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邀请梁启超来北京大学作演讲，不料在台下听到的几乎是梁启超对自己劈头盖脸的一通批评。梁启超的讲题是《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结论是，“这个著作者，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胡适把梁启超的当众批评当作诤言，以一贯的谦和雅量做了真诚回应，并在后来的《四十自述》中写到：“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喜听顺耳之言是一种“胎里带”的人性，就连大智者也未必能免俗。既是诤言，就不会那么中听，即使“话糙理不糙”，也会让人难以咽下，而能够咽下的往往不是寻常人。人们习惯于“顺情说好话”，宁肯言不由衷，虚情假意，只要彼此感觉舒服，便皆大欢喜。久而久之，人们会丧失从诤言中汲取智慧的能力。
　　诤言含着独特的“魅力”，却不是谁都可以“尊享”。因为诤言是“独家”的、“特定”的，对于当事者有醍醐灌顶、瞬间警醒的作用。这意味着，诤言的魅力需要机缘，需要物以类聚，同频共振，需要说者和听者这双方的胆识皆备，互为知己，缺一不可。一个人享受到诤言的“魅力”是一种幸运。
　　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曾“告诫”胡适，别让自己“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成为“魔障”，并强调“人的幸福我以为全在学问与事业之进行中，而不在成就之后”，胡适欣然接受。傅斯年“训导”乃师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当胡适面临国民党“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取舍不定时，傅斯年写信痛彻直言：“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胡适终不再犹豫，决定拒官不做。
　　徐复观前半生从军，后来“华丽转身”成为一代国学大家，与熊十力的一番“痛骂”有关。徐复觀初次拜见熊十力，求教读何书，熊十力推荐王夫之《读通鉴论》，徐复观说已读过，熊十力让他再读。徐复观再见熊十力，说此书有好多处写得不好，遭到熊十力怒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去书！任何书都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何不先看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百部千部，又有何益？”后来徐复观在回忆中慨叹，此乃起死回生的一骂。
　　我知道的最令人难堪、也最有“魅力”的诤言，与去年仙逝的作家陈忠实有关。《白鹿原》问世之前，比陈忠实年轻的路遥、贾平凹佳作频频问世，风头正劲，陈忠实有一种关东人骨子里的倔强，发誓要写出一部能垫棺材做“枕头”的小说，然而这样的作品似乎遥遥无期。据邢小利《陈忠实传》记载，1991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且名列榜首。接下来，省作协为路遥举办作品座谈会，陈忠实闷頭缩在后几排。时任《小说评论》主编的李星问坐在身后的陈忠实，你手头的长篇“咋样了”，回答是“还没有弄成”。李星说：“几年了，你躲在乡下都干了些啥？”陈忠实说：“不急。”李星招手让陈忠实伸过头来，指着楼口小声说：“今年再拿不出来，你就从这七楼跳下去！”这话够狠的，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但李星是成心的，他了解陈忠实的实力。最重要的，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知道文学批评的意义：陈忠实这样的重量级作家，需要的不是无关痛痒的锦上添花，而是能起扬鞭奋蹄作用的当头棒喝。好在陈忠实头脑清醒，懂得知耻后勇的道理。不久之后，还是这位李星，读了陈忠实给他背来的50万字《白鹿原》手稿，当面对着眼巴巴望着他的心里没底的陈忠实，吼出了一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20年来，这句话早在陕西作家中传成了名言。李星同时对陈忠实说出三个预言：第一，今后不用找评论家了，评论家会找你；第二，十年之内不会有超过这部作品的小说；第三，《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三个预言，一一应验，已是陕西文坛佳话。夏衍主张“作家把批评家当作诤友”，此为最有观赏性的一道“诤言风景”。
　　宋正怀荐自《今晚报》2017年1月5日 华君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