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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所以,你当年考SAT得了满分?
李中清:对,其实就是背,这没什么,国内的人上个新东方,准备两个月,能考满分的也很多,所以我考满分不奇怪。(笑)
人物周刊:国内是按地区分配名额,自主招生很少。 李中清:地区分配也是有道理。不然的话,偏僻地方的学生不可能上好学校。考试怎么设计很重要。如果是偏僻农村出来的学生,怎么能把外语考好呢?连你的老师的外语肯定都不好。有一条高考的路,比较平等,这还是很重要。
人物周刊:你在加州理工学院负责招生时,一个黑人学生拒绝了全奖的入学机会,为什么?
李中清:我们当时每年收两百个学生,黑人可能就三四个。这个学生的家在佐治亚州这样比较穷的地方。找到一个美国偏僻农村出来的、而且是少数民族的、又考得很好的学生,其实是很难的,不是每一年都能找到。我们很高兴。他可能会考虑从东边搬到西边,而且跟他同样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我们学校的黑人孩子都是医生的孩子、教授的孩子,而不是农村的孩子,因为美国农村的孩子不多。美国基本上没有农村。他没来我们这里,我们也能理解。
1973年在中国
人物周刊:说到农村,你对中国农村有多少了解?
李中清:不是很深入的了解。1973年,为了体验生活,我去大寨参加了几个星期的劳动,在郭凤莲的家里住过。
人物周刊:1973年?你作为一个美籍华人,能够来中国住下来,这太罕见了。
李中清:1973年,全中国只有3个外国学生,都是华裔科学家的孩子,都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另外两个学生是被送到北大,我当时不认识他们。我是在复旦,我有两个月是在上海柴油机厂,有几个月是在虹桥的一个生产队劳动。当时去大寨是一个相当荣耀的事情,你表现得好,才能去。
“文革”期间,上海并不是周总理的地盘。后来,我在1978年年底回上海的时候才明白,1973年安排跟我同房一起住的人来自《学习与批判》的编辑小组。因为当时学校担心我会腐化学生,所以就把我当一个敌人,围着我的都是他们的人。当时学生里几乎没有愿意跟我讲话的人。我经常提出要求,要去参加劳动。因为在学校里,你不能跟人有真的接触。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洗澡,我需要离开学校去买一块肥皂,有一个学生骑着车陪我去买,这个学生后来被批评了。按照规定,他是不能跟我讲话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1973年的中国?当时的中国跟美国是天壤之别。
李中清: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国外的年轻人很羡慕中国的“革命”。但是,中国的“革命”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不太清楚。1973年,我在耶鲁参加了学生运动。有一次,我们把高速公路封掉了,被抓了起来。我记得那天早上6点半,他们把我放了,我很累地回到住处,父母打电话把我大骂一通。妈妈很快从纽约到纽黑文找我。她说,如果给你安排一个机会,让你真正体验一下中国的“革命”,你愿不愿意放弃在美国的学生“革命”?我当然很开心,说,可以。当时大概是1973年1月初,我妈妈跟我说,过了春节之后,你就可以去中国。我当时在耶鲁提前参加了考试,离开了学校。
人物周刊:你是怎样回到中国的呢?
李中清:我是经过香港回国的。当时中国跟外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没有机构接待这些要回国的人。应该是统战部接待,但是统战部不能在香港出面。所以,他们安排的是中国旅行社的人到香港机场接我。在香港待了一个晚上,然后去罗湖桥,等着过关。当时过关的人很少。我在桥中间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等了两个小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很久才通过。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碰巧也有一个叫James Lee(李中清的英文名) 的人过关。他们弄错了。所以,我过了桥之后,就没有人接我。后来,我在广州华侨大厦住宿的时候,又恰巧碰到了另外一个James Lee,他是一个医生。他说,我过桥的时候,有一批人来接我,请我吃饭,吃了很多,后来发现不对,就不理我了。(大笑)
人物周刊:当时待了多久呢?
李中清:我是待到了1973年8月底,“批林批孔”的会议刚开完,那天晚上是头一批游行,第二天我就走了。我当时总共是在国内待了半年多。2月份到的,8月份走的。
人物周刊:回到美国之后,还继续闹“革命”吗?
李中清:另外兩个回国的华裔科学家的孩子都写了文章讲他们的中国经历。我没写过那段经历。因为上海的环境比较复杂,有的东西你只是知道,但不太理解,所以没写。
人物周刊:你对“革命”的认识,有变化吗?
李中清:有变化。我记得当时到虹桥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住在农民家里,第二天,妇女会主任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讲美国农民怎么苦。我说,我不知道美国农民怎么苦。她说,你不知道?那你肯定是一个坏人。我还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代表团去了美国,回来要写美国的不好。有人就写,在美国吃得很不好,总是3个菜,头一个是清汤,然后只有一块瘦肉,不熟,咬下去,出很多血,还有一些生菜,最后有一个冰激凌,只有这冰激凌好吃一点。(大笑)
人物周刊:那你当时看到过批斗吗?
李中清:没有,他们不会让我看到的。《学习与批判》小组给我很重的压力,每天都向我宣传。1978年年底,我回复旦的时候,想找当年《学习与批判》的那批人。但他们太偏左了,都“学习”去了。
逃离父亲的手掌
人物周刊:我很好奇,家里人对你的学业有什么样的期待,为什么没让你学理工科?
李中清:我读高中的时候,住校,周末偶尔会回家。回家的时候,我爸会教我一些数学。15岁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以后不做理科,不做应用科学,我做社会科学。高中住校之前,我选了3个自己以后想研究的领域:经济学、城市管理、历史。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这3个系主任,向他们请教。之后决定学历史。城市管理太实际,经济学有太多数学,我不想学,我想离开爸爸的那个领域。 人物周刊:为什么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李中清:几种原因。第一,我想找一个专业跟我爸是相反的。第二,我还是受爸爸的影响,他对文物相当感兴趣。小时候,我们经常去博物馆,我对古代文化就比较有兴趣,10歲就开始学中东的考古,后来还去过土耳其。在我们家长大,未来要去当一个知识分子,已经是定了的,惟一的问题是你选哪个专业。我弟弟比我聪明,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
我自己读书也觉得历史很有趣。我跟爸爸说,我选了历史。他说,什么国家的历史?我说,法国史。隔了一段时间,我回家,我爸爸说,你想好要学法国史了?我说,是。他说,材料在法国,你要去法国做研究?我其实都没想好,只是说,当然。他说,我去找了一下巴黎比较好的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名单,你看看,不光没有中国人在里面,连美国人都没有。他说,可能法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做他们的历史,你应该考虑做一下别的国家的历史。这么一说,我真被他影响了。他说,你可以考虑中国史。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写的都是中国史,其实当时我几乎什么中国史的书都没看。现在回想起来,我想逃开爸爸的影响,但是逃不开,就像孙悟空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
如果忽略人文,未来要那么多物质干什么
人物周刊:大家把你和你的伙伴们称作“加州学派”,你认同吗?
李中清:加州学派是别人给我们这批人的一个名称。我们都互相认识,有朋友关系,一个主要的特点是,我们都是批评前人的一些说法。我们的方法不一样,结论差不多。主要是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以前不对的地方。
从比较的角度来讲,以前的学者是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有一点理解。他总是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说明整个世界。可是他对别的地方的理解不是太深入。
我们做计量分析,可以拿到别的国家的历史数据库,直接做一些计算。我们出过一本写死亡率的书。那本书是选几个村庄,在瑞典南边,比利时东边,意大利北边,和日本的东北边,这些村庄有全村的人口记载,包括职业、粮价等等。通常人们做比较,不是计量的比较,而是感觉的比较。计量比较枯燥,因为都是计算,可是比较踏实。那本书的瑞典部分,那些计算我都亲自参加过。瑞典文我不会,可是如果变成一个数据库,我可以计算东西。这也是计量分析的好处。
人物周刊:在香港科技大学这样一个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什么?
李中清:理科是研究大自然,应用科学是研究技术,社会科学是研究文明的行为,人文是研究文明。没有文明,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人类必须有文明,要不然我们就失败了。我自己理解,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向4个方向同时走,而且这4个方向没有矛盾。如果从深度来讲,文明比行为更深入一点,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20世纪看上去是理科的世纪,21世纪看上去是应用科学的世纪,如果21世纪应用科学能成功的话,22世纪应该是文明的世纪。我们如果忽略人文,未来要那么多物质干什么,我们不能天天去逛街,逛街也越来越没意思,都一样。
人物周刊:你的父亲很会画画,还出了画册,他怎么看待“理”和“文”的关系?
李政道:他当然很赞成协调发展。这也是很多科学家的特点。科学家都赞成人文、科学、文艺的交叉。很多科学家老的时候,都会写一本类似“艺术与我”这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