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三民”的本质、体系与当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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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化三民”就是文化乐民、文化育民与文化富民。“文化三民”有着科学的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经济的理论路径依赖。“文化三民”是以文化惠民、文化强民的理念推动城镇与乡村的文化建设,依照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路径,以梯次推进与并举齐张的方式,推动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三民”的深入实施,带动了系列文化惠民的新政策新举措;通过“文化三民”实现载体创新,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文化三民”实现方式创新,加快推动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文化三民;文化惠民;文化强民
  中图分类号:C9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5-0132-05
  一、“文化三民”的内涵与本质
  (一)背景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文化惠民工程”,这是全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快步提高之后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一项惠及全国人民,普及大众文化的工程。主要包括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和电视进万家工程等重点项目。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在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实现“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2013年全国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详细阐述了中国梦,其核心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其路径就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以上举措,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总领全纲的是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它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支撑。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知识经济与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到来,知识与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将来,国家之间的竞争软实力之争显得越来越重要,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由是,软实力之争就表现为文化强国的建设上。文化强国的实现,有赖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体是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产业的极大发展,提供丰富多元的个性化的文化产品,不但能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而且获得国外消费者的认可,拥有巨大的国际市场。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关键还是落在“人”上,要让城乡居民感受到文化的实惠,文化强国必先文化强民。
  在文化惠民的实践中,云南省立足自身实际,在云南省文化厅黄峻厅长的主导下,走出了一条“文化三民”的新道路,得到刘延东同志的多次肯定,并要求在全国推广。
  (二)内涵与本质
  那么,何为“文化三民”呢?“文化三民”就是文化乐民、文化育民与文化富民。它把文化工作与服务“三农”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文化来改造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文化三民”的核心理念在于“人”,通过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等路径,实现文化惠民,达到文化强民,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乐民”是指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使人们获得身心愉悦,乐于接受自己的生存环境,乐于生活在自己的快乐世界中。它的本质是解决人的基本精神需求问题,发挥“文化在社会建设中创建和谐”的重要作用。“文化育民”是指文化的教育功能,在方向上,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各个方面,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能力上,通过各种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教育,培养高素质、懂技能、会经营的新农村建设的“经济能人”。“文化育民”的本质是解决人的基本素养问题,充分发挥“文化在政治建设中创构价值”的重要作用。“文化富民”是指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把广大农村中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一是实现文化的经济化,通过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增加收入;二是把文化注入农业中,实现农业经济的文化化,发展农村经济。如此,便可以文生财、以文富民,通过文化强民建设文化强省,实现文化强国目标。
  二、“文化三民”的理论路径
  广义而言,我们可以把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称之为文化,基本分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也就是说,但凡烙上人的活动痕迹的东西,都可称之为文化。美国学者马歇尔·萨林斯认为,“整个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1](P172)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文学艺术等精英文化。因此,他们对工业文化深恶痛绝,认为它们销蚀了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当然,同属该学派的本雅明却肯定大众文化的积极价值与乐观意义。在英国文化学派的大力转向后,大众文化日益为人们所接受。1965年,马克拉伯基于他对信息技术对国民经济贡献的认识,提出了“知识工业”概念。提摩·坎泰尔指出,“80年代,当文化被视为整个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时,被阿多诺赋予否定性色彩的文化产业开始获得了新的、积极的含义。”[2](P99)贾斯廷·奥康纳认为,“文化产业是指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为主的那些活动,这些商品的基本经济价值源自于它们的文化价值。”[2](P99)澳大利亚学者大卫·索斯比的《经济与文化》一书中用一个同心圆来界定文化产业的行业范畴。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视觉艺术、工艺等创造性艺术处于这一同心圆的核心。
  不论是把文化产业称之为经营符号性商品,还是把音乐、舞蹈等艺术视作核心,其本质只是一个,即强调人的作用,强调只有通过人的智慧与才华,才能创造出这些符号艺术。由是,创意自然成为文化产业的稀缺资源,谁拥有了它,谁就能占据文化市场的强势地位。英国干脆把文化产业称作创意产业。强调人的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渗透和贡献。基于这一理念,创意产业被定义为:源于个体创造力、技能和才华的活动,而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这些活动可以发挥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潜力。英国的创意产业包括了广告、建筑、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设计、时尚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电视和广播、表演艺术、出版和软件等。   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促进了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的独立因素,知识可以提高投资效益,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文化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卢卡斯认为,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正如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所指出,21世纪,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自己的知识和智能、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知识经济的兴起将对投资模式、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教育的职能与形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投资模式方面,信息、教育、通讯等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将导致无形资产的大规模投资。在产业结构方面,一方面,电子贸易、网络经济、在线经济等新型产业将大规模兴起;另一方面,农业等传统产业将越来越知识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将以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创新为前提。在增长方式方面,知识可以低成本地不断复制并实现报酬递增,使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依赖资源的模式。一句话,知识经济的本质就是依靠人的知识、创新、教育与学习,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文化三民”有着科学的文化创意产业与知识经济的理论路径依赖。
  第一,从理论的核心元素来说,“文化三民”的立足点与目的指向就是“民”,即知识经济所说的人力资本,只有通过培育有创造力、有才华的个体,才能不断产生创意,促进文化产业与知识经济发展。
  第二,从投资模式上来看,传统的农村建设与发展,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与具体经济组织扶持,而“文化三民”则是专注于无形资产的投资,通过丰富多元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在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础上,重在人的素质教育与知识提升,培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类人才。
  第三,在产业结构方面,农村经济已不能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种养殖了,而是要把知识文化注入农业经济中,以乡村文化产业促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文化三民”中的“富民”旨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使人们富裕起来,一是通过挖掘、整理、开发农村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如云南鹤庆的新华村,就是通过发展传统的银器得以致富,昆明福保文化城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全国典范。二是把文化注入农业,以文化知识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如通过农文网培学校,提供文化科技知识,促进农牧林渔畜等发展,如大理宾川的海艄鱼,就是通过突出其制作工艺文化,拉动了包括养鱼、餐饮在内的系列产业发展。
  第四,在增长方式上,“文化三民”使农村走出了资源依赖困境,逐渐走上了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广大农村,一般以矿产、种养殖、渔业为主,虽然有部分产业能够进行可持续发展,但森林与土地毕竟有限,矿产更是不可再生资源,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满足人们对富裕生活的需求,“文化三民”所推动的乡村文化产业,开辟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新道路,通过绵延不竭的文化资源与创意,如福保城的歌舞演艺、小水井的合唱、新华村的银器、大理周城的扎染、香格里拉藏族的黑陶、元阳哈尼梯田等,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增长的持续发展。
  第五,从理论内在关系来看,“文化三民”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依次递进与并举齐张的动态循环的生态系统。从纵向来看,“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是一个由浅入深、依次推进的发展路径。人的天性就在于娱乐,原始人通过号子、绘画、舞蹈来获得快乐,如苍源岩画中的舞蹈就是力证。进入文明社会,士大夫通过音乐、舞蹈、戏曲、演艺、旅行等获得快乐,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音乐、舞蹈、演艺与社交,如此等等,都是为了在繁重的生产劳动之余获得快乐。少数民族为什么能有如此丰富的歌舞演艺,皆是其生产劳动中追求快乐使然。“文化乐民”就是抓住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通过各种文化产品与服务,使老百姓快乐生活,从而发挥“文化在社会建设中创建和谐”的作用。同时,根据马斯洛需求原理,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以及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等位阶说明,娱乐精神需求是建立在物质需求之上的。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需求结构将从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我们正进入这个阶段,“文化乐民”正是找到了这个抓手,准确把握了人民群众的这个诉求,有的放矢,将对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巨大作用。“文化育民”是在“文化乐民”的基础上,有效推进知识经济的终身学习理念,通过寓教于乐的手段,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科学技术教育,既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又滋养民族的创造力,为“文化富民”打下基础。“文化富民”是在“文化乐民”与“文化育民”的基础上,“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的具体体现。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文化对农业经济的反哺,最终推动整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出于理论分析需要,“文化乐民”“文化育民”与“文化富民”是一个依次递进的路径,但这并不是说,必须要经历前一阶段后,才能进入后一阶段。实践工作中,“文化三民”工程建设是一个动态循环的生态体系,各个项目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倚仗,共同促进文化惠民,实现文化强民,建设文化强国。
  三、“文化三民”的体系
  “文化三民”是以文化惠民、文化强民的理念推动城镇与乡村的文化建设,依照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路径,以梯次推进与并举齐张的方式,推动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性质是: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主,兼顾文化产业发展与城乡经济腾飞的国民素质与强国能力提升的基础性工程。
  宗旨是:关注城市与农村百姓的基本文化生活,捍卫城市与农村组织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以文化强民促进文化强国。
  模式是:以中央政府+省区政府+州市政府配套投资的方式,以街道办事处、乡镇为根据地,建设“文化三民”工程。   架构是:以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责任主体,牵头投资启动“文化三民”建设工程。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一级单位成立“文化三民”工程管委会。“文化三民”管委会下辖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三个分支机构,每个机构又由具体分工不同、指向不同、作用不同的项目组成,共同致力于实现文化强民目标,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以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国梦。
  (1)文化乐民项目。娱乐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精神需求,文化乐民项目主要建设“民众主动创造”与“炉边夜话欣赏”两项工程。“民众主动创造”是指通过演艺协会、书画摄影协会、文学创作协会等形式,以圈子活动的方式,鼓励民众主动参与文化活动,在自己的创造中享受文化,获得身心愉悦。“炉边夜话欣赏”是指为民众提供多元、丰富、个性的精神文化产品,使其得到“炉边夜话”式的舒适与惬意。主要是通过图书、报刊、广播、影视、歌舞、杂技等形式来实现。
  (2)文化育民项目。文化育民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培养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民,在方向上培育人;二是培养有社会生存和建设能力的国民,在能力上培育人。简要之,文化育民就是解决人的基本素养问题,解决一个国家发展的软实力问题,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后劲问题。该项目是以当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基础,进一步提升文化育民的能力与实效。对于农村而言,文化育民项目是当下农家书屋的升级与覆盖。既要通盘利用好农家书屋的效能,又要克服农家书屋的痼疾(即目前的农家书屋基本是摆设,其效能被严重制约,无法获得老百姓的整体认可)。除了农家书屋,还可利用网络、广播电视、电影下乡、演艺下乡等形式开展文化育民。对于城市而言,利用城市中心图书馆、高校、影院、文化社区、网络、数字电视等进行文化育民。
  (3)文化富民项目。文化富民是解决人的高质生活(或者说发展)问题,文化在经济建设中创造财富,让城乡人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从而感受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惠,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进行文化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文化成为带来财富的经济实体。当然,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是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生产丰富、多元、特色的文化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以让渡的形式获得他人创造的物质财富。主要可以通过图书、报刊、影视、手工艺品、康体休闲、乡村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等文化产品来创造财富,发展经济。二是以文化注入其他实体产业,推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与信息日益重要,并为其他经济所用,文化元素注入其他产业,可使濒临倒闭的企业重获新生,可使夕阳产业成为朝阳产业。这就是文化经济化,文化富民也就成为可能与现实,文化强民的结果就是文化强国,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也就不期而至。
  四、“文化三民”的当下实践黄峻工作报告《在“文化三民”中努力探索文化惠民新路子》。
  2010年10月,刘延东同志在视察云南省腾冲县农村文化建设时,对云南省通过“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把文化工作与服务“三农”有机结合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在全国农村推广。同年11月,文化部在我省召开全国村级文化建设工作座谈会,重点总结推广云南经验。两年多来,云南省认真贯彻落实刘延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在文化部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文化三民”的云南经验,取得了较好成效,在全国产生了良好影响。
  (一)“文化三民”的深入实施,带动了系列文化惠民的新政策新举措
  设立边疆解“五难”文化专项资金,为25个边境县和3个藏区县每县配置了一辆“文化大篷车”;在省、州(市)、县(市、区)设立文化惠民活动专项资金,目前省级每年安排的文化惠民活动补助资金已达6000万元;开展“文化惠民示范村”创建活动,目前全省已建成文化惠民示范村175个,创造了“大村模式”;每年选派一批“文化副县(市、区)长”和“文化副乡(镇)长”赴基层任职,目前选派文化副县(市、区)长23名,文化副乡(镇)长近百名;对乡镇文化站实行“双重管理”和持证上岗制度,以解决文化专干不专职、不专业、不专心、变动快的问题;将集中办学后闲置的原“一村一校”校舍作为村级综合文化室及村民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等等。
  (二)通过“文化三民”实现载体创新,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创建“农民演艺协会”,通过“文化乐民”服务农村,促进和谐乡村建设。近几年来,云南省每年安排500多万元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扶持演艺协会及农民业余文艺演出队。目前,云南省有2万多支农民业余文艺演出队伍。典型之一是昆明市富民县大营镇小水井村,2011年,小水井农民合唱团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参加了国际颁奖晚会文艺演出。
  2创办“农民文化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通过“文化育民”服务农民,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依托文化共享工程和乡镇综合文化站,整合农村各类公共文化设施资源,利用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在全国首创“农民文化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简称“农文网培学校”)。目前,我省共建成乡镇农文网培学校1249所、村级农文网培分校1800所,覆盖全省938 %的乡镇和10%的建制村。2011年以来,我省农文网培学校累计举办各类农村实用技术培训32万期,培训农民1979万人次;举办务工技能培训2591期,培训农民工242万人次;为农民群众提供文化科技资讯服务上千万人次,内容涵盖了农、牧、林、渔、畜、副等“三农”工作的各个方面。
  3创立“农村文化产业合作社”,通过“文化富民”服务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采取“贴息贷款”的方式扶持一批文化资源禀赋较好的文化惠民示范村在全国率先成立“农村文化产业合作社”。目前,云南省共成立各类农村文化产业合作社300多个。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格局、“产、供、销”一体化的市场模式和“技能培训+骨干培养+品牌培育”的效能机制,破解了当前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困局。一是在“文银结合”上取得新突破,有效解决农村文化产业资金“难”的问题,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二是“产遗结合”取得新进展,有效解决农村文化产业“特”的问题,推动文化遗产向文化资产转变。三是在“社企结合”上取得新成效,有效解决农村文化产业“散”的问题,推动文化产品向文化商品转变。
  (三)通过“文化三民”实现方式创新,加快推动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
  1在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上,由“公益”向“公共”转变。就是用“公共”搭建“公益”的效益平台,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逐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形式多样化、产品提供社会化的公共文化发展格局。省文化厅先后与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智慧乡村数字文化网络;与省教育厅签署了文化教育合作协议,与上海市文广局签署了“十二五”沪滇对口文化合作意向书,实施了“农村文化建设三年促进计划”。
  2在文化产业增长方式上,由“资源”向“资本”转变。就云南而言,是指把浓郁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特色旅游经济资本,把生态的自然文化资源转化为特色区域经济资本,把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特色遗产经济资本,把“特点”打造成“亮点”,把“亮点”转化为“卖点”,最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我省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有贷款需求的151家文化企业开展贷前调查、资料收集等工作,投放贷款165亿元,为237家文化企业提供了多项金融服务。
  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上,由“静态”向“活态”转变。一方面,大胆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传承+生产+流通+销售”的生产性保护机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创造了活态保护的“芒团模式”。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目前,云南省迪庆州和大理州已列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
  [参考文献][1]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M].赵丙祥,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苑捷.当代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概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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