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二千多年的知识论史,哲学家对知识讨论很多,但对理解关注极少。关注知识,无可厚非,因为我们作为认知者,总是试图去了解这个世界。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认知上的好处,也会在实践上有所增益。不过,只是关注知识是不够的,它会使知识论的疆域太过狭小,以至于忽视了一些在认知上更富成就的认知状态,如理解。理解作为知识论的核心概念,可以追溯到知识论的“价值转向”。这是一股近二三十年才出现的浪潮。回顾过去的几十年,当代知识论一直围绕着知识的定义展开激烈的争论,遗憾的是这场争论徒劳无功。“价值转向”很好地终结了这种局面,并把一些诸如价值、信任、责任这样的非认知概念带入到知识论中来,从而拓宽了知识论的领域。从关注知识到关注更多的元素,“价值转向”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一些哲学家认为知识本身不具有独特的价值,与知识相比,“理解”的价值要更高,“理解”应当成为知识论的中心。然而,什么是“理解”呢?它与知识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诸多问题都成为了理解知识论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本质和价值两个维度着手,试图描绘清晰、完整的理解知识论的图景。在第一章中交代了理解知识论产生的历史脉络,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聚焦于知识论内部的发展,刻画了知识论自身是如何从知识发展出理解的;另一方面着眼于知识的目标的变迁,解释了知识的目标如何从一元论转向多元论的。在第二章,尝试描述和框定“理解”这一概念,试图论证理解是一种认知成就,并且是强的认知成就,以区别于作为弱的认知成就的知识。知识之所以被看作是弱的认知成就,在于它涉及的认知能力相对简单,功能能力和判断能力是认知者容易掌握的。理解之所以被看作是强的认知成就,在于它涉及的认知能力相对复杂,解释能力和应用能力是高水平的能力,认知者需要花费一定的心思才能掌握。其次,探究了“理解”的归类。理解涉及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能力”更倾向于是认知能力,而不是实践能力。再者,讨论了理解的对象:理解自然事件与行为事件。理解自然事件与理解行为事件之间有一些共通之处:理解自然事件需要把握自然事件与其发生的原因之间的关系,理解行为事件同样需要把握人类行为与其发生的原因之间的关系。但是将理解自然事件的模式套用在理解行为事件上,会出现理解失败的情况。认知者很容易根据自身的观念、价值倾向和看世界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的行为。一旦观念、价值倾向和看世界的方式出现分歧,很可能无法理解某些行为,甚至会出现一些误解。一种可取的做法是认知者悬搁自己的信念、价值倾向,并投身于被理解者的境遇,以他的信念和看世界的方式来看待他的行为。最后,讨论了理解的类型。尽管从句型上,可以分为对象理解、原子理解和命题理解,但实际上对象理解和原子理解都可以转化为命题理解,并且给出了论证。在第三章,探讨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知识一直以来被视为确证的真信念加上额外的要素,而“理解”作为知识的替代物,使得大部分哲学家认为这同样是“理解”的构成条件。不过有学者指出“信念”不是理解的构成条件,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存在如下可能:认知者理解p但不相信p。通过对反例的分析,本文指出“理解p而不相信p”会导致不可接受的结果——或者陷入“摩尔悖论”,或者使得“理解”无法表征世界,从而为“信念是理解的构成条件”辩护。也有学者指出“确证”不是理解的构成条件,存在如下可能:认知者的信念没有得到确证,但仍然拥有理解。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本文指出了案例中的认知者缺乏理解。确证也是理解的必要组成部分。当然,“真”也是理解的一个必要构件。一般而言,知识论中谈论的“真”指的是符合论意义上的真。部分哲学家把这种真理观运用到理解知识论中,遭遇了理论难题:无法证明事实的客观性;“命题—事实”的映射关系是存在问题的;即使“命题—事实”的映射关系是成立的,对某个事件原因的理解也无法找到对应的事实。这使得符合论无法与理解知识论兼容。理解要求认知者把握命题与命题间的关系,使得理解知识论与融贯论的兼容成为可能。最后,论证了理解无法与运气兼容。在第四章,诠释了理解的价值。首先,探讨了理解的价值的恰当问法。追问理解的价值,不是在追问它的实践价值,而是认知价值。更准确地说,是在问“S理解that p是否比S知道that p更好?”这一部分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并指出理解涉及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能力是理解的价值的提供者。由于解释能力和应用能力是高水平的认知能力,而知识涉及的认知能力相对简单。如果给认知设定一个最终目标的话,理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解是“基本的”认知善,具有“基本的”认知价值。其次,解释能力要求认知者把握命题与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和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对应起来。这就意味着认知者理解了that p的话,他就洞悉了世界的某种深层的结构。最后,理解是是一种卓越的认知状态,一种强的认知成就,这种认知成就所达到的高度是知识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