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受上海一家杂志社委托，采访了美籍华人钱世泽先生。就在采访前的几个小时，我通过手机微信，读到了有关钱世泽先生此行国内捐赠其父钱大钧日记的报道：
　　2017年4月21日上午，《钱大钧日记》捐赠仪式在南京凤凰台酒店隆重举行。钱大钧将军哲嗣钱世泽和受赠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建康分别讲话。
　　此次捐赠的日记共计42册，为钱大钧从1927年至1974年47年间所记。受赠方和專家认为，日记体量巨大，系统完整，记事翔实，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由于记录者身份特殊，日记同时兼有唯一性和稀缺性特点，视角独特，弥足珍贵。内含大量重要信息，绝大部分未曾披露。其中涉及钱大钧亲历亲见的有黄埔军校创始、北伐战争、淞沪会战、抗战胜利、主政上海市长、国共内战、迁徙台湾等重要时期和事件，为我们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评价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尤其是深入研究和探索民国史、全民族抗日战争史、国共战争史、台湾史，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日记归属于档案是确凿无疑的，但让我深感遗憾的是，《钱大钧日记》的捐赠路径并未指向档案馆，而是去了一家商业性的出版集团。为什么？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原因不可与外人道？说实话，我在最初接受采访委托时就产生过这样的困惑和遗憾。是《钱大钧日记》的价值属性入不了档案部门的眼吗？是档案部门缺乏与钱氏后裔的沟通渠道吗？或许……
　　先让我们看看钱大钧乃何许人物。
　　钱大钧（1893—1982），字慕尹，江苏昆山人，早年负笈日本，亲承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熏陶，加入中华革命党，旋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因学优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受训，卒业返国。1924年，受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嗣后历经东征、北伐及西安事变、淞沪会战、武汉空战等。曾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豫鄂皖三省剿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委员、航空委员会主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即军统），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去台之后，最终在中华航空董事长的职任内解甲。
　　若以同上海的关系论，钱大钧曾于1927年和1945年两度出任上海市市长；他的两次婚姻，所娶的欧阳氏姊妹，均与他在上海完婚，并筑爱巢，所谓钱将军迎娶花容月貌姐妹花的风流韵事当年曾轰动上海滩；他的12个子女也大多出生在上海。日记，以及类同于日记的个人笔记、信函，等等，之所以为业界所看重，就因为它的私密性往往涵盖了许多在正史中看不到的记载，提供了比官修典籍更为广阔透彻的丰富视角，所谓“心态史”“构造史”“整体史”等新史学的崛起，不正是充分强调这些曾受正统史家所睥睨的边角碎料，而致流布天下？
　　若以当年的军政地位论，钱大钧曾是巅峰级的核心构成之一，贴身担任老蒋侍卫长多年。1936年12月12日晚，西安事变爆发，钱大钧面对突发之变，豕奔于华清池畔，右胸被一颗子弹洞穿，自左肩胛骨后飞出，身负重伤，幸未危及生命。故非戏言，钱公大钧实乃千真万确为委员长挡过枪子的人。
　　若以日记本身的数量、质量论，钱大钧半个多世纪，一个不变的习惯却始终与之相伴随，那就是写日记。几十年来积累下的日记多达42本，体量巨大，几可等身，所载内容覆盖了半个世纪的民国史，堪称“笔底藏惊雷，点墨蓄洪涛”。哪怕烽火连天、日理万机，他也会见缝插针，记上几笔，即便当天实在来不及，也必于日后补记，绝不懈怠。一手蝇头小楷谨严流畅，一丝不苟，页面之干净，几乎看不到任何涂改，简直像是在誊抄，而非直录，唯因不着一个标点而显得密不透风，让今天的人们读来会略感不适。不能不说，前钱侍卫长的这一习惯，和他的恩师蒋委员长颇为相似。几十年一贯，持之以恒，师法也已融入血液，成为了自己，绝非朝秦暮楚的一时攀附可比。
　　左思右想，上下端详，钱大钧的这套日记都跟档案馆的天资禀赋太对路子了，可谓天衣无缝，不入档案之门实在没道理呀！然而事实上，这套日记偏偏与档案馆擦肩而过，去往了他处。莫非，选择商业性的出版机构，是钱世泽先生还指望靠这套日记的出版、销售来赢取利益？当然，即便如此又当如何？档案史料如蒙出版发行，影响力将更大，受其荫泽的天地势必更为广博，无可非议！只要它能回归故里（钱大钧老家江苏），留在国内，而没有如钱世泽先生原先设想的那般，模仿老蒋，将其送往史丹福大学或哈佛大学等海外机构，即善莫大焉。钱先生告诉我，最初听说大陆愿意接收其父日记，曾让他颇为吃惊，国共两党长期对峙，如今有此襟抱着实让他感动。幸亏得高人指点，他才选择了正确的捐赠路径，让父亲一生积累的心血不必像他似的浪迹海外，而是留根中国。美中不足的是，他的第一选择其实也是档案馆，却不料非常遗憾地遭到了拒绝。
　　钱先生此言既出，一时间我竟语塞……
　　（作者单位：上海市档案局 来稿日期：2017-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