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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0年到1936年左翼文学创作的兴起，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在短短的六年中，不仅涌现出了一大批佳作，而且还为今后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人文主义价值观是该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价值观，集中表现出了创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本质认识和艺术追求，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下，左翼文学的创作才达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最高峰时期。本文从左翼文学创作的兴起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含义谈起，就该时期文学创作中人文主义价值观的体现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左翼文学创作 人文主义价值观 研究分析
一 左翼文学和人文主义的含义
1930年，以鲁迅、茅盾、郭沫若、周扬、田汉等作家为中心的文学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吸引了创造社、太阳社等多个文艺团体的众多文学创作者加入。先后创作了《萌芽月刊》、《拓荒者》、《前哨》、《北斗》等一系列进步的刊物，众多创作者们遵循文学创作的本质规律，将创作和当时的时代变化、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创作出了一大批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的作品，将20世纪前半叶的文学发展迅速推向了最高峰，并圆满完成了时代赋予其特殊的使命，为中国文学和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人文主义价值观，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思想追求和价值指向，其将人本身作为自始至终的考虑对象，尊重人、肯定人，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和蒙昧。以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态势去改变人在生存境遇上的困惑和窘迫，将人的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到一种新的境界。左翼文学创作和运动之所以伟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通过作品让很多人对自己、对社会有了更为深刻和本质的认识，推动整个社会进程的发展。
二 左翼文学创作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1 启蒙精神和批判姿态
首先是启蒙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先后有过两次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就是左翼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获得了人文意识，而左翼文学则使中国人获得了阶级意识。左联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五四”文化精英意识的结束以及政治精英意识的开始。这一转变自然是和当时社会发展环境紧密相关的。在内忧外困的20世纪30年代，客观条件已不允许中国文学创作者在一种文化精神状态中自给自足，保持着和社会、民族发展“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疏离。而是要以自身角色的转变，向大众传递一种阶级意识，大众既是启蒙的对象，也是参与者，因为启蒙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的集体参与。于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为指导，去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传递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理想之光，那么左翼文学创作接过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火，其在本质上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也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环境相配合的与时俱进，创作者寄予的社会理想不同，选择的价值取向也不同，造成了启蒙精神的勃兴和启蒙状态的出现。
其次是批判姿态。启蒙是批判的前提，在传递出了正确、进步的思想观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蒙昧、落后价值观的批判。怎样进行批判？即通过文学作品，经典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让民众形成一种自发的对照，从而分清楚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如茅盾的《春蚕》三部曲，描写的是中国南方农村地区，虽然喜获丰收却导致破产的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怎样才能彻底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这正是作者创作的目的所在。其不仅同情广大农民所遭遇的深重苦难，甚至公开承认农民革命的合理性，与“五四”时期那些只反映农民愚昧无知的作品相比，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农民，知识分子也是被启蒙的对象。如柔石的《二月》，博学多才的男青年萧涧秋，从不信奉任何主义，而是坚守人道的立场，其毫无保留地帮助寡妇文嫂一家的生计，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但是，这种人道立场的坚守，并没有帮助文嫂一家走出困境，反而连他自己也陷入了更加迷茫和困苦的境地。作者意在表明，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自由和幸福已经不是简单的人道所能换来的，唯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原本简单却又难以企及的新生活。所以说，启蒙和批判是左翼文学创作人文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彰显出了创作者们的时代和民族责任感。
2 对现实主义传统的超越
人文主义强调尊重人和肯定人，这种尊重和肯定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他们真实生活的再现，也就是现实主义创作观。左翼文学创作无疑是深谙此道的，其不但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观进行了继承和坚守，还对其进行了创新和开拓。
首先是底层写作的开拓。文学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衡量文学自身进步、保守和落后的重要标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提出了“国民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口号，使文学创作更加“接地气”，这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而左翼文学创作，则再一次拉近了文学和真正民众的距离，他们笔下的民众，不再局限于城镇居民、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等，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农村地区，认为这才是真正具有意义的、具有代表性的民众。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从客观上为这种民众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环境；另一方面，左翼作家们本身也都多来自于社会最底层，劳苦大众们的生活正是他们曾经亲身经历的生活，更是他们乐于表现的生活。所以，左翼作家们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底层，以一种宏观的视角和主人公意识，对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予以最真实的描写，并将自己的思考注入其中，于是很多细腻的、入木三分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得到了刻画，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典范式的人物形象，体现出了一种“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责任和境界。
其次是对人生、人性的关怀和肯定。左翼文学创作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关注，正是其创作最为本质的内涵。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人性的力量，一种对生命的关注和思考，这要比单纯的思想教化更加深刻。如《春蚕》中，老通宝的一生都在为家庭的生计操劳，为了让全家过上更好一点的日子，其不顾个人的辛苦，同自然和所在的社会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是，结果却令老通宝十分绝望，他心中理想生活的范式在瞬间崩毁，终于意识到革命才是唯一的选择。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是整个左翼创作中对伦理关怀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在旧社会的江浙一带，有着“典妻”的封建陋习，春宝娘这个不幸的女性，典当前忍受着丈夫的虐待，典当后不但要牛马一样的劳作，还要对秀才妻子忍气吞声。春宝娘唯一的记挂就是自己的孩子，可见她的一生都生活在别人的意志里，连母子相依这种人类的本能在她身上也成为了一种奢望。从柔石的这部作品开始，这种对人性、人本身的关注又更加深刻了一层，其不再是单纯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人性和人生，而是将眼光投向他们的灵魂深处，寻找人生的价值，追寻人生的意义，成为了当时灰色时代的一座灯塔。 3 社会化的创作倾向
左翼文学创作倡导关注现实、反映现实。而要想对现实的描绘更加真切，就要对发生各种现实的环境进行描绘。左翼文学创作者们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和乐观的精神以及史诗化的创作追求，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风起云涌的画面。
首先是浓厚的理性色彩。文学创作是偏重于感性的，但又是以理性作为基础。左翼文学创作者们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因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环境，势必要求他们秉承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创作进行各种分析，以最大的限度发挥出作品启迪心智、直面现实和振奋人心的作用。所以，在写作前作者经常要问自己，要写什么，为什么要写它，要表达出怎样的思想，以及阐明和何种事理等，而不是仅凭自己的情感表达需要率性而为。如丁玲的《水》，就是一部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结合的佳作。当时胡也频等同志遇害，激起了左联文学家们的强烈愤慨，但是丁玲却没有盲目的大声疾呼，而是痛定思痛，选取了水灾作为主要的表现内容，采用全景式的展现手法，描绘出了一大群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获得了一种由点及面的艺术效果，是单纯的就事论事所不能及的。这就表明，当时的左翼创作者们已经相当成熟，他们不再局限于个人喜怒哀乐的情绪，不但是现实生活的客观记录者，而是更加善于透过纷杂的现象看到本质。诚然，文学创作是一门感情的艺术，但是却也离不开理性的支持。
其次是乐观精神。除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之外，左翼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带给人们对生活的希望。纵然是现在的环境再困难、再恐惧，左翼文学也没有流露出一丝的绝望情绪，反而充满了革命乐观精神。他们认识到，如果呐喊者和引领者不坚定、不乐观，又怎能去鼓舞斗志和唤醒民众？如丁玲的《一颗未出枪膛的子弹》，全文上下都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其并不是主人公直接情感的抒发，而是采用了第三人称，采用主人公之口，将处于险境中的希望表达出来。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作品中主人公的困境要比自己更加艰难，他尚且能够坚持下去，何况我们？他们这种乐观和坚定，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所难以企及的，以鲜红的血色照亮了黑色的夜空，为当时压抑、迷茫的中国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
最后是史诗化的追求。任何一段革命，都是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史诗岁月，作为左翼文学的创作者，他们在创作上明显表现出了一种历史和文学整体性的追求，也就是一种史诗意识。如茅盾的《子夜》、《水》等，都是史诗般的佳作。在《子夜》中，作者并没有选取某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某一个人家，而是选取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十里洋场——上海，以一种俯视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现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资本家的欢淫无度、小职员的尔虞我诈、小市民的工于心计、农民的水深火热等。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灾难进行了再现。一部小说，就是一部历史，让读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而且还由此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写实门类，其中包含革命和爱情、丰收却成灾、各种自然灾害等，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即便是几个片段的截取，也能够感受到整个作品的全貌，真正实现了以有限的内容来展现无限社会的效果。
综上所述，左翼文学创作的勃兴，时至今日已有八十年的历史，这些年来，无论是时代的变化发展还是文学创作观的革新，都可谓是日新月异，但是左翼文学创作的思想光芒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尽管有时候很微弱，但是却更像是一个灯塔，在黑暗中引领着方向。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其所秉承的创作观，是一种合乎艺术创作本质规律的、引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的价值观，对人文主义的追求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尽管受到当时时代环境的影响和限制，左翼文学创作也在很多方面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但是正所谓瑕不掩瑜，正是这种客观、公正的认识，才能让左翼文学创作的诸多优秀思想、理念和技法更好地指导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
参考文献：
[1] 程凯：《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 王富仁：《有关左翼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3] 朱晓进：《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4] 王晓初：《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内在差异性和张力》，《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5] 熊权：《论大革命与早期左翼文学的兴起——以对“革命加恋爱”创作发生的考察为例》，《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李瑞华，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左翼文学创作 人文主义价值观 研究分析
一 左翼文学和人文主义的含义
1930年，以鲁迅、茅盾、郭沫若、周扬、田汉等作家为中心的文学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吸引了创造社、太阳社等多个文艺团体的众多文学创作者加入。先后创作了《萌芽月刊》、《拓荒者》、《前哨》、《北斗》等一系列进步的刊物，众多创作者们遵循文学创作的本质规律，将创作和当时的时代变化、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创作出了一大批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的作品，将20世纪前半叶的文学发展迅速推向了最高峰，并圆满完成了时代赋予其特殊的使命，为中国文学和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人文主义价值观，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思想追求和价值指向，其将人本身作为自始至终的考虑对象，尊重人、肯定人，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和蒙昧。以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态势去改变人在生存境遇上的困惑和窘迫，将人的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到一种新的境界。左翼文学创作和运动之所以伟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通过作品让很多人对自己、对社会有了更为深刻和本质的认识，推动整个社会进程的发展。
二 左翼文学创作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1 启蒙精神和批判姿态
首先是启蒙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先后有过两次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就是左翼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获得了人文意识，而左翼文学则使中国人获得了阶级意识。左联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五四”文化精英意识的结束以及政治精英意识的开始。这一转变自然是和当时社会发展环境紧密相关的。在内忧外困的20世纪30年代，客观条件已不允许中国文学创作者在一种文化精神状态中自给自足，保持着和社会、民族发展“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疏离。而是要以自身角色的转变，向大众传递一种阶级意识，大众既是启蒙的对象，也是参与者，因为启蒙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的集体参与。于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为指导，去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传递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理想之光，那么左翼文学创作接过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火，其在本质上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也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环境相配合的与时俱进，创作者寄予的社会理想不同，选择的价值取向也不同，造成了启蒙精神的勃兴和启蒙状态的出现。
其次是批判姿态。启蒙是批判的前提，在传递出了正确、进步的思想观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蒙昧、落后价值观的批判。怎样进行批判？即通过文学作品，经典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让民众形成一种自发的对照，从而分清楚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如茅盾的《春蚕》三部曲，描写的是中国南方农村地区，虽然喜获丰收却导致破产的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怎样才能彻底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这正是作者创作的目的所在。其不仅同情广大农民所遭遇的深重苦难，甚至公开承认农民革命的合理性，与“五四”时期那些只反映农民愚昧无知的作品相比，确实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农民，知识分子也是被启蒙的对象。如柔石的《二月》，博学多才的男青年萧涧秋，从不信奉任何主义，而是坚守人道的立场，其毫无保留地帮助寡妇文嫂一家的生计，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但是，这种人道立场的坚守，并没有帮助文嫂一家走出困境，反而连他自己也陷入了更加迷茫和困苦的境地。作者意在表明，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自由和幸福已经不是简单的人道所能换来的，唯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原本简单却又难以企及的新生活。所以说，启蒙和批判是左翼文学创作人文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彰显出了创作者们的时代和民族责任感。
2 对现实主义传统的超越
人文主义强调尊重人和肯定人，这种尊重和肯定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他们真实生活的再现，也就是现实主义创作观。左翼文学创作无疑是深谙此道的，其不但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观进行了继承和坚守，还对其进行了创新和开拓。
首先是底层写作的开拓。文学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衡量文学自身进步、保守和落后的重要标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提出了“国民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口号，使文学创作更加“接地气”，这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而左翼文学创作，则再一次拉近了文学和真正民众的距离，他们笔下的民众，不再局限于城镇居民、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等，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农村地区，认为这才是真正具有意义的、具有代表性的民众。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从客观上为这种民众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环境；另一方面，左翼作家们本身也都多来自于社会最底层，劳苦大众们的生活正是他们曾经亲身经历的生活，更是他们乐于表现的生活。所以，左翼作家们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底层，以一种宏观的视角和主人公意识，对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予以最真实的描写，并将自己的思考注入其中，于是很多细腻的、入木三分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得到了刻画，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典范式的人物形象，体现出了一种“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责任和境界。
其次是对人生、人性的关怀和肯定。左翼文学创作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关注，正是其创作最为本质的内涵。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人性的力量，一种对生命的关注和思考，这要比单纯的思想教化更加深刻。如《春蚕》中，老通宝的一生都在为家庭的生计操劳，为了让全家过上更好一点的日子，其不顾个人的辛苦，同自然和所在的社会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是，结果却令老通宝十分绝望，他心中理想生活的范式在瞬间崩毁，终于意识到革命才是唯一的选择。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是整个左翼创作中对伦理关怀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在旧社会的江浙一带，有着“典妻”的封建陋习，春宝娘这个不幸的女性，典当前忍受着丈夫的虐待，典当后不但要牛马一样的劳作，还要对秀才妻子忍气吞声。春宝娘唯一的记挂就是自己的孩子，可见她的一生都生活在别人的意志里，连母子相依这种人类的本能在她身上也成为了一种奢望。从柔石的这部作品开始，这种对人性、人本身的关注又更加深刻了一层，其不再是单纯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人性和人生，而是将眼光投向他们的灵魂深处，寻找人生的价值，追寻人生的意义，成为了当时灰色时代的一座灯塔。 3 社会化的创作倾向
左翼文学创作倡导关注现实、反映现实。而要想对现实的描绘更加真切，就要对发生各种现实的环境进行描绘。左翼文学创作者们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和乐观的精神以及史诗化的创作追求，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风起云涌的画面。
首先是浓厚的理性色彩。文学创作是偏重于感性的，但又是以理性作为基础。左翼文学创作者们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因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环境，势必要求他们秉承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创作进行各种分析，以最大的限度发挥出作品启迪心智、直面现实和振奋人心的作用。所以，在写作前作者经常要问自己，要写什么，为什么要写它，要表达出怎样的思想，以及阐明和何种事理等，而不是仅凭自己的情感表达需要率性而为。如丁玲的《水》，就是一部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结合的佳作。当时胡也频等同志遇害，激起了左联文学家们的强烈愤慨，但是丁玲却没有盲目的大声疾呼，而是痛定思痛，选取了水灾作为主要的表现内容，采用全景式的展现手法，描绘出了一大群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获得了一种由点及面的艺术效果，是单纯的就事论事所不能及的。这就表明，当时的左翼创作者们已经相当成熟，他们不再局限于个人喜怒哀乐的情绪，不但是现实生活的客观记录者，而是更加善于透过纷杂的现象看到本质。诚然，文学创作是一门感情的艺术，但是却也离不开理性的支持。
其次是乐观精神。除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之外，左翼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带给人们对生活的希望。纵然是现在的环境再困难、再恐惧，左翼文学也没有流露出一丝的绝望情绪，反而充满了革命乐观精神。他们认识到，如果呐喊者和引领者不坚定、不乐观，又怎能去鼓舞斗志和唤醒民众？如丁玲的《一颗未出枪膛的子弹》，全文上下都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其并不是主人公直接情感的抒发，而是采用了第三人称，采用主人公之口，将处于险境中的希望表达出来。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作品中主人公的困境要比自己更加艰难，他尚且能够坚持下去，何况我们？他们这种乐观和坚定，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所难以企及的，以鲜红的血色照亮了黑色的夜空，为当时压抑、迷茫的中国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
最后是史诗化的追求。任何一段革命，都是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史诗岁月，作为左翼文学的创作者，他们在创作上明显表现出了一种历史和文学整体性的追求，也就是一种史诗意识。如茅盾的《子夜》、《水》等，都是史诗般的佳作。在《子夜》中，作者并没有选取某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某一个人家，而是选取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十里洋场——上海，以一种俯视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现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资本家的欢淫无度、小职员的尔虞我诈、小市民的工于心计、农民的水深火热等。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灾难进行了再现。一部小说，就是一部历史，让读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而且还由此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写实门类，其中包含革命和爱情、丰收却成灾、各种自然灾害等，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即便是几个片段的截取，也能够感受到整个作品的全貌，真正实现了以有限的内容来展现无限社会的效果。
综上所述，左翼文学创作的勃兴，时至今日已有八十年的历史，这些年来，无论是时代的变化发展还是文学创作观的革新，都可谓是日新月异，但是左翼文学创作的思想光芒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尽管有时候很微弱，但是却更像是一个灯塔，在黑暗中引领着方向。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其所秉承的创作观，是一种合乎艺术创作本质规律的、引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的价值观，对人文主义的追求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尽管受到当时时代环境的影响和限制，左翼文学创作也在很多方面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但是正所谓瑕不掩瑜，正是这种客观、公正的认识，才能让左翼文学创作的诸多优秀思想、理念和技法更好地指导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
参考文献：
[1] 程凯：《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 王富仁：《有关左翼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3] 朱晓进：《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4] 王晓初：《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内在差异性和张力》，《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5] 熊权：《论大革命与早期左翼文学的兴起——以对“革命加恋爱”创作发生的考察为例》，《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李瑞华，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