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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阳三奇
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杨晓阳堪称奇人一位。
杨晓阳奇在仕途上。29岁起即出任大学国画系主任，并成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35岁出任西安美院副院长，上任一年主持全盘工作；37岁出任大师云集的西安美术学院院长一职；44岁当选在美术界代表着荣誉、尊严与权威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是迄今为止中国美术院校中最年轻的院长、中国美协最年轻的副主席，也是在位时间最长、威望最高的院长。
杨晓阳还奇在业务上。艺术创作与从政所要求的个性以及时间的挤兑几乎是一对天敌。但是，杨晓阳却以其每天一两幅的创作以及总数近万幅的画作数量成为迄今为止全国美术院校教授创作之最、院长创作之最。并以其扎实的艺术成就，在34岁即破格晋升副教授。大部分教师为之奋斗一生的教授职称，杨晓阳在38岁就顺顺当当地拥有了。作品数量多，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是杨晓阳30多岁时创作的作品《黄剿进长安》已经成为《中国通史》的彩色插图并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其两幅均长达60多米的巨幅壁画《丝绸之路》和《阿房宫赋》均为40岁之前的作品，却一经出世就成为美术界振憾人心的扛鼎之作！
杨晓阳，最奇的还在他独特的性格修养和哲学思想。按照一般规律，作为艺术奇才，杨晓阳要么处事刁钻，性格怪异；要么清高孤傲，盛气凌人。作为少年“进仕”，杨晓阳要么谨言慎行，老气横秋；要么八面玲珑，圆滑虚伪。但是生活中的杨晓阳却恰恰出奇地质朴，出奇地平易近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打牌。除了日常工作，所有的爱好就是喝茶、看书、画画、鉴宝。他有创作的激情和天分，却没有一丝生活的偏激冒进；他待人接物严于律己，为人为画却又十分大气；他从骨子里淡泊名利，却在不期然中荣誉等身。
当代社会生活中许多看起来无法统一的尖锐矛盾，在杨晓阳身上，竟然十分轻松十分神奇地取得了和谐统一。
与杨晓阳对话
艺术与行政：我可以完美统一
记者：在外界看来，您30多岁就晋升教授并出任西安美院院长，人生仕途都过于顺利。事实是这样吗？您个人认为这种顺利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杨晓阳：别人都认为我很顺，我感觉我也很顺。其实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绝对顺利的。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太爷是长安名医，父亲是吕斯白的学生。这种家学和家教，给我从小就注入了艺术的因子。我清楚地记得，3岁时我就用烟盒在家里剪字。当然，这样的家庭也决定了我必然的少年磨难。我记事的时候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家庭遭遇了无休止的被抄家被批斗。这样的家庭教育和特殊经历也必然地决定了我淡泊名利和少年老成这样的思想和性格。所以，我并不认为我太顺利。我相信生活环境决定人的性格。而性格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和命运。
记者：在我看来，艺术创作与从政，与当下社会所要求的个性几平是一对天敌。您觉得自己的性格是适合从政还是更适合艺术创作？或者说，您觉得美术教育家与画家这两个职业，您更适合那一个？
杨晓阳：美术教育家和单纯的艺术家不同。前者需要包括志向、眼界、宽容大度、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等人格魅力。从理论上说，这两者是有矛盾的。但是，我觉得这两个角色，我都很适合。老实说，三十多岁当院长时我没有感到压力。我的思想和性格使我在顺利时不喜形于色，遇到挫折时也不灰心气馁。我现在用行政工作的经验对待创作，用创作的艺术思维对待行政。这两个角色处理好了，可以相得益彰。
记者：但是，大量的行政事务毕竟要挤掉许多创作时间，这一矛盾怎么处理呢？
杨晓阳：大量的行政工作中的重重矛盾的确消耗了大部分时间。我现在一年里的画画时间不到四分之一。怎么办？关键是心态。我的心态很好。遇上行政干行政，有时间立刻进入创作。我现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时间进行创作，星期天通常都要关起门画上10个小时。
市场化：思想与行动的背离
记者：近几年，您的画作市场价格急剧上升。由此也引发了学院派市场化的话题。您怎样看待画家画作的市场化？怎样评估他们的市场价格？
杨晓阳：人是离不开社会的，人应该适应社会。所以我认为市场化是一件好事。陕西画家的画作价格，我认为目前远没有得到真实的反映。他们理应更值钱，理应远远超过这个价格。有一批有实力的画家，四尺的商品画，整张的应该在四万元左右，这是全国的价格水平。但事实上在陕西，流通价格往往只有一万多。我个人认为陕籍画价身价上涨，这是陕西的光荣。但是，价格上升远远没有与全国的价格水平持平。
记者：您对自己的画作在市场的流通价格满意吗？
杨晓阳：我的做法和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支持画家画品价格市场化，高水平化。但是我实际做的恰恰不是这样。我的画作一年大概只有几百幅。但大部分是义务支持学校、政府、朋友以及出国活动的。这样的数量一年在百幅以上。如果因为我的画作使政府的项目顺利批下，我就很高兴。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我感到很充实。
文化大省：实力与表现的落差
记者：陕西是不是一个文化大省，在文化界还有一些争议。您怎样看待陕西在全国的文化地位？
杨晓阳：陕西是个文化大省，但名不副实。要分层论之。要论文化资源和文化地位，陕西在全国是绝对的第一。比如我们的历史、文物可与古罗马、古埃及相媲美。陕西的整个文化实力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其它地方，应在前三位。但是，陕西文化的现实表现在全国处于中游。文化的产业化水平在全国则处于落后地位。所以，陕西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任重道远。
“五万”：毕生不倦的追求
记者：外界称您是一个工作狂。从实践看，您作画数量惊人且多鸿篇巨帙。但思想上看，您又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现代社会很多看来尖锐对立的矛盾在您这里都得到了和谐统一。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儒道思想作用的结果呢？
杨晓阳：我应该算是一个归属儒家系列的学子。从儒家学子到喜欢老子道家。我枕边的书籍是《老子》，一放就是九年，读了很多遍。也悟出了一些东西。儒家学说和老子道家对我确实获益不浅。从有为，有所不为到无为而无不为，我追求这样一种境界。
记者：在您几十年的创作中，您最认可的作品是那一件？您认为自己的创作进入高峰了吗？什么是您一生永久的追求？
杨晓阳：迄今为止，我最满意的作品还没有一幅。以前都是一些基础。我只能说，中国画的路子我明白了。我们的作品最终能否留下来，还要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才能检验。
我一生只追求五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鉴万件宝，画万卷画，育数万人。我读万卷书，一点不夸张。我的卫生间有书架，半夜上厕所都要拿上一本书蹲上2个小时。我目前已周游了三十多个国家，走遍了大半个地球。鉴万件宝（杨晓阳的画宝堆满了历代文物），画万卷画正在进行。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很低，对金钱看得很淡，我一天有20元就可以生活下去。但是，我希望我的一生有意义、有价值。
有意义、有价值、不虚度，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荣誉榜
一九九九年被评为陕西教育界十大新闻人物。
二零零零年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授予《世界杰出人物》称号，文化部人才中心授予《世界和平奖》金奖。
二零零三年走进《东方之子》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
二零零三年任中国美协副主席。
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杨晓阳堪称奇人一位。
杨晓阳奇在仕途上。29岁起即出任大学国画系主任，并成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35岁出任西安美院副院长，上任一年主持全盘工作；37岁出任大师云集的西安美术学院院长一职；44岁当选在美术界代表着荣誉、尊严与权威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是迄今为止中国美术院校中最年轻的院长、中国美协最年轻的副主席，也是在位时间最长、威望最高的院长。
杨晓阳还奇在业务上。艺术创作与从政所要求的个性以及时间的挤兑几乎是一对天敌。但是，杨晓阳却以其每天一两幅的创作以及总数近万幅的画作数量成为迄今为止全国美术院校教授创作之最、院长创作之最。并以其扎实的艺术成就，在34岁即破格晋升副教授。大部分教师为之奋斗一生的教授职称，杨晓阳在38岁就顺顺当当地拥有了。作品数量多，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是杨晓阳30多岁时创作的作品《黄剿进长安》已经成为《中国通史》的彩色插图并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其两幅均长达60多米的巨幅壁画《丝绸之路》和《阿房宫赋》均为40岁之前的作品，却一经出世就成为美术界振憾人心的扛鼎之作！
杨晓阳，最奇的还在他独特的性格修养和哲学思想。按照一般规律，作为艺术奇才，杨晓阳要么处事刁钻，性格怪异；要么清高孤傲，盛气凌人。作为少年“进仕”，杨晓阳要么谨言慎行，老气横秋；要么八面玲珑，圆滑虚伪。但是生活中的杨晓阳却恰恰出奇地质朴，出奇地平易近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打牌。除了日常工作，所有的爱好就是喝茶、看书、画画、鉴宝。他有创作的激情和天分，却没有一丝生活的偏激冒进；他待人接物严于律己，为人为画却又十分大气；他从骨子里淡泊名利，却在不期然中荣誉等身。
当代社会生活中许多看起来无法统一的尖锐矛盾，在杨晓阳身上，竟然十分轻松十分神奇地取得了和谐统一。
与杨晓阳对话
艺术与行政：我可以完美统一
记者：在外界看来，您30多岁就晋升教授并出任西安美院院长，人生仕途都过于顺利。事实是这样吗？您个人认为这种顺利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杨晓阳：别人都认为我很顺，我感觉我也很顺。其实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绝对顺利的。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太爷是长安名医，父亲是吕斯白的学生。这种家学和家教，给我从小就注入了艺术的因子。我清楚地记得，3岁时我就用烟盒在家里剪字。当然，这样的家庭也决定了我必然的少年磨难。我记事的时候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家庭遭遇了无休止的被抄家被批斗。这样的家庭教育和特殊经历也必然地决定了我淡泊名利和少年老成这样的思想和性格。所以，我并不认为我太顺利。我相信生活环境决定人的性格。而性格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和命运。
记者：在我看来，艺术创作与从政，与当下社会所要求的个性几平是一对天敌。您觉得自己的性格是适合从政还是更适合艺术创作？或者说，您觉得美术教育家与画家这两个职业，您更适合那一个？
杨晓阳：美术教育家和单纯的艺术家不同。前者需要包括志向、眼界、宽容大度、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等人格魅力。从理论上说，这两者是有矛盾的。但是，我觉得这两个角色，我都很适合。老实说，三十多岁当院长时我没有感到压力。我的思想和性格使我在顺利时不喜形于色，遇到挫折时也不灰心气馁。我现在用行政工作的经验对待创作，用创作的艺术思维对待行政。这两个角色处理好了，可以相得益彰。
记者：但是，大量的行政事务毕竟要挤掉许多创作时间，这一矛盾怎么处理呢？
杨晓阳：大量的行政工作中的重重矛盾的确消耗了大部分时间。我现在一年里的画画时间不到四分之一。怎么办？关键是心态。我的心态很好。遇上行政干行政，有时间立刻进入创作。我现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时间进行创作，星期天通常都要关起门画上10个小时。
市场化：思想与行动的背离
记者：近几年，您的画作市场价格急剧上升。由此也引发了学院派市场化的话题。您怎样看待画家画作的市场化？怎样评估他们的市场价格？
杨晓阳：人是离不开社会的，人应该适应社会。所以我认为市场化是一件好事。陕西画家的画作价格，我认为目前远没有得到真实的反映。他们理应更值钱，理应远远超过这个价格。有一批有实力的画家，四尺的商品画，整张的应该在四万元左右，这是全国的价格水平。但事实上在陕西，流通价格往往只有一万多。我个人认为陕籍画价身价上涨，这是陕西的光荣。但是，价格上升远远没有与全国的价格水平持平。
记者：您对自己的画作在市场的流通价格满意吗？
杨晓阳：我的做法和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支持画家画品价格市场化，高水平化。但是我实际做的恰恰不是这样。我的画作一年大概只有几百幅。但大部分是义务支持学校、政府、朋友以及出国活动的。这样的数量一年在百幅以上。如果因为我的画作使政府的项目顺利批下，我就很高兴。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我感到很充实。
文化大省：实力与表现的落差
记者：陕西是不是一个文化大省，在文化界还有一些争议。您怎样看待陕西在全国的文化地位？
杨晓阳：陕西是个文化大省，但名不副实。要分层论之。要论文化资源和文化地位，陕西在全国是绝对的第一。比如我们的历史、文物可与古罗马、古埃及相媲美。陕西的整个文化实力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其它地方，应在前三位。但是，陕西文化的现实表现在全国处于中游。文化的产业化水平在全国则处于落后地位。所以，陕西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任重道远。
“五万”：毕生不倦的追求
记者：外界称您是一个工作狂。从实践看，您作画数量惊人且多鸿篇巨帙。但思想上看，您又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现代社会很多看来尖锐对立的矛盾在您这里都得到了和谐统一。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儒道思想作用的结果呢？
杨晓阳：我应该算是一个归属儒家系列的学子。从儒家学子到喜欢老子道家。我枕边的书籍是《老子》，一放就是九年，读了很多遍。也悟出了一些东西。儒家学说和老子道家对我确实获益不浅。从有为，有所不为到无为而无不为，我追求这样一种境界。
记者：在您几十年的创作中，您最认可的作品是那一件？您认为自己的创作进入高峰了吗？什么是您一生永久的追求？
杨晓阳：迄今为止，我最满意的作品还没有一幅。以前都是一些基础。我只能说，中国画的路子我明白了。我们的作品最终能否留下来，还要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才能检验。
我一生只追求五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鉴万件宝，画万卷画，育数万人。我读万卷书，一点不夸张。我的卫生间有书架，半夜上厕所都要拿上一本书蹲上2个小时。我目前已周游了三十多个国家，走遍了大半个地球。鉴万件宝（杨晓阳的画宝堆满了历代文物），画万卷画正在进行。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很低，对金钱看得很淡，我一天有20元就可以生活下去。但是，我希望我的一生有意义、有价值。
有意义、有价值、不虚度，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荣誉榜
一九九九年被评为陕西教育界十大新闻人物。
二零零零年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授予《世界杰出人物》称号，文化部人才中心授予《世界和平奖》金奖。
二零零三年走进《东方之子》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
二零零三年任中国美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