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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此事件即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人的协调下，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由国内战争走向全面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国家与民族走向，同时也改变了张、杨两人的命运。
事变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实施软禁，由大陆到台湾，失去人身自由几十年之久。杨虎城被撤职，1937年6月被迫“出洋考察”，失去对军队的统率权。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杨虎城电蒋要求回国抗日遭拒。1937年11月底，杨虎城由法国经香港回国准备参加对日作战，被军统诱捕囚禁，先后在南昌、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关押。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杨虎城一家被军统特务杀害于重庆。
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全宗中，有西安事变类，其中关于张学良部分为戴公遗墨——西安事变类第1卷，杨虎城部分为戴公遗墨——西安事变类第2卷。记录有戴笠对负责监视张学良、杨虎城的特务人员所作的指示，亦有戴笠向蒋介石汇报张、杨言行的报告，从中可了解西安事变后一段时期内张、杨二人的命运波折。
张学良抑郁患病，蒋对张未赶尽杀绝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由南京转往浙江溪口软禁，军统特务刘乙光负责对张学良的监视。9月13日，张学良得知两日以来军事战况不佳，心情烦闷，赋诗一首：“山居经四季，最好是清秋。气爽风和畅，登高尽兴游。”此诗与张被囚禁及战事不佳情境不相称，张学良可能借此诗纾缓难以抑制又无法言说的苦闷忧愁。9月19日为中秋节，张在妙高台饮酒大醉，兴奋异常，回招待所途中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狂呼打倒法西斯帝国主义，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国民党万岁，领袖万岁等口号，并说你们不要以西安事变责我，西安事变是我要领袖成为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假使没有我张学良，领袖是不能平安返京等语。此情形由刘乙光报告戴笠后，戴笠电南京公馆毛庆祥秘书密转蒋介石，并言“查张氏近似深感苦闷，修养工夫似殊欠缺，日前宋部长于昆山回沪之途中曾语生云委座已允汉卿回京并予以位置等情谨闻，生笠叩，咸申”。
宋子文为和平解决事变奔走，曾向张学良保证维护他的人身安全，却不想张陪同蒋回南京后即被控制软禁。宋子文为张学良之事多次向蒋求情，希望得到蒋的谅解，但蒋不为所动，宋子文对张则心存愧疚。宋子文曾致函并申请到溪口面见张学良，对此，戴笠指示刘乙光缜密办理，“宋函应否转张校座迄无批示，弟意国难如此，宋函可即转张，宋来亦准其见张。”
张学良被软禁期间，一切与外间联络会客均得由戴笠报告蒋介石之后，得蒋允许再指示军统特务实施。戴笠曾致电刘乙光，“密今日许如霖送一函与张，此函应否交张尚未奉校座示准，请兄即止许暂候入山亭，俟弟奉校座示准再电兄后，再令许持函上山可也。”戴笠也曾经刘乙光向张学良透露外界消息，告之张府平安，并转达宋美龄、宋子文对张的问候，也代蒋介石传递信息让张安心静养，实则让张勿有不切实际之想。“违教近五月时切景仰晚离渝已三月，方于文日归来，下月初或可前来奉候。在港时曾与四小姐通电话，悉尊府大小均吉，宋先生对先生事甚关切，蒋夫人亦时以先生之起居为问，委座甚盼先生能静心修养以便将来为国家负重大之责任，国难愈益严重晚益当奋勉以副爱我者之期盼也，尊况若何盼有赐示，夫人均候。”
张学良与外界通信无一不遭军统拆封检阅，确认无害后才转送收件人之手。张学良曾致函宋子文借款50万元自称用于购车。此信被戴笠得到后，发急电限即刻到，密刘乙光亲译，“张向宋部长借款是否为购车之用或另有其他用途，如为吾人招待费有缺而出此，俟其信到时弟决将该借款之条取出，勿寄往也。本处经费目前确极困难，张如能为吾人设法五十万圆以上，兄不妨刺探其意思也，此款吾人将来可负责归还，如不能筹到五十万圆之数目，兄可不必开口。兄处招待费如有缺当即汇上。”戴笠担忧张学良借款别有用途，不肯直接将信转交宋子文，嘱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真意，也曾打算从经费中提取50万元满足张之请求，但从戴、刘两人往来密电来看，刘乙光处经费紧张，不仅无法提50万元大数额款项，反要求戴笠速汇5000元，因此借钱之事暂缓办理。后戴笠又致电刘乙光，拨特别费用500元，密告刘乙光“张致宋书已于今日交便友携去，内向宋借款条子已留下”。
随着日军入侵，戴笠担忧软禁张学良之处兵力与安全，曾先后致电询问，后来张学良被转押到贵阳。此时张学良身体有恙，创口处检查出一硬块。戴笠予以关切询问，“限即刻到贵阳。密毓桢兄即转乙光兄勋鉴。虞辰电奉悉。张先生病情日来如何盼即电示。因近周来香港无飞机来渝，故蒋夫人嘱买水果送張先生尚未寄到，又顷接华盛顿宋部长来电张先生之女公子已随我国驻德大使馆人员抵美，径赴张夫人处并希转陈张先生为要”。张学良入住贵阳中央医院治疗，出于便利监视，防止意外发生事端，特务即准备将张押往麒麟洞，但张学良和医生以病未愈不便移动为由拖延，刘乙光为此事请示戴笠，戴笠先后两次发来批示，“俟过数日后看其如何答复再核”“张先生病未痊愈，至念，贵阳中央医院万不可再住，希兄速与杨医生相商迁往麒麟洞疗养何如，对警卫务请兄力求最严密为要，因敌伪奸党各方面近对张先生之问题均甚重视也。”
事变后，张学良虽然被监视加以人身控制，失去自由，但蒋介石对张学良及家人并未过多加害，又因宋氏兄妹对张学良心有愧疚，多次致信张学良并托他人转送物品，戴笠及军统特务对张学良本人以礼相待也并未有太多刁难，只是所有信件一一检查抄存，一言一行均上达蒋介石。
杨虎城辗转回国，戴对杨顿起杀机 杨虎城本非蒋介石心腹，杨发动“兵谏”如此忤逆行径自然被蒋怀恨在心。与张学良的境况不同，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失去兵权。全面抗战爆发后，杨虎城报国无门，1937年10月自行由法国抵达香港，又于11月底从香港回到国内。杨虎城的这一举动尽在军统特务的掌握之中，蒋介石对杨虎城私自归国之做法恼怒又忌惮，嘱戴笠严密监视。
戴笠对杨虎城到港回国之事极为重视，多次十万火急致电香港皇后大道大陆商行陈质平，询问杨到港情况：“虎城所乘之船何日可抵港，闻李志刚等已赴港迎杨，请即查明李等有几人赴港迎接并查明其姓名电示”，“虎城已抵港否，盼立即由有线复知。”
戴笠在西安事变时被杨虎城扣押，并写下遗书，准备效仿蒋介石在危急之际与孙中山在“永丰”舰患难与共的做法，借此向蒋介石表示忠心。戴笠对杨虎城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戴笠向蒋介石提出解决杨虎城办法，他认为与其让杨抵达武汉后骤然失踪引发内外关注，各方怀疑与指责，不如在香港即将杨裁决，并可诿过于日本进而增加英日两国恶感，“如钧座认为对杨只可制止其目前之行动，而不必根本解决，且不必绝对秘密执行者，生当设法诱其赴牯岭，惟须请钧座即令谷司令调宪兵一连于三日内赶抵牯岭归生指挥，此刻不必明告其任务，如何乞迅赐示遵”。由此，戴笠十万火急致电香港军统人员显山，准备在杨虎城抵达香港之时即对其进行处决。“查杨虎城此次回国今后必不利于中央，弟意应即在港秘密处决，刻已电呈校座矣，请兄与克斯兄立即作有计划之准备惟事须绝对秘密也，俟校座决定后当即电告，至杨究于何日可抵港请季材兄探查可也”。戴笠又致电蒋介石，等候命令，“前报杨虎城将于本月廿六日乘法邮抵港一节计呈钧鉴对杨事是否可办谨乞赐示遵，生笠叩支未。”杨虎城此时命悬一线，一俟蒋一道命令电达，戴笠即令特务在香港将杨虎城杀害。此时，中日军队交战正酣，大战在即，蒋介石忙于军事部署，并未下令立即执行暗杀行动，由秘书毛庆祥致电戴笠让军统继续监视杨虎城行踪。未得“领袖”指示，戴笠只得再次万急致电香港，“对杨某中止执行，惟杨氏所乘之船何日可抵港，杨抵港后行動如何同行者有几人由京陕各处赴港迎杨有何人均请季生兄查明即示。”
戴笠接到毛庆祥秘书的电文后，一方面表示“弟当遵照委座谕旨办理也”；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惟此人不除终必为患”，但戴笠也不敢擅自行动，只得违心放杨虎城回国，曾托陈质平向杨虎城表达虚情假意的欢迎，“闻行旌返国，无任欢迎弟因事羁不克趋港躬迎，特托质平同志代表欢迎乞谅之。弟处已奉命前往长沙，弟准明日乘汽车前往约宥日可到，先生于飞汉之前拟乞先叙弟一谈，俾便面陈一切如何乞复”。
杨虎城回国到达武汉，戴笠继续施展两面手法，虚与委蛇，不断示好，以图麻痹。用特急电致汉口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简朴，“杨主任虎城如到汉务请其留汉相候，弟抵长沙后当即赴汉也，成宽赴长沙请嘱其将弟之短皮大衣带去为要”，委托简朴对杨虎城热情招待。可惜杨虎城本想报国杀敌，岂料竟自坠陷阱，从此身陷囹圄乃至丢失性命。（编辑 黄艳）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事变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旋即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实施软禁，由大陆到台湾，失去人身自由几十年之久。杨虎城被撤职，1937年6月被迫“出洋考察”，失去对军队的统率权。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杨虎城电蒋要求回国抗日遭拒。1937年11月底，杨虎城由法国经香港回国准备参加对日作战，被军统诱捕囚禁，先后在南昌、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关押。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杨虎城一家被军统特务杀害于重庆。
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全宗中，有西安事变类，其中关于张学良部分为戴公遗墨——西安事变类第1卷，杨虎城部分为戴公遗墨——西安事变类第2卷。记录有戴笠对负责监视张学良、杨虎城的特务人员所作的指示，亦有戴笠向蒋介石汇报张、杨言行的报告，从中可了解西安事变后一段时期内张、杨二人的命运波折。
张学良抑郁患病，蒋对张未赶尽杀绝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由南京转往浙江溪口软禁，军统特务刘乙光负责对张学良的监视。9月13日，张学良得知两日以来军事战况不佳，心情烦闷，赋诗一首：“山居经四季，最好是清秋。气爽风和畅，登高尽兴游。”此诗与张被囚禁及战事不佳情境不相称，张学良可能借此诗纾缓难以抑制又无法言说的苦闷忧愁。9月19日为中秋节，张在妙高台饮酒大醉，兴奋异常，回招待所途中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狂呼打倒法西斯帝国主义，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国民党万岁，领袖万岁等口号，并说你们不要以西安事变责我，西安事变是我要领袖成为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假使没有我张学良，领袖是不能平安返京等语。此情形由刘乙光报告戴笠后，戴笠电南京公馆毛庆祥秘书密转蒋介石，并言“查张氏近似深感苦闷，修养工夫似殊欠缺，日前宋部长于昆山回沪之途中曾语生云委座已允汉卿回京并予以位置等情谨闻，生笠叩，咸申”。
宋子文为和平解决事变奔走，曾向张学良保证维护他的人身安全，却不想张陪同蒋回南京后即被控制软禁。宋子文为张学良之事多次向蒋求情，希望得到蒋的谅解，但蒋不为所动，宋子文对张则心存愧疚。宋子文曾致函并申请到溪口面见张学良，对此，戴笠指示刘乙光缜密办理，“宋函应否转张校座迄无批示，弟意国难如此，宋函可即转张，宋来亦准其见张。”
张学良被软禁期间，一切与外间联络会客均得由戴笠报告蒋介石之后，得蒋允许再指示军统特务实施。戴笠曾致电刘乙光，“密今日许如霖送一函与张，此函应否交张尚未奉校座示准，请兄即止许暂候入山亭，俟弟奉校座示准再电兄后，再令许持函上山可也。”戴笠也曾经刘乙光向张学良透露外界消息，告之张府平安，并转达宋美龄、宋子文对张的问候，也代蒋介石传递信息让张安心静养，实则让张勿有不切实际之想。“违教近五月时切景仰晚离渝已三月，方于文日归来，下月初或可前来奉候。在港时曾与四小姐通电话，悉尊府大小均吉，宋先生对先生事甚关切，蒋夫人亦时以先生之起居为问，委座甚盼先生能静心修养以便将来为国家负重大之责任，国难愈益严重晚益当奋勉以副爱我者之期盼也，尊况若何盼有赐示，夫人均候。”
张学良与外界通信无一不遭军统拆封检阅，确认无害后才转送收件人之手。张学良曾致函宋子文借款50万元自称用于购车。此信被戴笠得到后，发急电限即刻到，密刘乙光亲译，“张向宋部长借款是否为购车之用或另有其他用途，如为吾人招待费有缺而出此，俟其信到时弟决将该借款之条取出，勿寄往也。本处经费目前确极困难，张如能为吾人设法五十万圆以上，兄不妨刺探其意思也，此款吾人将来可负责归还，如不能筹到五十万圆之数目，兄可不必开口。兄处招待费如有缺当即汇上。”戴笠担忧张学良借款别有用途，不肯直接将信转交宋子文，嘱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真意，也曾打算从经费中提取50万元满足张之请求，但从戴、刘两人往来密电来看，刘乙光处经费紧张，不仅无法提50万元大数额款项，反要求戴笠速汇5000元，因此借钱之事暂缓办理。后戴笠又致电刘乙光，拨特别费用500元，密告刘乙光“张致宋书已于今日交便友携去，内向宋借款条子已留下”。
随着日军入侵，戴笠担忧软禁张学良之处兵力与安全，曾先后致电询问，后来张学良被转押到贵阳。此时张学良身体有恙，创口处检查出一硬块。戴笠予以关切询问，“限即刻到贵阳。密毓桢兄即转乙光兄勋鉴。虞辰电奉悉。张先生病情日来如何盼即电示。因近周来香港无飞机来渝，故蒋夫人嘱买水果送張先生尚未寄到，又顷接华盛顿宋部长来电张先生之女公子已随我国驻德大使馆人员抵美，径赴张夫人处并希转陈张先生为要”。张学良入住贵阳中央医院治疗，出于便利监视，防止意外发生事端，特务即准备将张押往麒麟洞，但张学良和医生以病未愈不便移动为由拖延，刘乙光为此事请示戴笠，戴笠先后两次发来批示，“俟过数日后看其如何答复再核”“张先生病未痊愈，至念，贵阳中央医院万不可再住，希兄速与杨医生相商迁往麒麟洞疗养何如，对警卫务请兄力求最严密为要，因敌伪奸党各方面近对张先生之问题均甚重视也。”
事变后，张学良虽然被监视加以人身控制，失去自由，但蒋介石对张学良及家人并未过多加害，又因宋氏兄妹对张学良心有愧疚，多次致信张学良并托他人转送物品，戴笠及军统特务对张学良本人以礼相待也并未有太多刁难，只是所有信件一一检查抄存，一言一行均上达蒋介石。
杨虎城辗转回国，戴对杨顿起杀机 杨虎城本非蒋介石心腹，杨发动“兵谏”如此忤逆行径自然被蒋怀恨在心。与张学良的境况不同，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失去兵权。全面抗战爆发后，杨虎城报国无门，1937年10月自行由法国抵达香港，又于11月底从香港回到国内。杨虎城的这一举动尽在军统特务的掌握之中，蒋介石对杨虎城私自归国之做法恼怒又忌惮，嘱戴笠严密监视。
戴笠对杨虎城到港回国之事极为重视，多次十万火急致电香港皇后大道大陆商行陈质平，询问杨到港情况：“虎城所乘之船何日可抵港，闻李志刚等已赴港迎杨，请即查明李等有几人赴港迎接并查明其姓名电示”，“虎城已抵港否，盼立即由有线复知。”
戴笠在西安事变时被杨虎城扣押，并写下遗书，准备效仿蒋介石在危急之际与孙中山在“永丰”舰患难与共的做法，借此向蒋介石表示忠心。戴笠对杨虎城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戴笠向蒋介石提出解决杨虎城办法，他认为与其让杨抵达武汉后骤然失踪引发内外关注，各方怀疑与指责，不如在香港即将杨裁决，并可诿过于日本进而增加英日两国恶感，“如钧座认为对杨只可制止其目前之行动，而不必根本解决，且不必绝对秘密执行者，生当设法诱其赴牯岭，惟须请钧座即令谷司令调宪兵一连于三日内赶抵牯岭归生指挥，此刻不必明告其任务，如何乞迅赐示遵”。由此，戴笠十万火急致电香港军统人员显山，准备在杨虎城抵达香港之时即对其进行处决。“查杨虎城此次回国今后必不利于中央，弟意应即在港秘密处决，刻已电呈校座矣，请兄与克斯兄立即作有计划之准备惟事须绝对秘密也，俟校座决定后当即电告，至杨究于何日可抵港请季材兄探查可也”。戴笠又致电蒋介石，等候命令，“前报杨虎城将于本月廿六日乘法邮抵港一节计呈钧鉴对杨事是否可办谨乞赐示遵，生笠叩支未。”杨虎城此时命悬一线，一俟蒋一道命令电达，戴笠即令特务在香港将杨虎城杀害。此时，中日军队交战正酣，大战在即，蒋介石忙于军事部署，并未下令立即执行暗杀行动，由秘书毛庆祥致电戴笠让军统继续监视杨虎城行踪。未得“领袖”指示，戴笠只得再次万急致电香港，“对杨某中止执行，惟杨氏所乘之船何日可抵港，杨抵港后行動如何同行者有几人由京陕各处赴港迎杨有何人均请季生兄查明即示。”
戴笠接到毛庆祥秘书的电文后，一方面表示“弟当遵照委座谕旨办理也”；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惟此人不除终必为患”，但戴笠也不敢擅自行动，只得违心放杨虎城回国，曾托陈质平向杨虎城表达虚情假意的欢迎，“闻行旌返国，无任欢迎弟因事羁不克趋港躬迎，特托质平同志代表欢迎乞谅之。弟处已奉命前往长沙，弟准明日乘汽车前往约宥日可到，先生于飞汉之前拟乞先叙弟一谈，俾便面陈一切如何乞复”。
杨虎城回国到达武汉，戴笠继续施展两面手法，虚与委蛇，不断示好，以图麻痹。用特急电致汉口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简朴，“杨主任虎城如到汉务请其留汉相候，弟抵长沙后当即赴汉也，成宽赴长沙请嘱其将弟之短皮大衣带去为要”，委托简朴对杨虎城热情招待。可惜杨虎城本想报国杀敌，岂料竟自坠陷阱，从此身陷囹圄乃至丢失性命。（编辑 黄艳）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