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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我国明朝中期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目标是使人“致良知”“明人伦”“成圣贤”。王阳明对“致良知”非常重视，他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他在三十多年的教育实践中，既注意继承传统的优秀教学法，又注意总结自己的教学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到的“致良知”教学法。他认为“良知”人人皆有，是人的“善端”，是心之本体，“致良知”就是恢复、扩充和践行“善端”，达到“知行合一”，那样，人人便成圣贤了。所以，“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本体论与修养论、教育目的论和教学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一、师友辩难法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先天固有的善性，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1]6但良知常被私欲所侵蚀，故需去除私欲，恢复善性。陈来认为，“致良知”首先是“恢复”良知。
所谓辩难法，就是与弟子一起相互辩难、共同探讨。早在龙冈书院，王阳明就开始采取学生问老师答的方式，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还在此作了《龙场诸生问答》。此后，王阳明在讲学中一直采用师生问答的方式进行学术思想的探讨。《传习录》记录了大量的师生一问一答的辩难内容，提问的大多为王阳明的高徒，如徐爱、陆澄、薛侃、欧阳德等，他们提问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对儒家经典的探讨，也有对儒家哲学范畴和命题的思考，还有对当时学术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如朱陆异同等问题的探讨，更有对心性之学的阐发。学生或直接向老师发问，或自己阐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再请老师指点;王阳明或许或否，或启或导，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
真理越辩越明，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发扬教学民主，既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教学相长，相互学习，共识共达“良知”。例如有一段师生论学的问答如下：
澄问：“喜怒哀乐之中和。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当喜怒者，平时无喜怒之心。至其临时，亦能中节。亦可谓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时之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1]23
陆澄对心学功夫境界有所体悟，诉诸王阳明。王阳明肯定了其思想，并指出其所悟不透彻，即对致中和功夫中的“中”本体的参悟不深。指点陆澄时，王阳明步步追问，循循引导，师生讨论层层深入，终于使得陆澄认识到要去除私欲，方可到中和的境界。这段对话体现了王阳明开悟学生，使学生从中领会要旨的方法。这种学生问、老师答的一唱一和，体现了心学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也是王阳明教学法的特点，其让学生在辩论中不断“扩充”良知。
明代兴盛书院，当时的“讲会”就像现在的专题讲座，又有点像“沙龙”的形式。其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后来成为宋明理学家学术论辩的集会，是当时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途径。“讲会”为王阳明宣传他的“致良知”理论提供了便利。王阳明每为官一方，都建学校，创书院，立社学。他一生中先后在贵州、浙江、江西、广西、湖南、福建、江苏等地的几十家书院里讲学，亲自主持“讲会”，前来听讲的学员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大江之南，学者翕从”。在书院的“讲会”中，因为学员都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内容是围绕“良知”这个主题进行广泛讨论，这些学员中大部分后来成为阳明学的传承弟子。在“讲会”过程中，不是王阳明独自一讲到底，而是其与弟子一起探讨学术上重要的、有疑难的问题，这种方法既活跃了学习的气氛，又推动了“良知”学术研究的深入。
王阳明认为，“讲会”讨论，不在于向学生传授多少知识、解释多少学术疑难，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开悟”，就是激发和恢复存在于内心的“良知”。
二、随处点化法
这一教学法类似今天的情境教学法或者叫作现场教学法。王阳明继承了孔子“能近取譬”的教学方法，他常说：“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王阳明特别擅长采用容易理解的浅近事例启发弟子思考，但是，王阳明的随处点化教学法，比之今日的情境教学法更进一步，因为，今天的教师是在课堂中创设或者设计一种情境，而王阳明的情境教学大都在自然环境中展开。比如有一次，于中、国裳陪他吃饭，他说，凡饮食只是要养成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接着他比喻说：“后世学者，博学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1]95吃饭为了养身，食而不化，不仅不能养身反会伤食得病。吃饭如此，学习亦然。
王阳明还常常带着弟子游山玩水，在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放松心情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因时因地因景进行点化，比如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出游禹穴：
顾田间禾曰：“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范兆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1]101
这种应时应景、万事万物皆为教具的教育方法，天然自成，给人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
王阳明的口讲指画、洒脱应答、随处点化，看似平常，其实是他注重自身修养、饱学经书、厚积薄发又兼顾启迪后学、师范世人的体现。这种教学法，自然天成，精妙绝伦，非一般人能为之。
三、顺性导情法
针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的弊病，王阳明提出了顺导儿童性情的教育主张，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1]87一般说来，儿童性情好动，喜欢嬉戏玩耍，而害怕受到拘束和禁锢，就像草木刚刚萌芽，顺其自然就会使它长得枝叶茂盛，摧挠它则很快会使它衰败枯萎。因此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注意顺导儿童性情，激发兴趣。王阳明提出：“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1]87他主张采取使儿童“趋向鼓舞”和“中心喜悦”的积极教学法，认为这样才能使儿童的学习日有长进，就如春风时雨被及于草木一样，盎然生意，而不是冰霜剥落，生意萧条。 教育应关注儿童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王阳明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教育者对儿童施教，不仅要考虑儿童认识发展水平的共性特征，而且还要注意个体的兴趣爱好、天赋潜质，以及个体发展水平的差异，并针对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就像良医之治病，对症下药方可药到病除。他认为，因材施教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各成其材”，他说“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归于善”。他认为每个儿童都有其长处，教育者如能就其长处加以培养，就可以使他们某一方面的才能得到发展。
王阳明极力反对“小大人式”的儿童教育方法和粗暴的体罚等教育手段，提出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根据儿童的个性兴趣特长和接受能力来施教。这种教育思想具有自然主义教育倾向，难能可贵，值得我们教师和家长学习。
四、责善改过法
改过从善，教学相长，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对此，王阳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阐发，并多方实践。
王阳明认为，人活在世上犯错误是难免的，即便是圣贤也不例外，关键在于对错误要有正确的态度。他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2]975那么，如何“改过”呢？王阳明认为，基本方法有两条：一是“反己”，一是“责善”。
“反己”就是自觉地作自我批评，这是改正过错的根本前提。王阳明有一个朋友，不注意“反己”，好动辄“责人”。王阳明告诉他：“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晦责人？” [1]101学习中要自觉地反省自己，这样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如果只知道指责别人，只看见别人的不是，就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很难取得进步。当然，对自己的过失，仅仅进行自我反省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反省的基础上悔悟，醒悟到自己的错在哪里，进而自觉地加以改正。
在自觉“反己”的前提下，师生、朋友之间要相互“责善”，就是相互批评和提意见，这是发现和改正过失的重要条件。王阳明指出：“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2]975这里，王阳明不仅提出了师友之间开展相互批评的必要性，而且还指明了批评者应有的动机和态度。从动机而言，这种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忠告;从态度而言，应该是从爱护出发，与人为善的。有了正确的动机和态度，方法也会注意了，就会语言婉转，引导得法。这样，被批评的人听了批评，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认真检查犯错误的原因，并加以认真改进。对于批评者非但不会迁怒，反而会非常感激，这样，才能达到开展批评的目的。如果不注意态度，动辄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被批评者无地自容，必然造成双方情绪上的对立，对方就根本不会接受，这就达不到开展批评的目的。至于那些心术不正、动机不纯的人，用人阴私以沽名钓誉的行径，只是恶意的人身攻击，根本称不上“责善”。王阳明指出：“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从容，彼将以其渐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恶矣。故凡评人之短，攻发之人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2]976这里，王阳明把“责善”科学地区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动机端正，态度正确，就能达到责善的目的;一种是态度不正确，方法不对头，就达不到责善的目的;再一种是动机不纯，态度不对头，这只能叫人身攻击，不能叫责善。这种分析入情入理，启示我们在批评学生时也要特别注意动机与态度。进而，王阳明认为，作为被批评者，也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批评，就是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王阳明本人既是“反己”“责善”教学方法的创立者，也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他主张在教学中要努力做到笃志力行，勤学好问，与人为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他说：“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好;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犯无隐，而遂谓师生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使吾而非出，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2]976肯定凡批评他过失的，都是他的老师，并怀着感激的心情乐意地接受批评，这是很不容易和难能可贵的！
五、静坐反思法
静坐反思法常用于佛家坐禅，也可以称作自家解化法或内心体悟法。王阳明的心学形成得益于自己的静坐反思，他曾在绍兴筑阳明洞，修身养性，自号阳明山人。王阳明继承与发展儒家传统的“内省、自讼”的修养方法，后来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修身养性、培养良好道德观的好方法，就是“省察克治”，做到“静处体悟，事上磨炼”。
所谓“省察克治”，就是反省内心深处的私欲把它揪出来，进行分析批判，连根拔起，彻底铲除。他说：“省察克治之功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索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1]16在这里王阳明提倡修养的自觉性和彻底性。修养的基本方法即作“格物致知之功”，即是“省察克治”。王阳明主张人的修养要向内用功，不假外求。“格物致知”，关键在匡正意念，端正行为的动机，去掉邪念，以保证行为的正当性。
人的行为受观念或意识的指导，观念不正确，行为就不正当;行为不正当，观念就不会正确。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王阳明非常形象、生动地用猫捉老鼠来形容要抓住头脑中一闪而生之邪念，即不正当的私欲，要毫不留情地把它除掉。防患于未然或防微杜渐就要这样做。现实生活中，那些见利忘义、见财起意的人，难道不是一念之差吗？不是私欲过分膨胀的结果吗？可见，克服头脑里哪怕是一闪而过的错误观念，是做正派的人、有道德的人的保障。 王阳明的静坐反思法主要用在个人“致良知”的道德修为上，其实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时，都一样有奇效。许多困惑，许多疑难，纷繁杂乱，毫无头绪，无以为解，就静下心，闭目养神，慢慢地黑暗中会出现一丝光亮，接着就豁然开朗。例如，郭沫若年轻时在日本留学，彷徨无助，精神恍惚，一天到晚忧国忧民，事业爱情都失利，夜间噩梦不断，神经极度衰弱，他深感绝望，想到了死。就在他准备自杀的前一天，偶尔翻看《王文成公全集》，被王阳明一生的曲折经历和伟大贡献所感动，开始模仿王阳明“静坐以明知”“磨练以求仁”，每日潜心静坐30分钟，去除杂念，最终度过了难关，完善了自我，成就了事业。
静修反思法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独立思考，自求自得，不盲从权威。在“尊孔尊朱”无以复加的历史背景下，王阳明反对孔子、朱熹对学术思想的垄断，在客观上起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大力提倡这种培养学生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教学方法。
六、知行并进法
王阳明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知行并进，知行合一。他说“知的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又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4在强调知行并进的同时，他表现出更加重视行的倾向，提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之知”的观点。
王阳明坚持学行结合，要求学生在行中去学，把学到的知识再用到行中去。他认为，当时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只是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另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只是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冥行妄作与悬空思索，从不同角度割裂了“知”与“行”的统一，都不能得到“真知”。他认为，学的过程就是行的过程，行是学的应有之义。他说：“夫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1]4学孝，必须按孝道去孝敬父母、服劳奉养;学射，必须拿起箭，对准靶，拉满弓，射中的;等等。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王阳明认为，威胁明王朝统治的并不是“山中贼”，而是“心中贼”，而要“破心中贼”，唯一的途径就是扫除当时陈腐空疏的学风，复明圣学并破除士人的“功利之心”，以“知行合一”的“实学”来拯救时弊。他在《答路宾阳》信中提出“郡务虽繁，然民人社授，莫非实学”，以经世致用、治乱亲民为“实学”。因此，王阳明强调学以致用，阐明了学与行的关系：学的实质即是行;学中有行，行中有学，学与行是相辅相成、不可相离的。因为在他看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1]42
王阳明“致良知”的教学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讲会讨论法、留有余地法、书信交流法、唱诗习礼法等等，王阳明在具体运用时也往往交织在一起，正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现在的中小学教师要成为阳明教育思想的传承者，就要学习和借鉴王阳明独特而有效的教学方法，像王阳明先生那样，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不同对象，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期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下）[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一、师友辩难法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先天固有的善性，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1]6但良知常被私欲所侵蚀，故需去除私欲，恢复善性。陈来认为，“致良知”首先是“恢复”良知。
所谓辩难法，就是与弟子一起相互辩难、共同探讨。早在龙冈书院，王阳明就开始采取学生问老师答的方式，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还在此作了《龙场诸生问答》。此后，王阳明在讲学中一直采用师生问答的方式进行学术思想的探讨。《传习录》记录了大量的师生一问一答的辩难内容，提问的大多为王阳明的高徒，如徐爱、陆澄、薛侃、欧阳德等，他们提问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对儒家经典的探讨，也有对儒家哲学范畴和命题的思考，还有对当时学术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如朱陆异同等问题的探讨，更有对心性之学的阐发。学生或直接向老师发问，或自己阐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再请老师指点;王阳明或许或否，或启或导，让学生更深刻的理解。
真理越辩越明，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发扬教学民主，既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教学相长，相互学习，共识共达“良知”。例如有一段师生论学的问答如下：
澄问：“喜怒哀乐之中和。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当喜怒者，平时无喜怒之心。至其临时，亦能中节。亦可谓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时之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1]23
陆澄对心学功夫境界有所体悟，诉诸王阳明。王阳明肯定了其思想，并指出其所悟不透彻，即对致中和功夫中的“中”本体的参悟不深。指点陆澄时，王阳明步步追问，循循引导，师生讨论层层深入，终于使得陆澄认识到要去除私欲，方可到中和的境界。这段对话体现了王阳明开悟学生，使学生从中领会要旨的方法。这种学生问、老师答的一唱一和，体现了心学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也是王阳明教学法的特点，其让学生在辩论中不断“扩充”良知。
明代兴盛书院，当时的“讲会”就像现在的专题讲座，又有点像“沙龙”的形式。其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后来成为宋明理学家学术论辩的集会，是当时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途径。“讲会”为王阳明宣传他的“致良知”理论提供了便利。王阳明每为官一方，都建学校，创书院，立社学。他一生中先后在贵州、浙江、江西、广西、湖南、福建、江苏等地的几十家书院里讲学，亲自主持“讲会”，前来听讲的学员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大江之南，学者翕从”。在书院的“讲会”中，因为学员都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内容是围绕“良知”这个主题进行广泛讨论，这些学员中大部分后来成为阳明学的传承弟子。在“讲会”过程中，不是王阳明独自一讲到底，而是其与弟子一起探讨学术上重要的、有疑难的问题，这种方法既活跃了学习的气氛，又推动了“良知”学术研究的深入。
王阳明认为，“讲会”讨论，不在于向学生传授多少知识、解释多少学术疑难，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开悟”，就是激发和恢复存在于内心的“良知”。
二、随处点化法
这一教学法类似今天的情境教学法或者叫作现场教学法。王阳明继承了孔子“能近取譬”的教学方法，他常说：“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王阳明特别擅长采用容易理解的浅近事例启发弟子思考，但是，王阳明的随处点化教学法，比之今日的情境教学法更进一步，因为，今天的教师是在课堂中创设或者设计一种情境，而王阳明的情境教学大都在自然环境中展开。比如有一次，于中、国裳陪他吃饭，他说，凡饮食只是要养成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接着他比喻说：“后世学者，博学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1]95吃饭为了养身，食而不化，不仅不能养身反会伤食得病。吃饭如此，学习亦然。
王阳明还常常带着弟子游山玩水，在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放松心情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因时因地因景进行点化，比如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出游禹穴：
顾田间禾曰：“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范兆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1]101
这种应时应景、万事万物皆为教具的教育方法，天然自成，给人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
王阳明的口讲指画、洒脱应答、随处点化，看似平常，其实是他注重自身修养、饱学经书、厚积薄发又兼顾启迪后学、师范世人的体现。这种教学法，自然天成，精妙绝伦，非一般人能为之。
三、顺性导情法
针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的弊病，王阳明提出了顺导儿童性情的教育主张，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1]87一般说来，儿童性情好动，喜欢嬉戏玩耍，而害怕受到拘束和禁锢，就像草木刚刚萌芽，顺其自然就会使它长得枝叶茂盛，摧挠它则很快会使它衰败枯萎。因此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注意顺导儿童性情，激发兴趣。王阳明提出：“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1]87他主张采取使儿童“趋向鼓舞”和“中心喜悦”的积极教学法，认为这样才能使儿童的学习日有长进，就如春风时雨被及于草木一样，盎然生意，而不是冰霜剥落，生意萧条。 教育应关注儿童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王阳明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教育者对儿童施教，不仅要考虑儿童认识发展水平的共性特征，而且还要注意个体的兴趣爱好、天赋潜质，以及个体发展水平的差异，并针对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就像良医之治病，对症下药方可药到病除。他认为，因材施教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各成其材”，他说“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归于善”。他认为每个儿童都有其长处，教育者如能就其长处加以培养，就可以使他们某一方面的才能得到发展。
王阳明极力反对“小大人式”的儿童教育方法和粗暴的体罚等教育手段，提出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根据儿童的个性兴趣特长和接受能力来施教。这种教育思想具有自然主义教育倾向，难能可贵，值得我们教师和家长学习。
四、责善改过法
改过从善，教学相长，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对此，王阳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阐发，并多方实践。
王阳明认为，人活在世上犯错误是难免的，即便是圣贤也不例外，关键在于对错误要有正确的态度。他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2]975那么，如何“改过”呢？王阳明认为，基本方法有两条：一是“反己”，一是“责善”。
“反己”就是自觉地作自我批评，这是改正过错的根本前提。王阳明有一个朋友，不注意“反己”，好动辄“责人”。王阳明告诉他：“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晦责人？” [1]101学习中要自觉地反省自己，这样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如果只知道指责别人，只看见别人的不是，就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很难取得进步。当然，对自己的过失，仅仅进行自我反省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反省的基础上悔悟，醒悟到自己的错在哪里，进而自觉地加以改正。
在自觉“反己”的前提下，师生、朋友之间要相互“责善”，就是相互批评和提意见，这是发现和改正过失的重要条件。王阳明指出：“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2]975这里，王阳明不仅提出了师友之间开展相互批评的必要性，而且还指明了批评者应有的动机和态度。从动机而言，这种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忠告;从态度而言，应该是从爱护出发，与人为善的。有了正确的动机和态度，方法也会注意了，就会语言婉转，引导得法。这样，被批评的人听了批评，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认真检查犯错误的原因，并加以认真改进。对于批评者非但不会迁怒，反而会非常感激，这样，才能达到开展批评的目的。如果不注意态度，动辄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被批评者无地自容，必然造成双方情绪上的对立，对方就根本不会接受，这就达不到开展批评的目的。至于那些心术不正、动机不纯的人，用人阴私以沽名钓誉的行径，只是恶意的人身攻击，根本称不上“责善”。王阳明指出：“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从容，彼将以其渐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恶矣。故凡评人之短，攻发之人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2]976这里，王阳明把“责善”科学地区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动机端正，态度正确，就能达到责善的目的;一种是态度不正确，方法不对头，就达不到责善的目的;再一种是动机不纯，态度不对头，这只能叫人身攻击，不能叫责善。这种分析入情入理，启示我们在批评学生时也要特别注意动机与态度。进而，王阳明认为，作为被批评者，也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批评，就是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王阳明本人既是“反己”“责善”教学方法的创立者，也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他主张在教学中要努力做到笃志力行，勤学好问，与人为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他说：“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好;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犯无隐，而遂谓师生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使吾而非出，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2]976肯定凡批评他过失的，都是他的老师，并怀着感激的心情乐意地接受批评，这是很不容易和难能可贵的！
五、静坐反思法
静坐反思法常用于佛家坐禅，也可以称作自家解化法或内心体悟法。王阳明的心学形成得益于自己的静坐反思，他曾在绍兴筑阳明洞，修身养性，自号阳明山人。王阳明继承与发展儒家传统的“内省、自讼”的修养方法，后来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修身养性、培养良好道德观的好方法，就是“省察克治”，做到“静处体悟，事上磨炼”。
所谓“省察克治”，就是反省内心深处的私欲把它揪出来，进行分析批判，连根拔起，彻底铲除。他说：“省察克治之功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索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1]16在这里王阳明提倡修养的自觉性和彻底性。修养的基本方法即作“格物致知之功”，即是“省察克治”。王阳明主张人的修养要向内用功，不假外求。“格物致知”，关键在匡正意念，端正行为的动机，去掉邪念，以保证行为的正当性。
人的行为受观念或意识的指导，观念不正确，行为就不正当;行为不正当，观念就不会正确。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王阳明非常形象、生动地用猫捉老鼠来形容要抓住头脑中一闪而生之邪念，即不正当的私欲，要毫不留情地把它除掉。防患于未然或防微杜渐就要这样做。现实生活中，那些见利忘义、见财起意的人，难道不是一念之差吗？不是私欲过分膨胀的结果吗？可见，克服头脑里哪怕是一闪而过的错误观念，是做正派的人、有道德的人的保障。 王阳明的静坐反思法主要用在个人“致良知”的道德修为上，其实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时，都一样有奇效。许多困惑，许多疑难，纷繁杂乱，毫无头绪，无以为解，就静下心，闭目养神，慢慢地黑暗中会出现一丝光亮，接着就豁然开朗。例如，郭沫若年轻时在日本留学，彷徨无助，精神恍惚，一天到晚忧国忧民，事业爱情都失利，夜间噩梦不断，神经极度衰弱，他深感绝望，想到了死。就在他准备自杀的前一天，偶尔翻看《王文成公全集》，被王阳明一生的曲折经历和伟大贡献所感动，开始模仿王阳明“静坐以明知”“磨练以求仁”，每日潜心静坐30分钟，去除杂念，最终度过了难关，完善了自我，成就了事业。
静修反思法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独立思考，自求自得，不盲从权威。在“尊孔尊朱”无以复加的历史背景下，王阳明反对孔子、朱熹对学术思想的垄断，在客观上起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大力提倡这种培养学生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教学方法。
六、知行并进法
王阳明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知行并进，知行合一。他说“知的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又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4在强调知行并进的同时，他表现出更加重视行的倾向，提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之知”的观点。
王阳明坚持学行结合，要求学生在行中去学，把学到的知识再用到行中去。他认为，当时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只是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另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只是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冥行妄作与悬空思索，从不同角度割裂了“知”与“行”的统一，都不能得到“真知”。他认为，学的过程就是行的过程，行是学的应有之义。他说：“夫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1]4学孝，必须按孝道去孝敬父母、服劳奉养;学射，必须拿起箭，对准靶，拉满弓，射中的;等等。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王阳明认为，威胁明王朝统治的并不是“山中贼”，而是“心中贼”，而要“破心中贼”，唯一的途径就是扫除当时陈腐空疏的学风，复明圣学并破除士人的“功利之心”，以“知行合一”的“实学”来拯救时弊。他在《答路宾阳》信中提出“郡务虽繁，然民人社授，莫非实学”，以经世致用、治乱亲民为“实学”。因此，王阳明强调学以致用，阐明了学与行的关系：学的实质即是行;学中有行，行中有学，学与行是相辅相成、不可相离的。因为在他看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1]42
王阳明“致良知”的教学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讲会讨论法、留有余地法、书信交流法、唱诗习礼法等等，王阳明在具体运用时也往往交织在一起，正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现在的中小学教师要成为阳明教育思想的传承者，就要学习和借鉴王阳明独特而有效的教学方法，像王阳明先生那样，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不同对象，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期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下）[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