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甘肃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春节时在陇中、陇南、甘南、河西等地举行的傩文化活动自成特色，是一个个内涵丰富、生动有趣的案例，其中承载着诸多社会功能：促进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功能、审美艺术课堂功能、心理层面的调适功能。这些都启发我们挖掘傩文化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构建良好社会道德方面的潜在价值。当然，在对甘肃春节傩文化的研究中也应注意国家、社会通过倡导、引导等“软控制”手段使民间信仰功能发生积极变化的问题。
[关键词] 甘肃;春节文化;傩文化; 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077-04
甘肃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春节文化既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其中傩文化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生动有趣的个案，承载着诸多社会功能，值得重视研究。甘肃傩文化形态丰富，民间傩、寺院傩形态在陇中、陇南、甘南、河西等地区的村落中均有存在，活动环节也相对完整，如永登的“烧社火”、静宁的“喊牛唠唠”、甘南的“羌姆”、文县的“池歌昼”等。据《论语》《礼记》等典籍记载，“傩”为“驱疫也”，“使之追凶恶”。因此，学界认为，傩的原始意义是人们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时代对一切自然灾害、瘟疫疾病、困厄窘境进行积极防范的一种祭祀行为。进入当代，傩这一民间信仰活动在春节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特殊时段仍被乡土社会的民众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盛大展演和积极传承。2007年，全国儺文化艺术展演在甘肃永靖县举行，2008年，永靖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列为“中国傩文化保护基地”。在新世纪以来的非遗保护语境中，甘肃傩文化以政府倡导和民间主动的文化姿态正式走进了学界视野。在民间生活中，这一艺术方式却鲜活而自为地存在了许多年，它大多时候以庄严艺术的姿态出现，那些肃穆的面具、昂扬的舞姿、神圣的说词、引人入胜的戏曲表演、狂欢的观众、持重的表演者等等，都构成了傩文化绚烂又稳定的传承因子，它们以特殊的精神力量将人类的深层渴望与生命激情化为具体的场景而年年重现，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神圣活动在村落的打麦场、寺院的主殿前、神山圣水旁以广场文化的形式热烈进行着。
当代社会的民间信仰环境、民间信仰心理、民间信仰载体等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傩文化在驱疫的原始功能之外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社会功能，这一集庄重的祭祀性质与欢悦的集会性质于一体的民间文化事项，产生了促进民族和谐、进行艺术熏陶、进行心理调适等正向功能。
一、 讲团结：促进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功能
甘肃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很多地区的春节傩文化也呈现出了多民族融合的表层特征：傩文化事项起源的多民族性、变异的多民族性、传承的多民族性，正是因为这种多元性特征，傩文化为多民族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并主动建构，成为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历史证据和生活实际，其中的很多文化因子既推动着多民族的和谐相处的实事，也证明着多民族和谐相处的现实。这样的文化个案具有典型意义，充分显示和证明了中国春节文化是由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共同热忱创造、合作推动发展、集体主动传承的重大集体性民俗文化事项。
比如甘肃陇中地区渭源县麻家集镇民间流存的傩舞羌蕃鼓舞（2011年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般在农历正月十四左右举行，场面热闹，气氛欢快，当地百姓几乎全体参与。据《渭源县志》记载，麻家集一带自唐宋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尤其是羌藏民族，与汉族人民一道生活在这片热土之上，现在316国道半阴坡以西还有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名侧面记载了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干扎、哈地窝、醋纳、纳定、宗丹等。宋神宗时期王韶西征，将少数民族推移至偏远西部山区，在相对封闭的地形环境中保存了较多的民间信仰文化：傩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羌蕃鼓舞、师公子跳神、拉扎节等都是傩文化的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多民族融合发展过程的历史基础，所以，流传于麻家集镇的傩舞羌蕃鼓舞就有着十分明显的民族融合特点。完整的舞蹈过程包括七个环节，分别是走四门、铁绳扣、龙摆尾、拔牙空、送瘟神、攒八卦、绕棉花。表演时长大约为两个半小时，在这一表演过程中，多种民族文化进行了自然融合和无缝拼接，在动作、表情、服饰、唱词、主题、风格等方面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当地学者曾这样细致描述它的表演过程：“身着藏民族服饰的20多名由老中青三代组成的表演团队分次序按程序进行入场表演，在身穿翻毛皮袄持牛尾拂尘的老西番的统一指挥下，十几名头戴礼帽、佩眼镜、身穿雪白衬衫、挂深色马甲、腰系小刀或荷包锦囊缨络的鼓手们，高举羊皮鼓踏着沉稳而矫健的舞步，一招一式彰显出英武飒爽的风姿……舞到兴致处，鼓手们还会表演持鼓绕头、曲腿左右旋转、旋摆跨步、起脚跳等高难度动作。另有几名男女少年身着藏民族风情的彩衣、持回族常用的彩巾或彩扇，左手叉腰，右手挥动彩扇，扭行三步，即立定作藏族合掌礼，其意都是向佛祖祈祷平安的……具有藏族舞蹈“卓谐”和“热巴卓”的特色。”①正是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民众集体表演、集体观赏的和谐团结过程中，羌蕃鼓舞为各民族人民所共同喜爱，并被集体热忱传承，它是多民族和谐相处的文化证据，也在现实中继续发挥着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社会功能。
二、 讲故事：艺术审美课堂的构建
春节期间甘肃各地的傩文化活动中，说唱表演活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说唱表演从整体效果来看都是优秀的戏剧，人物形象饱满、情节曲折、主题突出，有巧妙的戏剧冲突、扣人心弦的戏剧高潮，可谓赏心悦目、异彩纷呈。因此，整个傩文化活动过程就是一个由表演者绘声绘色讲故事的艺术展演过程，他们用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独具匠心的道具去讲述一个个或有趣或悲壮或温暖或感人的故事，艺术韵味大雅大俗，在乡土社会中产生了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深得民众喜欢。
比如甘肃临夏地区积石山县春节期间的财宝神演出，就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财宝神是产生、流传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北部和青海省东部一带河州地区汉族群众中的说唱艺术，民间传说财富神是苏武的儿子苏金，因为相貌丑陋和怪异而遭人嫌弃，最后蒙冤而死，死后化作厉鬼刮起狂风表达自己的无限悲愤，皇上知道实情后很同同情他，封他做了财宝神，负责春节时为家家户户送财送吉祥。正因为财宝神的背后有这样一个凄美又感人的故事，而财宝神又承担着送财的功能，所以，老百姓非常喜欢。表演中用对仗工整的唱词讲述着故事，如苏金被冤后大风四起的情节：“刮得碌碡满场滚，刮得松树翻了根，刮得黄河水倒流，刮得皇宫东西里奔。” 苏金受封后广施恩泽的情节：“普天之下访善人，各家门上送财宝，百姓家里受香灯，各庄村里贺太平。”这样整饬优美的唱词，伴之以动作协调的舞蹈，确实成为了一堂生动的艺术审美课，为民众提供了艺术境界上的美感享受。当地的学者曾对这一美好的民间艺术活动有这样的描写：“春节期间，表演‘财宝神’的村庄推举村中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柱子’，组成由毛老僧、掌灯官、钹鼓手、中郎、腊花等表演人员组成的‘财宝神’队。装扮‘财宝神’都反穿羊皮袄，披头散发，头插翎毛，怀揣‘宝物’，手拿鸡毛掸子，自称‘老鞑子’或‘小鞑子’，俗称‘毛老僧’……“演唱‘财宝神’，主要表达‘各家门上送财宝’、‘各庄村里贺太平’这一主题，所以讲究唱喜不唱忧，唱好不唱坏，唱胜不唱败，忌讳不吉利的语言和不雅观的动作。唱词既有优美华丽的高雅之风，又有纯朴生动、通俗易唱的民间艺术韵味。”② 另外，如永靖的法师打醮活动，也是优美的带有讲故事性质的歌舞活动：“每醮要请12名或24名法师主持，设有祭坛，要献牲，祈祷。最具艺术性、观赏性的，要数‘法神’的舞蹈：法师们身着‘神衣（印花布制作的无袖长衫，系红色战裙，长衫前胸绣有八卦太极图，背绣蟠龙，四周绣云纹与飞龙，下摆均作千叶金甲状），手击单面鼓，踢腿踏歌，彩衫飘动，战裙轻扬，或一字长蛇，或跑圆圈，或聚或散;聚若莲花含苞，散若梅花点点，粗犷雄浑，热烈奔放。最令人叫绝的是‘甩马头’——六位法师忽解开发冠上的辫子，迎着扁鼓节奏甩将起来，在头顶上飞快旋转，平稳有力，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打醮击鼓走阵有一字长蛇阵、二龙戏水阵， 还有洞宾背剑、童子拜观音等等’。”③ 这样的歌舞场面，其势也壮，其情也真，给围观的老百姓带来了视觉上的美好享受与心灵上的艺术陶冶，堪比优秀舞蹈演员的激情演出。
事实上，抛开了傩文化基本的信仰功能去分析，我们会发现，傩文化相关的活动都是一套综合的广场表演艺术，而会首、主持、演员这一特殊的表演者群体，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从观众构成的场境性狂欢氛围中得到了无上的光荣和重要的鼓励，也因此激发了他们无限的艺术潜能。尽管仪式、说词、故事是固定的，但表演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却因为人的变化和具体氛围的变化而年年在更新，在这样一个神人共庆的宏大气场中，表演者秉天命、顺人意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艺术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傩文化的艺术性则由此而生。这一来自民间的诗学活动之中有威严、神秘的成分，有庄重、虔诚的成分，偶尔也有基于人神互通基础上的某些滑稽、幽默的成分，总体上呈现出了种艺术的风采，固守于乡土的普通百姓在仰视傩文化的过程中无形中得到了极大的審美享受。因此，傩文化活动在客观上成为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别开生面的艺术审美课堂，为民众带来了美的教育和熏陶。
三、 讲洁净：心理层面的调适作用
傩文化活动有很多复杂的环节：傩仪、傩舞、傩戏等等，但这些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始基础功能，就是驱疫、驱脏、驱邪，即通过诸种仪式将不干净的邪祟之物清理出去，远离村落和人家。这其实只是一种精神仪式，但是，老百姓却从中得到了很大满足，对仪式的认同感很强，认为可以保佑来年的平安健康与吉祥如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傩文化在心理层面起到了清理和放松作用，是社会人在集体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心理调节手段。
比如甘肃陇东地区静宁县春节时的傩社火喊牛唠唠就是非常典型的讲洁净的案例。傩社火分布于静宁以东的曹务乡，“喊牛唠唠”是当地人对这种社火演出时所唱腔调的俗称。有学者曾这样描述静宁傩社火从早到晚所展演的几个重要环节：“大年初四早上9点多，上下屲的傩社火就耍起来了……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支一张小桌，摆上糖果、烟酒、暖锅。社火队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领头，逐家逐户祝福道喜，主人拿一条红挂在‘驿臣官’身上，同时把桌上的摆品抛向观众，惹得大人小孩一拥而上，抢福抢喜。‘彻秋风’的社火队里有驿臣官、彩旗队、秧歌队、雄狮、旱船、毛驴、害婆娘等内容。社火队还流行着‘狮子禳娃娃’的习俗，主人把娃娃抱出来，让狮子从口里吞进去，从屁股后屙出来。以求娃娃平平安安，大福大贵……晚饭之后，就是夜社火了，这叫‘娱神娱人 ’的‘地摊社火’，‘地摊社火’的‘喊牛唠唠’作为传统社火的曲目，70多岁的传承艺人头戴百年来留传下来的傩面具，在一片锣鼓声中上场。天官给村民赐福，刘海为村民布撒金钱，灵官挥舞马棒为村民驱赶邪恶。正月初五是‘五穷日’。这天晚上家家要‘送五穷’，即天灾、人祸、瘟疫、苦难、贫穷。‘送五穷’仪式进行之前，村里选派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数人，由灵官率领众人冲进每家每户，一手高举火把，一手扬洒熟面，一把熟面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球，照得满院通红。灵官高喊‘瘟神爷断出门了么’，众人齐应‘断出门了’。送五穷结束后，将象征五穷的香灰、纸灰、垃圾等物集中起来，送到村外。”④通过梳理不难发现，民众在或庄重或欢快的驱傩仪式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认为自己一定能够通过傩文化的诸种仪式祓除不祥、浴火重生。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去看，这种祛除旧的污秽追求新的洁净的集体行为对个体而言有着非常积极的心理调适作用，即傩文化以特殊的精神力量帮助个体忘记挫折、失败、痛苦，在辞旧迎新、驱邪纳吉的诸多仪式中以清零的状态告别旧的生活，重新勇敢面对新的生活，追求新的成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傩文化中的戏曲唱词、祝祷之词等大都具有道德劝诫的意味，也必将对民众的心理活动进行正面积极的规约和引导。
四、 小结
傩文化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出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早期研究成果多由国外学者完成。1892～1910年，法国学者高延出版《中国的宗教体系》。之后，法国社会学家与汉学家葛兰言将中国宗教同中国社会相联系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1922年发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华裔学者杨庆堃提出了一个概念——扩散性宗教，他的中国宗教的社会研究突破了仅从哲学角度探讨宗教信仰的局限，将中国人生活中的宗教因素与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察，代表性著作《中国社会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以欧大年（代表性著作《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韩书瑞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家也不仅仅停留于民间佛教及其教派本身，还把这些内容与其他社会组织如青帮联系起来，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日本学者渡边欣雄在《汉族的民俗宗教》中将中国民间信仰称之为“民俗宗教”，认为它并不是基于某种抽象的宇宙观，而是基于对现实利益的祈愿。另外，武雅士在《神、鬼与祖先》一文中，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存在一个共同的象征体系：神、祖先和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认为，中国民间信仰是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重要渠道，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部分。弗里德曼指出，中国民间信仰的体系性特征与中国人的天命信仰与阴阳五行说有关。王斯福、华琛、韩明士、彭慕兰的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引人深思。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人们开始思考东方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民间信仰的关注也日渐深入。台湾学者李亦园就曾对民间宗教的实用功利主义给予了很正面的评价，认为在民俗宗教中完全可以找得到亚洲现代性的精神，从而反驳了“韦伯命题”。
这些理论观点以各种方式启发我们去思考傩文化这一春节期间重要的民间信仰活动在当代村落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对这一文化个案社会功能的分析引导我们思考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理性传承与积极功能的发挥问题。
其一，以甘肃傩文化信仰为观察平台，以多民族共同传承行为为切入点，探索民族和谐、民族团结的问题。甘肃春节傩文化中那些超越了民族界限、宗教界限、性别界限、年龄界限的意识为不同民族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基础和文化背景，应利用其中的积极因子营造团结、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其二，以甘肃傩文化信仰为观察平台，以艺术层面的鉴赏与心理层面的调适为切入点，探析民间信仰与民众的道德意识之间的联系，寻绎有利于民众道德意识健康发展的绿色因子，因势利导、发扬光大。同时，也要发现民间信仰中落后、迷信、愚昧的成分，提出解决对策，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价值，从政府、社会层面引导民众的道德意识向良性方向发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础上实现民众自觉践行、积极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
另外，目前学界较重视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主要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民间信仰对国家、社会、社区、村落的主动作用和影响，但较少注意国家、社会通过倡导、引导等“软控制”手段使民间信仰功能发生积极变化等问题。这一问题也应在对甘肃春节傩文化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思考和解决。
[注 释]
①杨世明编著：《渭源民俗》（内部资料），2013年印刷，第383页。
②董克义主编：《积石山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185页。
③徐建群主编：《永靖“傩”文化》，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④参见王知三：《张屲傩社火：傩文化的活化石》，内部资料。
[关键词] 甘肃;春节文化;傩文化; 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077-04
甘肃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春节文化既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其中傩文化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生动有趣的个案，承载着诸多社会功能，值得重视研究。甘肃傩文化形态丰富，民间傩、寺院傩形态在陇中、陇南、甘南、河西等地区的村落中均有存在，活动环节也相对完整，如永登的“烧社火”、静宁的“喊牛唠唠”、甘南的“羌姆”、文县的“池歌昼”等。据《论语》《礼记》等典籍记载，“傩”为“驱疫也”，“使之追凶恶”。因此，学界认为，傩的原始意义是人们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时代对一切自然灾害、瘟疫疾病、困厄窘境进行积极防范的一种祭祀行为。进入当代，傩这一民间信仰活动在春节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特殊时段仍被乡土社会的民众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盛大展演和积极传承。2007年，全国儺文化艺术展演在甘肃永靖县举行，2008年，永靖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列为“中国傩文化保护基地”。在新世纪以来的非遗保护语境中，甘肃傩文化以政府倡导和民间主动的文化姿态正式走进了学界视野。在民间生活中，这一艺术方式却鲜活而自为地存在了许多年，它大多时候以庄严艺术的姿态出现，那些肃穆的面具、昂扬的舞姿、神圣的说词、引人入胜的戏曲表演、狂欢的观众、持重的表演者等等，都构成了傩文化绚烂又稳定的传承因子，它们以特殊的精神力量将人类的深层渴望与生命激情化为具体的场景而年年重现，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神圣活动在村落的打麦场、寺院的主殿前、神山圣水旁以广场文化的形式热烈进行着。
当代社会的民间信仰环境、民间信仰心理、民间信仰载体等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傩文化在驱疫的原始功能之外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社会功能，这一集庄重的祭祀性质与欢悦的集会性质于一体的民间文化事项，产生了促进民族和谐、进行艺术熏陶、进行心理调适等正向功能。
一、 讲团结：促进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功能
甘肃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很多地区的春节傩文化也呈现出了多民族融合的表层特征：傩文化事项起源的多民族性、变异的多民族性、传承的多民族性，正是因为这种多元性特征，傩文化为多民族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并主动建构，成为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历史证据和生活实际，其中的很多文化因子既推动着多民族的和谐相处的实事，也证明着多民族和谐相处的现实。这样的文化个案具有典型意义，充分显示和证明了中国春节文化是由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共同热忱创造、合作推动发展、集体主动传承的重大集体性民俗文化事项。
比如甘肃陇中地区渭源县麻家集镇民间流存的傩舞羌蕃鼓舞（2011年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般在农历正月十四左右举行，场面热闹，气氛欢快，当地百姓几乎全体参与。据《渭源县志》记载，麻家集一带自唐宋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尤其是羌藏民族，与汉族人民一道生活在这片热土之上，现在316国道半阴坡以西还有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名侧面记载了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干扎、哈地窝、醋纳、纳定、宗丹等。宋神宗时期王韶西征，将少数民族推移至偏远西部山区，在相对封闭的地形环境中保存了较多的民间信仰文化：傩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羌蕃鼓舞、师公子跳神、拉扎节等都是傩文化的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多民族融合发展过程的历史基础，所以，流传于麻家集镇的傩舞羌蕃鼓舞就有着十分明显的民族融合特点。完整的舞蹈过程包括七个环节，分别是走四门、铁绳扣、龙摆尾、拔牙空、送瘟神、攒八卦、绕棉花。表演时长大约为两个半小时，在这一表演过程中，多种民族文化进行了自然融合和无缝拼接，在动作、表情、服饰、唱词、主题、风格等方面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当地学者曾这样细致描述它的表演过程：“身着藏民族服饰的20多名由老中青三代组成的表演团队分次序按程序进行入场表演，在身穿翻毛皮袄持牛尾拂尘的老西番的统一指挥下，十几名头戴礼帽、佩眼镜、身穿雪白衬衫、挂深色马甲、腰系小刀或荷包锦囊缨络的鼓手们，高举羊皮鼓踏着沉稳而矫健的舞步，一招一式彰显出英武飒爽的风姿……舞到兴致处，鼓手们还会表演持鼓绕头、曲腿左右旋转、旋摆跨步、起脚跳等高难度动作。另有几名男女少年身着藏民族风情的彩衣、持回族常用的彩巾或彩扇，左手叉腰，右手挥动彩扇，扭行三步，即立定作藏族合掌礼，其意都是向佛祖祈祷平安的……具有藏族舞蹈“卓谐”和“热巴卓”的特色。”①正是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民众集体表演、集体观赏的和谐团结过程中，羌蕃鼓舞为各民族人民所共同喜爱，并被集体热忱传承，它是多民族和谐相处的文化证据，也在现实中继续发挥着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社会功能。
二、 讲故事：艺术审美课堂的构建
春节期间甘肃各地的傩文化活动中，说唱表演活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说唱表演从整体效果来看都是优秀的戏剧，人物形象饱满、情节曲折、主题突出，有巧妙的戏剧冲突、扣人心弦的戏剧高潮，可谓赏心悦目、异彩纷呈。因此，整个傩文化活动过程就是一个由表演者绘声绘色讲故事的艺术展演过程，他们用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独具匠心的道具去讲述一个个或有趣或悲壮或温暖或感人的故事，艺术韵味大雅大俗，在乡土社会中产生了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深得民众喜欢。
比如甘肃临夏地区积石山县春节期间的财宝神演出，就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财宝神是产生、流传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北部和青海省东部一带河州地区汉族群众中的说唱艺术，民间传说财富神是苏武的儿子苏金，因为相貌丑陋和怪异而遭人嫌弃，最后蒙冤而死，死后化作厉鬼刮起狂风表达自己的无限悲愤，皇上知道实情后很同同情他，封他做了财宝神，负责春节时为家家户户送财送吉祥。正因为财宝神的背后有这样一个凄美又感人的故事，而财宝神又承担着送财的功能，所以，老百姓非常喜欢。表演中用对仗工整的唱词讲述着故事，如苏金被冤后大风四起的情节：“刮得碌碡满场滚，刮得松树翻了根，刮得黄河水倒流，刮得皇宫东西里奔。” 苏金受封后广施恩泽的情节：“普天之下访善人，各家门上送财宝，百姓家里受香灯，各庄村里贺太平。”这样整饬优美的唱词，伴之以动作协调的舞蹈，确实成为了一堂生动的艺术审美课，为民众提供了艺术境界上的美感享受。当地的学者曾对这一美好的民间艺术活动有这样的描写：“春节期间，表演‘财宝神’的村庄推举村中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柱子’，组成由毛老僧、掌灯官、钹鼓手、中郎、腊花等表演人员组成的‘财宝神’队。装扮‘财宝神’都反穿羊皮袄，披头散发，头插翎毛，怀揣‘宝物’，手拿鸡毛掸子，自称‘老鞑子’或‘小鞑子’，俗称‘毛老僧’……“演唱‘财宝神’，主要表达‘各家门上送财宝’、‘各庄村里贺太平’这一主题，所以讲究唱喜不唱忧，唱好不唱坏，唱胜不唱败，忌讳不吉利的语言和不雅观的动作。唱词既有优美华丽的高雅之风，又有纯朴生动、通俗易唱的民间艺术韵味。”② 另外，如永靖的法师打醮活动，也是优美的带有讲故事性质的歌舞活动：“每醮要请12名或24名法师主持，设有祭坛，要献牲，祈祷。最具艺术性、观赏性的，要数‘法神’的舞蹈：法师们身着‘神衣（印花布制作的无袖长衫，系红色战裙，长衫前胸绣有八卦太极图，背绣蟠龙，四周绣云纹与飞龙，下摆均作千叶金甲状），手击单面鼓，踢腿踏歌，彩衫飘动，战裙轻扬，或一字长蛇，或跑圆圈，或聚或散;聚若莲花含苞，散若梅花点点，粗犷雄浑，热烈奔放。最令人叫绝的是‘甩马头’——六位法师忽解开发冠上的辫子，迎着扁鼓节奏甩将起来，在头顶上飞快旋转，平稳有力，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打醮击鼓走阵有一字长蛇阵、二龙戏水阵， 还有洞宾背剑、童子拜观音等等’。”③ 这样的歌舞场面，其势也壮，其情也真，给围观的老百姓带来了视觉上的美好享受与心灵上的艺术陶冶，堪比优秀舞蹈演员的激情演出。
事实上，抛开了傩文化基本的信仰功能去分析，我们会发现，傩文化相关的活动都是一套综合的广场表演艺术，而会首、主持、演员这一特殊的表演者群体，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从观众构成的场境性狂欢氛围中得到了无上的光荣和重要的鼓励，也因此激发了他们无限的艺术潜能。尽管仪式、说词、故事是固定的，但表演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却因为人的变化和具体氛围的变化而年年在更新，在这样一个神人共庆的宏大气场中，表演者秉天命、顺人意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艺术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傩文化的艺术性则由此而生。这一来自民间的诗学活动之中有威严、神秘的成分，有庄重、虔诚的成分，偶尔也有基于人神互通基础上的某些滑稽、幽默的成分，总体上呈现出了种艺术的风采，固守于乡土的普通百姓在仰视傩文化的过程中无形中得到了极大的審美享受。因此，傩文化活动在客观上成为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别开生面的艺术审美课堂，为民众带来了美的教育和熏陶。
三、 讲洁净：心理层面的调适作用
傩文化活动有很多复杂的环节：傩仪、傩舞、傩戏等等，但这些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始基础功能，就是驱疫、驱脏、驱邪，即通过诸种仪式将不干净的邪祟之物清理出去，远离村落和人家。这其实只是一种精神仪式，但是，老百姓却从中得到了很大满足，对仪式的认同感很强，认为可以保佑来年的平安健康与吉祥如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傩文化在心理层面起到了清理和放松作用，是社会人在集体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心理调节手段。
比如甘肃陇东地区静宁县春节时的傩社火喊牛唠唠就是非常典型的讲洁净的案例。傩社火分布于静宁以东的曹务乡，“喊牛唠唠”是当地人对这种社火演出时所唱腔调的俗称。有学者曾这样描述静宁傩社火从早到晚所展演的几个重要环节：“大年初四早上9点多，上下屲的傩社火就耍起来了……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支一张小桌，摆上糖果、烟酒、暖锅。社火队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领头，逐家逐户祝福道喜，主人拿一条红挂在‘驿臣官’身上，同时把桌上的摆品抛向观众，惹得大人小孩一拥而上，抢福抢喜。‘彻秋风’的社火队里有驿臣官、彩旗队、秧歌队、雄狮、旱船、毛驴、害婆娘等内容。社火队还流行着‘狮子禳娃娃’的习俗，主人把娃娃抱出来，让狮子从口里吞进去，从屁股后屙出来。以求娃娃平平安安，大福大贵……晚饭之后，就是夜社火了，这叫‘娱神娱人 ’的‘地摊社火’，‘地摊社火’的‘喊牛唠唠’作为传统社火的曲目，70多岁的传承艺人头戴百年来留传下来的傩面具，在一片锣鼓声中上场。天官给村民赐福，刘海为村民布撒金钱，灵官挥舞马棒为村民驱赶邪恶。正月初五是‘五穷日’。这天晚上家家要‘送五穷’，即天灾、人祸、瘟疫、苦难、贫穷。‘送五穷’仪式进行之前，村里选派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数人，由灵官率领众人冲进每家每户，一手高举火把，一手扬洒熟面，一把熟面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球，照得满院通红。灵官高喊‘瘟神爷断出门了么’，众人齐应‘断出门了’。送五穷结束后，将象征五穷的香灰、纸灰、垃圾等物集中起来，送到村外。”④通过梳理不难发现，民众在或庄重或欢快的驱傩仪式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认为自己一定能够通过傩文化的诸种仪式祓除不祥、浴火重生。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去看，这种祛除旧的污秽追求新的洁净的集体行为对个体而言有着非常积极的心理调适作用，即傩文化以特殊的精神力量帮助个体忘记挫折、失败、痛苦，在辞旧迎新、驱邪纳吉的诸多仪式中以清零的状态告别旧的生活，重新勇敢面对新的生活，追求新的成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傩文化中的戏曲唱词、祝祷之词等大都具有道德劝诫的意味，也必将对民众的心理活动进行正面积极的规约和引导。
四、 小结
傩文化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出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早期研究成果多由国外学者完成。1892～1910年，法国学者高延出版《中国的宗教体系》。之后，法国社会学家与汉学家葛兰言将中国宗教同中国社会相联系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1922年发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华裔学者杨庆堃提出了一个概念——扩散性宗教，他的中国宗教的社会研究突破了仅从哲学角度探讨宗教信仰的局限，将中国人生活中的宗教因素与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察，代表性著作《中国社会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以欧大年（代表性著作《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韩书瑞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家也不仅仅停留于民间佛教及其教派本身，还把这些内容与其他社会组织如青帮联系起来，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日本学者渡边欣雄在《汉族的民俗宗教》中将中国民间信仰称之为“民俗宗教”，认为它并不是基于某种抽象的宇宙观，而是基于对现实利益的祈愿。另外，武雅士在《神、鬼与祖先》一文中，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存在一个共同的象征体系：神、祖先和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认为，中国民间信仰是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重要渠道，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部分。弗里德曼指出，中国民间信仰的体系性特征与中国人的天命信仰与阴阳五行说有关。王斯福、华琛、韩明士、彭慕兰的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引人深思。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人们开始思考东方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民间信仰的关注也日渐深入。台湾学者李亦园就曾对民间宗教的实用功利主义给予了很正面的评价，认为在民俗宗教中完全可以找得到亚洲现代性的精神，从而反驳了“韦伯命题”。
这些理论观点以各种方式启发我们去思考傩文化这一春节期间重要的民间信仰活动在当代村落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对这一文化个案社会功能的分析引导我们思考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理性传承与积极功能的发挥问题。
其一，以甘肃傩文化信仰为观察平台，以多民族共同传承行为为切入点，探索民族和谐、民族团结的问题。甘肃春节傩文化中那些超越了民族界限、宗教界限、性别界限、年龄界限的意识为不同民族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基础和文化背景，应利用其中的积极因子营造团结、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其二，以甘肃傩文化信仰为观察平台，以艺术层面的鉴赏与心理层面的调适为切入点，探析民间信仰与民众的道德意识之间的联系，寻绎有利于民众道德意识健康发展的绿色因子，因势利导、发扬光大。同时，也要发现民间信仰中落后、迷信、愚昧的成分，提出解决对策，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价值，从政府、社会层面引导民众的道德意识向良性方向发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础上实现民众自觉践行、积极遵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
另外，目前学界较重视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主要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民间信仰对国家、社会、社区、村落的主动作用和影响，但较少注意国家、社会通过倡导、引导等“软控制”手段使民间信仰功能发生积极变化等问题。这一问题也应在对甘肃春节傩文化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思考和解决。
[注 释]
①杨世明编著：《渭源民俗》（内部资料），2013年印刷，第383页。
②董克义主编：《积石山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185页。
③徐建群主编：《永靖“傩”文化》，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④参见王知三：《张屲傩社火：傩文化的活化石》，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