有更大的企图，至少，日军这次不拿下冀察平津地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军事统帅部的讨论
按照蒋介石关于“应战”的决定，军事统帅部从11日开始具体部署应战行动。根据各部门的报告，可知这时南京政府只储存有可供20个师作战3个月的弹药，可供50万人、10万匹马用1个月的粮秣；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装就绪；虽有200架飞机可以用于一线作战，但相当部分性能较差，备件不足，且北方无论燃料、炸弹还是机场，均少准备。不过，从最初两天的会议看，军事准备上的欠缺似乎没有过多地影响到与会军事大员们的“应战”决心。
根据统帅部的决定，南京政府很快发布了军队动员令和军事征用令，分别调集陕、豫、鄂、皖、苏各省有关部队，向陇海、平汉路沿线集结，并征用平汉、陇海和津浦三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同时，会议明确要求宋哲元：不可放弃卢沟桥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谈判以求缓兵，也须作抗战之准备；如二十九军需要弹药和物资，中央可以源源补充。为此，统帅部特别派专人乘飞机将卢沟桥工事图送往前方，并提出要在石家庄设置行营，在保定设置前线总指挥部，做大战的准备。
但14日以后，情况渐趋复杂。一方面日本方面夺取华北的意图已明，战争已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据密报，11日晚冀察当局背着南京中央政府已与日方签定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承诺向日方道歉，处分责任者；撤退卢沟桥城及其周围的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彻底取缔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面对这一形势，何应钦对和战决策颇感困难。
鉴于此，一向认为中国无力与日本开战的军委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担心，认为：现在我们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若日方真的如其宣传那样，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中央给予宋哲元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
对此，参谋总长程潜也表示，现在缓兵最合我意，这样可以完成我方之准备。一旦准备完成，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都有把握。当然，他主张眼下也还是要加紧军队的动员工作，以防万一。
何应钦显然也同意缓兵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至少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应战，否则抗战将难以持久。然而，徐永昌则认为这种准备至少需要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他甚至直接向蒋介石进言，并托人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因为两国强弱太过明显，我方准备太过欠缺，一旦开战，中国有陷于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危险。
只有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异议。他说：宋哲元现已在中央允许之外从事妥协活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他建议目前中央仍应表示强硬态度，同时听任宋哲元做妥协活动，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可追认之，否则可否认之。至于军事准备绝不可中止。
这种争论直到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明确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最低限度条件之后，仍未停止。
蒋介石在谈话会上提出的最低限度条件是：一、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之地方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很明显，与前此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妥协退让的丧权辱国协议比较起来，蒋介石这时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尽管他在谈话中仍旧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人绝不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与南京政府妥协。也正因为如此，徐永昌坚持认为，蒋的态度太过强硬，并非完全出于本意，似有投机的成份。
退无可退，以战求存
蒋介石的态度有无投机成份，对当时的形势实际上已无多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六年来，已渐渐成为汹涌的浪潮。面对南京政府节节退让，丧权辱国，国人久已忍无可忍。如果说过去还可以用“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来搪塞舆论，如今安内统一已大体实现，面对日本步步进逼的武装侵略，再不抵抗确实找不到任何借口。因此，不管蒋介石愿意还是不愿意，“应战”——抵抗已成必然之势。
当然，在和平未根本绝望前一 秒钟，蒋介石也“还是希望和平的”。
7月23日，南京政府的中枢要员讨论了宋哲元报来的《芦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其实，就在前四天，宋哲元刚刚与日军又签定了一个协定细则。这个细则明显地违反了蒋介石关于中央政府所派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换，以及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接受任何约束的最低限度条件，承诺可以按日方要求罢免官员以及撤退军队。对此，蒋介石显然是睁一眼闭一眼，像唐生智所建议的那样，装作不知道。 但是，无论蒋介石怎样寄希望于最后一秒钟的和平，日本军事当局这部战车早已升火待发。19日双方刚刚签署了协议细则，有恃无恐的日本华北驻屯军21日又开始大举炮轰宛平城了。只是由于吉星文率所部顽强抵抗，才使宛平县城没有马上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2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告。未得答复即开始发动大规模袭击。当天傍晚，日军一部乘30余辆载重卡车，强行闯入广安门；另一部则在飞机的配合下攻占了廊房二十九军驻地。27日凌晨，日军更进一步进攻通县。一直与蒋有矛盾的宋哲元这时也绝了妥协的念头。27日，他向蒋介石报告称：“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事所关。现在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与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敢稍有畏避也。”蒋介石也明确指示宋哲元务必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以待援军北上。这一天，蒋介石也终于彻底摒弃了“缓战”、“避战”之想，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从此“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至此，二十九军将土开始了全面的抵抗。据南京派驻北平的代表报告称：“和平已绝。宋及二十九军将领已决心与城共存亡。至城外各方面，俟布置完毕，即行应战。望转电何公(指何应钦)速派大量飞机及军队北来。” 28日，北平大战开始。敌数以万计，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点大举进攻。
31日，鉴于平津相继陷落，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土书》，公开宣告：现在“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以驱逐倭寇，复兴民族”。
随后，8月7日，决定国防大计的最高机构——中国国防会议开会。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中央各军事部门长官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刘湘、余汉谋等地方军政大员均出席了会议。蒋介石还特别邀请了正在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参加会议。如此之多的地方实力派首领，甚至中共红军领导人齐集南京，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曾与蒋介石打过仗，过去都曾不同程度地与蒋为敌。如今大家一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聚会南京，说明所有的人都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现在已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头了。
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最后，主席宣布对和战决策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齐刷刷起立赞成对日作战，显示出一种同仇敌慨、举国一致的抗战决心。
已经在失土丧权的屈辱中痛苦地煎熬了整整六年的南京政府，终于决定对日作战了。继“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八一三”的战火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迅速燃起，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