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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没有了倚门盼望邮递员来到的习惯，也没了灯下摇着笔杆向薄薄的信纸倾吐衷情的体验。说起“邮箱”，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互联网上的那个带圈的ɑ字，愣一下才会想起那原是虚拟世界里的一个隐喻的名称，真正的东西还是家门口的那个小箱子。可是现在这个三维世界里的邮箱收到的似乎只有广告和账单了，都是些远离了我们精神关注的中心的文字。真的，在“伊妹儿”这么方便的时代，谁还会去费神费时地写西人称之为“蜗牛邮件”的传统信札呢？不过，每一个技术进步都是要我们付出代价的，随着传统信札的消隐，是整一个人文世界的崩塌。
拉康做过一个关于信的著名讲座，专门分析爱伦·坡的小说《被窃的信》中的信的意义。在这篇小说中一封事关王后名誉的密信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最后还是回到了它的收信人手里。这个惊险故事在拉康读来正好表达了信的特征，他说：“因为信可走个迂回，那么信就一定有一条它自身的路径，在这个特征中显示了能指的影响。我们已经懂得了要把能指设想为只能维持在移动之中。”文字一发明，几乎就立刻被人用来写信。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过距今三千九百余年的信，一块刻满了楔形字的泥板被包在一个封套里，那是现存的世上最早的信纸和信封。信一旦产生，它就成了人类文明发展须臾不可离的拐杖。君王统帅要靠驿邮特使来传递敕命密令，商人要靠信件来安排买卖，思想要靠信札来散布。圣保罗写信给远方的信徒指点迷津，这些信里阐述的教义奠定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保罗的信因此而成了《圣经》的一个重要部分。
信的出现给古代世界的文本写作和诠释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当文人学士以信的形式写作时，他们是在特意地表达一个个人化的姿态。古罗马时代的大诗人贺拉斯和奥维德都有不少书信体的诗传世，这些诗诉说的是诗人内心的情感，但是很难想象维吉尔颂扬罗马赫赫伟业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也会用书信体写成。书信体常常还能直接改变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和李陵的《答苏武书》之所以如此动人，是与这两位写信人的身份密切相关，他们的悲剧身世是读者感悟的前提。我们知道《答苏武书》实际上是后人托名李陵创作的，匿名的作者显然是个文章高手，但是他的宏文必须依靠李陵和苏武这一对写信人和收信人的身份才能为读者所欣赏。
书信不仅能改变文章的写法和理解，它还能改变我们对人物的了解。西塞罗的拉丁散文脍炙人口，是传诵百世的经典。如果我们只读他的那些为后世文人着力模仿的煌煌论文滔滔雄辩，我们心目中的西塞罗将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卫道士的形象，可幸他还留下了多达九百余封的私人信札流传至今。这些信的文笔随意自然，娓娓道来种种生活琐事和内心感想。西塞罗原是以这些信做朋友间的私下交流的，不曾想他的朋友激赏他的生动文笔，不忍让这些信就此湮灭，在他死后把他的书信收集传抄开来，结果让后人知道了在公共人物西塞罗以外还有一个更亲切更实在的西塞罗。
西塞罗的书信集恐怕是历史上第一部闯入公共领域的私人文字，由此也开始了书信在私人和公共两个领域间的微妙交通。当然，信并不是专用于私人领域内的交际，公共信息也要用信来传递。在西方的中世纪，信札基本上是一种公共文本，贵族们很少自己动笔写信，他们往往是口授大意而让秘书来撰成信件，以至于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口授（dictare）”一词也同时意味着“写信”。信札即成公器，势必招来种种规矩。果然，很快就开始形成专门的尺牍规范，一封信的称呼语如何写，开始语如何写，中间的内容如何组织，结束语如何写等等，都有固定的格式，比之中国的尺牍大全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还出现了不少研究书信写作艺术的专著，专家们的主张且有分歧，形成了书信体例的意大利学派和法国学派，至今法国人的正式信件里还有一大堆需仔细分辨用法的套话，那是当年的遗风。
可是，这种程式化的书信虽然能在公众信件里盛行一时，却管不住所有的书信写作。信是个人对个人的直接对话，自然是隐秘的私人领域里心灵交往的最佳渠道，而鲜活的个性在私底下必然会耐不住规矩的枷锁。中世纪的私人书信一般不遵守正式尺牍的范例，而且，私人信件的不守规矩并不止于形式，在内容上也是一个离经叛道的策源地。中世纪是个神性压倒人性，宗教戒律肆虐的时代，在公共领域根本容不得半点异端的声音。正是在私信中，情欲的冲动才能得到自由的表露，而这种天籁之声有时也悄悄地走漏到公共领域里去。整个中世纪都有表达个人情感的私信集在流传。最著名的当数哀洛依和阿贝拉的情书集，这些交织着火一样的理智和情感的信札今天读起来还令人颤栗，无怪乎它对中世纪人的心灵会有如此大的冲击。
今天的专家们有点怀疑哀洛依和阿贝拉的书信集并不是原模原样的私信，换句话说这两位中世纪最有名的情人在公布自己的私信时很知道怎样借信的形式来对公众说话，这个计谋后来为许多作家所玩弄。十七世纪时出现了《一个葡萄牙修女的信》，情切意深，哀怨悲恻，一下子打动了整个欧洲，很快就被翻译到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里去。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法肯定这些赚了不知多少人眼泪的信的真正作者是谁，只知道那决不会是在信后署名的玛里亚娜－阿尔科丰拉多。无疑，书信体小说正在盛装登上欧洲文学的舞台，马上给我们带来了文学长剧里多姿多态的一幕。英国作家里查森被称为书信体小说的第一位大家，他的《帕美拉》和《克莱丽莎》让作家同行们喟叹：小说居然还可以这样写。这两部书信体小说的诞生过程很能表明书信是如何从私人领域跨入到公共领域的。里查森本来并没有要进行一场文体创新的意图，他的朋友们要他写一些信件范本可以让他们在写信时参考模仿，里查森笔走龙游，文才勃发，收笔不住，竟然把一册尺牍写成了一部小说。《帕美拉》的成功使里查森大受鼓舞，接下去写的《克莱丽莎》长达厚厚七大卷，全由一封封信组成。自中世纪来一直在侵蚀着公共话语的私信的涓涓溪流终于汇成了滔滔洪波，书信体小说由此风行天下，十八世纪的欧洲作家包括卢梭、孟德斯鸠这样的文坛领袖都热衷于此道。
书信体小说与过去流传的那些书信集不同，读者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谁，知道书中的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还是着了迷地读这些假信，因为书信体小说为文学带来了崭新的气息。书信源自于个人间的交流，其私人话语的身份可以使人暂时摒弃社会的禁忌和伪饰，因此用书信体的形式小说家们能够酣畅淋漓地直抒人物的情感波澜，可以细致生动地勾画人物的隐秘内心。读者们则仿佛溜进了别人的闺房，大饱了窥视他人心灵的欲望。当然，浪漫主义时代人性的解放，也使暧昧细微的个人情感得到正统话语的认可而能登上大雅之堂。书信体小说在十八世纪欧洲的兴盛可谓是势所必然。
文学家们有不少理由来喜好书信体小说，除了可以营造出凸现人物心理的一个仿真氛围，小说的情节还能因此而多视角地展开。作家们很容易就发现，书信体小说里的写信人不必是同一个角色，如果把不同人物的信精巧地排列在一起，我们可以读到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观点不同感觉的描写和听到讲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声音。不少成功的书信体小说确实就靠运用这种巧妙组合不同信件的技巧。这种技巧岂不就是巴赫金称之为复调的写作艺术？不错，复调小说艺术确实能在书信体里得到充分发挥，无怪乎作家们如此热衷于替自己的角色写信，而文艺批评家们也常能在书信体小说中找到复调艺术的典型例子。
不管天才们怎么想，文学总是以生活现实为根基的。欧洲十八世纪书信体文学的兴盛是以生活中信件的大流行为背景的。自十七世纪中期起，整个欧洲就逐渐地建立起了一个可靠而有效的邮政网。各个国家内部早就有了官方管理的邮政服务，各国之间也达成了相互送信的协议。当时从伦敦发往巴黎的邮班每周有两次，四天后到达，从伦敦发往马赛的邮班每周有一次，路上花十二天。往返于新旧大陆间的邮轮每月有好几班。邮政的发达使写信成了有闲者的新嗜好，贵夫人们的沙龙闲谈靠着邮车的便利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家人间的絮语也不会因为距离而打断。载着飞短流长和儿女私情的信札在整个欧洲流转，鱼雁来往传递的多是亲人间的音讯。可是这些家常闲话也会因为书于翰笺而变得不朽。十七世纪的巴黎有位爱女至深的妈妈，当女儿远嫁他乡后就只有靠常年给女儿写信来慰藉自己的思女之情。不料写着写着一不小心成了大作家。她就是塞维涅夫人，她给女儿的信情深意切，文笔潇洒生动，不拘一格，被收集出版了以后成了法国文学的瑰宝，塞维涅夫人也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书信作家。
十七和十八世纪可以说是欧洲书信文学的黄金时代，到了十九世纪，才子们与书信的蜜月似乎到头了。书信体小说写得少了，作家们对自己的通信也不那么讲究了。夏多勃里昂宣称他讨厌书信体。马拉美甚至说，“我对写过信的笔都感到厌恶，我要等过了几天才会拿起这枝笔来写我的文学作品”。福楼拜抱怨说他的时间都给写那些蠢信占用了。这或许是因为女性们都喜爱写信，书信体也似乎更合适让女性倾吐情感，那些男性大作家们羞于或拙于和塞维涅夫人一争雄长。福楼拜曾不无讥刺地下定义：“书信体：完全属于妇女们的文体。”说是这么说，福楼拜一辈子还是写了不少的信，据文学批评家们的看法，他的书信集的文学价值并不在他的《包法利夫人》之下。
作家们不喜欢书信，更可能的原因是到了十九世纪书信完全大众化了。1839年，英国人发明了由寄信人而不是收信人付邮资的新制度。1840年，英国人又规定无论邮路远近，邮资统一不变。奠定现代邮政基础的这两项新规定大大便利了信件的流通，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工具的进步和大众识字率的提高使贩夫走卒都能使用过去贵族和富人们才享受的邮政服务。短短几年内，涌向邮局的信件爆炸式地增长，好似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伊妹儿。英国的邮局在1839年发送了七千六百万封信，到了1850年这个数字就一下子增长到了二亿七千七百万封以上。芸芸众生都在忙着写信，无怪乎十九世纪那些视文学为神圣事业的作家会拒绝把书信看作是文学的一部分。
邮政的大发展使许多人写信成瘾，欧洲人写信之多令人惊诧。我们都知道拿破仑一生杀敌无数，但是很少知道他还写信无数。十九世纪中叶出版的《拿破仑书信集》收了他写的二万余封信，这是第一版；自那时以来人们收集到的拿破仑的信增加了一倍，正在出版中的第二版《拿破仑书信集》有四万多封信，将印成十二大卷。这是武夫手教，多如恒沙。文人当更不落后，二十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一生不倦地写信，据说他在九十高龄时还每天要口授四五封信。罗素留下的信浩如烟海，现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罗素档案馆里就收藏着他的五万余封信。比较起来，鲁迅在中国作家中算是笔头最勤快的一位了，人们收集他的信札也最用力，他一辈子留下的信只是一千几百封。当然，量的多寡与质的高下并无关系，在中国文人和百姓的精神生活里，书信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
邮班准时来去，邮箱天天不空，书信成了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邮政成了现代社会的神经网络。可是，繁华过后凋零将至。不知不觉中，书信踏上了下坡路，其原因当然是通信方式的更新。回头看来，书信的衰落其实并不始于今天，甚至也不是在上个世纪，在书信大行其道的十九世纪就埋下了败落的种子。1844年，电报被发明了，人们开始学会用极简略的字句交流。1872年，创造出了明信片，日常的问候话语等直接就印好在卡片上，寄信人只要填个日期签个名就成。到了二十世纪初，电话铃声出现了，这不啻是书信的丧钟。能够让自己的话语直通对方的耳边，谁还会费神写信呢？敏感的人在电话刚出现时就意识到这是对翰墨尺书的可怕威胁，普罗斯特笔下的一位漂亮人物拒绝使用新奇的电话。但是电话的泛滥是不可阻挡的，亲历了电话进家门的这一代中国人都记得，几乎一夜之间，信笺信封被搁置一边了。
然而，书信这个古老的文明传统似乎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为电话这个奇巧玩意儿推翻的。毕竟电话服务于口语而书信使用的是书面语，只要人们还同时需要这两种不同的渠道，书信就不会完全被电话取代。人们常常需要给某些信息一个恒久一点的存在，以能保存、核对或重读；有些人间关系比较微妙，有些话语令人为难，人们就会觉得直通声息显得唐突，不如使用较为间接委婉的书信。书面语的独特优势让书信在电话出现后仍能在人间的交往中占上一席，尽管其领地已大不如前了。
真正从根基上动摇书信的是电邮，昵称伊妹儿。屏幕上显示的那一排排字，能保存，能转发，能打印，能上法庭当证据。弹指间，它能完成书信的一切功用而快捷则无可比拟。电脑网络的普及，使这个信息时代的新宠轻轻巧巧地就钻进了我们这个小小地球村的每家每户，纸上书信愈加日薄西山矣。
或曰，有近三千年历史的书信并不会因伊妹儿而消亡，文字写成的电邮还是信，只是新瓶装旧酒，借壳得新生而已，与互联网结缘后信的前程正远大着呢。这样看也许有道理，但是，打伊妹儿与写信毕竟很不一样，由微小电子的舞蹈组成的伊妹儿闪烁在虚拟世界和虚无世界之间，没法使人对它有对白纸黑字那样的用心。尽管人人都在发电邮，我们以后会不会看到文人学者或历史人物的伊妹儿结集出版并放在书店的文学柜上卖呢？整理杂物时翻出一封中学时代的旧信，读了以后不由得让人发半天的呆。这样的情景以后不会有了。书信的消亡带走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些最令人神往、最令人怀念的东西。一千六百多年以前，江南的某地，王献之挥笔给朋友写了封短信：“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内容家常但笔势如蛟龙，这封信现在宝藏在上海博物馆里，它的书艺可称是绝响，它所赖以产生的载体也将不存在了。
拉康做过一个关于信的著名讲座，专门分析爱伦·坡的小说《被窃的信》中的信的意义。在这篇小说中一封事关王后名誉的密信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最后还是回到了它的收信人手里。这个惊险故事在拉康读来正好表达了信的特征，他说：“因为信可走个迂回，那么信就一定有一条它自身的路径，在这个特征中显示了能指的影响。我们已经懂得了要把能指设想为只能维持在移动之中。”文字一发明，几乎就立刻被人用来写信。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过距今三千九百余年的信，一块刻满了楔形字的泥板被包在一个封套里，那是现存的世上最早的信纸和信封。信一旦产生，它就成了人类文明发展须臾不可离的拐杖。君王统帅要靠驿邮特使来传递敕命密令，商人要靠信件来安排买卖，思想要靠信札来散布。圣保罗写信给远方的信徒指点迷津，这些信里阐述的教义奠定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保罗的信因此而成了《圣经》的一个重要部分。
信的出现给古代世界的文本写作和诠释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当文人学士以信的形式写作时，他们是在特意地表达一个个人化的姿态。古罗马时代的大诗人贺拉斯和奥维德都有不少书信体的诗传世，这些诗诉说的是诗人内心的情感，但是很难想象维吉尔颂扬罗马赫赫伟业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也会用书信体写成。书信体常常还能直接改变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和李陵的《答苏武书》之所以如此动人，是与这两位写信人的身份密切相关，他们的悲剧身世是读者感悟的前提。我们知道《答苏武书》实际上是后人托名李陵创作的，匿名的作者显然是个文章高手，但是他的宏文必须依靠李陵和苏武这一对写信人和收信人的身份才能为读者所欣赏。
书信不仅能改变文章的写法和理解，它还能改变我们对人物的了解。西塞罗的拉丁散文脍炙人口，是传诵百世的经典。如果我们只读他的那些为后世文人着力模仿的煌煌论文滔滔雄辩，我们心目中的西塞罗将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卫道士的形象，可幸他还留下了多达九百余封的私人信札流传至今。这些信的文笔随意自然，娓娓道来种种生活琐事和内心感想。西塞罗原是以这些信做朋友间的私下交流的，不曾想他的朋友激赏他的生动文笔，不忍让这些信就此湮灭，在他死后把他的书信收集传抄开来，结果让后人知道了在公共人物西塞罗以外还有一个更亲切更实在的西塞罗。
西塞罗的书信集恐怕是历史上第一部闯入公共领域的私人文字，由此也开始了书信在私人和公共两个领域间的微妙交通。当然，信并不是专用于私人领域内的交际，公共信息也要用信来传递。在西方的中世纪，信札基本上是一种公共文本，贵族们很少自己动笔写信，他们往往是口授大意而让秘书来撰成信件，以至于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口授（dictare）”一词也同时意味着“写信”。信札即成公器，势必招来种种规矩。果然，很快就开始形成专门的尺牍规范，一封信的称呼语如何写，开始语如何写，中间的内容如何组织，结束语如何写等等，都有固定的格式，比之中国的尺牍大全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还出现了不少研究书信写作艺术的专著，专家们的主张且有分歧，形成了书信体例的意大利学派和法国学派，至今法国人的正式信件里还有一大堆需仔细分辨用法的套话，那是当年的遗风。
可是，这种程式化的书信虽然能在公众信件里盛行一时，却管不住所有的书信写作。信是个人对个人的直接对话，自然是隐秘的私人领域里心灵交往的最佳渠道，而鲜活的个性在私底下必然会耐不住规矩的枷锁。中世纪的私人书信一般不遵守正式尺牍的范例，而且，私人信件的不守规矩并不止于形式，在内容上也是一个离经叛道的策源地。中世纪是个神性压倒人性，宗教戒律肆虐的时代，在公共领域根本容不得半点异端的声音。正是在私信中，情欲的冲动才能得到自由的表露，而这种天籁之声有时也悄悄地走漏到公共领域里去。整个中世纪都有表达个人情感的私信集在流传。最著名的当数哀洛依和阿贝拉的情书集，这些交织着火一样的理智和情感的信札今天读起来还令人颤栗，无怪乎它对中世纪人的心灵会有如此大的冲击。
今天的专家们有点怀疑哀洛依和阿贝拉的书信集并不是原模原样的私信，换句话说这两位中世纪最有名的情人在公布自己的私信时很知道怎样借信的形式来对公众说话，这个计谋后来为许多作家所玩弄。十七世纪时出现了《一个葡萄牙修女的信》，情切意深，哀怨悲恻，一下子打动了整个欧洲，很快就被翻译到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里去。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法肯定这些赚了不知多少人眼泪的信的真正作者是谁，只知道那决不会是在信后署名的玛里亚娜－阿尔科丰拉多。无疑，书信体小说正在盛装登上欧洲文学的舞台，马上给我们带来了文学长剧里多姿多态的一幕。英国作家里查森被称为书信体小说的第一位大家，他的《帕美拉》和《克莱丽莎》让作家同行们喟叹：小说居然还可以这样写。这两部书信体小说的诞生过程很能表明书信是如何从私人领域跨入到公共领域的。里查森本来并没有要进行一场文体创新的意图，他的朋友们要他写一些信件范本可以让他们在写信时参考模仿，里查森笔走龙游，文才勃发，收笔不住，竟然把一册尺牍写成了一部小说。《帕美拉》的成功使里查森大受鼓舞，接下去写的《克莱丽莎》长达厚厚七大卷，全由一封封信组成。自中世纪来一直在侵蚀着公共话语的私信的涓涓溪流终于汇成了滔滔洪波，书信体小说由此风行天下，十八世纪的欧洲作家包括卢梭、孟德斯鸠这样的文坛领袖都热衷于此道。
书信体小说与过去流传的那些书信集不同，读者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谁，知道书中的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还是着了迷地读这些假信，因为书信体小说为文学带来了崭新的气息。书信源自于个人间的交流，其私人话语的身份可以使人暂时摒弃社会的禁忌和伪饰，因此用书信体的形式小说家们能够酣畅淋漓地直抒人物的情感波澜，可以细致生动地勾画人物的隐秘内心。读者们则仿佛溜进了别人的闺房，大饱了窥视他人心灵的欲望。当然，浪漫主义时代人性的解放，也使暧昧细微的个人情感得到正统话语的认可而能登上大雅之堂。书信体小说在十八世纪欧洲的兴盛可谓是势所必然。
文学家们有不少理由来喜好书信体小说，除了可以营造出凸现人物心理的一个仿真氛围，小说的情节还能因此而多视角地展开。作家们很容易就发现，书信体小说里的写信人不必是同一个角色，如果把不同人物的信精巧地排列在一起，我们可以读到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观点不同感觉的描写和听到讲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声音。不少成功的书信体小说确实就靠运用这种巧妙组合不同信件的技巧。这种技巧岂不就是巴赫金称之为复调的写作艺术？不错，复调小说艺术确实能在书信体里得到充分发挥，无怪乎作家们如此热衷于替自己的角色写信，而文艺批评家们也常能在书信体小说中找到复调艺术的典型例子。
不管天才们怎么想，文学总是以生活现实为根基的。欧洲十八世纪书信体文学的兴盛是以生活中信件的大流行为背景的。自十七世纪中期起，整个欧洲就逐渐地建立起了一个可靠而有效的邮政网。各个国家内部早就有了官方管理的邮政服务，各国之间也达成了相互送信的协议。当时从伦敦发往巴黎的邮班每周有两次，四天后到达，从伦敦发往马赛的邮班每周有一次，路上花十二天。往返于新旧大陆间的邮轮每月有好几班。邮政的发达使写信成了有闲者的新嗜好，贵夫人们的沙龙闲谈靠着邮车的便利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家人间的絮语也不会因为距离而打断。载着飞短流长和儿女私情的信札在整个欧洲流转，鱼雁来往传递的多是亲人间的音讯。可是这些家常闲话也会因为书于翰笺而变得不朽。十七世纪的巴黎有位爱女至深的妈妈，当女儿远嫁他乡后就只有靠常年给女儿写信来慰藉自己的思女之情。不料写着写着一不小心成了大作家。她就是塞维涅夫人，她给女儿的信情深意切，文笔潇洒生动，不拘一格，被收集出版了以后成了法国文学的瑰宝，塞维涅夫人也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书信作家。
十七和十八世纪可以说是欧洲书信文学的黄金时代，到了十九世纪，才子们与书信的蜜月似乎到头了。书信体小说写得少了，作家们对自己的通信也不那么讲究了。夏多勃里昂宣称他讨厌书信体。马拉美甚至说，“我对写过信的笔都感到厌恶，我要等过了几天才会拿起这枝笔来写我的文学作品”。福楼拜抱怨说他的时间都给写那些蠢信占用了。这或许是因为女性们都喜爱写信，书信体也似乎更合适让女性倾吐情感，那些男性大作家们羞于或拙于和塞维涅夫人一争雄长。福楼拜曾不无讥刺地下定义：“书信体：完全属于妇女们的文体。”说是这么说，福楼拜一辈子还是写了不少的信，据文学批评家们的看法，他的书信集的文学价值并不在他的《包法利夫人》之下。
作家们不喜欢书信，更可能的原因是到了十九世纪书信完全大众化了。1839年，英国人发明了由寄信人而不是收信人付邮资的新制度。1840年，英国人又规定无论邮路远近，邮资统一不变。奠定现代邮政基础的这两项新规定大大便利了信件的流通，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工具的进步和大众识字率的提高使贩夫走卒都能使用过去贵族和富人们才享受的邮政服务。短短几年内，涌向邮局的信件爆炸式地增长，好似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伊妹儿。英国的邮局在1839年发送了七千六百万封信，到了1850年这个数字就一下子增长到了二亿七千七百万封以上。芸芸众生都在忙着写信，无怪乎十九世纪那些视文学为神圣事业的作家会拒绝把书信看作是文学的一部分。
邮政的大发展使许多人写信成瘾，欧洲人写信之多令人惊诧。我们都知道拿破仑一生杀敌无数，但是很少知道他还写信无数。十九世纪中叶出版的《拿破仑书信集》收了他写的二万余封信，这是第一版；自那时以来人们收集到的拿破仑的信增加了一倍，正在出版中的第二版《拿破仑书信集》有四万多封信，将印成十二大卷。这是武夫手教，多如恒沙。文人当更不落后，二十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一生不倦地写信，据说他在九十高龄时还每天要口授四五封信。罗素留下的信浩如烟海，现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罗素档案馆里就收藏着他的五万余封信。比较起来，鲁迅在中国作家中算是笔头最勤快的一位了，人们收集他的信札也最用力，他一辈子留下的信只是一千几百封。当然，量的多寡与质的高下并无关系，在中国文人和百姓的精神生活里，书信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
邮班准时来去，邮箱天天不空，书信成了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邮政成了现代社会的神经网络。可是，繁华过后凋零将至。不知不觉中，书信踏上了下坡路，其原因当然是通信方式的更新。回头看来，书信的衰落其实并不始于今天，甚至也不是在上个世纪，在书信大行其道的十九世纪就埋下了败落的种子。1844年，电报被发明了，人们开始学会用极简略的字句交流。1872年，创造出了明信片，日常的问候话语等直接就印好在卡片上，寄信人只要填个日期签个名就成。到了二十世纪初，电话铃声出现了，这不啻是书信的丧钟。能够让自己的话语直通对方的耳边，谁还会费神写信呢？敏感的人在电话刚出现时就意识到这是对翰墨尺书的可怕威胁，普罗斯特笔下的一位漂亮人物拒绝使用新奇的电话。但是电话的泛滥是不可阻挡的，亲历了电话进家门的这一代中国人都记得，几乎一夜之间，信笺信封被搁置一边了。
然而，书信这个古老的文明传统似乎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为电话这个奇巧玩意儿推翻的。毕竟电话服务于口语而书信使用的是书面语，只要人们还同时需要这两种不同的渠道，书信就不会完全被电话取代。人们常常需要给某些信息一个恒久一点的存在，以能保存、核对或重读；有些人间关系比较微妙，有些话语令人为难，人们就会觉得直通声息显得唐突，不如使用较为间接委婉的书信。书面语的独特优势让书信在电话出现后仍能在人间的交往中占上一席，尽管其领地已大不如前了。
真正从根基上动摇书信的是电邮，昵称伊妹儿。屏幕上显示的那一排排字，能保存，能转发，能打印，能上法庭当证据。弹指间，它能完成书信的一切功用而快捷则无可比拟。电脑网络的普及，使这个信息时代的新宠轻轻巧巧地就钻进了我们这个小小地球村的每家每户，纸上书信愈加日薄西山矣。
或曰，有近三千年历史的书信并不会因伊妹儿而消亡，文字写成的电邮还是信，只是新瓶装旧酒，借壳得新生而已，与互联网结缘后信的前程正远大着呢。这样看也许有道理，但是，打伊妹儿与写信毕竟很不一样，由微小电子的舞蹈组成的伊妹儿闪烁在虚拟世界和虚无世界之间，没法使人对它有对白纸黑字那样的用心。尽管人人都在发电邮，我们以后会不会看到文人学者或历史人物的伊妹儿结集出版并放在书店的文学柜上卖呢？整理杂物时翻出一封中学时代的旧信，读了以后不由得让人发半天的呆。这样的情景以后不会有了。书信的消亡带走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些最令人神往、最令人怀念的东西。一千六百多年以前，江南的某地，王献之挥笔给朋友写了封短信：“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内容家常但笔势如蛟龙，这封信现在宝藏在上海博物馆里，它的书艺可称是绝响，它所赖以产生的载体也将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