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于乡村的倾情，是现实的要求，其实也是历史现象。原初意义上的乡村，或者说农耕文化意义上的乡村，作为城市的对应体，处于远离社会结构中心的边缘，不是文明“教化”的重点区也不是文明“污染”的重灾区。跟自然亲近，跟土地亲和，使那些体现乡村精神的乡规、乡俗、乡风、乡情，既包涵大的敬畏也包涵了大的谐调、大的宽和，形成乡村生活、乡村生命素朴、本真的趋向，相对于城市的“喧喧车马度”、“长安名利客”，自足的乡村少一分欲望的羁绊多一分自在的宁泊，跟以自由为本质的文学接通着天性。所以，我们的文学人及其文学（比如古代诗人及其诗歌），历来存在一种“身体往城市去，精神往乡村回”的现象，过去我们更多地从现代文学史上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古已有之，所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诗人的诗，及之于乡村、农人，大体流露几多称意几多倾心，应该是对于乡风、乡俗、乡情中那份醇厚、那种天趣的认同和向往。西方直至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兴起之初，文学还在发出“涂脂抹粉的女人在瓦斯灯下勾引田舍少年”一类的慨叹。
　　当然，在慨叹的同时， 诗人们就宣言过：“芝加哥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时过境迁，斗转星移，芝加哥们的力量早已战胜了，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那些很不成熟的城市、很不成形的城市精神，也已经饱和了对于乡村的麻木和傲慢。而乡村，正以自身终结的方式迎接那只看不见的手。一方面，极少数的“典型”式的地区以“非乡村化”（城市化）向着城市同化过去；另一方面，乡村大面积（不只是“西部”）的贫与瘠，正在使它日益丧失本土生存秩序和文化秩序而在物质与精神上沦为城市的附庸。我曾经在一篇文字中指认过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某种“精神对流”现象，现在看来，实在不过是一种浪漫。乡村人的进城是关乎生存的逃亡，城里人的趋乡，大体跟在“大观园”里弄个“稻香村”差可比拟，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体。说这给我们今天的乡村写作带来了困难也对，说这为今天的乡村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契机也没错，问题在于如果从一般性的意义上来对乡村写作有所探讨或倡导，就不能不对乡村的现实及其跟社会整体的关联有个贴近真实的了解和贴近真知的认识。
　　 我们无力在足够的程度上对乡村的“全部现实”有所了解，乡村现实体验的缺失也肯定会给认识带来很大局限。应该坦陈，我没有犹疑地选定这个题目说话只是出于一种“情绪”，只是被看到过不少材料包括许多统计数字所触动。比如，到2005年10月底，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和刚越温饱线还极不稳定的有6432万人，而建档立卡的“工作对象”有近一亿人。这个统计之外的，众所周知，很多靠了外出打工而不是靠了“乡村建设”来维持生活底线。如果再细细列出关于乡村环境、乡村水土、乡村公益、乡村医疗、乡村教育等等方面的统计数据，我们就不难感受到，在事实上，农业的“缺口”是怎样导致“农村的流失”，农村及其文化是如何“边缘化”乃至频临消亡。农民成了城市建设的新长工，不少家庭至今要在孩子的读书上“舍一保一”地痛苦抉择，很多农村女孩不能不含着泪水去城镇充当“涂脂抹粉”的女郎。资源匮乏、信息匮乏、机会匮乏，不只使农村难以摆脱贫困，也使农人无法留驻于农业。因病致穷、因病返穷、因教致贫、因教反贫，不只使刚有转机的农人无力承受经济重负，也无以保障健康和生命，无以摆脱文化的荒漠和精神的蒙昧。
　　在今天，“农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情境固然已经远逝，沈从文先生们当年抒情的依据已经或正在失落，就是当代的好手笔莫言、余华、贾平凹、张炜们笔下的乡村，也不能不在做出了艺术历史性奉献的同时，显见出对于“乡村现实”的某些隔膜，这里自然主要是就现实关注和现实批判的诉求而言。具体的一部文学作品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包罗现实万象，只是如果乡村的现实已经让我们无法漠然，如果贫困、蒙昧以及受屈辱、被损害确实容易让人动心，如果现实已经为这种状况昭示了新的形态新的隐忧，如果文学确实体现为人类敏感的神经、不泯的良知和精神的灯火；那么，文学对于乡村现实的关注就是很自然的事，而乡村现实对于文学的提供，也可以说空前着某种丰富、空前着某种深刻，那里实在成了文学意义上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近些年来，多有文学关注农村的呼唤，前些时时还在江苏华西村开了全国性的“农村题材作品研讨会”，虽然在我看来，这个会在华西开并不比放到中华的西部哪个村去开来得更好。但这无碍宗旨，不很影响会议的成功和与会者的收获。我在被分到的那个小组的会上说了几分钟的话，说话的背景是历来对乡村走马观花式的浮泛体验和彼时刚看过的几种坚实数据，中心词大概可列为“现实”、“关注”、“表现”。
　　我不能同意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说文学远离了农村、作家忘记了农民一类的话，不是指文学不能搞运动，说写什么就来个什么热，城市和城市文化既然有些属于一个时代的前沿性、先锋前卫性，写城市的文学若是多一点没有什么不对；我是说，事实上乡村书写是我们传统的热门和强项，新时期、后新时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中，写乡村的无论是数量上的比率还是质量上的比分，都比其它题材更高一些，理一理历届进入各类奖项的作品便约略可知，像毕飞宇、陈应松、刘亮呈等等作家，大体都是以写乡村的小说或散文而在文坛醒目起来。
　　但我同时不否认倡导农村书写的必要，虽然文学的繁盛通常不靠“组织”和“倡导”。我想到的是：在有限的阅读范围中，那些显示了艺术分量的、进入文学记载和文学记忆的，包括以各种方式广为传播以及走出国门的，多为乡村历史的或者远逝岁月的回望和复堪。不可否认，这里有全新的创造，特别是一些不幸的抑或雄强的“乡村历史生命”传导出了诸般凄美、壮美、酷烈之美，可以说是为前人所未及；即便一些重返“田园牧歌”、“土地恋情”的篇章，也很难提供乡村生命和民族精诚的诸多品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据称是以“现实主义回归”的姿态表现“乡村现实”的作品就不尽如人意了，相对于乡村、农人发生的现实变迁，显见得比较浮皮撩草、浅尝辄止，不及题义而不得要领，人们还不能不去怀念赵树理、高晓声们其实是可悲的事。倡导农村书写的意义因而就突出为文学对于乡村“现实”的关注和表现。于此，我愿意再度冒昧，重复我说过的话：跟“历史激情”的张扬和“历史关系”的审察相比，文学关注乡村现实的自觉、介入乡村现实的勇气并把握乡村现实的能力还很为欠缺。在“个人化写作”、“多元化写作”理所当然地显示活力的文学年代，这样说事是不合时宜的，但我们其实又处在一种需要不合时宜地说话的年代。我们多少忽略了一些事实：“现实”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文学回眸我们曾在的地方和眺望我们想去的地方的立点，若说“大家”与“力作”，无论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去接近，都离不开对其赖以生存的“现实”的重大思考和发现。
　　没有理由要求大家都来写“现实”，没有理由要求大家都来写“重大”，也没有理由要求大家都来写乡村，更没有理由要求自己成为农人以后再来写农村；乡村的现实并不在历史和审美的选择上规范乡村书写，沉重的轻盈的、激情的抒情的、宏大的精微的、悲感的乐感的、传统的现代的，解构的建构的，启蒙的沟通的，都无妨且适足以呈示乡村的驳杂和文学的丰富。我只是就我规定的方位说我想说的。只是想到写农村的作家多已不在农村，我们是否还有兴趣与可能，像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那样，在面对农村那些严峻的现实，面对愈演愈烈的洪灾、频频发生的矿难、面对沙尘暴、民工潮、水污染、沙尘化、沙漠化以及多重因果的土地资源流失，面对乡村的困窘和蒙受的屈辱不公，面对某些“人祸”大于“天灾”的事实，进入宏观层面的自觉？比如进入关涉“城乡二元结构”、关涉社会分配原则、关涉解放农人与农人享有土地的自由以及关涉“发展”两难选择一类现实的、关乎乡村也关乎人类生存和人类命运前途的思考？
　　我们是否有可能触摸出乡村某种“晴雨表”和“地震仪”的性质？在书写农村时是否意识到无言的农村正在“书写”什么？是否意识到现实中许多显在、潜在的新鲜信息、重大危机，诸如社会与自然、文明与蒙昧、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民主与专制、人道与人性、生存与消亡等等题义，虽然不只关涉乡村，却首先地、深层地由乡村向我们突现和提醒过来？是否有可能警觉到地球村的一种“捆绑效应”：乡村关注，乡村人的生态关注，已经更其具备超越“族”而体现出“类”的性质。乡村的发展或沉沦业已跟城市息息相关，乡村的隐忧业已跟城市的隐忧形影相随，城市与乡村已经越来越无法规避那些共同的担当，城市和乡村物质和精神文明，在人类生存发展的前程中已经越来越成为相互制约、生死缠绵的共同体？如果这些都不外于文学的题义，那么，如同乡村的关注就是关注自己，乡村书写也正是书写自身。写乡村的倡导不复仅仅是一种社会层面的要求，不单纯是激发“服务”、“反哺”一类文学良知，它贴合了文学关注对象把握对象的内在要求，它同样也是文学自身要求的意味已然愈益彰显。
　　基于这样的认识角度和思考方位，容易对当下乡村的现实书写产生过高的、未见得适宜的期盼，从而产生越出事权去说应该这样、需要那样一类的话。我想还是从一般层面就几个方面的欠缺说一说。
　　一是关于问题意识。在唯美的眼光里，问题意识几乎是可鄙的。其实，如同艺术的妙缔体现为艺术关怀、艺术旨趣、艺术形态的多样化，文学切入现实并不排斥任何方位任何方式。事实上从“五四”迄于今，问题意识作为创作意向的一种选择一个类别，不绝如缕地贯穿于乡村写作。或可说这里留下的教训大于可资借鉴的经验，那只是因为屡屡以“进入问题”的做派混同了“问题意识”的要求，理解的偏差和实践的歧途造成了“过正”的逆反和心理的偏斜，影响了我们抵达一种认识：驱赶文学去“进入问题”诚然是对文学的误解和专断，而文学不“经过问题”、以“回避问题”为雅为纯，同样导致文学的误区。要求文学解决具体问题和具体地解决问题是无知而可笑的，文学不去发现和面对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则是无能而可悲的。
　　问题意识不是别的，就是对于现实追问和质疑现实的自觉。赛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角色位置有过一种介定，说他们不是现实的顾问者而是质疑者，这说法应该适用于而且首先适用于作家，跟现实相对视应该是作家的基本姿态，而长期以来，质疑者和质疑精神的缺失，常常导致文学跟现实的妥协。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跟现实相妥协的文学是无所作为的文学，无足轻重的文学，无以言追求也无以言创造，无以言建构也无以言理想。乡村写作在这里留下过历史教训，特别是留有跟历史一起作伪的前科，也留下了现实的遗憾，尤其是跟当下现实问题的隔膜。当然，如前所述，乡村的现实比任何时期都更能为文学做出丰腴的提供，比较起城市问题来，集结于乡村的诸多矛盾诸多问题，更其关乎人与社会存在的本真，更其关乎人类的生存和人类的前景，因而也更有可能使文学涵茹的问题意识，超越具体时代的联系而取得跟人类背景的连结，使文学有可能在更具深度更涉广远的大面对大思考大发现中造就一代大家。
　　二是关于“苦难意识”。困苦艰难是我们意识到的乡村现实，有人曾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加以概略，这应该是把“三农”作为“重中之中”这一正确决策的依据，也是强调乡村写作的一个诱因。苦难意识跟文学在人文上相一致，也为文学创造与接受机制所要求。当年在茅盾文学奖评议活动中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并不以为这部多卷长篇在叙事和语言上有什么特别抢眼的特色，我为之深深感动的正是为苦难意识所托举的沉重和壮阔。这一类作品，包括近年来读到的陈应松的一些作品，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已很为鲜见。苦难意识的淡出，跟历来一些浮泛的倡导和文学“银幕化”、“报告化”的时尚不无关系，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作家自身的世界态度和艺术的认知。
　　在我看来，苦难意识并非意识到具体的苦难和苦难的具体，它其实是对人类生存常态的一种领悟，是对人类向往、追寻幸福的“历程”的一种体认。在宏阔而悠长的人类图景上，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历史的辉煌里，也不是生活在未来的蓝图中，只要面对生存和发展，就总在现实的制约中为追求支付痛苦和代价。历史的亏欠和现实的种种缺失使乡村成为透支大户，使农人在举步维艰中成为苦中之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与苦难同在，苦难与求索同行。文学疏离苦难意识就隔漠了人类的情韵；淡远了苦难意识，乡村书写更无以表现乡村包括乡村生态和乡村发展的真实。沉实厚重的文学在乡村写作上拒绝新闻型的乡村新人新事新面貌，它诚然钟情于新生，只是它的关注在于总体和过程，文学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文学性和生命力，常常取决于在何种意义上表现了苦难的新生和新生的苦难。
　　由此而联系到“创新意识”。老托尔斯泰的“你能告诉我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是一直可以管到今天的经典的文学之问。而乡村写作一直面临着回答的困难。一度成为理论“实验室”的乡村生活演绎还提醒了我们：“新”不只是应该去“追求”的东西，也成了我们应该有所“警惕”的东西。我们有过太多的伪发现被当成了新发现。即就“新人”的发现和“新人”的塑造来看，合作化了便发现合作的新人、公社化了便发现公社新人、大跃进了便有大放卫星的新人，“文革”了便有砸烂旧世界的新人……那么，生活回到正常轨道了，承包了、市场经济了，涌现的一些真正的强人，一些确实的发了、富了的人，是否又会被文学认做新人呢？倘若如此，就容易让人想到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话：如果不向历史学习就会迫使重演历史；他的话，似乎也指称了我们一味认同的惯性。新人的产生和认定，不能以贫富的变化、以生活变迁中角色位置的转换为依凭，如果有文学意义上的新人，首先应该是相对于一个时区，体现为一种新的精神的拥有者，虽然不一定参照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的理论和他笔下的形象，可总该有些新质，总得能代表某种新的时代的社会力量的本质。
　　时下，在生活中，在普遍的层面上，乡村精神和乡村人的精神还是一个奢侈的议题，我们还不能不在经济发展上作文，虽然明白着经济的发展通常不能自动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安定。可在历史转折、思想活跃的关口，历史和现实中走出过许多志士能人的乡村理应出“新”。尤其是处于乡村前沿的地段，如同一些新闻的深度报道所昭示，新人和新人的芽、新的精神力量和新的精神力量的萌动正在发生，对于不只有世俗性、现实性一面，还有精神性、终极性一面的文学，要求于此有所思考、有所发现、有所创获应该并非题外之义。遥想当年，何士光先生的那一篇《乡场上》，表现一个有了粮食就有了站出来（作证）的“精神”的老农，虽然浪漫了一点，可算得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关注。我想，文学的关注既然归根结底是人的关注，文学的发现既然归根结底是心灵和精神的发现，如果今天作家在当下乡村的社会与精神层面，发现并真实、到位地表现出对于时代要求和自身缺失、对于真正解放的自觉者，包括具备政治参与意识、民主自由意识一类精神的代表，那么，无论命运对他作何表决，都该有资格进入我们乡村文学史新人形象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