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根除“以药养医”的制度根源，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无论多么科学合理，也难免成为一纸空文。这一次。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方案有助于消除这一忧虑，为基层卫生机构使用非基本药物开辟了足够的空间。
　　
　　8月18日，卫生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正式启动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工作。作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支柱，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重建是新医改的一项重要工作。
　　然而，基本药物制度的健全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事实上，我国早在1982年就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迄今为止共颁布了6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但长期以来，基本药物制度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医疗机构多开药、开贵药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但使民众深切感受到“药价虚高”，而且药物滥用还导致很多人变成了残疾甚至送命。
　　因此，改革原有的基本药物制度，对于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成功，具有战略意义。只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正式启动之后，在实践中必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面对这些挑战，有待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积极探索。
　　第一项大挑战是基本药物目录的编订，也就是基本药物的遴选。这是众多利益相关者最为关注的事情。尽管遴选程序的细节依然不大清楚，但是基本药物目录编订的工作原则发布了，这是基本药物制度走向公开透明的第一步，而目录的编订能否赢得广泛的赞誉取决于实际的遴选过程中能否进一步公开透明。
　　最为关键的一环，在于遴选过程是否杜绝医药企业的“公关”空间。在WHO的指南中，基本药物目录编订是公开透明的，而医药企业往往以觀察员的身份参与这一过程。观察员身份意味着医药企业其实在此过程并不实质性参与，而只是起到观察监督的作用。让企业在市场中竞争，而不是在政府中竞争，这是任何国家取得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第二项大挑战是基本药物的使用。基本药物必须医生们愿意开，患者们愿意用；否则，需求根本不存在，其生产和流通也就无从谈起。既然基本药物是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安全有效”的药物，那么在临床上尽可能多地使用基本药物，也是合理使用药物的一种体现。
　　然而，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中“以药养医”的制度结构扭曲了医生们的处方行为。原有的基本药物制度在中国形同虚设，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医疗机构普遍不愿意为患者推荐相对物美价廉的基本药物，而是推荐价格相对较高的药物。如果不根除“以药养医”的制度根源，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无论多么科学合理，也难免成为一纸空文。
　　问题在于，目前的有关政策对根除“以药养医”的治标治本之道均没有明确，而只是规定：“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确定使用比例。”
　　“全部配备、使用”这样的措辞可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只能使用(销售)基本药物；其二是这些机构应全部备齐基本药物，但也可以使用(销售)其他药品。如果依照第一种严格的解释来执行，如果新版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种类不多，那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用药选择权将会降低，不利于吸引患者就医拿药。实际上，正是这一点曾经引起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广泛关注和忧虑。这一次，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方案有助于消除这一忧虑，为基层卫生机构使用非基本药物开辟了足够的空间。这是一大进步，但同时也留下了如何激励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有关部门倾向于采用行政化的手段，即强制性规范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比例。但是，这样的措施恐难奏效。关键在于比例的高低如何定。定高了，那将极大地限制医疗机构以及患者的用药选择权；定低了，那就没有实质意义，因为公立医院其实也在大量使用基本药物，只不过倾向于使用较贵的基本药物而已。
　　第三大挑战就是基本药物的供应保障体系。在这一点上，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方案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集中招标、统一配送。在集中招标这一环节，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尤其是医保用药)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并不是药品集中采购。各地的集中招标，其实是对市场上流通的药品进行二次筛选，为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设立“二次市场准入”。由于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消费终端占据了约70％的份额，多数医药企业为了进入这一市场，在各地的招标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公关费用”扶摇直上。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患者及其付费者医保机构。
　　要改革这种“只招标、不采购”的药品集中招标体制，可以考虑建立以各地医保机构为主导的集中采购模式。既然基本药物目录纳入各地的医保用药目录，而且报销比重很高，那就意味着医保机构是基本药物的实际埋单者。由埋单者组织集中采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有助于把药品的价格降下来。实际上，一些省份的新医改实施方案，在这一点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