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所以，你当年考SAT得了满分？
　　李中清：对，其实就是背，这没什么，国内的人上个新东方，准备两个月，能考满分的也很多，所以我考满分不奇怪。（笑）
　　人物周刊：国内是按地区分配名额，自主招生很少。 　　李中清：地区分配也是有道理。不然的话，偏僻地方的学生不可能上好学校。考试怎么设计很重要。如果是偏僻农村出来的学生，怎么能把外语考好呢？连你的老师的外语肯定都不好。有一条高考的路，比较平等，这还是很重要。
　　人物周刊：你在加州理工学院负责招生时，一个黑人学生拒绝了全奖的入学机会，为什么？
　　李中清：我们当时每年收两百个学生，黑人可能就三四个。这个学生的家在佐治亚州这样比较穷的地方。找到一个美国偏僻农村出来的、而且是少数民族的、又考得很好的学生，其实是很难的，不是每一年都能找到。我们很高兴。他可能会考虑从东边搬到西边，而且跟他同样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我们学校的黑人孩子都是医生的孩子、教授的孩子，而不是农村的孩子，因为美国农村的孩子不多。美国基本上没有农村。他没来我们这里，我们也能理解。

1973年在中国

　　人物周刊：说到农村，你对中国农村有多少了解？
　　李中清：不是很深入的了解。1973年，为了体验生活，我去大寨参加了几个星期的劳动，在郭凤莲的家里住过。
　　人物周刊：1973年？你作为一个美籍华人，能够来中国住下来，这太罕见了。
　　李中清：1973年，全中国只有3个外国学生，都是华裔科学家的孩子，都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另外两个学生是被送到北大，我当时不认识他们。我是在复旦，我有两个月是在上海柴油机厂，有几个月是在虹桥的一个生产队劳动。当时去大寨是一个相当荣耀的事情，你表现得好，才能去。
　　“文革”期间，上海并不是周总理的地盘。后来，我在1978年年底回上海的时候才明白，1973年安排跟我同房一起住的人来自《学习与批判》的编辑小组。因为当时学校担心我会腐化学生，所以就把我当一个敌人，围着我的都是他们的人。当时学生里几乎没有愿意跟我讲话的人。我经常提出要求，要去参加劳动。因为在学校里，你不能跟人有真的接触。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洗澡，我需要离开学校去买一块肥皂，有一个学生骑着车陪我去买，这个学生后来被批评了。按照规定，他是不能跟我讲话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1973年的中国？当时的中国跟美国是天壤之别。
　　李中清：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国外的年轻人很羡慕中国的“革命”。但是，中国的“革命”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不太清楚。1973年，我在耶鲁参加了学生运动。有一次，我们把高速公路封掉了，被抓了起来。我记得那天早上6点半，他们把我放了，我很累地回到住处，父母打电话把我大骂一通。妈妈很快从纽约到纽黑文找我。她说，如果给你安排一个机会，让你真正体验一下中国的“革命”，你愿不愿意放弃在美国的学生“革命”？我当然很开心，说，可以。当时大概是1973年1月初，我妈妈跟我说，过了春节之后，你就可以去中国。我当时在耶鲁提前参加了考试，离开了学校。
　　人物周刊：你是怎样回到中国的呢？
　　李中清：我是经过香港回国的。当时中国跟外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没有机构接待这些要回国的人。应该是统战部接待，但是统战部不能在香港出面。所以，他们安排的是中国旅行社的人到香港机场接我。在香港待了一个晚上，然后去罗湖桥，等着过关。当时过关的人很少。我在桥中间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等了两个小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很久才通过。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碰巧也有一个叫James Lee（李中清的英文名） 的人过关。他们弄错了。所以，我过了桥之后，就没有人接我。后来，我在广州华侨大厦住宿的时候，又恰巧碰到了另外一个James Lee，他是一个医生。他说，我过桥的时候，有一批人来接我，请我吃饭，吃了很多，后来发现不对，就不理我了。（大笑）
　　人物周刊：当时待了多久呢？
　　李中清：我是待到了1973年8月底，“批林批孔”的会议刚开完，那天晚上是头一批游行，第二天我就走了。我当时总共是在国内待了半年多。2月份到的，8月份走的。
　　人物周刊：回到美国之后，还继续闹“革命”吗？
　　李中清：另外兩个回国的华裔科学家的孩子都写了文章讲他们的中国经历。我没写过那段经历。因为上海的环境比较复杂，有的东西你只是知道，但不太理解，所以没写。
　　人物周刊：你对“革命”的认识，有变化吗？
　　李中清：有变化。我记得当时到虹桥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住在农民家里，第二天，妇女会主任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讲美国农民怎么苦。我说，我不知道美国农民怎么苦。她说，你不知道？那你肯定是一个坏人。我还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代表团去了美国，回来要写美国的不好。有人就写，在美国吃得很不好，总是3个菜，头一个是清汤，然后只有一块瘦肉，不熟，咬下去，出很多血，还有一些生菜，最后有一个冰激凌，只有这冰激凌好吃一点。（大笑）
　　人物周刊：那你当时看到过批斗吗？
　　李中清：没有，他们不会让我看到的。《学习与批判》小组给我很重的压力，每天都向我宣传。1978年年底，我回复旦的时候，想找当年《学习与批判》的那批人。但他们太偏左了，都“学习”去了。

逃离父亲的手掌

　　人物周刊：我很好奇，家里人对你的学业有什么样的期待，为什么没让你学理工科？
　　李中清：我读高中的时候，住校，周末偶尔会回家。回家的时候，我爸会教我一些数学。15岁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以后不做理科，不做应用科学，我做社会科学。高中住校之前，我选了3个自己以后想研究的领域：经济学、城市管理、历史。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这3个系主任，向他们请教。之后决定学历史。城市管理太实际，经济学有太多数学，我不想学，我想离开爸爸的那个领域。 　　人物周刊：为什么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李中清：几种原因。第一，我想找一个专业跟我爸是相反的。第二，我还是受爸爸的影响，他对文物相当感兴趣。小时候，我们经常去博物馆，我对古代文化就比较有兴趣，10歲就开始学中东的考古，后来还去过土耳其。在我们家长大，未来要去当一个知识分子，已经是定了的，惟一的问题是你选哪个专业。我弟弟比我聪明，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
　　我自己读书也觉得历史很有趣。我跟爸爸说，我选了历史。他说，什么国家的历史？我说，法国史。隔了一段时间，我回家，我爸爸说，你想好要学法国史了？我说，是。他说，材料在法国，你要去法国做研究？我其实都没想好，只是说，当然。他说，我去找了一下巴黎比较好的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名单，你看看，不光没有中国人在里面，连美国人都没有。他说，可能法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做他们的历史，你应该考虑做一下别的国家的历史。这么一说，我真被他影响了。他说，你可以考虑中国史。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写的都是中国史，其实当时我几乎什么中国史的书都没看。现在回想起来，我想逃开爸爸的影响，但是逃不开，就像孙悟空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

如果忽略人文，未来要那么多物质干什么

　　人物周刊：大家把你和你的伙伴们称作“加州学派”，你认同吗？
　　李中清：加州学派是别人给我们这批人的一个名称。我们都互相认识，有朋友关系，一个主要的特点是，我们都是批评前人的一些说法。我们的方法不一样，结论差不多。主要是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以前不对的地方。
　　从比较的角度来讲，以前的学者是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有一点理解。他总是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说明整个世界。可是他对别的地方的理解不是太深入。
　　我们做计量分析，可以拿到别的国家的历史数据库，直接做一些计算。我们出过一本写死亡率的书。那本书是选几个村庄，在瑞典南边，比利时东边，意大利北边，和日本的东北边，这些村庄有全村的人口记载，包括职业、粮价等等。通常人们做比较，不是计量的比较，而是感觉的比较。计量比较枯燥，因为都是计算，可是比较踏实。那本书的瑞典部分，那些计算我都亲自参加过。瑞典文我不会，可是如果变成一个数据库，我可以计算东西。这也是计量分析的好处。
　　人物周刊：在香港科技大学这样一个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什么？
　　李中清：理科是研究大自然，应用科学是研究技术，社会科学是研究文明的行为，人文是研究文明。没有文明，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人类必须有文明，要不然我们就失败了。我自己理解，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向4个方向同时走，而且这4个方向没有矛盾。如果从深度来讲，文明比行为更深入一点，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20世纪看上去是理科的世纪，21世纪看上去是应用科学的世纪，如果21世纪应用科学能成功的话，22世纪应该是文明的世纪。我们如果忽略人文，未来要那么多物质干什么，我们不能天天去逛街，逛街也越来越没意思，都一样。
　　人物周刊：你的父亲很会画画，还出了画册，他怎么看待“理”和“文”的关系？
　　李政道：他当然很赞成协调发展。这也是很多科学家的特点。科学家都赞成人文、科学、文艺的交叉。很多科学家老的时候，都会写一本类似“艺术与我”这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