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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源节流，不少电影公司不得不“压榨”制片人。甚至那些已经和公司签下制片合同的顶级制片人也无法在这场至下而上的变革中幸免
制片人曾经是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一部电影拥有一个名声在外的金牌制片人，就等于已经吸引到相当一部分潜在观众，正因为如此，好莱坞电影公司一直同制片人们维持着良好关系。但随着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低迷，好莱坞制片人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
金牌制片人也叫苦
当被问及如今与电影公司的合作关系如何时，不少制片人都会愤愤不平，“现在的电影公司实在过分，他们根本就不尊重制片人的工作，恨不得没有制片人才好。”一位已经退休的制片人说：“电影越好，就有越多的监制跳出来说这是他们出品的东西，但原来拍一部电影不会有这么多的电影公司中层指手画脚，而且这些人还一口一个‘我的电影’，听着真让人受不了。”
不仅是好莱坞，全球电影市场都处于一个重组过程中。随着新媒体的涌现，DVD这一曾经很挣钱的市场以惊人的速度萎缩，但其他能够填补这块市场空白的新盈利方式并未出现，这导致整个电影行业出现一个相当大的盈利缺口。为了开源节流，不少电影公司不得不“压榨”制片人。甚至那些已经和公司签下制片合同的顶级制片人也无法在这场至下而上的变革中幸免。那些曾经掷地有声的制片老大忽然发现，有时候他们的电话甚至都没人理会。
有人认为电影行业中相关人等的命运将就此完全改变，但也有人注意到现在好莱坞的电影越来越模式化。后者希望电影公司总有一天会发现，只有与众不同的东西才能最终赢得市场——这种绝对原创，可能大卖的影片，只有最顶级的制片人才有能力掌控。
可惜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谁也说不好，如今的残酷现实是，就连知名制片人也一样承受着来自电影公司的巨大压力。杰瑞·布鲁克海默（Jerry Bruckheimer）较早前还在抱怨为了拍摄由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主演的电影《独行侠》（The Lone Ranger），和迪士尼公司进行了有史以来最艰难的谈判；主流制片公司想像娱乐公司（Imagine）的朗·霍华德（Ron Howard）和布莱恩·格雷泽（Brian Grazer）与环球公司的合作合同严重缩水——改编自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小说《黑暗塔》（The Dark Tower）的系列电影，本已进入筹拍阶段，却因为经费原因被叫停；大牌制片人弗蘭克·马歇尔（Frank Marshall）和凯瑟琳·肯尼迪（Kathleen Kennedy）不久前刚刚离开索尼公司，因为在过去两年里这两位提出的所有拍片计划都被公司毙掉；就连金牌导演兼制片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也承认，现在找投资十分困难。
越来越多的制片人表示，电影公司让他们觉得自己“无关紧要”。某电影公司的一位高管也承认：“制片人们的抱怨是合理的，目前这种局面对整个电影业并没有什么好处。但电影公司之所以更多地干预影片制作，也是因为承受的风险太大——顶头上司会施加压力，以确保手里的项目良好运行，所以公司的中高层领导管的事越来越多，且其中很多工作原本属于制片人的工作范畴。”
电影公司收紧政策
在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中，福克斯是几乎所有制片人都不太喜欢与之打交道的，在经济低迷前，福克斯对待制片人的态度之差就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这一点可能与执掌福克斯的汤姆·罗斯曼（Tom Rothman）为公司铸造的铁腕文化不无关系；迪士尼因为如今旗下有着惊奇漫画（Marvel）和皮克斯这样的内容提供商，已经很少出品挂自家品牌的电影，因此制片人的需求量也不大；派拉蒙和环球公司则相对处于中立保守的姿态，倾向于支持长期合作对象、例如艾布拉姆斯（J.J. Abrams）这样的明星制片人。按这个标准来衡量，索尼和华纳兄弟在好莱坞制片人心目中还算是排名较高的。
制片人劳伦斯·马克（Laurence Mark）说：“索尼是惟一一家还保持着好莱坞传统的电影公司。艾米·帕斯卡尔（索尼影业的娱乐电影集团董事长）喜欢大制作，愿意冒险，所以她也获得了不少回报。”的确如此，索尼公司这两年同制片人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合作出品的《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和《点球成金》（Moneyball），不管是在票房还是电影奖项上收获都不少，舆论关注度也很高，但这两部电影在如今的大背景下，肯定不会是电影公司的投拍首选，因为风险相对较大。但即使有魄力如帕斯卡尔，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也不得不“减速慢行”。
退休的美国制片人工会主席马歇尔·赫斯科维兹（Marshall Herskovitz）说：“电影公司信任的制片人确实越来越少了，我现在已经拿不到制片合同。我生气吗？生气，但怨天尤人是没用的。” 赫斯科维兹和其他许多制片人一样，不得不想方设法努力适应，“我认识的制片人有的已开始接触独立融资。或许业内的变革已发展到让曾经以为自己无往不利的制片人有了紧迫感，不过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做出调整。很多制片人现在开始向电视圈和新媒体进军，同时探索电影融资的新途径，我们在适应这种改变。”
美国制片人工会主席马克·戈登（Mark Gordon）对此赞同：“我们可以大声疾呼、抗议，但从整体发展来看，我们确实需要适应商业模式的变化。世界在改变，我们必须跟着变。”某位电影制片人也表示，他像很多同行一样，开始着手在电视圈里寻找机会，虽然电视市场竞争同样激烈：“你突然发现不得不挨家挨户寻找机会，就和推销员一样，只不过商品是你自己。”
时过境迁 适者生存
我们可以做一个直观对比：上个十年里，环球公司给想像娱乐公司每年的合同约为1700万美元，预先支付200万美元，再加上5%的票房分红，如果是由朗·霍华德这一级别人物导演的电影，分红率则更高。此外，想象公司还拥有两部电影的单方决定权，一旦拍板，环球公司必须同意拍摄发行。而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目前想像娱乐公司与环球的合约已经减至每年800万美元出头，而到2013年谈判继约时，环球公司肯定还将提出更多苛刻要求。
现在还处于合同期内的制片人，也并不等于高枕无忧，因为合同里的很多条款都是空壳子，如果制片人想投拍一部电影，电影公司就会拿更改条款作为开绿灯的条件。一位制片人透露：“电影公司的谈判态度通常是‘我们同意开拍这部电影，但得先扣下你薪金中的60%，如果拍摄成本超过预算，我们就从这笔钱里扣掉。’开拍之后，电影公司根本不关心制片人出不出现，只有在他们有了麻烦的时候，才会有公司中层或者高层来找你，要求你搞定这些问题。”
另外，顶尖制片人失去的不仅仅是生意，同时还有被称为“业界神话”的荣誉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某位曾经的大牌制片人说：“曾几何时，电影公司会主动提供给我们头等舱的机票，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公司形象。现在你坐经济舱来，开车来，甚至骑自行车来，都没人关心。十年前绝不会有这种现象。”
为环球公司制作过电影《谍影重重4》（The Bourne Legacy）的弗兰克·马歇尔说，许多制片人不仅仅收入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电影公司的支持，获取和运作某些作品的机会随之减少。“这和四、五年前完全不一样，现在的电影公司是自己先运作，不要制片人参与，我个人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成熟的制片人是一部电影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当然也有少数人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为华纳公司制作了电影《传染病》（Contagion）的迈克尔·沙姆伯格（Michael Shamberg）就认为有些抱怨颇为无理取闹。他认为很多制片人犯了一个错误，不该把自己放在和电影公司项目负责人对立的位置上。“制片人应该对对方的需求更加敏感，电影好不好与他们保不保得住工作直接挂钩。电影公司与制片人是对抗关系，这种想法简直不可理喻，不把电影公司当成搭档的制片人肯定是脑子进水了。”沙姆伯格说，“随随便便就能挣钱的日子过去了，如果谁承受不了这种改变，那就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自己是不是还适合制片人这个职业。也许成功的路更复杂叵测了，但一旦成功，回报还是很丰厚的。”
一些制片人认为，现在电影公司加强风险控制的结果是，风险虽然减小，但出品的电影也越来越无趣和模式化。电影公司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25岁以下的观众——北美电影票房的主要贡献人群中，好莱坞电影的接受程度正在下降。只有像《变形金刚》系列这种级别的大片才能够引发足够的关注。
曾有业内人士半开玩笑说，以前首映有6000万美元票房是值得庆祝的，现在只要有2000万美元，电影公司就要谢天谢地开香槟了。一位电影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也承认：“不可否认，电影公司‘集权’正在扼杀电影人的创造力。针对这一情况，要么希冀行业即将触底反弹，要么就得像电视真人秀一样，以最低标准要求自己，在逆境中寻求生机。在过去的十年里，制片人这个职业受到了不少打击，但每次都能通过自我调整适应新环境。如今虽时局艰难，但这种值得赞叹的适应能力和坚持力应该保有。”
制片人曾经是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一部电影拥有一个名声在外的金牌制片人，就等于已经吸引到相当一部分潜在观众，正因为如此，好莱坞电影公司一直同制片人们维持着良好关系。但随着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低迷，好莱坞制片人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
金牌制片人也叫苦
当被问及如今与电影公司的合作关系如何时，不少制片人都会愤愤不平，“现在的电影公司实在过分，他们根本就不尊重制片人的工作，恨不得没有制片人才好。”一位已经退休的制片人说：“电影越好，就有越多的监制跳出来说这是他们出品的东西，但原来拍一部电影不会有这么多的电影公司中层指手画脚，而且这些人还一口一个‘我的电影’，听着真让人受不了。”
不仅是好莱坞，全球电影市场都处于一个重组过程中。随着新媒体的涌现，DVD这一曾经很挣钱的市场以惊人的速度萎缩，但其他能够填补这块市场空白的新盈利方式并未出现，这导致整个电影行业出现一个相当大的盈利缺口。为了开源节流，不少电影公司不得不“压榨”制片人。甚至那些已经和公司签下制片合同的顶级制片人也无法在这场至下而上的变革中幸免。那些曾经掷地有声的制片老大忽然发现，有时候他们的电话甚至都没人理会。
有人认为电影行业中相关人等的命运将就此完全改变，但也有人注意到现在好莱坞的电影越来越模式化。后者希望电影公司总有一天会发现，只有与众不同的东西才能最终赢得市场——这种绝对原创，可能大卖的影片，只有最顶级的制片人才有能力掌控。
可惜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谁也说不好，如今的残酷现实是，就连知名制片人也一样承受着来自电影公司的巨大压力。杰瑞·布鲁克海默（Jerry Bruckheimer）较早前还在抱怨为了拍摄由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主演的电影《独行侠》（The Lone Ranger），和迪士尼公司进行了有史以来最艰难的谈判；主流制片公司想像娱乐公司（Imagine）的朗·霍华德（Ron Howard）和布莱恩·格雷泽（Brian Grazer）与环球公司的合作合同严重缩水——改编自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小说《黑暗塔》（The Dark Tower）的系列电影，本已进入筹拍阶段，却因为经费原因被叫停；大牌制片人弗蘭克·马歇尔（Frank Marshall）和凯瑟琳·肯尼迪（Kathleen Kennedy）不久前刚刚离开索尼公司，因为在过去两年里这两位提出的所有拍片计划都被公司毙掉；就连金牌导演兼制片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也承认，现在找投资十分困难。
越来越多的制片人表示，电影公司让他们觉得自己“无关紧要”。某电影公司的一位高管也承认：“制片人们的抱怨是合理的，目前这种局面对整个电影业并没有什么好处。但电影公司之所以更多地干预影片制作，也是因为承受的风险太大——顶头上司会施加压力，以确保手里的项目良好运行，所以公司的中高层领导管的事越来越多，且其中很多工作原本属于制片人的工作范畴。”
电影公司收紧政策
在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中，福克斯是几乎所有制片人都不太喜欢与之打交道的，在经济低迷前，福克斯对待制片人的态度之差就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这一点可能与执掌福克斯的汤姆·罗斯曼（Tom Rothman）为公司铸造的铁腕文化不无关系；迪士尼因为如今旗下有着惊奇漫画（Marvel）和皮克斯这样的内容提供商，已经很少出品挂自家品牌的电影，因此制片人的需求量也不大；派拉蒙和环球公司则相对处于中立保守的姿态，倾向于支持长期合作对象、例如艾布拉姆斯（J.J. Abrams）这样的明星制片人。按这个标准来衡量，索尼和华纳兄弟在好莱坞制片人心目中还算是排名较高的。
制片人劳伦斯·马克（Laurence Mark）说：“索尼是惟一一家还保持着好莱坞传统的电影公司。艾米·帕斯卡尔（索尼影业的娱乐电影集团董事长）喜欢大制作，愿意冒险，所以她也获得了不少回报。”的确如此，索尼公司这两年同制片人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合作出品的《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和《点球成金》（Moneyball），不管是在票房还是电影奖项上收获都不少，舆论关注度也很高，但这两部电影在如今的大背景下，肯定不会是电影公司的投拍首选，因为风险相对较大。但即使有魄力如帕斯卡尔，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也不得不“减速慢行”。
退休的美国制片人工会主席马歇尔·赫斯科维兹（Marshall Herskovitz）说：“电影公司信任的制片人确实越来越少了，我现在已经拿不到制片合同。我生气吗？生气，但怨天尤人是没用的。” 赫斯科维兹和其他许多制片人一样，不得不想方设法努力适应，“我认识的制片人有的已开始接触独立融资。或许业内的变革已发展到让曾经以为自己无往不利的制片人有了紧迫感，不过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做出调整。很多制片人现在开始向电视圈和新媒体进军，同时探索电影融资的新途径，我们在适应这种改变。”
美国制片人工会主席马克·戈登（Mark Gordon）对此赞同：“我们可以大声疾呼、抗议，但从整体发展来看，我们确实需要适应商业模式的变化。世界在改变，我们必须跟着变。”某位电影制片人也表示，他像很多同行一样，开始着手在电视圈里寻找机会，虽然电视市场竞争同样激烈：“你突然发现不得不挨家挨户寻找机会，就和推销员一样，只不过商品是你自己。”
时过境迁 适者生存
我们可以做一个直观对比：上个十年里，环球公司给想像娱乐公司每年的合同约为1700万美元，预先支付200万美元，再加上5%的票房分红，如果是由朗·霍华德这一级别人物导演的电影，分红率则更高。此外，想象公司还拥有两部电影的单方决定权，一旦拍板，环球公司必须同意拍摄发行。而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目前想像娱乐公司与环球的合约已经减至每年800万美元出头，而到2013年谈判继约时，环球公司肯定还将提出更多苛刻要求。
现在还处于合同期内的制片人，也并不等于高枕无忧，因为合同里的很多条款都是空壳子，如果制片人想投拍一部电影，电影公司就会拿更改条款作为开绿灯的条件。一位制片人透露：“电影公司的谈判态度通常是‘我们同意开拍这部电影，但得先扣下你薪金中的60%，如果拍摄成本超过预算，我们就从这笔钱里扣掉。’开拍之后，电影公司根本不关心制片人出不出现，只有在他们有了麻烦的时候，才会有公司中层或者高层来找你，要求你搞定这些问题。”
另外，顶尖制片人失去的不仅仅是生意，同时还有被称为“业界神话”的荣誉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某位曾经的大牌制片人说：“曾几何时，电影公司会主动提供给我们头等舱的机票，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公司形象。现在你坐经济舱来，开车来，甚至骑自行车来，都没人关心。十年前绝不会有这种现象。”
为环球公司制作过电影《谍影重重4》（The Bourne Legacy）的弗兰克·马歇尔说，许多制片人不仅仅收入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电影公司的支持，获取和运作某些作品的机会随之减少。“这和四、五年前完全不一样，现在的电影公司是自己先运作，不要制片人参与，我个人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成熟的制片人是一部电影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
当然也有少数人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为华纳公司制作了电影《传染病》（Contagion）的迈克尔·沙姆伯格（Michael Shamberg）就认为有些抱怨颇为无理取闹。他认为很多制片人犯了一个错误，不该把自己放在和电影公司项目负责人对立的位置上。“制片人应该对对方的需求更加敏感，电影好不好与他们保不保得住工作直接挂钩。电影公司与制片人是对抗关系，这种想法简直不可理喻，不把电影公司当成搭档的制片人肯定是脑子进水了。”沙姆伯格说，“随随便便就能挣钱的日子过去了，如果谁承受不了这种改变，那就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自己是不是还适合制片人这个职业。也许成功的路更复杂叵测了，但一旦成功，回报还是很丰厚的。”
一些制片人认为，现在电影公司加强风险控制的结果是，风险虽然减小，但出品的电影也越来越无趣和模式化。电影公司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25岁以下的观众——北美电影票房的主要贡献人群中，好莱坞电影的接受程度正在下降。只有像《变形金刚》系列这种级别的大片才能够引发足够的关注。
曾有业内人士半开玩笑说，以前首映有6000万美元票房是值得庆祝的，现在只要有2000万美元，电影公司就要谢天谢地开香槟了。一位电影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也承认：“不可否认，电影公司‘集权’正在扼杀电影人的创造力。针对这一情况，要么希冀行业即将触底反弹，要么就得像电视真人秀一样，以最低标准要求自己，在逆境中寻求生机。在过去的十年里，制片人这个职业受到了不少打击，但每次都能通过自我调整适应新环境。如今虽时局艰难，但这种值得赞叹的适应能力和坚持力应该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