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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江苏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赋》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悲剧故事：依托府君的神乌夫妇仁义慈孝，深受府君恩泽。阳春三月，神乌筑巢固家，盗鸟趁虚而入。面对盗鸟，雌乌晓以大义，但刁钻的盗鸟不为所动，大打出手。面对邪恶，雌乌正义以抗，被打成重伤。贼曹主持刑法，不但未扭转时局，反而盗鸟得免，雌乌被缚。知不能解脱，雌乌遂嘱托雄乌后事，诫其另娶他妇，善待子女，语毕自绝。雄乌绝望，展翅高翔，不知所终。
《神乌赋》是寓言赋。细细品位，其所指大矣。
一、“神乌”题名与“孝乌”旨归，反映了乌文化意蕴的嬗变
乌之“神”与日崇拜有关。古人认为，日是神圣之征，乌是日的现实神话原型。日乌的最早记载，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出，一日方至，皆载于乌。”《春秋元命苞》、《五经通义》、《论衡》、《淮南子》，这些西汉有影响的典籍中都有“日中有乌”的说法。
西汉还视乌为孝鸟。《春秋元命苞》言：“乌，孝乌。何知孝鸟？阳精。阳天之意：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尚书纬》曰:“火者，阳也。乌有孝名”；《小尔雅·广鸟》云：“纯黑而反哺者谓之乌”。至此，乌在太阳神格外，又衍生成道德载体——孝的化身。
按合理思维模式，《神乌赋》当描绘乌神奇或神秘事迹。但通过考察，该文实为世俗题材赋，毫无神性可言。赋开篇即破题——“蛮飞之类，乌最可贵。其性好仁，反哺于亲。仁义道茂，颇得人道”，突出了乌“仁孝”之义。正如芒洁言：“把本来挺平凡挺贴近生活的故事内容，加了个《神乌赋》的标题，不但没有帮它‘神’了，反倒不如叫《鸦雀赋》、《燕子赋》来得亲切本色。”
题名与赋文旨归出现的抵牾，是乌神格化与人格化既整合又疏离、既互渗又背离的显现。从发生学角度看，乌神格化在先，人格化在后。神格化着眼外部表征，人格化立足内隐品性。题名“神乌”体现着作者潜意识层对乌神秘性的感知趋向与情感认同，内含着原始思维下的文化心理情结。而道德符号的乌，则熔铸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神乌赋》作者是汉成帝时东海郡的官员。汉成帝曾多次赏孝悌者，授七十岁以上者以王杖，据尹湾《集薄》载，东海郡授杖2823人。该地官员受到时代精神浸润和个体生存环境陶冶乃本然之事。
《神乌赋》以强烈的道德情怀扬弃了乌的神化观念，透露着乌文化意蕴的嬗变。孝乌、神乌异体同源。乌因日而神，“神乌”、“日乌”都是乌的神化称谓。儒家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论语》），“人之为人，本于天”，“身之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性生于阳，……阳气仁”，人与天、天与日、日与乌、阳与仁、仁与孝、乌与孝之间关系交错复杂。日乌与德孝联姻，以上概念由零散杂乱而整合统一，日乌衍生出孝乌。《神乌赋》作者深层心理结构中存在相互承认的两个乌，但在价值天平上，二者分量不同：“神乌”之名，孝乌之实，一虚同摆设，一重墨描绘，一光环销蚀，一形象卓然。
二、“仁乌”暗含着以家庭为单位、以孝为本位的道德伦理趋向
赋文叙事的展开以乌之孝为前提。在明确的行为趋向指导下，乌的道德人格得以构建。就雌乌而言，她勤劳持家、不畏邪恶、重死轻生、理性大度，是儒家道德伦理的理想：为改善生活，她“自取材，能彼深莱。趾行口腊，毛羽堕落”；对贪鄙的盗鸟，她教育感化，“吾闻君子，不行贪鄙。天地纲纪，各有分理。今子自己，尚可为士，夫惑知返，失路不远，悔过迁减，至今不晚”；对“溃然而怒”的盗鸟，她不畏强暴自卫抗争，以微弱之势维护正义公理；直面死亡，她通事理解人意，“死生有期，各不同时。今虽随我，将何益哉？见危受命，妾志所持。以死伤生，圣人禁之。疾行去矣，更索贤妇。毋听后母，愁苦孤子。”而雄乌，作者将其塑造成有情者：面对伤妻，他“惕而惊，扶翼申颈，比天而鸣”；面对妻亡，他“大哀，踟躇徘徊，徜徉其旁，涕泣纵横，长饮太息”、“遂弃故处，高翔而去”；“命也夫”、“仓天”，雄乌呼天抢地的悲诉发自肺腑，动人心魄。雄乌对雌乌的真挚感情，令人难怀。至此，一个琴瑟奏鸣、情义两全的和谐家庭得以凸显。
仁乌暗含儒家伦理理想。首先，儒家认为：“孝，德之本”，“凡有孝之德者，必有一切之德”。孝是仁德的本源，也是政治伦理的基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其次，儒家认为夫妇关系乃社会关系的基础，夫妻关系关乎人伦道德的维护。《史记·外戚世家》序说：“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神乌赋》塑造了儒教社会家庭的理想范式，“一家之亲”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神乌赋》乌的父与子没有出场，但西汉小型家庭核心要素全具备：“反哺于亲”凸显着孝道，雌乌雄乌关系和谐，雌乌临终托孤是长辈关怀子女。赋文以完整的家庭结构彰显着人伦内涵。《易传·序卦》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妻和谐、父慈子孝，融入了政治色彩，家庭关系延伸为国家社会间的关系。所以赋中仁乌是理想家庭道德的象征，蕴涵着国家亲孝伦理意识。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神乌赋》重墨描摹雌乌、边缘化雄乌，构建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透露出重要的时代气息，即“男尊女卑”的礼教下，有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现象存在——女性突破性别规范，显出很强的自我主体性。自《春秋繁露》提出“夫为妻纲”，妇女的家庭地位逐渐定格：女性职责“主内”，家中处于从属地位。但现实中，妇女生活呈现复杂性、灵活性。神乌家庭是西汉自给自足小型家庭的代表：女性除在家操持内务，还要帮助男人户外劳作。不独有偶，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主人公也是“在内工织缣”、“在外采蘼芜”的女性；刘向《列女传》中一些妇女从事着政治文化等领域工作。同时由于家庭具体情况不同，男女平等、女子主外甚至女子“大半边天”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赋中雌乌以生命捍卫家庭就是例证。
三、“乌”的命运，折射出强烈的悲剧意蕴与现实批判精神
作为普通生命个体，雌乌的死令人悲伤；作为受害者，雌乌的死令人悲愤；作为自觉赴死的殉道者，雌乌的死很悲壮；作为清醒母亲，雌乌的死令人悲哀。雌乌之死，把人引入到痛苦绝望的悲剧审美体验中。
乌的经历是置放在悲怆的文本语境里的。“今岁不祥，一乌被殃”，强烈的感伤奠定了全文的悲剧情调。“传曰：众鸟丽於罗网，凤凰孤而高翔。鱼鳖得於芘笱，蛟龙执而深藏。良马仆于衡下，勒靳为之徐行。鸟兽且相忧，何况人乎？哀哉！”结束全文之“乱辞”，悲怆绝望。按亚里士多德《诗学》观点，悲剧结构的核心是“结”与“解”。“结”是灾变的发生，“解”是灾变的解决。神乌命运的真正恶化始于盗鸟出现。此前，虽乌在南山受到猿猴骚扰，但“去危就安”托身官府后，小人物的忧虑得到暂时缓解。而盗鸟强横无理，最终导致悲剧发生。灾变的解决以雌乌之死结束。乌的结局又成为悲剧深化的基础。作者将承受悲剧命运的主体，扩展到整个社会——从众鸟到凤凰、从鱼鳖到蛟龙、从良马到麒麟（作者以物喻人，众鸟、鱼鳖等象征的是普通人，良马属于中层人，而凤凰、蛟龙、麒麟则是高洁的代表），悲剧在乌与盗鸟事件前就已存在，在事件后还将延续。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种种描述，构建起浓烈的悲剧氛围，乌的悲剧被置放在彻底悲观绝望的社会图景中。
悲观绝望是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情绪。《汉书·成帝纪》载当时情状：“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幸”；百姓“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赋作者所在的东海郡，流民问题严峻。据尹湾《集薄》：此郡“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廿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获流”即指重返故里的流民。《神乌赋》的乌就是失去家园的流民典型。依附于人，是流民重要的归宿，但依附后危险仍在。盗鸟在府衙出现即是明证。盗鸟代表横行地方的地方恶霸：对百姓，他们豪取巧夺；对官长，他们目中无人。流氓行径在府衙公然行使，刑讼长官贼曹，枉断王法、是非不分，将“雌乌系之于柱”。在恶势力面前，官权作出了让步妥协。可见隐遁依附皆非万全之策。“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生存成为西汉末年的大问题。乌的经历不是局部地域的偶然事件，而是大的时空环境里随机激起的一朵浪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聚焦点。美好毁灭了，权威动摇了，整个社会处在风雨飘摇中。《神乌赋》上演的是一幕不折不扣的社会悲剧。
雌乌死亡了，雄乌又开始漂泊。乌的经历批判着当权者的无能丑恶，暴露出世态的邪辟败坏，昭示着对公正的渴求。这种揭露性角色在目前可查阅的汉代辞赋中，仅此一例，这一点理应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李防等撰.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4]洁芒.尹湾汉墓出土神乌赋初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1）．
[5]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郭学利（1975-）女，汉族，现为内蒙古财经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文化研究。）
《神乌赋》是寓言赋。细细品位，其所指大矣。
一、“神乌”题名与“孝乌”旨归，反映了乌文化意蕴的嬗变
乌之“神”与日崇拜有关。古人认为，日是神圣之征，乌是日的现实神话原型。日乌的最早记载，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出，一日方至，皆载于乌。”《春秋元命苞》、《五经通义》、《论衡》、《淮南子》，这些西汉有影响的典籍中都有“日中有乌”的说法。
西汉还视乌为孝鸟。《春秋元命苞》言：“乌，孝乌。何知孝鸟？阳精。阳天之意：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尚书纬》曰:“火者，阳也。乌有孝名”；《小尔雅·广鸟》云：“纯黑而反哺者谓之乌”。至此，乌在太阳神格外，又衍生成道德载体——孝的化身。
按合理思维模式，《神乌赋》当描绘乌神奇或神秘事迹。但通过考察，该文实为世俗题材赋，毫无神性可言。赋开篇即破题——“蛮飞之类，乌最可贵。其性好仁，反哺于亲。仁义道茂，颇得人道”，突出了乌“仁孝”之义。正如芒洁言：“把本来挺平凡挺贴近生活的故事内容，加了个《神乌赋》的标题，不但没有帮它‘神’了，反倒不如叫《鸦雀赋》、《燕子赋》来得亲切本色。”
题名与赋文旨归出现的抵牾，是乌神格化与人格化既整合又疏离、既互渗又背离的显现。从发生学角度看，乌神格化在先，人格化在后。神格化着眼外部表征，人格化立足内隐品性。题名“神乌”体现着作者潜意识层对乌神秘性的感知趋向与情感认同，内含着原始思维下的文化心理情结。而道德符号的乌，则熔铸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神乌赋》作者是汉成帝时东海郡的官员。汉成帝曾多次赏孝悌者，授七十岁以上者以王杖，据尹湾《集薄》载，东海郡授杖2823人。该地官员受到时代精神浸润和个体生存环境陶冶乃本然之事。
《神乌赋》以强烈的道德情怀扬弃了乌的神化观念，透露着乌文化意蕴的嬗变。孝乌、神乌异体同源。乌因日而神，“神乌”、“日乌”都是乌的神化称谓。儒家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论语》），“人之为人，本于天”，“身之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性生于阳，……阳气仁”，人与天、天与日、日与乌、阳与仁、仁与孝、乌与孝之间关系交错复杂。日乌与德孝联姻，以上概念由零散杂乱而整合统一，日乌衍生出孝乌。《神乌赋》作者深层心理结构中存在相互承认的两个乌，但在价值天平上，二者分量不同：“神乌”之名，孝乌之实，一虚同摆设，一重墨描绘，一光环销蚀，一形象卓然。
二、“仁乌”暗含着以家庭为单位、以孝为本位的道德伦理趋向
赋文叙事的展开以乌之孝为前提。在明确的行为趋向指导下，乌的道德人格得以构建。就雌乌而言，她勤劳持家、不畏邪恶、重死轻生、理性大度，是儒家道德伦理的理想：为改善生活，她“自取材，能彼深莱。趾行口腊，毛羽堕落”；对贪鄙的盗鸟，她教育感化，“吾闻君子，不行贪鄙。天地纲纪，各有分理。今子自己，尚可为士，夫惑知返，失路不远，悔过迁减，至今不晚”；对“溃然而怒”的盗鸟，她不畏强暴自卫抗争，以微弱之势维护正义公理；直面死亡，她通事理解人意，“死生有期，各不同时。今虽随我，将何益哉？见危受命，妾志所持。以死伤生，圣人禁之。疾行去矣，更索贤妇。毋听后母，愁苦孤子。”而雄乌，作者将其塑造成有情者：面对伤妻，他“惕而惊，扶翼申颈，比天而鸣”；面对妻亡，他“大哀，踟躇徘徊，徜徉其旁，涕泣纵横，长饮太息”、“遂弃故处，高翔而去”；“命也夫”、“仓天”，雄乌呼天抢地的悲诉发自肺腑，动人心魄。雄乌对雌乌的真挚感情，令人难怀。至此，一个琴瑟奏鸣、情义两全的和谐家庭得以凸显。
仁乌暗含儒家伦理理想。首先，儒家认为：“孝，德之本”，“凡有孝之德者，必有一切之德”。孝是仁德的本源，也是政治伦理的基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其次，儒家认为夫妇关系乃社会关系的基础，夫妻关系关乎人伦道德的维护。《史记·外戚世家》序说：“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神乌赋》塑造了儒教社会家庭的理想范式，“一家之亲”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神乌赋》乌的父与子没有出场，但西汉小型家庭核心要素全具备：“反哺于亲”凸显着孝道，雌乌雄乌关系和谐，雌乌临终托孤是长辈关怀子女。赋文以完整的家庭结构彰显着人伦内涵。《易传·序卦》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妻和谐、父慈子孝，融入了政治色彩，家庭关系延伸为国家社会间的关系。所以赋中仁乌是理想家庭道德的象征，蕴涵着国家亲孝伦理意识。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神乌赋》重墨描摹雌乌、边缘化雄乌，构建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透露出重要的时代气息，即“男尊女卑”的礼教下，有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现象存在——女性突破性别规范，显出很强的自我主体性。自《春秋繁露》提出“夫为妻纲”，妇女的家庭地位逐渐定格：女性职责“主内”，家中处于从属地位。但现实中，妇女生活呈现复杂性、灵活性。神乌家庭是西汉自给自足小型家庭的代表：女性除在家操持内务，还要帮助男人户外劳作。不独有偶，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主人公也是“在内工织缣”、“在外采蘼芜”的女性；刘向《列女传》中一些妇女从事着政治文化等领域工作。同时由于家庭具体情况不同，男女平等、女子主外甚至女子“大半边天”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赋中雌乌以生命捍卫家庭就是例证。
三、“乌”的命运，折射出强烈的悲剧意蕴与现实批判精神
作为普通生命个体，雌乌的死令人悲伤；作为受害者，雌乌的死令人悲愤；作为自觉赴死的殉道者，雌乌的死很悲壮；作为清醒母亲，雌乌的死令人悲哀。雌乌之死，把人引入到痛苦绝望的悲剧审美体验中。
乌的经历是置放在悲怆的文本语境里的。“今岁不祥，一乌被殃”，强烈的感伤奠定了全文的悲剧情调。“传曰：众鸟丽於罗网，凤凰孤而高翔。鱼鳖得於芘笱，蛟龙执而深藏。良马仆于衡下，勒靳为之徐行。鸟兽且相忧，何况人乎？哀哉！”结束全文之“乱辞”，悲怆绝望。按亚里士多德《诗学》观点，悲剧结构的核心是“结”与“解”。“结”是灾变的发生，“解”是灾变的解决。神乌命运的真正恶化始于盗鸟出现。此前，虽乌在南山受到猿猴骚扰，但“去危就安”托身官府后，小人物的忧虑得到暂时缓解。而盗鸟强横无理，最终导致悲剧发生。灾变的解决以雌乌之死结束。乌的结局又成为悲剧深化的基础。作者将承受悲剧命运的主体，扩展到整个社会——从众鸟到凤凰、从鱼鳖到蛟龙、从良马到麒麟（作者以物喻人，众鸟、鱼鳖等象征的是普通人，良马属于中层人，而凤凰、蛟龙、麒麟则是高洁的代表），悲剧在乌与盗鸟事件前就已存在，在事件后还将延续。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种种描述，构建起浓烈的悲剧氛围，乌的悲剧被置放在彻底悲观绝望的社会图景中。
悲观绝望是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情绪。《汉书·成帝纪》载当时情状：“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幸”；百姓“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赋作者所在的东海郡，流民问题严峻。据尹湾《集薄》：此郡“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廿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获流”即指重返故里的流民。《神乌赋》的乌就是失去家园的流民典型。依附于人，是流民重要的归宿，但依附后危险仍在。盗鸟在府衙出现即是明证。盗鸟代表横行地方的地方恶霸：对百姓，他们豪取巧夺；对官长，他们目中无人。流氓行径在府衙公然行使，刑讼长官贼曹，枉断王法、是非不分，将“雌乌系之于柱”。在恶势力面前，官权作出了让步妥协。可见隐遁依附皆非万全之策。“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生存成为西汉末年的大问题。乌的经历不是局部地域的偶然事件，而是大的时空环境里随机激起的一朵浪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聚焦点。美好毁灭了，权威动摇了，整个社会处在风雨飘摇中。《神乌赋》上演的是一幕不折不扣的社会悲剧。
雌乌死亡了，雄乌又开始漂泊。乌的经历批判着当权者的无能丑恶，暴露出世态的邪辟败坏，昭示着对公正的渴求。这种揭露性角色在目前可查阅的汉代辞赋中，仅此一例，这一点理应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李防等撰.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4]洁芒.尹湾汉墓出土神乌赋初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1）．
[5]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郭学利（1975-）女，汉族，现为内蒙古财经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