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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开承认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罪行，这成为面对棘手历史的引领者。当然，德国在罪行中的特定角色也至关重要，国家公开展示令其蒙羞的历史是少见且新近的现象。即使在德国，应对棘手历史也不是战后立刻出现的，通常需要如受害者团体等压力团体花费数年从事运动，而且应对历史的是不直接参战的一代人。
战争一结束，盟军偶尔在集中营举办展览讲述这里发生过的可怕罪行。这是使德国民众能够正视暴行的部分努力。虽然可以说这为今后发展成自我对质奠定了基础，但羞辱他人与羞辱自己相去甚远。然而这些尝试的确形成了一个观点，即正视棘手的历史这种做法是具有教育意义，且具有疫苗的效果以免今后再发生类似暴行。
德国是一个特例，但这有助于建立一个日益流行的、处理历史与集体认同关系的新典范。回顾错误的历史，不仅被精神分析视为对个体和集体认同有积极效果的“健康”做法，也被视为道德上正直的标志。但是，此类做法的动力并不单一，同时也受到相关的对自我揭露，尤其是政治领域自我揭露的价值理解。
即使德国已经广泛地面对棘手历史，可做的还有很多。该现象不仅在德国盛行，在其他地区也变得越来越多，作为两大移民国家，美国与澳大利亚面对这段棘手的历史，在博物馆中又作出了哪些回应呢。
美国的例证
1993年开放的美国两个专门展出纳粹大屠杀的最负盛名的博物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和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及其宽容博物馆，为德国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
它们以美国学者的视角来审视纳粹德国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这些博物馆的展览和展品主要为美国观众设计，但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却是全球性的：“怀念那些在大屠杀中逝去的生命。愿他们的回忆成为祝福—和警示”，“世界必须知道”。
这两家博物馆都试图使用当代方法，把德国历史的重要时期转换为美国人的想象与记忆。这种把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现实放在美国语境下进行理解的美国式方法，从四大主题及类别出发对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调查研究：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迫害、放逐和处决。这些主题大体描述出最终导致种族灭绝的政治事件。
其中展览中的互动概念是为缺少德国历史和国家社会主义背景的观众所设计的。根据迈克尔·贝伦鲍姆（MichaelBerenbaum）的说法，其目的是为了教育参观者，而不是向参观者灌输思想：大屠杀的历史对情感上造成的冲击会促使思想开放的观众进行反思，如果他们发现自己也处在一个华沙犹太人聚居区或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位置上，或者正好相反，处在一个被命令杀死无辜的妇女和儿童的德国士兵的位置上，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如果他们处在一个旁观目击者的角色，又该如何表现呢。
由此，博物馆有助于培养个人对集体暴行的观点，并鼓励观众产生个人的和政治的责任感。博物馆各个部门被安排策划独立展览。例如，它们既展示大屠杀之前犹太人在斯泰特尔（ Stetl，犹太人居住区）的日常生活，也展示他们在犹太社区和集中营里的共同经历。纳粹在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下所犯下的重大罪行，从各种形式的迫害到灭绝，都通过大玻璃展柜里的集中营人员清单，以及占满“脸谱塔”展区的照片集呈现。
为了说明这一思路的运作模式，不妨对宽容博物馆的某些部门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其中一个中心参照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魏玛共和国（WeimarRepublic Germany）的设计风格，仿造了一座柏林的虚拟咖啡屋。这是一间宾客满堂的咖啡屋，里面坐满不同社会和职业背景的虚构人物：科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这些人物正在就希特勒的权力晋升交谈，而同期音频则给人物带来了生命。展览还设计了一个讲解员角色，他描述咖啡馆常客们的身份，并预测他们的行为。讲解员说，这些客人中总有人有一天会在纳粹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人则成为暴行的受害者。
另一个侧厅里立着一座波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复制品。仿造的毒气室赋予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原址现实意义，屏幕则给观众提供旁证，让他们了解纳粹政权下的种族灭绝机制及其历史背景。此外，它们可视将其视为对虚拟重建历史场景的嘗试，让观众假想生活在这样的场景中，正经历着纳粹的暴政。从展览的设置上来讲，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一导致种族灭绝的政治事件的过程。
澳洲的例证
澳大利亚的悉尼犹太博物馆（Sydney JewishMuseum）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转型”方法。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历史始于1788年至1852年，那时有近1000名犹太人移民到那里。这些定居者中有大部分人是技术工人，例如裁缝、钟表匠、修鞋匠、制造人，甚至还有卖橘子的小贩。
他们带来了古老传统，也带来了贫困和强制放逐的漫长历史。这有助于他们适应新的土地和环境。因此，博物馆的第一个侧厅就把19世纪中叶悉尼犹太人的生活作为展览重点，在这一时期，大多数犹太人都过着富足自由的生活，他们操纵着乔治大街的商业场所，还占据了那里的住房。乔治大街成为宗教生活以及商业生活的中心（SydneyJewish Museum 1992）。
其他展厅主要展出的则是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1933年至1945年的这一段时间。这是犹太人生活的一个全新历史时期，也是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受害的德国犹太人日益增多而引发难民危机的时期。
澳大利亚对移民和难民有着严格的配额制度。然而，随着犹太人在德国的情况日渐恶化，对入境许可的需求就出现增长，寻找庇护所成为难题。世界各国都收紧了移民法案和入境程序。1938年7月，埃维昂会议（Evian Conference）召集了30多个国家讨论应对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危机问题，但却未能找到解决方案；紧接其后就出现了暴力行为，其中包括1938年 11月袭击德国犹太人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大屠杀行动。
悉尼犹太博物馆记录了导致“最后解决方案”的历史事件，并把这一主题展示在名为“放逐到集中营”的展厅里，在那里，展览生动呈现了纳粹死亡集中营用运牲口的敞篷拖车把犹太人送到灭绝营，甚至集中营里的大屠杀场面。
在“反思和回忆”（Reflection and Remembrance）环节，有缅怀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1878–1942）和拉乌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1912–1947）的致辞。科扎克是著名的波兰医生和教育家，他陪伴着孤儿院里的孩子们走上前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放逐之路，尽管这对他来说意味着暴力与死亡。
最后是为纪念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而设立的“勇气画廊”（Gallery of Courage）。侧厅记录的是“国际义人的故事”。与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里纪念碑上的致辞、纪念“国际义人”的“花园”相似，（Hofer Englmaier 2015），它们都是为了向勇于关爱的个人表达敬意。
面对一段段棘手的历史，任何对于历史的否认，或是直面该历史时的犹疑，都是一种无作为的显现，更是一种道德的缺失。而在此过程中，观念转变是面对“棘手遗产”的根本方法。在应对这种负面历史的观念转变中，可能会对国家层面上的自我身份认同带来影响。但是，自我反思和一种集体精神分析获得了道德公信力，成为直面历史、不忘却历史、为更好的未来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战争一结束，盟军偶尔在集中营举办展览讲述这里发生过的可怕罪行。这是使德国民众能够正视暴行的部分努力。虽然可以说这为今后发展成自我对质奠定了基础，但羞辱他人与羞辱自己相去甚远。然而这些尝试的确形成了一个观点，即正视棘手的历史这种做法是具有教育意义，且具有疫苗的效果以免今后再发生类似暴行。
德国是一个特例，但这有助于建立一个日益流行的、处理历史与集体认同关系的新典范。回顾错误的历史，不仅被精神分析视为对个体和集体认同有积极效果的“健康”做法，也被视为道德上正直的标志。但是，此类做法的动力并不单一，同时也受到相关的对自我揭露，尤其是政治领域自我揭露的价值理解。
即使德国已经广泛地面对棘手历史，可做的还有很多。该现象不仅在德国盛行，在其他地区也变得越来越多，作为两大移民国家，美国与澳大利亚面对这段棘手的历史，在博物馆中又作出了哪些回应呢。
美国的例证
1993年开放的美国两个专门展出纳粹大屠杀的最负盛名的博物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和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及其宽容博物馆，为德国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
它们以美国学者的视角来审视纳粹德国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这些博物馆的展览和展品主要为美国观众设计，但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却是全球性的：“怀念那些在大屠杀中逝去的生命。愿他们的回忆成为祝福—和警示”，“世界必须知道”。
这两家博物馆都试图使用当代方法，把德国历史的重要时期转换为美国人的想象与记忆。这种把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现实放在美国语境下进行理解的美国式方法，从四大主题及类别出发对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调查研究：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迫害、放逐和处决。这些主题大体描述出最终导致种族灭绝的政治事件。
其中展览中的互动概念是为缺少德国历史和国家社会主义背景的观众所设计的。根据迈克尔·贝伦鲍姆（MichaelBerenbaum）的说法，其目的是为了教育参观者，而不是向参观者灌输思想：大屠杀的历史对情感上造成的冲击会促使思想开放的观众进行反思，如果他们发现自己也处在一个华沙犹太人聚居区或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位置上，或者正好相反，处在一个被命令杀死无辜的妇女和儿童的德国士兵的位置上，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如果他们处在一个旁观目击者的角色，又该如何表现呢。
由此，博物馆有助于培养个人对集体暴行的观点，并鼓励观众产生个人的和政治的责任感。博物馆各个部门被安排策划独立展览。例如，它们既展示大屠杀之前犹太人在斯泰特尔（ Stetl，犹太人居住区）的日常生活，也展示他们在犹太社区和集中营里的共同经历。纳粹在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下所犯下的重大罪行，从各种形式的迫害到灭绝，都通过大玻璃展柜里的集中营人员清单，以及占满“脸谱塔”展区的照片集呈现。
为了说明这一思路的运作模式，不妨对宽容博物馆的某些部门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其中一个中心参照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魏玛共和国（WeimarRepublic Germany）的设计风格，仿造了一座柏林的虚拟咖啡屋。这是一间宾客满堂的咖啡屋，里面坐满不同社会和职业背景的虚构人物：科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这些人物正在就希特勒的权力晋升交谈，而同期音频则给人物带来了生命。展览还设计了一个讲解员角色，他描述咖啡馆常客们的身份，并预测他们的行为。讲解员说，这些客人中总有人有一天会在纳粹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人则成为暴行的受害者。
另一个侧厅里立着一座波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复制品。仿造的毒气室赋予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原址现实意义，屏幕则给观众提供旁证，让他们了解纳粹政权下的种族灭绝机制及其历史背景。此外，它们可视将其视为对虚拟重建历史场景的嘗试，让观众假想生活在这样的场景中，正经历着纳粹的暴政。从展览的设置上来讲，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一导致种族灭绝的政治事件的过程。
澳洲的例证
澳大利亚的悉尼犹太博物馆（Sydney JewishMuseum）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转型”方法。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历史始于1788年至1852年，那时有近1000名犹太人移民到那里。这些定居者中有大部分人是技术工人，例如裁缝、钟表匠、修鞋匠、制造人，甚至还有卖橘子的小贩。
他们带来了古老传统，也带来了贫困和强制放逐的漫长历史。这有助于他们适应新的土地和环境。因此，博物馆的第一个侧厅就把19世纪中叶悉尼犹太人的生活作为展览重点，在这一时期，大多数犹太人都过着富足自由的生活，他们操纵着乔治大街的商业场所，还占据了那里的住房。乔治大街成为宗教生活以及商业生活的中心（SydneyJewish Museum 1992）。
其他展厅主要展出的则是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1933年至1945年的这一段时间。这是犹太人生活的一个全新历史时期，也是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受害的德国犹太人日益增多而引发难民危机的时期。
澳大利亚对移民和难民有着严格的配额制度。然而，随着犹太人在德国的情况日渐恶化，对入境许可的需求就出现增长，寻找庇护所成为难题。世界各国都收紧了移民法案和入境程序。1938年7月，埃维昂会议（Evian Conference）召集了30多个国家讨论应对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危机问题，但却未能找到解决方案；紧接其后就出现了暴力行为，其中包括1938年 11月袭击德国犹太人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大屠杀行动。
悉尼犹太博物馆记录了导致“最后解决方案”的历史事件，并把这一主题展示在名为“放逐到集中营”的展厅里，在那里，展览生动呈现了纳粹死亡集中营用运牲口的敞篷拖车把犹太人送到灭绝营，甚至集中营里的大屠杀场面。
在“反思和回忆”（Reflection and Remembrance）环节，有缅怀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1878–1942）和拉乌尔·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1912–1947）的致辞。科扎克是著名的波兰医生和教育家，他陪伴着孤儿院里的孩子们走上前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放逐之路，尽管这对他来说意味着暴力与死亡。
最后是为纪念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而设立的“勇气画廊”（Gallery of Courage）。侧厅记录的是“国际义人的故事”。与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里纪念碑上的致辞、纪念“国际义人”的“花园”相似，（Hofer Englmaier 2015），它们都是为了向勇于关爱的个人表达敬意。
面对一段段棘手的历史，任何对于历史的否认，或是直面该历史时的犹疑，都是一种无作为的显现，更是一种道德的缺失。而在此过程中，观念转变是面对“棘手遗产”的根本方法。在应对这种负面历史的观念转变中，可能会对国家层面上的自我身份认同带来影响。但是，自我反思和一种集体精神分析获得了道德公信力，成为直面历史、不忘却历史、为更好的未来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