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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你成为流动人口，就会伴有不公平待遇，这个不公平是随时随地的，对我来说，最突出和迫切的就是孩子的高考。”来自内蒙古的杜国旺说，他常住北京，儿子从小学一年级便在北京读书，现在已进入高二。
对杜国旺来说，儿子即将面临的高考问题，令他烦心不己。虽然内蒙古的录取分数线与北京相差不大，但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孩子在北京高考。他的考虑十分现实，由于高考改革分省命题，各地教材不一，回原籍考试的学生很难有机会考上理想的大学。
10月29日，由20多位常住北京的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在网络上公布，其主要建议，就是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常住地等标准，而不是户籍来认定。
无独有偶，此前几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法学专家郭道晖等15名学者及社会人士，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建议书，亦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中的考生户籍限制。建议书提出，将高考报名条件改为考生的学籍所在地，并通过全国统一高考，促使部属高校降低所在地的考生录取比例，从而最终消除现有的高考地域歧视。
“学者上书”和“民间方案”在诉求上基本一致，都是试图将高考与户籍制度脱钩，绕开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户籍制度，以实现“异地高考”的曲线突破。
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正在制定中，今年底，即可能以国务院的名义出台一份改革文件，不再要求考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考试。
消除高考地域歧视的呼声由来已久，从技术层面而言，亦无难度，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地方政府。
反高考歧视行动
杜国旺和不少异地考生的家长，都有徘徊于教育部、当地教委、政府信访办门口等痛哭流涕的经历，却并无效果。他们得到的回复千篇一律：《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要求，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招生。
今年6月，杜国旺加入“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成为一名志愿者，这个成立于2010年2月，由随迁子女家长组成的志愿者群体，目前活跃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依靠十几个QQ群交流联络。
从成立之日起，志愿者每个月都会向教育部以及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递交呼吁书，此外，他们还邀请专家、人大代表等人士就高考改革问题展开研讨。教育部方面对这些家长，多次表态要解决好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问题却总是悬在这里。”杜国旺说。
2010年12月，北京市“两会”前，在与北京人大代表座谈时，一位家长提出：“为什么户籍就一定大于学籍，而不是学籍大于户籍呢？”
这个思路迅速获得家长们的响应，并最终形成了“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的建议案。
“我们的建议考虑了现实操作性，第一，‘北京、上海两地，至高中毕业有连续四年以上学籍’，这强调了学籍的连续性，即学生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参加了中考之后，可参加高考。而‘父母经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认定’，是为了避免寄读性高考移民的出现。”杜国旺解释说。
在家长们看来，自己的方案考虑到了地方政府对于高考移民等种种问题的担心，但能否打消其顾虑，他们并不乐观。
“问题难以解决，客观上受城市资源限制，主观上是大城市多年来享用外来人口之利，却利用户籍手段回避为其提供公共服务。”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改研究室副主任王烽说。
怎解地方结
2010年底，国家教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刚刚成立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对高考改革方案进行调研，在16个专题中，便包括“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办法”和“是否恢复统一高考”。
据《财经》记者了解，至今年年中，16个调研报告全部完成。
参与调研的王烽介绍，根据调研情况来看，实现异地高考最大的阻力在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担心的是，教育资源不足和人口压力过大。”
但实际上，这种担心并无实质的根据。以北京为例，虽然非京户籍常住学龄人口在北京上小学的增长明显，但当地户籍学龄人口总数却呈下降趋势，此消彼涨之下，难以得出教育资源短缺的结论。
在调研过程中，王烽发现很多争论都是在立场和理念层面上，并没有具体数据支撑。
比如，北京目前高中阶段的非京户籍学生只有不到1万人，其中高三的学生有多少？最终有多少会参加高考？让他们在北京高考，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模糊不清。
“开多大口子才会对地方的资源以及人口控制产生影响？各地需要把政策变动带来的人口和资源压力做出数据调研。”王烽说，但以往的登记更多是为了加强管理，而不是为提供服务做依据，结果导致外来人口的信息残缺不全。
“如果人口控制是地方的硬任务，那么政策就会趋于保守，教育部门也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王烽分析。
10月29日下午，在教育公平志愿者主办的《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方案》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曲相霏表示，她所获知的信息是，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认为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不仅不大可能放开，还可能会越来越紧”。
今年1月28日，几位随迁子女家长在与北京市教委基教处处长魏旭斌交流时，亦得到类似的信息：北京市将先控制人口，再考虑解决随迁子女上学等问题。
北京市教委的表态，遵循着这座城市近来频繁提出的人口调控思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961.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了此前确定的，到2020年常住人口1800万人的目标。
于是，非京籍考生在北京中高考的问题已然纳入到人口调控的政策框架中。
在此背景下，即使取消了高考的户籍限制，也不意味着解决了异地高考的问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分析，相较于高考，录取环节更为关键。
现实中，各地高等教育的录取率不一，这与各地的高等教育资源直接相关。各地现行的政策均倾向于本地户籍的考生。
而即使是一些部属院校，也不可能脱离与地方政府的联系。
比如“985工程”“211工程”等都针对部属高校，其建设资金却基本是中央与地方一比一配套，而高校在土地、治安、水电等各方面，对地方政府亦多有依赖。
与此对应，部属高校以提高当地录取比例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付出给予回报。这在高校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共建协议中大都有明确约定。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认为，异地高考牵涉到资源和利益问题，因此必须面对现实，考虑利益平衡。比如，一个外来的学生在家乡已有一份教育经费，来到另一座城市之后，经费应当部分转移到流入地来，以此来平衡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减少流入地政府的顾虑。
这一思路基本上与近年来各界多有提及的“教育券”相近。
湖北尝试落空
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正在研究异地高考问题，教育部会和接收外地学生比较多的地方共同推进异地高考。
国家教改办副主任袁振国则作出直接回应，他认为，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已经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习的，就有权利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
在高考改革调研16个专题中，“是否恢复统一高考”也是其中之一。这一被15位学者列入建议书的长期性方案，目前亦存在地区差异。
“有一些省份本来就不愿意再单考。”据王烽介绍，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承受着组织出题成本和水平压力，但仍然有运作比较成熟的省份愿意自己单独考试。
“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将高中的教育与高考脱离。像美国那样，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SAT也是统一考试，但它是一种能力测试，考的是学生有没有上大学的能力，分析、计算、语言表达能力等，而不是应试的能力。”韩民说。如果是这样，教材不统一的困扰亦不复存在。
目前，各地区的招生名额，主要是由各高校自主确定，教育部的影响有限。2008年教育部曾作出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应限制在30％以内的规定，但这一规定的执行并不到位，如复旦大学等高校便远远超出这一比例。
王烽认为，高考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高校招生自主，高等学校可根据学生的学业成绩、高考成绩等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录取，从而淡化户籍限制。不过这个目标实现，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我们等不及这些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我们孩子眼看就要参加高考。”杜国旺的话代表了很多家长的想法。
实际上，在北京、上海之外，一些省份正在试图做尝试。7月5日，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内部公布了一份《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
该方案即提出，“户口在外省、但在湖北省内高中就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高中三年学籍注册在湖北，均可在湖北省内学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将从2009年秋季入学、2012年毕业的高中毕业生开始实行。此后的户口在外省、但在湖北省内高中就读的往届高中毕业生，持湖北省的高中毕业证，也可在湖北报名参加高考。”
湖北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兼之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且属于“高分考区”，在现实层面，湖北试行“异地高考”的阻力相对较小。
《财经》记者了解到，湖北省“异地高考”的可行性方案已讨论了两年多，近年来关于“异地高考”改革已有小幅尝试。
2010年开始，湖北省允许“省内借考”，即只要户籍地与输入地的市级招考部门双方达成一致，就可在就读地报名参考。
但是，湖北省考试院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改革方案尚处在讨论阶段，还需要各级主管部门审批”。
10月26日，湖北省发布有关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的通知，再次把报名条件限制为“具有湖北省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这意味着，至少在2012年，外省籍学生仍然无法实现异地高考。
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看来，早在2006年，中央就已经要求对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以输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那么接下来以学籍为依据参加高考，应是上述中央政策的自然延续。”
对杜国旺来说，儿子即将面临的高考问题，令他烦心不己。虽然内蒙古的录取分数线与北京相差不大，但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孩子在北京高考。他的考虑十分现实，由于高考改革分省命题，各地教材不一，回原籍考试的学生很难有机会考上理想的大学。
10月29日，由20多位常住北京的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在网络上公布，其主要建议，就是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常住地等标准，而不是户籍来认定。
无独有偶，此前几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法学专家郭道晖等15名学者及社会人士，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建议书，亦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中的考生户籍限制。建议书提出，将高考报名条件改为考生的学籍所在地，并通过全国统一高考，促使部属高校降低所在地的考生录取比例，从而最终消除现有的高考地域歧视。
“学者上书”和“民间方案”在诉求上基本一致，都是试图将高考与户籍制度脱钩，绕开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户籍制度，以实现“异地高考”的曲线突破。
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正在制定中，今年底，即可能以国务院的名义出台一份改革文件，不再要求考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考试。
消除高考地域歧视的呼声由来已久，从技术层面而言，亦无难度，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地方政府。
反高考歧视行动
杜国旺和不少异地考生的家长，都有徘徊于教育部、当地教委、政府信访办门口等痛哭流涕的经历，却并无效果。他们得到的回复千篇一律：《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要求，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招生。
今年6月，杜国旺加入“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成为一名志愿者，这个成立于2010年2月，由随迁子女家长组成的志愿者群体，目前活跃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依靠十几个QQ群交流联络。
从成立之日起，志愿者每个月都会向教育部以及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递交呼吁书，此外，他们还邀请专家、人大代表等人士就高考改革问题展开研讨。教育部方面对这些家长，多次表态要解决好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问题却总是悬在这里。”杜国旺说。
2010年12月，北京市“两会”前，在与北京人大代表座谈时，一位家长提出：“为什么户籍就一定大于学籍，而不是学籍大于户籍呢？”
这个思路迅速获得家长们的响应，并最终形成了“高考报名资格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的建议案。
“我们的建议考虑了现实操作性，第一，‘北京、上海两地，至高中毕业有连续四年以上学籍’，这强调了学籍的连续性，即学生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参加了中考之后，可参加高考。而‘父母经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认定’，是为了避免寄读性高考移民的出现。”杜国旺解释说。
在家长们看来，自己的方案考虑到了地方政府对于高考移民等种种问题的担心，但能否打消其顾虑，他们并不乐观。
“问题难以解决，客观上受城市资源限制，主观上是大城市多年来享用外来人口之利，却利用户籍手段回避为其提供公共服务。”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改研究室副主任王烽说。
怎解地方结
2010年底，国家教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刚刚成立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对高考改革方案进行调研，在16个专题中，便包括“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办法”和“是否恢复统一高考”。
据《财经》记者了解，至今年年中，16个调研报告全部完成。
参与调研的王烽介绍，根据调研情况来看，实现异地高考最大的阻力在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担心的是，教育资源不足和人口压力过大。”
但实际上，这种担心并无实质的根据。以北京为例，虽然非京户籍常住学龄人口在北京上小学的增长明显，但当地户籍学龄人口总数却呈下降趋势，此消彼涨之下，难以得出教育资源短缺的结论。
在调研过程中，王烽发现很多争论都是在立场和理念层面上，并没有具体数据支撑。
比如，北京目前高中阶段的非京户籍学生只有不到1万人，其中高三的学生有多少？最终有多少会参加高考？让他们在北京高考，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模糊不清。
“开多大口子才会对地方的资源以及人口控制产生影响？各地需要把政策变动带来的人口和资源压力做出数据调研。”王烽说，但以往的登记更多是为了加强管理，而不是为提供服务做依据，结果导致外来人口的信息残缺不全。
“如果人口控制是地方的硬任务，那么政策就会趋于保守，教育部门也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王烽分析。
10月29日下午，在教育公平志愿者主办的《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方案》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曲相霏表示，她所获知的信息是，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认为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不仅不大可能放开，还可能会越来越紧”。
今年1月28日，几位随迁子女家长在与北京市教委基教处处长魏旭斌交流时，亦得到类似的信息：北京市将先控制人口，再考虑解决随迁子女上学等问题。
北京市教委的表态，遵循着这座城市近来频繁提出的人口调控思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961.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了此前确定的，到2020年常住人口1800万人的目标。
于是，非京籍考生在北京中高考的问题已然纳入到人口调控的政策框架中。
在此背景下，即使取消了高考的户籍限制，也不意味着解决了异地高考的问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分析，相较于高考，录取环节更为关键。
现实中，各地高等教育的录取率不一，这与各地的高等教育资源直接相关。各地现行的政策均倾向于本地户籍的考生。
而即使是一些部属院校，也不可能脱离与地方政府的联系。
比如“985工程”“211工程”等都针对部属高校，其建设资金却基本是中央与地方一比一配套，而高校在土地、治安、水电等各方面，对地方政府亦多有依赖。
与此对应，部属高校以提高当地录取比例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付出给予回报。这在高校与地方政府签订的共建协议中大都有明确约定。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认为，异地高考牵涉到资源和利益问题，因此必须面对现实，考虑利益平衡。比如，一个外来的学生在家乡已有一份教育经费，来到另一座城市之后，经费应当部分转移到流入地来，以此来平衡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减少流入地政府的顾虑。
这一思路基本上与近年来各界多有提及的“教育券”相近。
湖北尝试落空
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正在研究异地高考问题，教育部会和接收外地学生比较多的地方共同推进异地高考。
国家教改办副主任袁振国则作出直接回应，他认为，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已经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习的，就有权利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
在高考改革调研16个专题中，“是否恢复统一高考”也是其中之一。这一被15位学者列入建议书的长期性方案，目前亦存在地区差异。
“有一些省份本来就不愿意再单考。”据王烽介绍，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承受着组织出题成本和水平压力，但仍然有运作比较成熟的省份愿意自己单独考试。
“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将高中的教育与高考脱离。像美国那样，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SAT也是统一考试，但它是一种能力测试，考的是学生有没有上大学的能力，分析、计算、语言表达能力等，而不是应试的能力。”韩民说。如果是这样，教材不统一的困扰亦不复存在。
目前，各地区的招生名额，主要是由各高校自主确定，教育部的影响有限。2008年教育部曾作出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应限制在30％以内的规定，但这一规定的执行并不到位，如复旦大学等高校便远远超出这一比例。
王烽认为，高考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高校招生自主，高等学校可根据学生的学业成绩、高考成绩等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录取，从而淡化户籍限制。不过这个目标实现，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我们等不及这些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我们孩子眼看就要参加高考。”杜国旺的话代表了很多家长的想法。
实际上，在北京、上海之外，一些省份正在试图做尝试。7月5日，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内部公布了一份《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
该方案即提出，“户口在外省、但在湖北省内高中就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高中三年学籍注册在湖北，均可在湖北省内学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将从2009年秋季入学、2012年毕业的高中毕业生开始实行。此后的户口在外省、但在湖北省内高中就读的往届高中毕业生，持湖北省的高中毕业证，也可在湖北报名参加高考。”
湖北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兼之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且属于“高分考区”，在现实层面，湖北试行“异地高考”的阻力相对较小。
《财经》记者了解到，湖北省“异地高考”的可行性方案已讨论了两年多，近年来关于“异地高考”改革已有小幅尝试。
2010年开始，湖北省允许“省内借考”，即只要户籍地与输入地的市级招考部门双方达成一致，就可在就读地报名参考。
但是，湖北省考试院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改革方案尚处在讨论阶段，还需要各级主管部门审批”。
10月26日，湖北省发布有关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的通知，再次把报名条件限制为“具有湖北省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这意味着，至少在2012年，外省籍学生仍然无法实现异地高考。
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看来，早在2006年，中央就已经要求对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以输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那么接下来以学籍为依据参加高考，应是上述中央政策的自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