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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和危机也全球化
2008年以美国大型金融机构雷曼兄弟倒闭为发端，世界经济由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海啸，并通过世界经济体系传导至全球。我们看到世界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世界各国政府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全球合作政策，经过长时期发展形成如今的一套比较完善经济体系，确保全球经济通畅运行。这个体系是由全球经济组织、全球市场、及全球产业链等相关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此次在世界经济头号强国一美国发生大型金融机构倒闭，通过金融市场一夜之间传导到全球，各国股市相继暴跌，汇市剧烈波动，商品价格大幅动荡。不仅如此，当美国金融海啸深入影响到美国实体经济，使得美国进口巨减时，进而引发全球贸易大倒退、全球产业链断裂，众多制造业企业、服务业企业随之倒闭等等。显然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而产生的世界经济制度、规则、秩序所构成的框架体系，相互融通的市场运行体系，及全球产业链结的全球经营体系一方面给各国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当世界经济某个重要部位发生重大问题时，危机就会随着世界经济体系传遍全球。因此人们有理由提出：对于全球发生重大经济问题时，解决的方法显然需要建立一种“全球管理体制”。
二、全球危机呼唤全球协调、监管体制
2008年全球化危机也给全球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当世界经济处于经济景气繁荣周期、顺风顺水时，即便发生一些贸易摩擦、经济纠纷、局部市场发生动荡等情况时，也会因易于克服、受冲击对象承受能力强等理由，人们还没有迫切需求建立全球性协调机制，也很难取得一致认识。但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来得猛烈、突然，几乎一夜之间全球经济损失数万亿美元，有人形容当时的经济情况如同物体从悬崖自由跌落，下面是一片深渊。世界最发达经济大国一美国、欧盟、英国发生重大金融危机、整体遭遇重灾，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不仅如此当时世界资源价格暴跌使资源出口国经济遭受重创，使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如中国、日本出口大跌，世界各国经济均无一幸免、遭遇重挫。面对金融海啸强烈冲击，民间部门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一个国家政府财力有限，均不足以及时制止危机的蔓延。摆在人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需要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带头倡议，全世界大团结一致，共同采取行动救助经济。
三、G20应运而生
人类社会之所以可以取得今天高度文明进步的成就，就在于人类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发现和提出问题，以及开动脑筋，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此次，世界经济发生复合型危机需要汲取的教训广泛而深刻。简单地说自从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实体经济一般发生过周期性调整，如今笼统地称之为“经济衰退”。可以称之为“危机”的只有两次石油危机。但金融危机却屡有发生，且危害程度越演越烈，越演越广。解决实体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经验都比较丰富，且卓有成效，屡试不爽。但面对金融危机却往往显得束手无策。究其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在金融经济领域各国相互联系最多，最密切，股市、债市、汇市、商品交易市场等早已结成直接联动关系、一体化关系。金融危机爆发往往超出一国范围，而一波又一波冲击的影响则会辐射世界各地，会向实体经济各个领域扩展。而各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措施仅限于本土范围内。显然，超越主权范围的金融危机需要采取超主权调控。因次，在第一届金融峰会召开之前，笔者率先提出“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应向着建立世界央行方向推进”，提出“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功能，在金融监管、资产评估、世界货币等领域发挥作用”。而在第一届金融峰会上20国首脑达成诸项一致，其中就包括成立金融研究小组，研究以上课题的内容。随着第二届、第三届金融峰会召开，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引领发展、协调关系的超主权机制正在形成。
四、G20作用在不断被强化
严格讲，如今G20峰会已经不限于金融领域，例如在伦敦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世界经济下一步发展迫切需要实现再平衡。即美国应该增加储蓄，扩大出口；中国和日本应该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欧盟应该推进结构性改革。此项建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与会共识，各国政府也在积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显然G20峰会已经超出金融领域，而成为引领、协调世界经济全方位发展的机制。进而，我们还看到，G20峰会还设置一些课题组，组织专家专题研究会议提出的各项课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G20峰会将每年举行两届，今年6月将在加拿大，9月在韩国举行峰会；我们还看到，围绕G20峰会召开，金砖四国首脑连续召开峰会，或是向G20峰会提出议题，或是督促G20达成共识如期落实，抑或沟通信息、协调立场等等，似乎正在成为G20峰会一个组成部分。
展望第四届G20峰会，预计峰会还将突出“中国因素”，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将成为重要议题，针对救市政策将提出因地制宜，慎重退出的表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和强化或将提出更加清晰的框架性协议，针对世界气候大会根本哈根达成的初步协议提出更加坚定、明确、方向性意见，甚至不难预料新一届峰会将提出更多的机制化措施，在全球经济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发挥作用。
五、我国在G20中扮演的角色
对于我国来讲，世界经济发生严重复合型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遇到的挑战主要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未在国际重要场合像如今在G20峰会那样发挥突出的作用。
其次，我国开展经济外交经验尚浅，对全球经济峰会几乎是陌生领域。
其三，应对复合型经济危机难度更大，我们的经验几乎处于空白。
其四，由于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外交极少，对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缺乏全面、系统了解，特别是对世界金融体系运行更加陌生。因而对其改革在短时间内更加难以提出成熟的解决方案。
然而，我们亲眼目睹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首届G20峰会率先呼吁各国政府不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勇于承担贸易大国的责任，从而得到与会首脑一致响应。应该说与会各国首脑及时醒悟和接受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教训，集体行动预防实体经济再现大萧条，这是一次成功的案例。当然，我国配合国际行动，救助经济，迅速、果断地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不仅实现本国经济“v”字型复苏，还通过扩大进口，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成为主要动力之一。我国还同意拿出巨资，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力，救助更加困难的国家，我国还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等，这些都说明我国及时抓住了机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是，我国如能科学整合资源，今后还能发挥更加突出作用。
首先我国人民币推行国际化战略面 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世界上只有大国、经济实力强国才有机会实现货币国际化，成为国际货币。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实力，果断地将英镑排挤出世界金融核心，一举将美元扶植为世界核心货币，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讲，美元、石油和控制海洋是支撑美国实施世界战略的三大支柱。
欧元地位岌岌可危。德法主导西欧发展，经历40～50年的努力，于1998年成功地缔造了世界第一个超主权货币一欧元。但在科索沃战争、金融海啸、主权债危机等重大事端接二连三冲击下，欧元节节败退，现在只能一方面自救，另—方面伸出双手请求国际援助，构筑防御工事，希望保住欧元不会崩溃。
日元沦落三流。战后日本努力发展经济，30年历经图志，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借助日元升值，大力推行日元国际化战略，一度有机会挑战美国。但被美国金融机构施放“泡沫战术”击败，功亏一篑，现在日元只能与英镑为伍，沦落在三流地位。
在美国爆发金融海啸，美元地位再度动摇。以美国为代表世界经济金融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美国靠金融带动经济增长，驾驭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由于其金融产品质量低劣、可靠性差、风险评估不准，国际上客户已经不会轻易购买。因此，美国金融业规模过于庞大，结构失衡，调整势在必行，相应地美元虽然面对欧元、日元、英镑暂时还算坚挺，但其潜在主权债危机令市场交易参与者一直抱有高度警觉。
人民币潜在影响力巨大。应该说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国际货币遭遇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规模做三望二，贸易规模坐二望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这些有利条件成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柱，国际市场上需要像人民币这样稳健型货币参与。因而，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是我国实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重大机遇。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创新。目前我国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不可自由兑换是实行国际化最大障碍。由于我国政府对人民币自由兑换存在若干担忧，对汇率制度改革一直采取慎重态度，而且迄今这种慎重态度还成为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主张汇率稳定的政策似乎更有理由保持稳定。但是稳健派对人民币汇率风险评估存在若干误区。一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旦实行自由兑换，人民币必然升值。其实不然，因为，我国企事业单位甚至个人的外汇账户几乎为零，这对世界贸易大国来讲是一种极端情况。早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规定汇入的外汇都必须短时间内强行兑换成人民币。如果放开外汇管制，我国企事业单位个人账户对外汇潜在需求将转为现实需求，从外汇资金周转造成国内对外汇的需求将会成为巨大的支撑外汇升值因素，而不是人民币升值。其次，我国贸易顺差正在大幅减少，支撑人民币升值实体因素正在弱化。其三，我国对韩国、日本、台湾贸易结构性逆差，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兑韩元、日元、台币不然大幅升值，整体上将抵冲人民币汇率升值。其四，我国发展经济将长期面临巨大资源需求，利用充裕的外汇收购海外资源已经成为极其紧迫的问题，大量对外投资需求也将抵冲对人民币的需求。其五，有人担心，人民币实行自由兑换，外国资本将大举进入国内市场，涌向房地产和股市，制造类似日本当年的泡沫。我国房地产发展阶段与日本完全不同，我国股市刚刚进入全流通时代正值资金严重溃乏时期，况且我国政府对市场泡沫化倾向已经十分警觉，正在打击泡沫。这与日本政府当年不承认经济存在泡沫完全不同。其六，有人担心，一旦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万一升值的话，我国出口企业必将遭受重创，经济增长将承受重压。事实是，我国经济增长水平不仅保8％无忧，且有些过热，借助人民币升值逼迫企业调结构，扩大内需，还有预防经济过热作用，何乐不为。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应该有因创举。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突然冲击一国市场，会对该国经济造成巨大危机，如1997年东亚、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对此，我国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可以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参照国际上货物贸易救济措施原理，当一国某行业进口对其造成重大冲击，则允许受冲击国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制止冲击行为。我国外汇管理改革也可参照制定，政策预先规定当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对我国经济、市场正常交易造成恐慌时，有关部门就可以立刻采取中止资金出逃，防止国际炒作冲击。这项措施可以称作“防火墙”。此外，国际上对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商品等风险较大交易已经患有恐怖心理，我国金融机构、大型企业也已经领教其巨大危害。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明文规定：凡是在我国经营这类金融商品，必须向其申请，每推出一项新商品都必须申报一次。监管部门可以要求其必须向客户进行培训，讲清楚、说透彻其风险所在；要求其交易合同达到规范标准等。
总之，只要我国监管部门实行严谨的监管，设置好防火墙，对国际资本恶性炒作实行坚决打击，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创造性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即可保证国民经济良好运转，同时还可以抓住机遇，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
我国在G20峰会扮演角色。在国内通过改革、整合资源，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上有助于我国推动世界金融体系改革。正如我此前提出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为核心，有利于美国经济驾驭世界经济，这是美国实行世界战略的三大支柱，这样的体制对美国国家利益实现十分有利。但由于存在结构性缺陷，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也很突出。因此，有必要进行重大改革，我仍然坚持认为改革应该向着建立世界央行的方向推进。G20峰会委托金融小组提出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席卡恩透露其中部分内容，改革方案提出强化特别提款权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一定比例建立公共保险池取代各国外汇储备，对申请需要动用外汇储备的国家，从保险池提取特别提款权，贷款给所需国家。这项提议与我此前提议：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酝酿世界元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如今我国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就无法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险池，严重妨碍我国推动世界金融体系改革，从根本上说也不利于我国国家利益实现。欧元之父、若倍尔奖获得者蒙代尔提出，希望借助此次危机，世界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发挥100年。百年工程、百年机遇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希望我国领导雄才大略，抓住机遇，为中华民族振兴，为世界经济和谐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六、世界经济正在步入超主权时代
以G20峰会机制化、功能不断强化为核心特征，世界经济正在进入超主权时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让各国经济结为一体，但是引领、协调、监管、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超主权机制迟迟没有诞生。以2008年世界经济发生金融海啸为契机，世界经济呼唤超主权机制诞生。G20一经诞生即刻发挥出显著作用，让我们看到一个超主权机制日益成型。在危机时刻，G20协调大国行动，将经济挽救于崩溃的前夜；经济危机之后，G20峰会及时提出世界经济需要进行结构和模式大调整，实现再平衡，给我们指出了未来世界资源重新整合的发展方向和建立新的增长模式特征；2009年世界气候大会需要全球一致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关键时刻还是G20峰会提出坚定支持制订全球减排行动计划。显然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凡是涉及重大事务如制订新的重大规则，建立新秩序，指明新的发展方向，改革和重建金融体系等等都将以G20峰会为平台予以推动。G20正在扮演世界超主权领导机制的角色，显然以G20峰会等超主权核心特征，世界经济似乎正在进入超主权时代。
2008年以美国大型金融机构雷曼兄弟倒闭为发端，世界经济由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海啸，并通过世界经济体系传导至全球。我们看到世界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世界各国政府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全球合作政策，经过长时期发展形成如今的一套比较完善经济体系，确保全球经济通畅运行。这个体系是由全球经济组织、全球市场、及全球产业链等相关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此次在世界经济头号强国一美国发生大型金融机构倒闭，通过金融市场一夜之间传导到全球，各国股市相继暴跌，汇市剧烈波动，商品价格大幅动荡。不仅如此，当美国金融海啸深入影响到美国实体经济，使得美国进口巨减时，进而引发全球贸易大倒退、全球产业链断裂，众多制造业企业、服务业企业随之倒闭等等。显然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而产生的世界经济制度、规则、秩序所构成的框架体系，相互融通的市场运行体系，及全球产业链结的全球经营体系一方面给各国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当世界经济某个重要部位发生重大问题时，危机就会随着世界经济体系传遍全球。因此人们有理由提出：对于全球发生重大经济问题时，解决的方法显然需要建立一种“全球管理体制”。
二、全球危机呼唤全球协调、监管体制
2008年全球化危机也给全球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当世界经济处于经济景气繁荣周期、顺风顺水时，即便发生一些贸易摩擦、经济纠纷、局部市场发生动荡等情况时，也会因易于克服、受冲击对象承受能力强等理由，人们还没有迫切需求建立全球性协调机制，也很难取得一致认识。但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来得猛烈、突然，几乎一夜之间全球经济损失数万亿美元，有人形容当时的经济情况如同物体从悬崖自由跌落，下面是一片深渊。世界最发达经济大国一美国、欧盟、英国发生重大金融危机、整体遭遇重灾，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不仅如此当时世界资源价格暴跌使资源出口国经济遭受重创，使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如中国、日本出口大跌，世界各国经济均无一幸免、遭遇重挫。面对金融海啸强烈冲击，民间部门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一个国家政府财力有限，均不足以及时制止危机的蔓延。摆在人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需要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带头倡议，全世界大团结一致，共同采取行动救助经济。
三、G20应运而生
人类社会之所以可以取得今天高度文明进步的成就，就在于人类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发现和提出问题，以及开动脑筋，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此次，世界经济发生复合型危机需要汲取的教训广泛而深刻。简单地说自从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上实体经济一般发生过周期性调整，如今笼统地称之为“经济衰退”。可以称之为“危机”的只有两次石油危机。但金融危机却屡有发生，且危害程度越演越烈，越演越广。解决实体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经验都比较丰富，且卓有成效，屡试不爽。但面对金融危机却往往显得束手无策。究其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在金融经济领域各国相互联系最多，最密切，股市、债市、汇市、商品交易市场等早已结成直接联动关系、一体化关系。金融危机爆发往往超出一国范围，而一波又一波冲击的影响则会辐射世界各地，会向实体经济各个领域扩展。而各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措施仅限于本土范围内。显然，超越主权范围的金融危机需要采取超主权调控。因次，在第一届金融峰会召开之前，笔者率先提出“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应向着建立世界央行方向推进”，提出“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功能，在金融监管、资产评估、世界货币等领域发挥作用”。而在第一届金融峰会上20国首脑达成诸项一致，其中就包括成立金融研究小组，研究以上课题的内容。随着第二届、第三届金融峰会召开，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引领发展、协调关系的超主权机制正在形成。
四、G20作用在不断被强化
严格讲，如今G20峰会已经不限于金融领域，例如在伦敦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世界经济下一步发展迫切需要实现再平衡。即美国应该增加储蓄，扩大出口；中国和日本应该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欧盟应该推进结构性改革。此项建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与会共识，各国政府也在积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显然G20峰会已经超出金融领域，而成为引领、协调世界经济全方位发展的机制。进而，我们还看到，G20峰会还设置一些课题组，组织专家专题研究会议提出的各项课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G20峰会将每年举行两届，今年6月将在加拿大，9月在韩国举行峰会；我们还看到，围绕G20峰会召开，金砖四国首脑连续召开峰会，或是向G20峰会提出议题，或是督促G20达成共识如期落实，抑或沟通信息、协调立场等等，似乎正在成为G20峰会一个组成部分。
展望第四届G20峰会，预计峰会还将突出“中国因素”，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将成为重要议题，针对救市政策将提出因地制宜，慎重退出的表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和强化或将提出更加清晰的框架性协议，针对世界气候大会根本哈根达成的初步协议提出更加坚定、明确、方向性意见，甚至不难预料新一届峰会将提出更多的机制化措施，在全球经济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发挥作用。
五、我国在G20中扮演的角色
对于我国来讲，世界经济发生严重复合型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遇到的挑战主要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未在国际重要场合像如今在G20峰会那样发挥突出的作用。
其次，我国开展经济外交经验尚浅，对全球经济峰会几乎是陌生领域。
其三，应对复合型经济危机难度更大，我们的经验几乎处于空白。
其四，由于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外交极少，对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缺乏全面、系统了解，特别是对世界金融体系运行更加陌生。因而对其改革在短时间内更加难以提出成熟的解决方案。
然而，我们亲眼目睹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首届G20峰会率先呼吁各国政府不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勇于承担贸易大国的责任，从而得到与会首脑一致响应。应该说与会各国首脑及时醒悟和接受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教训，集体行动预防实体经济再现大萧条，这是一次成功的案例。当然，我国配合国际行动，救助经济，迅速、果断地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不仅实现本国经济“v”字型复苏，还通过扩大进口，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成为主要动力之一。我国还同意拿出巨资，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力，救助更加困难的国家，我国还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等，这些都说明我国及时抓住了机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是，我国如能科学整合资源，今后还能发挥更加突出作用。
首先我国人民币推行国际化战略面 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世界上只有大国、经济实力强国才有机会实现货币国际化，成为国际货币。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实力，果断地将英镑排挤出世界金融核心，一举将美元扶植为世界核心货币，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讲，美元、石油和控制海洋是支撑美国实施世界战略的三大支柱。
欧元地位岌岌可危。德法主导西欧发展，经历40～50年的努力，于1998年成功地缔造了世界第一个超主权货币一欧元。但在科索沃战争、金融海啸、主权债危机等重大事端接二连三冲击下，欧元节节败退，现在只能一方面自救，另—方面伸出双手请求国际援助，构筑防御工事，希望保住欧元不会崩溃。
日元沦落三流。战后日本努力发展经济，30年历经图志，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借助日元升值，大力推行日元国际化战略，一度有机会挑战美国。但被美国金融机构施放“泡沫战术”击败，功亏一篑，现在日元只能与英镑为伍，沦落在三流地位。
在美国爆发金融海啸，美元地位再度动摇。以美国为代表世界经济金融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美国靠金融带动经济增长，驾驭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由于其金融产品质量低劣、可靠性差、风险评估不准，国际上客户已经不会轻易购买。因此，美国金融业规模过于庞大，结构失衡，调整势在必行，相应地美元虽然面对欧元、日元、英镑暂时还算坚挺，但其潜在主权债危机令市场交易参与者一直抱有高度警觉。
人民币潜在影响力巨大。应该说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国际货币遭遇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规模做三望二，贸易规模坐二望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这些有利条件成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柱，国际市场上需要像人民币这样稳健型货币参与。因而，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是我国实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重大机遇。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创新。目前我国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不可自由兑换是实行国际化最大障碍。由于我国政府对人民币自由兑换存在若干担忧，对汇率制度改革一直采取慎重态度，而且迄今这种慎重态度还成为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主张汇率稳定的政策似乎更有理由保持稳定。但是稳健派对人民币汇率风险评估存在若干误区。一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旦实行自由兑换，人民币必然升值。其实不然，因为，我国企事业单位甚至个人的外汇账户几乎为零，这对世界贸易大国来讲是一种极端情况。早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规定汇入的外汇都必须短时间内强行兑换成人民币。如果放开外汇管制，我国企事业单位个人账户对外汇潜在需求将转为现实需求，从外汇资金周转造成国内对外汇的需求将会成为巨大的支撑外汇升值因素，而不是人民币升值。其次，我国贸易顺差正在大幅减少，支撑人民币升值实体因素正在弱化。其三，我国对韩国、日本、台湾贸易结构性逆差，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兑韩元、日元、台币不然大幅升值，整体上将抵冲人民币汇率升值。其四，我国发展经济将长期面临巨大资源需求，利用充裕的外汇收购海外资源已经成为极其紧迫的问题，大量对外投资需求也将抵冲对人民币的需求。其五，有人担心，人民币实行自由兑换，外国资本将大举进入国内市场，涌向房地产和股市，制造类似日本当年的泡沫。我国房地产发展阶段与日本完全不同，我国股市刚刚进入全流通时代正值资金严重溃乏时期，况且我国政府对市场泡沫化倾向已经十分警觉，正在打击泡沫。这与日本政府当年不承认经济存在泡沫完全不同。其六，有人担心，一旦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万一升值的话，我国出口企业必将遭受重创，经济增长将承受重压。事实是，我国经济增长水平不仅保8％无忧，且有些过热，借助人民币升值逼迫企业调结构，扩大内需，还有预防经济过热作用，何乐不为。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应该有因创举。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突然冲击一国市场，会对该国经济造成巨大危机，如1997年东亚、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对此，我国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可以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参照国际上货物贸易救济措施原理，当一国某行业进口对其造成重大冲击，则允许受冲击国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制止冲击行为。我国外汇管理改革也可参照制定，政策预先规定当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对我国经济、市场正常交易造成恐慌时，有关部门就可以立刻采取中止资金出逃，防止国际炒作冲击。这项措施可以称作“防火墙”。此外，国际上对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商品等风险较大交易已经患有恐怖心理，我国金融机构、大型企业也已经领教其巨大危害。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明文规定：凡是在我国经营这类金融商品，必须向其申请，每推出一项新商品都必须申报一次。监管部门可以要求其必须向客户进行培训，讲清楚、说透彻其风险所在；要求其交易合同达到规范标准等。
总之，只要我国监管部门实行严谨的监管，设置好防火墙，对国际资本恶性炒作实行坚决打击，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创造性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即可保证国民经济良好运转，同时还可以抓住机遇，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
我国在G20峰会扮演角色。在国内通过改革、整合资源，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上有助于我国推动世界金融体系改革。正如我此前提出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为核心，有利于美国经济驾驭世界经济，这是美国实行世界战略的三大支柱，这样的体制对美国国家利益实现十分有利。但由于存在结构性缺陷，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也很突出。因此，有必要进行重大改革，我仍然坚持认为改革应该向着建立世界央行的方向推进。G20峰会委托金融小组提出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席卡恩透露其中部分内容，改革方案提出强化特别提款权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一定比例建立公共保险池取代各国外汇储备，对申请需要动用外汇储备的国家，从保险池提取特别提款权，贷款给所需国家。这项提议与我此前提议：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酝酿世界元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如今我国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就无法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险池，严重妨碍我国推动世界金融体系改革，从根本上说也不利于我国国家利益实现。欧元之父、若倍尔奖获得者蒙代尔提出，希望借助此次危机，世界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发挥100年。百年工程、百年机遇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希望我国领导雄才大略，抓住机遇，为中华民族振兴，为世界经济和谐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六、世界经济正在步入超主权时代
以G20峰会机制化、功能不断强化为核心特征，世界经济正在进入超主权时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让各国经济结为一体，但是引领、协调、监管、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超主权机制迟迟没有诞生。以2008年世界经济发生金融海啸为契机，世界经济呼唤超主权机制诞生。G20一经诞生即刻发挥出显著作用，让我们看到一个超主权机制日益成型。在危机时刻，G20协调大国行动，将经济挽救于崩溃的前夜；经济危机之后，G20峰会及时提出世界经济需要进行结构和模式大调整，实现再平衡，给我们指出了未来世界资源重新整合的发展方向和建立新的增长模式特征；2009年世界气候大会需要全球一致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关键时刻还是G20峰会提出坚定支持制订全球减排行动计划。显然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凡是涉及重大事务如制订新的重大规则，建立新秩序，指明新的发展方向，改革和重建金融体系等等都将以G20峰会为平台予以推动。G20正在扮演世界超主权领导机制的角色，显然以G20峰会等超主权核心特征，世界经济似乎正在进入超主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