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志》所录丁、前黎朝铜钱与越南早期货币史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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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越两国古代历史文化关系极为密切,从以铸币制度为代表的货币文化也可窥其一斑。汉唐间千余年越南受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长期使用中国铸币。越南丁朝(968-980)和前黎朝(980-1009)建立后,发展起独立的铸币制度和与中国相似同时又具特色的铸币文化。但由于越南载籍出现较晚,关于丁朝和前黎朝早期铸币的记载甚难寻觅,使人们很难见其大貌。中国古代钱币文化较为发达,除铸币制度、钱文书法、工艺技术等方面外,还较早出现了系统的钱币文化专著,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深远的当推南宋学者洪遵所著《泉志》。该书中关于丁和前黎朝钱币的一些记载,可部分弥补越南史籍有关史料相对不足的遗憾。
  洪遵(1120-1174),鄱阳(今属江西波阳)人,字景严,号小隐,谥号文安。
  大约30岁时,洪遵搜得各种钱币实物100余枚,遂旁考史书传记及稗官所纪,参考他人泉学著作,撰成《泉志》一书。该书共15卷,收录宋代以前历代以前历代各种钱币,分为正用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刀布品、外国品等九类。有3卷专门叙述外国钱币,其中包括越南钱币。虽然洪遵对越南历史的了解有限,对其所著录的一些越南铸币并不知其为何国所铸、不知其具体年代,但他关于丁、黎朝几枚铸币大小式样、品质重量、钱文读式等方面的较为详细的记载和考证,是距离这些铸币出现时间最近的记载和研究论断,为后人了解和进一步研究越南早期铸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尽管现今越南一些研究钱币学的专家承认古代中国史书中如《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等关于铸币或货币经济的记载“相对充足”,并“随之形成一种传统”,①但限于语言、资料等条件,却很少有人使用或论及洪遵关于越南钱币的记载。②
  《泉志》关于越南早期钱币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卷七和卷十一中,涉及丁朝和前黎朝铸币5品。其中卷七不知年代品四,卷十一外国品一。1.大兴钱。“此钱径八分,重四铢,面文曰大兴平宝。”该钱背文有一“丁”字,洪遵云“此钱今世至多”,背文不固定,“或在穿上,或在穿下”。③2.太兴钱。洪遵引述前人的记述云,该钱“文曰太兴平宝,疑五代僭伪之所铸”。④3.太千钱。该钱“径八分,重三铢七参,文曰太千通宝,倒置通宝字…背文有一丁字在通字之背…”。⑤4.交趾国黎字钱。洪遵引述秘书丞朱正臣言,见“蕃商多往交州贸市,赍黎字钱”回广州,“颇紊中国之法”。此钱面文仅穿下有一黎字。⑥5.天镇钱。洪氏引述李孝美言曰,此钱径八分,重四铢六参,“文曰天镇福宝”,同时,洪氏又引述董逈言曰,“天福,石晋年号,当时所铸自有天福镇宝,钱文见晋氏旧史”。可见董氏是将此钱文作对读“天福镇宝”,而非旋读“天镇福宝”。洪氏云,该钱背穿上有黎字,钱文“字体形制与石晋天福钱殊,不相俟,今世所见至多”。⑦除经5品外,还有“天策钱”1品,径一寸七分,重三十铢二参,洪遵沿袭其他人的看法,认为其钱文旋读为“天策府宝”,当是楚王马殷在湖南所铸。⑧我们认为,此钱是否与越南早期铸币有关联,还需研究。
  我们认为,除洪氏所言的黎字钱他已明确指出是“交趾国”货币外,其它几品也是越南所铸铜钱。实际上,洪遵当时有可能收集到了一些越南钱币的实物,他的有关记载和初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越南早期铸币的历史特别是丁朝和前黎朝铸币的一些细节和当时越南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情况。在此,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做一些探讨。
  
  一、关于越南独立铸币的起始时间问题
  
  越南历史上曾受中国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从汉至唐长达千余年的“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越南并未有独立铸币。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丧乱,各地割据势力纷起,中央集权制度下统一的铸币权也随之消失。“诸国割据者,多用唐旧钱,亦有自铸钱者”。⑨当时,与唐代安南地区接近的南方各地如闽、南汉均有自己的铸币。越南于968年形成丁部领建立的丁朝,随后是黎桓建立的前黎朝。独立封建王朝的建立,为越南自己独立铸币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越南独立铸币出现的具体时间,越南学术界基本上意见一致,持丁朝起始说。越南钱币史学者如杜文宁、阮庭战等人均从丁、黎时期开始叙述越南金属币的历史。杜文宁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越南古钱》一书,较早、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从丁朝直到阮朝时期越南的货币发展过程。阮庭战和他人合作新近出版的《越南金属币》一书,以大量实物和图谱为基础,考证较为翔实,收集研究了丁朝和前黎朝多种版式的铸币,是越南学术界关于钱币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越南研究外贸史的学者成世伟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17、18和19世纪初越南的对外贸易》一书中研究铸币的发行与外贸的联系时,也指出越南独立铸币始于“丁”字钱。近年出版的《越南历史进程》也说,“丁朝和前黎朝历代国王登基,均令匠人铸造铜钱,如‘太平通宝’(丁)、‘天福通宝’(黎)等”。⑩
  关于越南发行铸币的开端,中国学者曾提出有吴权时期、丁朝时期和前黎朝时期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说吴权时期已铸有与后来李朝同名的“明道钱”,并有官办手工作坊铸造钱币。(11)此说引用史料有严重错误,论证不能成立,对此我们曾有辨析。(12)第二种观点说越南“传世最古的”铸币为前黎朝“天福镇宝”,并据越南史书认为是“南钱之始”,(13)第三种观点认为越南独立铸钱始于丁朝,此说为我们所赞同,也为洪遵《泉志》中的记载所证明。
  由于对越南历史知之不多,洪遵对其著录的“大兴钱”、“太兴钱”并不知源流所出,所以将其置于“不知年代品”中,认为是“五代僭伪”品,而且将钱文旋读,误作“大兴平宝”。清代有泉学家认为“大”与“太”通,洪氏所录大(太)兴钱钱文应对读为“太平兴宝”,并认为系宋太宗钱。(14)我们赞同钱文对读,不同意大兴钱为宋钱之说。实际上,大兴钱或太兴钱即“太平兴宝”,为丁朝太平年间(970-980)所铸。太平兴宝的出现,正是越南中古时期封建王朝独立铸币之始。丁氏享祚不永,很快为黎氏所取代。前黎朝建立后,继续独立铸币,这就是洪遵明确记载的“交趾国黎字钱”和背文有黎字的“天福镇宝”。此二品均应为黎桓天福年间(980-988)所铸。
  从洪氏的记载我们可以见到反映越南初始独立铸币的几个不可忽视的特征,一是以帝王年号如太平、天福入钱文;二是将表明改朝换代的帝王姓氏如丁、黎铭于背文;三是在钱文中蕴含其独立的意义,如“兴”有兴起、兴隆之意,“镇”有统辖、统治之意。尽管越南并未能脱离中国货币文化影响,仍沿用中国铸币形式,但其内涵已有了质的变化,为越南自己中古的货币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于洪氏所记载的“天策钱”,不知是否与吴权时期的历史有关联。洪遵认为,说其为楚王马殷所铸钱,可“史氏失其传”。后来清代也有泉学家似有所怀疑。(15)我们知道,在丁朝建立前,爱州豪右吴权曾摆脱南汉刘氏政权控制,一度称王,也有学者以吴氏为越南独立封建王朝最早的建立者。但吴氏仍沿用后晋天福年号,统治时间较短,944年病死。吴氏死后,其子昌岌曾称天策王,至954年死去。“天策钱”与吴昌岌有无关系?如有联系,越南中古时期最初铸币的时间就可能前推一二十年。但学术界一般认为,丁朝之前,越南尚未有发行钱币的记载。而且从洪氏记载看,“天策钱”重达三十余铢,也不像是用于正常交换流通的货币。所以,我们仍然认为,丁朝太平兴宝的铸造,是越南封建时期独立铸币开始的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越南封建王朝独立铸币起始的时间,越南旧史的各种记载基本上是始于前黎朝。越南正史记载,其铸币始于前黎朝天福年间,天福五年(宋雍熙元年,元984)“春二月,铸天福钱”。(16)越南旧史之所以没有关于丁朝铸币的记载,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越南史书的编撰出现相对较晚,13至14世纪之交形成的黎文休《大越史记》距离丁朝发行铸币的时间也已相去约300年之遥,且载籍阙略,早期史家追记历史时,容易忽略发行铸币的史实。也许越南早期史籍多有散佚,即使史家曾有提及铸币,后人也难于见到了。二是越南古代史书多循编年体记事,注意纵向发展的轮廓,注重政治史,对于历史横断面一些细节和经济史的演进,很少顾及。越南后黎朝著名学者黎贵惇早就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编年体史书简洁雅正,但常有很多史实却暗而不彰,涉及经济史的如“国用、征榷、钱币之属”,旧史所载,“十不及一”。(17)三是从客观上说,丁朝属于越南中古独立封建王朝初创时期,国家制度相对简略,统治时间短,发行铸币也不如后来李、陈朝等时期铸币流通量大、流通时间长,所以对后来撰述历史的史家影响也就较为有限。
  
  二、关于丁朝和前黎朝早期铸币的版式、数量及其影响
  
  越南中古封建时代同中国、日本一样,长期使用金属币,而且铸造技术、铸币制式、钱文读式等均相同或相近,史书上对铸币及其相关事项也有不少记载,形成近似的中古货币文化。但越南史书记载较多的是李、陈朝及其以后的钱币。越南古代很有影响的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均无丁朝铸币的记载。关于前黎朝铸币的记载也甚为简略。封建社会后期,越南出现了一些涉及钱币的著述,如阮朝著名学者潘辉注谈“钱币之用”简述越南历代铸币史时,首列李朝明道钱,次述陈朝大治通宝,未提及丁朝和前黎朝铸币。(18)现今越南学者研究丁朝和前黎朝铸币,主要依据各种途径特别是考古发掘收集到的钱币实物,这是最为重要的基础。但同时也应承认,洪遵于12世纪撰写的《泉志》中的有关记载,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文献上的佐证。
  越南学者关于丁、黎朝铸币的研究成果丰硕,以杜文宁和阮庭战等人为代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杜公布了丁朝三种版式的铸币,排序为1-3号,前黎朝三种,排序为4-6号;(19)最近,阮等人公布了丁朝铸造的两类太平兴宝和关于前黎朝天福镇宝的研究成果,(20)我们依据洪遵的记载列出丁朝铸币的四种版式和前黎朝铸币的两种版式,并将其与现今越南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些对照。
  《泉志》所见丁朝铸币共有4种版式,一是大兴钱1,二是大兴钱2,两者面文均为正楷,应对读为太平兴宝,版式最主要区别是前者背穿上丁字,后者背穿下丁字。三是大兴钱,面文也应正楷对读为太平兴宝,似无背文。四是太千钱,面文为正楷对读太平通宝,且通宝二字倒置,穿右丁字,在面文通字之背。重量大约都在4铢。
  可以说,根据背文有无丁字,洪遵所录太平兴宝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兴钱1、大兴钱2,与杜公布的1号、3号版式太平兴宝和范、阮等人公布的第二类太平兴宝,基本上可以认为同属于一类,它共同的基本特征是背文有丁字。范、阮等认为根据丁字所处位置,此大类又可分为穿上、穿下、穿右丁字和穿右丁字倒置4类。同时,他们还提出即使背文丁字位置相同的钱,其幕面仍有区别,“这是由于它们是使用不同的钱范铸成的”,似乎认为这类钱也有多种不同的版式。第二类是太兴钱,与杜公布的2号版式太平兴宝和范、阮等公布的第一类太平兴宝大致属于同类。范、阮等提出,此类钱径约23.5、厚约1mm,重约2.2g。如仔细分辨,从字体、笔划等方面还可以见到很多不同,也似认为此类钱具体还有各种不同的版式。
  除上述两类太平兴宝外,值得注意的是洪遵还录有太千钱即太平通宝一品。洪遵原是以“太千通宝”来著录面文的,经过考证,他认为“千字疑当作平,岁久漫灭尔。”清代泉学家认为,“破千为平,极为有见,丁字义未详。然缘此益信太兴为太平矣。”(21)这就是说,洪遵著录了太千钱,清人对此也有考辨,但均不解背文丁字含义,不知此钱所属。我们认为,此钱也应为丁朝所铸,是有别于太平兴宝的另一类版式。理由有几点:一是洪遵明确记载其穿右有丁字,具体位置是在面文通字之背,此应为丁氏铸钱之标志,丁当纪国号;二是洪遵认为,该钱文“制作字体肖太兴平宝钱”,似把此钱与太平兴宝视为同类,也即从字体上说,太平通宝与丁氏所铸太平兴宝很相像,应同属于丁朝时期所铸;三是该钱径八分,重三铢七参,与丁朝所铸太平兴宝钱的大小、重量也非常接近。因此,我们提出丁朝不仅铸有多种版式的太平兴宝,也还铸有太平通宝钱。
  《泉志》所见前黎朝“黎”字钱有两种版式,一是交趾国黎字钱,面文仅穿下有一黎字,光背。二是天镇钱,面文正楷,应对读为天福镇宝,背穿上黎字。与杜文宁公布的前黎朝几种版式的铸币相对照,其中第4号面文对读“天福镇宝”,背文穿上黎,应与洪氏所录天镇钱同属一种版式;第6号面文无,背文穿下黎,这有可能与洪氏所录黎字钱同属一种版式。早在杜氏之前,西方学者EdwardToda也曾介绍了与此基本相同版式的两品前黎朝铸币,并认为以“镇”入钱文,是因为安南作为政区曾被称为“镇”,故名。(22)范、阮等人的研究认为,“天福镇宝已发现有很多种不同版式,肯定是先后有多次铸造”,还提出以“镇”字入钱文,“也是前黎朝的一种创造”。(23)关于“镇”的含义,我们另有解释,已见前述。除黎字钱外,越南学者都还公布了只有面文天福镇宝而无背文黎字的前黎朝铸币。这些情况表明,前黎朝铸币版式甚多,洪氏所记载的两种黎字钱,的确应为前黎朝铸币。背文黎字的天福镇宝在浙江吉安曾有出土,一般认为是后晋天福年间(936-942)钱,实际上应为越南前黎朝天福年间铸币。(24)从中国和越南史籍中,可能已经很难发现关于丁朝和前黎朝有无钱监或类似机构和钱币铸造额等细节的史料,但从洪遵对于各种版式越南早期铸币的记载和后人的研究考证,我们可以推断丁、黎朝虽然存在时期较短暂,却有很多次铸造钱币之举,钱币铸造数额也不在少量,而且还有一些铜钱流入中国。所以,洪遵说背文有丁字的大兴钱和有黎字的天镇钱,“今世所见至多”。
  我们认为,丁、黎朝发行铸币,独立行使铸币权,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一、标志着越南中古封建国家主权的完善并为后来越南历代封建王朝货币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独立的铸币权是越南中古封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在丁朝之前,越南地区流通的主要是中国中央封建王朝发行的铸币,从汉钱到唐钱的实物,在越南都有较多发现。特别是唐开元钱,所见甚多。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期间,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一度衰微,各地割据势力纷纷铸钱,形成中国货币史上铸币最为紊乱的时期。越南也曾在太原市附近发现铸开元铜钱的石模,(25)但这很可能是仍沿袭唐朝铸币制度的表现。而越南自身发行铸币,开始行使独立的铸币权,这是从丁朝即已出现的。而且,这种铸币权为以后各封建朝代所继承,逐步形成独立、稳定的货币制度,反映出越南独立封建国家的逐渐稳固与发展。从丁朝以降,直到19世纪的阮朝,历代越南封建王朝均发行铸币,以铜钱为日常交换主体媒介物的封建经济时期的货币制度实行了一千年之久。
  第二、适应了越南中古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交换活动的需要。有人认为,丁朝建立之初,一些地区的商业经济已较为发达,成为丁部领削平封建割据势力,统一安南地区的基础。(26)或者明确地说,丁朝和前黎朝铸币的出现,其基础是10世纪后期“商品经济确实已在越南土地上形成”。(27)也有一些越南学者强调,尽管手工业、商业早已在发展,但10世纪时越南的生产还主要是为了消费,交换局限在村社和小地区范围内。(28)我们认为,封建社会整体上属于自然经济的性质,但并非没有商业和交换的发展。只要有商业交换存在,就会有货币等价物的需求。从越南的历史看,经过千年的北属时期,越南中古封建社会经济到10世纪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同时,由于有利的地理位置,越南也在东西交通、海外贸易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商业交换活动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丁朝和前黎朝独立发行铸币,正是越南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表现之一。
  第三、表明越南在10世纪已掌握了金属钱币的铸造技术,并纠正了宋代一些中国学者的偏见和误解。越南当地曾长期流行中国各朝代正用品铸币,越南独立封建王朝建立前后,唐代和宋代铜钱又都有很多在越南流通。这些客观情况加上宋代士大夫对越南的了解又非常有限,导致中国一些著名文人学者及其著作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等均未提及丁、黎朝铸币,而且范成大等人还认为到12世纪左右,越南仍“不能鼓铸泉货,纯用中国小钱,皆商旅泄而出者。”(29)其实,到十世纪后期,越南封建王朝已经掌握铜钱铸造技术,开始独立铸币。尽管丁和前黎朝铸币技术还较为粗疏,钱面不够平坦,钱郭不够均匀,但不像宋代一些中国学者所云,越南还不具备铸钱的能力。
  第四、为宋代中越边境贸易增添了新的交换工具。越南独立封建王朝建立之后,不仅很快与北宋和南宋王朝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宗藩关系,政治上往来频繁,而且还不断发展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两宋时期有较多史料记载了中越之间边境互市交易,周去非描述了当时的“博易场”情况,“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易绫锦罗布而去”,来钦州贸易之“交人”,“所赍乃金银、铜钱、沉香…”等物。(30)周多次提及的“交人”交易所用铜钱,是中国钱,还是越南钱?他未言明。我们推断,中越边境贸易所流通的既有中国钱,也是应有越南钱,包括丁和前黎朝所发行的铸币。正因为如此,洪遵才能见到很多丁字钱和黎字钱,而且还有外国商人往交州贸易,带回广州很多黎字钱,影响到中国的货币制度。
  
  注释:
  ①杜文宁:《越南古钱》第30页,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河内,1992。
  ②新近出版的《越南金属币》以实物为基础,图文并茂,收罗宏富,考证较为翔实,但在述及丁、黎朝铸币时,仅有两处从英文译文间接引用了洪遵《泉志》中的史料,且把书名“泉志”作“钱志”。见范国君、阮庭战等编著:《越南金属币》第13页,越南历史博物馆,河内,2005年。
  ③④洪遵:《泉志》卷七,不知年代品上。
  ⑤⑦洪遵:《泉志》卷七,不知年代品下。
  ⑥洪遵:《泉志》卷十一,外国品中。
  ⑧洪遵:《泉志》卷五,伪品下。
  ⑨戴振辉:《五代货币制度》,载《食货》第2卷2期,1935年6月。
  ⑩阮光玉主编:《越南历史进程》第69页,河内,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11)程晓中:《安南钱币浅释》,载《中国钱币》1985年3期。
  (12)戴可来、于向东:《试论越南初始的铸币》,载《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2期。
  (13)张秀民:《越南古币述略》,载《学术论坛》1981年3期。张先生是著名的前辈学者,于中越关系史研究多有所得,但前黎铸钱说过于相信《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了。
  (14)蔡云:《癖谈》卷六,不著撰人《钱币考》卷下。
  (15)不著撰人:《钱币考》卷下。
  (16)《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一黎纪;《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一。
  (17)黎贵惇:《大越通史》前载《作史旨要》。
  (18)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三十《国用志》。
  (19)杜文宁:前揭书,第34-35页。
  (20)范国君、阮庭战等:前揭书,第14-15页。
  (21)不著撰人:《钱币考》卷下。
  (22)EdwardToda,AnnamanditsminorCurrency,EastAsiaJournal,No.6SecondQuarter1983.
  (23)范国君、阮庭战等,前揭书,第15页。
  (24)黄一义:《“天福镇宝”是越南钱》,载《考古》杂志,1983年11期。
  (25)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第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译本,1977年版。
  (26)K.W.Tailor,TheBirthofVietnam,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pp277-278
  (27)成世伟:《17、18和19世纪初越南的对外贸易》,越南史学出版社,河内,1961年,第21页。
  (28)阮名阀:《丁部领及其统一祖国的事业》,载越南《历史研究》1986年1期;中译文(于向东译)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7年3期。
  (29)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见《文献通考》卷330《四裔考》七所引;又13世纪奉敕经略桂岭的郑竦在《韶州纪略》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见《郑开阳杂著》卷六《安南图说》后附。
  (30)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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