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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再次以明确坚定的语言强调民主改革，令民心振奋。民主制度是人们追求政治道德的产物，实现民主也是道德义务向我们发出的伟大召唤。
在人类社会中，某些基本的道德义务是必须被普遍遵守的，否则他们就不能展开必不可少的交往与合作。无赖和骗子无法建立起社会。政治是人类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及其成员对公民和公共利益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但变本加厉的贪污腐败，持续流行于政坛的说假话、办假事，除了表明对法律规章的轻侮外，同样表明人们放弃了道德义务，而且表现出对道德法则视而不见，对良知的呼声充耳不闻。
道德败坏是最深刻的腐败，它既显现出实现民主的紧迫性，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改善一国的道德，又对实现民主构成严重的现实障碍，如果我们不能听从内心道德法则的引导，就不可能在民主的目标上取得进展。
道德困境的根源
对道德状况的忧虑引出如下思考：一个特别重视崇高道德、宏大理想和德治的国家，权力为何陷入如此大面积的道德堕落之中?从德治理想到权力大范围堕落之间是怎么转变的?
期待把管理社会的任务交给品行优异者是非常自然的社会心理，贪婪对德性的管治则有悖天理人伦。但德治不是一种独立的治理方式，当把它作为实现良好治理的根本保障时，就注定要失败了。在人治制度中，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依据法律从事的管理性工作，而是特殊意义上的、依据个人德性从事的领导性工作，它设想一个道德精英集团在从事统治，修身、或称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官员的第一要务，通过加强自身修养，他们的道德臻于完美。从理论上讲，从德治的观念上讲，每个官员都要具备优于普通人的德行，只有这样才具备了领导的资格。它的另一层意思是，或许也是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担任官职所需要的德育水平是老百姓不具备的。
我们承认，完全排斥了日常生活欲望的道德可能会在极少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他们极其克制，把所有精力都用于伟大事业的追求上，但谁都知道，用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具有的某些道德情操去要求大多数人根本不切实际，它们无法成为可以落实到每一个人的道德责任。
道德主义高调全然不顾政治社会的根本伦理也是基本伦理的需要，它们对规范我们的政治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在所有文明政府中，所有政府成员都必须在道德范围内履行他们的各项工作。对于他们，道德不是标榜崇高的内心修养，而是需要担负的义务，没有这些道德义务和职责的存在，政府成员的行为就失去了内在的法则约束。他们承担的道德义务，与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本质上毫无二致。
一个廉洁的官员，他所承担的道德义务，就是不要不属于自己的财物，这也是每个公民都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人们不用特别努力都能做到不偷盗，同样，政府成员不用特别努力，就能做到不贪污，不腐败，而无须改造世界观。如果人们不经过艰苦的世界观改造，就不能做到守法、廉洁、不撒谎，不能做到不盗窃他人财物，非但民主和良好政府永远是人类遥不可及的梦想，社会也永无秩序可言。
良好的政治从不要求政府成员人人是天使，但要求他们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离开聒噪的道德说教，离开被刻意树立的道德典范，我们看到，在现实政治中，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不是在普通正常人的标准之上，而降低到了普遍的道德水准之下，甚至已经没有道德要求。对每年超过1万亿元的腐败性公款消费，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公仆们随随便便私用公款，没有法律约束，也没有道德约束。至于他们完成应该做的工作，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被当成爱民美德的体现。
虽说道德感源于人类固有的良知，普遍地存在于人们心中，但它又容易在不正当利益的诱惑下丧失，尤其是这种诱惑巨大时。只有社会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自由批评和谴责，保持舆论压力，才能让人遵守道德法则。没有道德约束的地方，也没有道德法则和道德责任。党政官员享有多种特权，而最大的特权之一是不受社会批评，这使他们能够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道德职责，也就是被大众充分实践的、被普通的正常人都能理解的道德职责。
当一个在会议报告中致力于以爱民、清廉的形象打造自己的领导者，却突然以另一种身份——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出现时，公众并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像随地吐痰一样谈论美德时，他说的是不履行道德义务的伪道德。毫无道德基础的道德高调还将继续，这已是一种现实的需要——自我肯定的需要，社会对权力的质疑越多，这种需要就会越强烈。
公民自由表达是政治道德得以存在的条件。公民运用自己的良知，对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政治腐败进行责难和揭露，就将对所有政府成员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使他们承担起道德职责，同时也会唤起他们的耻辱感，促进他们的道德意识。只要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人们的良知就不会缄默。取消自由表达的权利，直接剥夺了普通公民运用良知主持正义的道德权利。对于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自由表达的权利是最大的威胁，而对于德行，它乃是最佳保证。
民主产生于道德追求
现代政治中的道德伦理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之上，即政治是全体人民参与的公共行为，它区别于前现代政治中所形成的权力观念，在那里，权力是少数人私有的。
的确，道德义务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它产生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类与生俱来的、共通的正常理性和良知，将我们引向对正当行为的追求。17世纪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哈林顿在其名著《大洋国》中，用两个“无知女孩”的故事解开了“国家的不解之谜”。他举例说，两个女孩得到一块饼，要分而食之，即每个人各得一半，其中一个女孩会对另一个女孩说：“你来分，我选；要不我来分，你选。”这样，分饼不均的那一个肯定要吃亏，因为另一个必先取走较大的一半，为此，她只有平均分开，结果对两人都是公正的。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故事做进一步的分析。两个女孩虽然对政治无知，但她们所做的事完全体现了公平政治的重要原理，第一，共同立法是使国家权力保持公正的首要条件，只有规则的公正才可能有结果的公正。对全体人适用的法律，必须由全体制订，或者由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制订。对于两个分饼的女孩来说，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将如何行动”才能使双方都得到应该得到的部分。于是，她们首先确立了一致同意的规则，即“你分我选，或我分你选”。第二，在她们共同同意的规则中，包含了分权制衡和自由选择等重要的政府组织原则。分和选分开，既是分权，又是制衡。掌握分饼权的人不得限制另一个人的自由选择。
分饼的方式有多种，比如由两人中力气较大的一个说了算，或者可以请第三方主持分配，但最具保证的公正分配方式只有上面那一种。而这种方式，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 时间，都会是最公正的，与国情无关。最不义的分配，就是由力气较大的—方进行分配，它以暴力作后盾，目的是为自己获取最大份额，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它都是最不义的。
关于民主原则，最通行的看法是它产生于民主理论，或者是各派政治力量实际运作和博弈的结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民主原则实际上是扎根于人们内心的、颠扑不破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就是民主思想的基础，也是民主思想的唯一源头。人们通过认识外部世界获得科学知识，但道德知识则是通过认识内心世界获得的。民主制度，无论是早期的直接民主制度，还是晚近的成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都是人们追求政治道德的产物。他们始终持有的信念是，多数人的统治比少数人的统治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的统治才是正义的。美国设置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总统一职，是由于美国人民对世袭的、专断的国王权力的普遍厌恶，这个新职务由选举产生，权力有限，有明确的任期。
在人类关于共同权利和共同利益众多的道德法则中，有一条最为基本的法则、派生其他法则的法则，这就是每个人都要得其应得，它也就是指导两个分饼的女孩、并存于她们心中的那条法则，一系列的民主政治原则从这条道德法则中一一引申出来，其中首要的原则是权力属于全体国民。为保证全体公民“得其应得”，就必须限制不正当的多得多占，并保证国家权力控制在人民手中，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全部要义，如哈林顿所说，“民主政府下的每一个人不要把自己想吃的东西一把夺过来，而是要在公共餐桌上表现出克制。”
中华帝制1911年的崩溃，归根到底是它的道德失败，世袭和家族垄断国家权力的帝制在君主立宪与共和思想的两面夹击中崩溃了。它们的对立是权力私有和公有的对立，是少数人的垄断利益与每个人得其应得的公平利益的对立，尽管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君主立宪和共和思想知之甚少，但它们的道德优势是如此突出，使帝国的政治制度完全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被国民毫无保留地抛弃了。
皇帝的专制退出了历史，但民主并没有就此到来，国家进入了历史更加曲折、命运更加多变的阶段。英国作家百哲特发现由人的换代带来的政治精神变化并引致政治巨变的规律，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道：政治“恰如一片美洲森林，只需砍倒老树，新树就会立即长出来取而代之；种子在蓄势待发，并随着老树被清除后阳光和空气的进入而开始破土成长”。但是，这显然不具有普遍性，没有与共同利益相一致的道德进步并培植出新种子，政治不会随着掌权者面孔变化而改变。
民主政治的实践与政治道德形成相互倚重的两个方面，民主制度的维系和发展需要参与者相应的政治道德，政治道德也需要民主制度给予维护。一个民主的社会，是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和自由辩论的社会，有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政治道德，形成一套恰当的善恶观念。通过选举获取权力，使掌权者养成尊重公民的习惯；尊重反对派，人们懂得了政治是有公平规则的竞争；政府严格按照预算收支，让公务员习惯公私有别，对贪污公款产生必要的罪恶意识；民主社会的公务员将服务公众和社会当作普通职责，而不是崇高奉献，他们对自身的责任也就有更好的理解。
诚者自成
政治道德在两个层次上展现出来，既是指制度合乎道德要求，政治制度必须符合权力的公共精神，也是指以政治为业的人的行为合乎道德要求，政府和公务员务必遵守政治的职业道德——廉洁守法和诚实守信。
政府与民众的交往，政府处于时刻接受民意检验的位置，它既要反映民众的意愿，又要引导民众，它必须以良好的形象展示给公众，以获得民众的尊重，争取民众的支持。政府用它自己的诚实言行表现自己的尊严，向人民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纳税人的钱取之有道、花得适得其所，许下的诺言正在兑现，对大众的利益是忠诚的。
2007年由网民推动和主导的对“华南虎照片”真假的追究，持续数月，成为一个引起全国关注的焦点事件，生动地表现了民众追求真相的巨大热情和决心。他们探求比照片更多的事实，照片背后的事实。人们一致把政府的诚实问题推到整个事件的中心并非偶然，而是集中表明了对官员不信任的态度。这是一种危险的情势。一段时间以来，民众见到太多的政治人物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虽然人们从对权力敬畏和盲从的历史误导中走出来，有利于培养公民科学的质疑精神，但是如果权力在离开道德责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导致公民对它的质疑走得太远，就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适当的权威是政府行使受托职责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
政府经常要向公众承诺实现某种目标，以显示其存在的价值，或者获得民众的支持，或缓解来自社会的压力。信守承诺事关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一直代表着社会的信用，公众相信它的政策和它的承诺，就像购买了它发行的债券。人们放心地购买公债，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一定能按时连本加息地偿还。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应该被看成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约定，政府是债务方，有兑现承诺的义务；人民是债权人，有要求政府按期兑现承诺的权利。
以民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是1980年代党的领导人提出来的，并由党的“十三大”报告郑重确定为国家目标。党的“十七大”再次以明确坚定的语言强调民主改革，令民心振奋。在过去，对一种重大政策的突然转向，并没有人向民众作出认真的情况说明。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是，债务人突然停止向债权人付款，理应做出公开解释。债权人是沉默的，但沉默并不等于他们闭上了眼睛和没有内心的道德判断。看起来一切都还在控制之中。但腐败却已不在控制之中，政治威望已不在控制之中，权力的合法性有流失的危险，一句话，一些重要的政治资源已经受到侵害。
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诚实可靠的形象，是它推行政策的最大资本，很早以前的古代政治家就知道了这一道理。商鞅变法的故事广为人知。他要在秦国推行社会、经济和军事改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得民众对政府和改革的信任。在改革措施颁发之前，他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长木杆，答应只要有人能把它搬到城北就赏以十金。人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就把赏金加到五十，这时有一人照做了，商鞅立即予以兑现，“以明不欺”。改革令下发了，改革顺利推进，使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以今天的情势而论，商鞅为自己打造的诚信形象过于容易了，在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用一个游戏就取得了成功。在现时代，知识的主动权已不在政府手中。民众掌握了知识的主动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广泛的途径获取信息和知识，他们不再是被驱使的对象，而是不可阻挡的积极参与者。在网络时代，他们迅速突破了政治参与的人为壁垒，政治智慧也通过网络聚集和传播，被公众所掌握。政府官员与公众对话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他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 发文件就可以了，而且要解释来自民众的究问和政策背后的事实和理由，就是说，他必须同公众讲道理。讲道理是诚实人与诚实人之间的对话，每一方都要有像样的论据才能为自己辩护。
对于开放社会的政治家，优良的个人道德素养、巨大的政治声望，是不可估量的财富，诚实则是他的生命。他的所有资本都建立在诚实的声誉之上。诚实帮助他赢得公众的喜爱和支持，不诚实会使他颜面扫地。理智、成熟的公众不喜欢制造出来的圣人，虽然他们依然对真正的英雄和圣人深怀景仰。他们更喜爱与自己一样的凡人，不要求政治家一贯正确，但要求他们必须诚实。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虽不一定超凡出众，可民众同时也认为，那也是只有诚实正派的正人君子才配从事的职业。真诚对待人民的人，人民也真诚地对待他。反之亦然。高明的政治家非常懂得如何以诚恳的态度面对公众，他不会使自己高高在上，并善于表现自己平常的一面，不掩盖自己的错误，让人看上去更加真实，拉近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世界上真正的英雄和圣人只有一类人，即道德英雄，他们真诚、勇敢，有担负历史使命的情怀。一位圣人和英雄，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知识领袖，政治领袖，他必定是真诚的，真诚地面对人民，真诚地面对时代，真诚地面对自己的信仰。真诚是他们所有崇高德行中的基础德行。
作为人，一个平常人，道德也是他的根基；作为国家，人民的道德状况就是它的根基。败坏了道德，就败坏了国家的根基。它不可能靠GDP成为受世界尊重的伟大国家，它靠人民的德行、价值观、对人类精神的贡献在世界赢得地位。当权力腐败正在颠覆我们的道德、毁灭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给权力套上绳索，迫使它有所节制，不得反对显而易见的国家利益，就是公民的重要道义责任。如果每个人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也只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就既是结束虚假和伪善的开始，也是一个诚实社会的开始。
以道德改善道德，以道德推进民主，又以民主推进道德，这似乎走进了一条封闭循环的死路。但实际不是，道德会找到它自己的安全出口。如果说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屈从私欲的安排是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I那么为了整体利益而约束自身利益、服从道德法则同样是人性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人性就是道德进步的根据和希望。
实现民主也是道德义务向我们发出的伟大召唤。民主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人民因民主而有道德，因有道德而有尊严，国家因人民伟大而有了发展的牢固基石，道德良好的国民一定能创造出物质的繁荣。今天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有责任感的人们，用我们的真诚就能建造出一个真诚的世界。
在人类社会中，某些基本的道德义务是必须被普遍遵守的，否则他们就不能展开必不可少的交往与合作。无赖和骗子无法建立起社会。政治是人类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及其成员对公民和公共利益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但变本加厉的贪污腐败，持续流行于政坛的说假话、办假事，除了表明对法律规章的轻侮外，同样表明人们放弃了道德义务，而且表现出对道德法则视而不见，对良知的呼声充耳不闻。
道德败坏是最深刻的腐败，它既显现出实现民主的紧迫性，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改善一国的道德，又对实现民主构成严重的现实障碍，如果我们不能听从内心道德法则的引导，就不可能在民主的目标上取得进展。
道德困境的根源
对道德状况的忧虑引出如下思考：一个特别重视崇高道德、宏大理想和德治的国家，权力为何陷入如此大面积的道德堕落之中?从德治理想到权力大范围堕落之间是怎么转变的?
期待把管理社会的任务交给品行优异者是非常自然的社会心理，贪婪对德性的管治则有悖天理人伦。但德治不是一种独立的治理方式，当把它作为实现良好治理的根本保障时，就注定要失败了。在人治制度中，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依据法律从事的管理性工作，而是特殊意义上的、依据个人德性从事的领导性工作，它设想一个道德精英集团在从事统治，修身、或称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官员的第一要务，通过加强自身修养，他们的道德臻于完美。从理论上讲，从德治的观念上讲，每个官员都要具备优于普通人的德行，只有这样才具备了领导的资格。它的另一层意思是，或许也是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担任官职所需要的德育水平是老百姓不具备的。
我们承认，完全排斥了日常生活欲望的道德可能会在极少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他们极其克制，把所有精力都用于伟大事业的追求上，但谁都知道，用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具有的某些道德情操去要求大多数人根本不切实际，它们无法成为可以落实到每一个人的道德责任。
道德主义高调全然不顾政治社会的根本伦理也是基本伦理的需要，它们对规范我们的政治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在所有文明政府中，所有政府成员都必须在道德范围内履行他们的各项工作。对于他们，道德不是标榜崇高的内心修养，而是需要担负的义务，没有这些道德义务和职责的存在，政府成员的行为就失去了内在的法则约束。他们承担的道德义务，与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本质上毫无二致。
一个廉洁的官员，他所承担的道德义务，就是不要不属于自己的财物，这也是每个公民都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人们不用特别努力都能做到不偷盗，同样，政府成员不用特别努力，就能做到不贪污，不腐败，而无须改造世界观。如果人们不经过艰苦的世界观改造，就不能做到守法、廉洁、不撒谎，不能做到不盗窃他人财物，非但民主和良好政府永远是人类遥不可及的梦想，社会也永无秩序可言。
良好的政治从不要求政府成员人人是天使，但要求他们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离开聒噪的道德说教，离开被刻意树立的道德典范，我们看到，在现实政治中，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不是在普通正常人的标准之上，而降低到了普遍的道德水准之下，甚至已经没有道德要求。对每年超过1万亿元的腐败性公款消费，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公仆们随随便便私用公款，没有法律约束，也没有道德约束。至于他们完成应该做的工作，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被当成爱民美德的体现。
虽说道德感源于人类固有的良知，普遍地存在于人们心中，但它又容易在不正当利益的诱惑下丧失，尤其是这种诱惑巨大时。只有社会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自由批评和谴责，保持舆论压力，才能让人遵守道德法则。没有道德约束的地方，也没有道德法则和道德责任。党政官员享有多种特权，而最大的特权之一是不受社会批评，这使他们能够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道德职责，也就是被大众充分实践的、被普通的正常人都能理解的道德职责。
当一个在会议报告中致力于以爱民、清廉的形象打造自己的领导者，却突然以另一种身份——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出现时，公众并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像随地吐痰一样谈论美德时，他说的是不履行道德义务的伪道德。毫无道德基础的道德高调还将继续，这已是一种现实的需要——自我肯定的需要，社会对权力的质疑越多，这种需要就会越强烈。
公民自由表达是政治道德得以存在的条件。公民运用自己的良知，对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政治腐败进行责难和揭露，就将对所有政府成员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使他们承担起道德职责，同时也会唤起他们的耻辱感，促进他们的道德意识。只要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人们的良知就不会缄默。取消自由表达的权利，直接剥夺了普通公民运用良知主持正义的道德权利。对于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自由表达的权利是最大的威胁，而对于德行，它乃是最佳保证。
民主产生于道德追求
现代政治中的道德伦理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之上，即政治是全体人民参与的公共行为，它区别于前现代政治中所形成的权力观念，在那里，权力是少数人私有的。
的确，道德义务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它产生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类与生俱来的、共通的正常理性和良知，将我们引向对正当行为的追求。17世纪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哈林顿在其名著《大洋国》中，用两个“无知女孩”的故事解开了“国家的不解之谜”。他举例说，两个女孩得到一块饼，要分而食之，即每个人各得一半，其中一个女孩会对另一个女孩说：“你来分，我选；要不我来分，你选。”这样，分饼不均的那一个肯定要吃亏，因为另一个必先取走较大的一半，为此，她只有平均分开，结果对两人都是公正的。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故事做进一步的分析。两个女孩虽然对政治无知，但她们所做的事完全体现了公平政治的重要原理，第一，共同立法是使国家权力保持公正的首要条件，只有规则的公正才可能有结果的公正。对全体人适用的法律，必须由全体制订，或者由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制订。对于两个分饼的女孩来说，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将如何行动”才能使双方都得到应该得到的部分。于是，她们首先确立了一致同意的规则，即“你分我选，或我分你选”。第二，在她们共同同意的规则中，包含了分权制衡和自由选择等重要的政府组织原则。分和选分开，既是分权，又是制衡。掌握分饼权的人不得限制另一个人的自由选择。
分饼的方式有多种，比如由两人中力气较大的一个说了算，或者可以请第三方主持分配，但最具保证的公正分配方式只有上面那一种。而这种方式，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 时间，都会是最公正的，与国情无关。最不义的分配，就是由力气较大的—方进行分配，它以暴力作后盾，目的是为自己获取最大份额，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它都是最不义的。
关于民主原则，最通行的看法是它产生于民主理论，或者是各派政治力量实际运作和博弈的结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民主原则实际上是扎根于人们内心的、颠扑不破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就是民主思想的基础，也是民主思想的唯一源头。人们通过认识外部世界获得科学知识，但道德知识则是通过认识内心世界获得的。民主制度，无论是早期的直接民主制度，还是晚近的成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都是人们追求政治道德的产物。他们始终持有的信念是，多数人的统治比少数人的统治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的统治才是正义的。美国设置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总统一职，是由于美国人民对世袭的、专断的国王权力的普遍厌恶，这个新职务由选举产生，权力有限，有明确的任期。
在人类关于共同权利和共同利益众多的道德法则中，有一条最为基本的法则、派生其他法则的法则，这就是每个人都要得其应得，它也就是指导两个分饼的女孩、并存于她们心中的那条法则，一系列的民主政治原则从这条道德法则中一一引申出来，其中首要的原则是权力属于全体国民。为保证全体公民“得其应得”，就必须限制不正当的多得多占，并保证国家权力控制在人民手中，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全部要义，如哈林顿所说，“民主政府下的每一个人不要把自己想吃的东西一把夺过来，而是要在公共餐桌上表现出克制。”
中华帝制1911年的崩溃，归根到底是它的道德失败，世袭和家族垄断国家权力的帝制在君主立宪与共和思想的两面夹击中崩溃了。它们的对立是权力私有和公有的对立，是少数人的垄断利益与每个人得其应得的公平利益的对立，尽管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君主立宪和共和思想知之甚少，但它们的道德优势是如此突出，使帝国的政治制度完全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被国民毫无保留地抛弃了。
皇帝的专制退出了历史，但民主并没有就此到来，国家进入了历史更加曲折、命运更加多变的阶段。英国作家百哲特发现由人的换代带来的政治精神变化并引致政治巨变的规律，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道：政治“恰如一片美洲森林，只需砍倒老树，新树就会立即长出来取而代之；种子在蓄势待发，并随着老树被清除后阳光和空气的进入而开始破土成长”。但是，这显然不具有普遍性，没有与共同利益相一致的道德进步并培植出新种子，政治不会随着掌权者面孔变化而改变。
民主政治的实践与政治道德形成相互倚重的两个方面，民主制度的维系和发展需要参与者相应的政治道德，政治道德也需要民主制度给予维护。一个民主的社会，是可以充分发表意见和自由辩论的社会，有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政治道德，形成一套恰当的善恶观念。通过选举获取权力，使掌权者养成尊重公民的习惯；尊重反对派，人们懂得了政治是有公平规则的竞争；政府严格按照预算收支，让公务员习惯公私有别，对贪污公款产生必要的罪恶意识；民主社会的公务员将服务公众和社会当作普通职责，而不是崇高奉献，他们对自身的责任也就有更好的理解。
诚者自成
政治道德在两个层次上展现出来，既是指制度合乎道德要求，政治制度必须符合权力的公共精神，也是指以政治为业的人的行为合乎道德要求，政府和公务员务必遵守政治的职业道德——廉洁守法和诚实守信。
政府与民众的交往，政府处于时刻接受民意检验的位置，它既要反映民众的意愿，又要引导民众，它必须以良好的形象展示给公众，以获得民众的尊重，争取民众的支持。政府用它自己的诚实言行表现自己的尊严，向人民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纳税人的钱取之有道、花得适得其所，许下的诺言正在兑现，对大众的利益是忠诚的。
2007年由网民推动和主导的对“华南虎照片”真假的追究，持续数月，成为一个引起全国关注的焦点事件，生动地表现了民众追求真相的巨大热情和决心。他们探求比照片更多的事实，照片背后的事实。人们一致把政府的诚实问题推到整个事件的中心并非偶然，而是集中表明了对官员不信任的态度。这是一种危险的情势。一段时间以来，民众见到太多的政治人物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虽然人们从对权力敬畏和盲从的历史误导中走出来，有利于培养公民科学的质疑精神，但是如果权力在离开道德责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导致公民对它的质疑走得太远，就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适当的权威是政府行使受托职责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
政府经常要向公众承诺实现某种目标，以显示其存在的价值，或者获得民众的支持，或缓解来自社会的压力。信守承诺事关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一直代表着社会的信用，公众相信它的政策和它的承诺，就像购买了它发行的债券。人们放心地购买公债，是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一定能按时连本加息地偿还。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应该被看成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约定，政府是债务方，有兑现承诺的义务；人民是债权人，有要求政府按期兑现承诺的权利。
以民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是1980年代党的领导人提出来的，并由党的“十三大”报告郑重确定为国家目标。党的“十七大”再次以明确坚定的语言强调民主改革，令民心振奋。在过去，对一种重大政策的突然转向，并没有人向民众作出认真的情况说明。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是，债务人突然停止向债权人付款，理应做出公开解释。债权人是沉默的，但沉默并不等于他们闭上了眼睛和没有内心的道德判断。看起来一切都还在控制之中。但腐败却已不在控制之中，政治威望已不在控制之中，权力的合法性有流失的危险，一句话，一些重要的政治资源已经受到侵害。
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诚实可靠的形象，是它推行政策的最大资本，很早以前的古代政治家就知道了这一道理。商鞅变法的故事广为人知。他要在秦国推行社会、经济和军事改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得民众对政府和改革的信任。在改革措施颁发之前，他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长木杆，答应只要有人能把它搬到城北就赏以十金。人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就把赏金加到五十，这时有一人照做了，商鞅立即予以兑现，“以明不欺”。改革令下发了，改革顺利推进，使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以今天的情势而论，商鞅为自己打造的诚信形象过于容易了，在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用一个游戏就取得了成功。在现时代，知识的主动权已不在政府手中。民众掌握了知识的主动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广泛的途径获取信息和知识，他们不再是被驱使的对象，而是不可阻挡的积极参与者。在网络时代，他们迅速突破了政治参与的人为壁垒，政治智慧也通过网络聚集和传播，被公众所掌握。政府官员与公众对话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他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 发文件就可以了，而且要解释来自民众的究问和政策背后的事实和理由，就是说，他必须同公众讲道理。讲道理是诚实人与诚实人之间的对话，每一方都要有像样的论据才能为自己辩护。
对于开放社会的政治家，优良的个人道德素养、巨大的政治声望，是不可估量的财富，诚实则是他的生命。他的所有资本都建立在诚实的声誉之上。诚实帮助他赢得公众的喜爱和支持，不诚实会使他颜面扫地。理智、成熟的公众不喜欢制造出来的圣人，虽然他们依然对真正的英雄和圣人深怀景仰。他们更喜爱与自己一样的凡人，不要求政治家一贯正确，但要求他们必须诚实。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虽不一定超凡出众，可民众同时也认为，那也是只有诚实正派的正人君子才配从事的职业。真诚对待人民的人，人民也真诚地对待他。反之亦然。高明的政治家非常懂得如何以诚恳的态度面对公众，他不会使自己高高在上，并善于表现自己平常的一面，不掩盖自己的错误，让人看上去更加真实，拉近与公众的心理距离。
世界上真正的英雄和圣人只有一类人，即道德英雄，他们真诚、勇敢，有担负历史使命的情怀。一位圣人和英雄，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知识领袖，政治领袖，他必定是真诚的，真诚地面对人民，真诚地面对时代，真诚地面对自己的信仰。真诚是他们所有崇高德行中的基础德行。
作为人，一个平常人，道德也是他的根基；作为国家，人民的道德状况就是它的根基。败坏了道德，就败坏了国家的根基。它不可能靠GDP成为受世界尊重的伟大国家，它靠人民的德行、价值观、对人类精神的贡献在世界赢得地位。当权力腐败正在颠覆我们的道德、毁灭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给权力套上绳索，迫使它有所节制，不得反对显而易见的国家利益，就是公民的重要道义责任。如果每个人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也只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就既是结束虚假和伪善的开始，也是一个诚实社会的开始。
以道德改善道德，以道德推进民主，又以民主推进道德，这似乎走进了一条封闭循环的死路。但实际不是，道德会找到它自己的安全出口。如果说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屈从私欲的安排是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I那么为了整体利益而约束自身利益、服从道德法则同样是人性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人性就是道德进步的根据和希望。
实现民主也是道德义务向我们发出的伟大召唤。民主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人民因民主而有道德，因有道德而有尊严，国家因人民伟大而有了发展的牢固基石，道德良好的国民一定能创造出物质的繁荣。今天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有责任感的人们，用我们的真诚就能建造出一个真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