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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8年创刊的《战时记者》的传播内容主要为新闻学理论研究与探讨、对战时新闻学的业务性指导、新闻史研究、进行新闻学教育等几个方面。广泛介绍、园地公开、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和交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是《战时记者》的重要特点，也是该刊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受到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战时记者》；新闻领导权；传播内容；读者需要
中图分类号：G 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5005308
新闻学刊物是新闻学发展的重要园地和有力推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中国相继诞生了两份新闻学刊物，一份是由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创办的《新闻记者》，另一份则是由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创办的《战时记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者在当代大陆新闻史研究中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和青睐，而后者则由于主办者属于国民党系统人士，虽然在当时销行颇广，影响很大，但在大陆的新闻史叙述中，长期默默无闻。这无疑大大影响了人们对中国新闻学术演进路径的正确认知。有鉴于此，下文以《战时记者》作为研究文本，在对该刊的编辑宗旨、内容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力求对该刊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
一、《战时记者》的创办缘由和目的
一个好的新闻学刊物，通过发表优秀研究成果，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给作者以深刻的启发，并激励新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观察，从而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达到推动新闻学进步的目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新闻学还是一个刚刚破土而出的学科，新闻学刊物园地里基本上是一片荒芜的景象，直到1927年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刊》的出现，中国才算有了真正的专门性新闻学理论刊物。此后，虽然间或有新闻学刊物诞生，但大多旋生旋灭，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在这些刊物中，1938年9月1日问世的《战时记者》，是一份在当时作出过较大理论贡献，但却在后世几乎被人们有意或无意遗忘的刊物。据笔者查阅文献所及，新中国建立后，新闻史学界提及《战时记者》的寥寥无几，即便涉及，也多一语带过。刘家林先生的《我国现代新闻学刊物及专版简介》专文中，在列举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新闻学刊物时，仅仅有“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发行的《战时记者》（由杜绍文主编，1938年9月1日出版）”[1]一句。该文在有关介绍之后，作出了“以上所列新闻学刊物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新闻记者》、《新闻学季刊》和《报学杂志》等三种”的结论，显然是将《战时记者》归入了“影响不大”的新闻学刊物行列。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以材料丰富著称，但在叙述相关新闻史实时，只有“此外，有些地区和学校，也成立了新闻学研究机构，开展学术活动。如1939年浙江成立浙江新闻学会，出版期刊《战时记者》及新闻学著作”的简略介绍，而且颇多错讹。①其他有关新闻史著作在提及《战时记者》时，一般也都没有超出如上所述。对该刊进行专门评述的文章，目前似乎只有《〈战时记者〉：抗战时期的重要新闻学刊物》[2]一篇短文。大陆新闻学界对《战时记者》的这种历史定位和衡估，与实际有着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在《战时记者》与几乎同时期的另一份新闻学刊物《新闻记者》相比时，明显地感觉到新闻史学界在研究和分析中表现出厚此薄彼的偏向，对《战时记者》历史贡献的评价，既不准确，更不公道。
《战时记者》，月刊，1938年9月1日由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创办，每出12期为1卷。第1卷至第2卷的第5期，即1940年1月之前的17期，由杜绍文主编。杜绍文在编完第2卷第5期后，即“请假离浙”赴湘。第2卷第6期之后，即由汪远涵任主编。不巧的是，当汪远涵接编之始，“萧绍突告吃紧，预备发排的稿子只得又重新封存起来。”结果一直延宕到1940年4月1日时局方有好转，汪远涵只得将第6、7、8三期合刊出版。而第2卷第11期（七月号）又“因奉令与金华出版之各报合出抗战三周年联合刊”，该刊只好以联合刊代替《战时记者》第11期向读者寄送。1940年10月，“敌寇流窜浙绍，浙东告紧，因承印厂家工作停顿，”该刊无法正常出版，所以该刊第3卷第2、3、4期再出合刊一次。第3卷第5期又“因与金华出版各刊物合出元旦特刊”，该特刊即替代该刊第5期向读者寄送。1941年2月1日该刊出至第3卷第6期后，终告停刊，停刊原因不明。故该刊前后跨越3个年头，实际上生存了两年半的时间，共独立出版24次28期。从生存状态看，虽然也有合刊、联合刊现象存在，但比较而言，仍可谓是中国现代存在时间较长的连续性最好、发刊期数最多的新闻学刊物了。
创办《战时记者》的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成立于1938年4月12日，②为浙江省抗战爆发后最先组成的战时文化团体单位，属浙江省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一个专业组织。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为什么要创办《战时记者》杂志呢？近来有学者根据《战时记者》提供的有关材料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1）研究和发展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工作；（2）探讨新闻学的学理和实务；（3）进行新闻学教育。[2]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战时记者》的创办在当时具有不便为外人道的更隐微的目的——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新闻界的领导权。
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在较大程度上停止了对抗战言论的禁锢和压制。作为国民党战时基本国策的《抗战建国纲领》，对人民的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表示了一定的宽容和尊重。但是，随着战局的演进，国民党当局很快就从《抗战建国纲领》的立场上后退了，明里暗里、软硬兼施地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新闻舆论的检查和控制，与共产党进行新闻文化领导权的争夺。1938年7月，国民党公布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在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审查会对图书杂志进行检查。就在1938年，国统区多处地方发生了抗日报刊被国民党当局封禁停刊的事件，这是通过法律手段的硬性控制。通过建立新闻行业组织，引导、笼络和羁縻广大新闻工作者，则是软性控制措施。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成立和《战时记者》创办的真正目的，就是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新闻记者》进行新闻舆论领导权的争夺。 虽然抗日战争促进和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其实两党之间在各个领域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工作者团体，由范长江、陈同生、恽逸群等人发起创办，1937年冬筹备于上海，1938年3月30日成立于汉口。创办时有武汉、成都、长沙和上海4个分会，后增加到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内的25个分会。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该会成为该阶段团结进步青年新闻记者的组织中心，会员由初创时期的数十人发展到1 000多人。“青记”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即极为注意，“开始时以了解情况为由，不断来访，进行摸底、拉拢，其后发现此计难售，乃改以破坏为主，进行收买部分在国民党报纸内的会员，用拉出去的办法，以分裂‘青记’，其主要办法，就是控制各地分会。”[3]如，1938年底，由《扫荡报》记者王乃昌，《时事新报》记者吕秋心等出面，筹组重庆分会。该分会一成立，国民党即以给津贴、房子等手段，将分会拉去，外省各地也如法炮制。范长江后来在回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时也说：“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参与发起和组织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是我们当时在新闻界中和国民党争领导权的组织。……总会的领导核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但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时，许多分会被国民党打垮，或者抢去了。我们没有研究出有效的应付办法。”[4]浙江省战时新闻记者学会成立于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后一个多月，《新闻记者》创刊后半年《战时记者》亦随之面世。两个在编辑宗旨、栏目、内容方面甚为相似的刊物相继出现，其中也均能让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某种较劲、竞争的味道。
如果分析一下《战时记者》的创、编人员，就更可以明白该刊创刊的个中目的。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和《战时记者》第一任主编为杜绍文，杜此时为《东南日报》国际新闻编辑，《战时记者》的主要编辑人员、作者也都主要为《东南日报》的新闻工作者。《战时记者》创刊号上有一“征稿简则”，其中第八条为“倘蒙赐稿，请迳寄浙江金华东南日报社转《战时记者》社”，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的隶属关系。《东南日报》表面上是地方报纸，其实是一张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党报。该报前身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1934年6月16日改用本名，并同时成立“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后改称“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由陈果夫出任公司董事长，陈立夫任监事长，董、监事大多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浙江省党部委员。该报的上级领导和经费来源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委，立场一贯坚决反共。在抗战初期他还成立了浙江省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据《东南日报》老报人回忆，他成立该机构的目的，“就是想把所有文化教育事业都管起来，可是对谁也控制不了。他还办了国民通讯社、国民出版社和中心剧团等组织，原来也想用来抵消进步力量，但这些机构实力单薄，起不了作用，还是《东南日报》较有影响。”[5]另外，“根据胡健中的意见，文化界人士应按其从事工作的性质，分别组成作家、新闻记者、剧人、美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协会，以有别于原先中共及左派人士倡议组织的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6]也就是说，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成立，是国民党中央为了对抗中国共产党在新闻界日益扩大的影响假胡建中之手而采取的一个措施。大概由于在这方面准备有所不足，所以《战时记者》创刊初期，版面设计显得较为仓促，创刊号上虽然有杜绍文署名的《记者节与反侵略——代发刊辞》，但并没有如一般刊物创刊时那样详细交代刊物的办刊宗旨。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该刊创刊号上竟然没有目录，致使读者翻检很不方便，直到第2期，才在封面上出现“本期要目”式的目录。可能是创刊时由于时间紧迫，未及进行整体设计所致。尤其是该刊的“征稿简则”，在条目内容和文字表述上竟然与《新闻记者》的“投稿简章”几乎如出一辙。而且在栏目和内容设计上，随着时间的延续，《战时记者》与《新闻记者》的相似性也越来越强，这种雷同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有意义的联想和猜测。
二、《战时记者》的主办人员与停刊原因
虽然《战时记者》的创办隐含着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及其《新闻记者》争夺新闻舆论和学术领导权的目的，但在当时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竞争的特殊社会环境中，这个目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甚至该刊的具体编办人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意。而且，《战时记者》作为一个新闻学术刊物一旦创办起来，就必须遵循学术刊物的某些运作规律向前发展，具体编办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新闻学识、道德水准就会成为塑造刊物风貌与特征的重要因素。在《战时记者》的运作过程中，该刊两任主编杜绍文、汪远涵对刊物起到了重要的型塑作用。
杜绍文，又名杜超彬，广东澄海人，1927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新闻专业。1931年起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助教，同年9月去江苏镇江担任《苏报》记者兼副刊编辑，后任杭州《民国日报》国际新闻版编辑，兼任资料室主任以及杭州《东南日报》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报社迁到金华，并主编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会刊《战时记者》，1941年赴湖南任《国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前线日报》主笔、《东南日报》上海版总编辑，曾主编《前线日报》新闻学周刊《新闻战线》，并受聘至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1952年起，任《文汇报》资料研究室主任等职。
汪远涵（1912—2006），浙江温州人，笔名越闲，1924年师从何辅幹学习英文，1931年进入复旦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师从谢六逸、王季思、曹聚仁、赵景深等。为了“联络感情，砥砺学行”，1931年12月，与温州同乡方恭敏、吴学森、陶正跃、叶显文、梅祖董、吴秉经等十余人在浙江永嘉籀园成立葱茏社。1936年春自复旦大学毕业，以文学院毕业成绩第一名获得学校银盾奖牌，同年应黄溯初邀请任上海《时事新报》国际版编辑。1939年9月进入《东南日报》金华版，先后任该报国际版编辑、编纂课长兼评论委员会评论委员以及丽水版、云和版和杭州版总编辑等职。1949年后，曾在温州师范学院等处任教。 杜绍文、汪远涵两人都受过正规的新闻学高等教育，新闻理论素养较高。特别是杜绍文对新闻理论有着浓郁的兴趣和较为深入的研究，1931年他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时，其本科毕业论文《新闻政策》由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谢六逸、戈公振、黄天鹏等知名学者为其作序推荐。谢六逸在序言中评价道：“‘新闻政策’在国内向来没有听着人提起过，杜绍文君的这本著作，可说是‘破天荒’了。”[7]抗战期间，他融新闻实践与理论于一体，先后出版了《中国报人之路》、《战时报学讲话》等新闻理论专著，是国统区较有理论建树和影响的新闻工作者。时人评价《中国报人之路》：“替我们弥补两个缺点：一为提供报学最新的理论，一为指示报人努力的途径，虽然薄薄的一册，但无论如何是很可贵的！该书有一未满意处，就是过于简略，令人一气读完，尚有不足之憾，希望能在再版时加以充实。”[8]杜绍文主编《战时记者》时，虽然其主要工作仍旧是《东南日报》的国际新闻版编辑，但对《战时记者》充满了热爱。他共主编了17期，每期都有他的理论文章。据笔者统计，他先后在《战时记者》上署名发表了19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辑成《战时报学讲话》一书，于1941年8月由战地图书出版社（上饶）出版。1940年1月，杜绍文因与《东南日报》总编辑刘湘女不合，遂不辞而别，到湖南长沙做《国民日报》社长去了。离开之前，他曾再三嘱咐汪远涵等人要把这个刊物维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到了湖南长沙以后，他又屡次写信给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各位朋友，请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使该刊因他一走而停刊。汪远涵等终于被他感动，而且看到该刊已有了基础，即此停刊岂非前功尽弃？于是决定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下去照常出版。
在烽火连天、一日三惊的环境中，支撑一个新闻学月刊，实属不易。杜绍文在该刊《二卷献辞》中向读者吐露衷曲：“《战时记者》随时有夭折的可能，经济的窘迫，稿件的缺乏，负责的无人，印刷的困难……具备其中一项，即有停刊危险，何况《战记》兼而有之呢？故从去年九月一日创刊后，横于同人眼前的，便是运用什么办法，使这小生命得能继续？发挥什么勇气，使能冲破一切的难关？采取什么方策，使这个刊物办得像样？在我们艰苦的支撑中，《战记》居然一天天的壮大起来，现在已跨入第二个年头，缓缓的打下了一点小小的基础。”[9]该刊之所以坚持下来，“实由于一股磅薄的精神所孕育、所驱使、所感召。”[9]这种精神一方面来源于广大读者的热情鼓励，新闻学者的无偿赐稿，使编者增添了无限的毅力与雄心，“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我们不得不掬献至诚，以报答读者作者的盛心。”[9]另一方面，就是编者怀着“建立我国新闻学理论”的信念，并始终认定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持之以恒坚韧顽强，所以，此前的12期《战时记者》没有一次脱期，“虽在敌机的狂炸下，在谣言的纷起时，在困难的交煎日，我们持着‘有恒’这个武器，用着安详的步伐，吾行吾素，不慌不忙，按期出版，从无延误。其他的优点我们不敢说，惟定期刊物这‘定期’两字，我们则确确实实达成了‘有恒为成功之本’，我们距成功之日，还很辽远，不过追怀往事，我们如能继续支持下去，建立我国新闻学的理论，是不难计日图功的。”[9]这种虔诚的为新闻学理论研究献身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事情往往难如人愿，汪远涵接编《战时记者》之后，办刊环境就迅速恶化，办刊条件日益艰难困窘。虽然编者使出浑身解数，但“不可规避的横逆”不仅使定期刊物“不脱期”无法做到，而且还隔三差五地被迫与其他刊物进行“联合办刊”。《战时记者》是一个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理论刊物，读者对之有着特别的阅读期待，以“联合刊物”代替势必无法满足读者的这种专业性阅读期待。从1940年1月至1941年2月间，被迫两次“合刊”，两次“联合办刊”，变化无常的刊期和屡屡张冠李戴，当然会使《战时记者》的读者大失所望。更为要命的是，战时飞涨的物价又逼使刊物必须提高售价。该刊创刊时，每期零售四分，是很便宜的（因为同时期内容、篇幅相类的《新闻记者》每期零售一角）。不过一年之间，纸张油墨等等价格大涨，刊物开始忍痛未曾随印刷费之增而提高售价，但1940年1月以后，终因无雄厚的财力可恃，无法继续赔累，不能再事维持，万不得已，从第2卷第5期后，提高售价为每期一角，以资弥补。勉强支撑至1941年2月的第3卷第6期，又因“经济竭蹶，印费剧增”[10]，再一次提高售价为每期2角。虽然人们可以相信该刊无意谋利，但奈何当时广大读者也是囊中羞涩，很少人能够续掏腰包。在这种情况下，刊物前途黯淡实乃必然！
1941年2月，《战时记者》第3卷第6期篇首，主编汪远涵有一《致读者》，还表示“有坚强的信心”将刊物续办下去，但此后《战时记者》却停刊了。具体停刊原因不详，但可能和当时战事异常紧张、已经缺少最低限度的办刊条件有关。因为1941年3、4月间，正是《战时记者》在准备出版下一期之时，盘踞杭州的日军渡江沿浙赣线窜扰，金华一度告急。《东南日报》分成两路撤退。一路由严芝芳率领一部分职工前往丽水，成立丽水分社。另一路由胡健中率领大部分职工前往江山。辗转奔波，居无定所，立足未稳，人心惶惶。加之汪远涵此时回温州探视父病，4月19日，日寇登陆温州，当日他恰好偕全家老少溯瓯江而上，20日到达丽水。当时他们在船上即看到丽水上空的敌机来往肆虐，狂轰滥炸，晚上仍火光冲天，丽水同胞惨遭劫难。登岸之后，汪远涵即到《东南日报》办事处，就任《东南日报》丽水版总编辑之职。屋漏偏逢连夜雨，约一个月之后，山城疟疾猖獗作祟，除汪远涵之外，报社编辑部人员几乎全部病倒。于是，汪远涵几乎包办了整张报纸从新闻到副刊的所有编辑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汪远涵再也无暇顾及作为“副业”的《战时记者》编辑工作，当在情理之中。
另外，笔者还以为《战时记者》的停刊还有一个比较隐蔽微妙的原因，就是该刊原来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争夺领导权的政治目的，这时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皖南事变之后，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于1941年4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新闻记者》出至1941年3月2卷10期后也被迫停止。《战时记者》本来就是一桩赔钱赚吆喝的事业，虽然对新闻学理论有所贡献，但由于政治上出版的原因已经消失，所以浙江省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在物价飞涨、经济与人手都很紧张的情况下，再勉为其难地将《战时记者》续出下去，也实在是没有必要。 三、《战时记者》的传播内容和特点
（一）传播内容
所谓办刊宗旨是办刊者在审视出版文化的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就期刊的办刊目的与方针政策，出版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对象等所做的宏观规划。不过，办刊宗旨是由期刊编辑加以具体实施的，期刊编辑对办刊宗旨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刊物的发展方向与面貌。杜绍文执笔的《记者节与反侵略——代发刊辞》，交代了《战时记者》的发刊目的：在敌寇狂暴的侵略环境下，时代提出的新闻记者最低限度的工作，至少应有下述两个方面：
一系国内方面，须加速唤起全民族的反侵略意识，以驱除敌寇，做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例如当兵、出钱、服役、生产，均系反侵略的有效利器，新闻从业员宜善为启导策励和激励，增加我们反侵略的伟大力量。
一系国际方面，新闻从业员应胪举我国的各种事实，向并世列邦，宣示我们不仅有反侵略的坚韧决心，且有反侵略的胜利把握，时以我们英勇抗战的事迹，敌人残酷罪恶的兽行，一一公之于世，使各国对于我之抗战，一致刮目相看；我国反侵略的精神和实力，皆可大白于世人之前，而促彼等的援华反日，加强其深度和广度。[11]
杜绍文认为，我国过去反侵略的新闻宣传工作，存在很多的缺点和不足，“组织欠完善，工作欠紧张，联络欠密切，内容欠充实，手段欠敏巧，范围欠广泛，一切侦察、分析、统计、研究、归纳、论断、策应、交际、分配等工作，类皆未能恰到好处。”[11]揭露敌人的暴行仅是断简残篇，不够全面；宣示我国抗敌的实绩亦多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因此，提高战时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改进战时新闻报道的方法，就成为《战时记者》的最重要使命。“《战记》挟着‘自我教育’与‘矫正时弊’两大使命问世，它一面要设法使新闻工作者，取得了进修的机会和工具，改善报业、报纸及报人的本质；另一则为矫正一部份人，对于新闻工作者的蔑视与轻视。”[12]这一编辑宗旨决定了《战时记者》的办刊价值取向。该刊在《征稿简则》中揭明：“本刊欢迎有关抗战建国宣传，及中外新闻事业之理论与实际之文稿。”[13]从传播内容上看，存续3年刊行28期的《战时记者》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
1.新闻学理论研究与探讨
新闻理论是新闻学研究的基础与核心。《战时记者》在每期头条（社论）位置上多为比较纯粹的新闻理论研究文章，如《论金铁与纸》、《论新闻政策》、《创造新闻纸的独特性》、《战争带来了健全的新闻学》、《报人必备的四种精神》等，学理性颇为浓郁，且多为该刊主编所撰写，反映出该刊对新闻学基本理论的重视。有些文章很具新闻理论前瞻性。作为直接为战时新闻传播服务的刊物，该刊最大多数的文章还是对战时新闻学的阐释和解析。如《战时报业之质的变化》（范长江）、《略论战时报纸应有之趋向》（詹铙）、《儿童该有自己的报纸》、《发展游击区报业诸问题》等，对抗战开始以后报纸的变化及发展趋向、报业结构布局等，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显示出该刊具有敏锐的理论和实践感觉。
2.对战时新闻学的业务性指导
如《游击区内报纸的短评原则》（英）[14]一文认为，在游击区内办小型的油印报纸，长篇大论容纳不下，需要的是通俗精警简短有力的短评，评论要能够做到引导游击部队建设上正轨、竭力推动军民合作、解释战局转移的意义、与恶势力战斗到底等。《怎样做战地通讯员》（钟期森）[15]认为，战地环境要求战地通讯员除了具备超凡的忍耐力以外，还要能够骑马、骑自行车或者能开汽车。学识上，除文字精通和常识丰富之外，更要有充分的理解力与判断力，同时还要懂得一些地理、战史和兵法。言语上，除本能的国语外，最好还能懂得几种可能会用到的地方方言，能说一两种外国语。这些文章一般都是当时新闻工作者在编辑和采访中遇到的实际业务问题。因此，针对性特别强，便于新闻记者在编辑和采访中的实际应用，甚受广大新闻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
3.新闻史研究
《战时记者》所刊发的新闻学研究文章中，还有不少涉及了新闻史论方面，比如《中国近代之报业》、《世界最早的新闻纸》、《中国的代表通讯社》、《我国的第一种画报》、《我国第一之印刷》、《我国第一种现代报纸》、《香港华文报纸的沿革》等等，有些文章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文字间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该刊设立“新闻的新闻”专栏也具有很强的存史意义。通过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活动的报道，为后人研究当时的新闻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关于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范长江抵浙江金华布置第×战区新闻网并受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之邀作报告、桂林新闻界同人举行国民月会的报道，都不见于一般的新闻史著作，可补新闻史研究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4.进行新闻学教育
进行新闻知识普及和新闻教育是《战时记者》一以贯之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的新闻事业近年来正在飞跃的进展，新闻部门正需要众多的后备员，然而训练后备员的教育机关却稀少的可怜，在新闻教育机关未能大量扩充之前，现在的新闻从业员是应该负起一部分责任的……如有一种刊物收集这些宝贵的学识经验，使站在新闻学大门之外的青年得到一点门径，这当不是一件无益的事吧！”[16]除了通过刊登新闻学学理和业务的文章实现新闻教育目的外，该刊从第1卷第4期开始，特辟“记者常识讲座”一栏，邀请新闻界名家按期撰述新闻学之理论与实际经验，进行相关新闻学理论与基本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工作，并登载一些专门研究新闻学教育的文章，例如《复旦大学的新闻系》、《法国新闻教育的改进》等等。
（二）发刊特点
范长江先生1939年8月曾经撰文总结中国抗战“两年来的新闻事业”。在评述该阶段我国的“新闻学与技术的发展”时有云：“浙江战时新闻学会的《战时记者》，亦曾广泛介绍各方面新闻言论。”[17]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战时记者》的办刊特点，即“广泛介绍”、园地公开是该刊的重要特点。《战时记者》的作者固然以《东南日报》、国民党系统的新闻工作者为主，但并未画地为牢、自我设限。该刊第8期一则消息值得注意：“本刊现经请定新闻界先进朱应鹏郭步陶诸先生，新闻学名作家范长江胡道静先生等多人，分任本刊特约撰述，按期写稿，今后本刊内容，当更充实。”[18]来自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等具有共产党人或左翼背景的作者，如范长江、孟秋江、夏衍、胡愈之、恽逸群等人的稿件就不时见诸该刊。该刊对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会务活动也积极予以报道：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近主办战地报纸供应队，第一队已在南昌成立，以孟秋江为队长，衷若霞李洪为副队长，现已开始工作，甚望各界人士能大量捐助报纸赠前方将士，由该会绝对负责，以最迅速妥善办法转递前方，其通讯地址为南昌状元桥正蒙小学衷若霞转，或南昌军邮处收转云。
又该会服务部，现已开始工作，凡属新闻界人士与该会会员，有所委托，莫不竭诚办理，有何困难，更为尽力解决。分口头接洽与书面接洽两种，地址为汉口江汉路宁波里十二号。该会为便利往来会员及同业住宿，特在上址附设“记者宿舍”，由服务部负责主持，颇有崭新意义云。[19]
第1卷第5期又报道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创办新闻人员训练所的消息；第1卷第8期还专为范长江的《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一书做了一幅文字广告。此外，该刊还时常刊登客观地介绍《新华日报》及其新闻工作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新闻事业发展情况的文章，如《晋察冀边区的新闻事业》（罗兰）、《大别山中的文化堡垒》（姚雪垠）、《活跃在敌军后方的中国青年记者》（白萍）等等。
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和交流，是《战时记者》的特点之一，也是该刊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该刊《“集纳”一得》一文透露出该刊与读者的互动情形：“近得客观正确的批评，以为我们硬性的专门的稿子，仍嫌太多，希望能够多刊一些综合的普通的作品。这是很宝贵的贡献，我们今后决遵此指示，尽量使专门和通俗打成一片；新闻从业员高兴看，各阶层的人亦高兴看。”[20]该刊鼓励读者提出批评和改良意见，并根据读者意见作出相应调整，以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读者觉得需要的文字也已在设法增加，如几位读者要求多刊载读报方法的文章，在第十期里我们就登出了两篇。又有读者来信说：‘敌伪的报纸大肆造谣，图扰乱耳听，究竟敌伪的宣传工具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实在不大清楚’。因此本期特地选刊了宋越伦先生等几篇应时应景的文章，是值得作为读者参考的。又有读者要求报人把自己投身报界的经历作一公开的报告，这一期就有了谭锋先生的一篇文字。”[21]该刊自第8期起，设置了“通讯与问答”专栏，“读者对于新闻界或新闻学如有任何问题，均可来函询问，当用直接答复或公开答复方式，详为解答。”[18]通过这种编读之间的书信往还，《战时记者》日益渗透、契合入广大读者的生活，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刊物不仅遍销浙江、安徽、重庆、陕西等地，甚至昆明、迪化等边远地方以及炮火纷飞的战区前线，也有该刊不少读者。
研究人员往往是从阅读学术刊物上的优秀研究论文开始他们的科学生涯和创造新知识的人生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物质匮乏，环境艰苦，出版一份较纯正的新闻刊物殊为不易。在那样艰难困窘的条件下，《战时记者》的创刊和存续，实属难能可贵。当时就有读者评价阅读该刊后的感受道：“有如沙漠上发现绿洲似的，中心不胜喜悦！此刊物，无疑的是报人们和有志于报业们，一块很肥沃的处女地，正待我们各尽所能共同发掘。”[22]该刊对战时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以及新闻史、新闻教育的研究与探讨，不仅为当时新闻工作者指明了前进和努力的方向，而且为后世的人们认识和理解当时我国新闻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准提供了一份鲜活而真实的资料。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第7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介绍存在两个错误：一是将“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误成“浙江新闻学会”；二是将该会1938年成立误成1939年。
②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第296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载：“1937年7月，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于绍兴成立，后迁金华”有误。因为《战时记者》第8期《新闻的新闻》专栏中刊登《浙省战时新闻学会一年来大事记》一文有“浙省战时新闻学会，于去年四月十二日（即1938年4月12日），组织成立，为浙省战时文化团体最先组成之一单位”的明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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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文化服务社会服务[J].战时记者，1938，1（3）：6.
[20]“集纳”一得[J].战时记者，1938，1（4）：24.
[21]编者.致读者[J].战时记者，1940，2（12）：3.
[22]编者与读者[J].战时记者，1939，2（4）：24.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贾俊兰）
关键词： 《战时记者》；新闻领导权；传播内容；读者需要
中图分类号：G 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5005308
新闻学刊物是新闻学发展的重要园地和有力推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中国相继诞生了两份新闻学刊物，一份是由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创办的《新闻记者》，另一份则是由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创办的《战时记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者在当代大陆新闻史研究中获得了较多的关注和青睐，而后者则由于主办者属于国民党系统人士，虽然在当时销行颇广，影响很大，但在大陆的新闻史叙述中，长期默默无闻。这无疑大大影响了人们对中国新闻学术演进路径的正确认知。有鉴于此，下文以《战时记者》作为研究文本，在对该刊的编辑宗旨、内容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力求对该刊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
一、《战时记者》的创办缘由和目的
一个好的新闻学刊物，通过发表优秀研究成果，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给作者以深刻的启发，并激励新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观察，从而形成新的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达到推动新闻学进步的目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新闻学还是一个刚刚破土而出的学科，新闻学刊物园地里基本上是一片荒芜的景象，直到1927年黄天鹏主编《新闻学刊》的出现，中国才算有了真正的专门性新闻学理论刊物。此后，虽然间或有新闻学刊物诞生，但大多旋生旋灭，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在这些刊物中，1938年9月1日问世的《战时记者》，是一份在当时作出过较大理论贡献，但却在后世几乎被人们有意或无意遗忘的刊物。据笔者查阅文献所及，新中国建立后，新闻史学界提及《战时记者》的寥寥无几，即便涉及，也多一语带过。刘家林先生的《我国现代新闻学刊物及专版简介》专文中，在列举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新闻学刊物时，仅仅有“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发行的《战时记者》（由杜绍文主编，1938年9月1日出版）”[1]一句。该文在有关介绍之后，作出了“以上所列新闻学刊物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新闻记者》、《新闻学季刊》和《报学杂志》等三种”的结论，显然是将《战时记者》归入了“影响不大”的新闻学刊物行列。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以材料丰富著称，但在叙述相关新闻史实时，只有“此外，有些地区和学校，也成立了新闻学研究机构，开展学术活动。如1939年浙江成立浙江新闻学会，出版期刊《战时记者》及新闻学著作”的简略介绍，而且颇多错讹。①其他有关新闻史著作在提及《战时记者》时，一般也都没有超出如上所述。对该刊进行专门评述的文章，目前似乎只有《〈战时记者〉：抗战时期的重要新闻学刊物》[2]一篇短文。大陆新闻学界对《战时记者》的这种历史定位和衡估，与实际有着很大的距离。尤其是在《战时记者》与几乎同时期的另一份新闻学刊物《新闻记者》相比时，明显地感觉到新闻史学界在研究和分析中表现出厚此薄彼的偏向，对《战时记者》历史贡献的评价，既不准确，更不公道。
《战时记者》，月刊，1938年9月1日由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创办，每出12期为1卷。第1卷至第2卷的第5期，即1940年1月之前的17期，由杜绍文主编。杜绍文在编完第2卷第5期后，即“请假离浙”赴湘。第2卷第6期之后，即由汪远涵任主编。不巧的是，当汪远涵接编之始，“萧绍突告吃紧，预备发排的稿子只得又重新封存起来。”结果一直延宕到1940年4月1日时局方有好转，汪远涵只得将第6、7、8三期合刊出版。而第2卷第11期（七月号）又“因奉令与金华出版之各报合出抗战三周年联合刊”，该刊只好以联合刊代替《战时记者》第11期向读者寄送。1940年10月，“敌寇流窜浙绍，浙东告紧，因承印厂家工作停顿，”该刊无法正常出版，所以该刊第3卷第2、3、4期再出合刊一次。第3卷第5期又“因与金华出版各刊物合出元旦特刊”，该特刊即替代该刊第5期向读者寄送。1941年2月1日该刊出至第3卷第6期后，终告停刊，停刊原因不明。故该刊前后跨越3个年头，实际上生存了两年半的时间，共独立出版24次28期。从生存状态看，虽然也有合刊、联合刊现象存在，但比较而言，仍可谓是中国现代存在时间较长的连续性最好、发刊期数最多的新闻学刊物了。
创办《战时记者》的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成立于1938年4月12日，②为浙江省抗战爆发后最先组成的战时文化团体单位，属浙江省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一个专业组织。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为什么要创办《战时记者》杂志呢？近来有学者根据《战时记者》提供的有关材料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1）研究和发展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工作；（2）探讨新闻学的学理和实务；（3）进行新闻学教育。[2]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战时记者》的创办在当时具有不便为外人道的更隐微的目的——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新闻界的领导权。
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在较大程度上停止了对抗战言论的禁锢和压制。作为国民党战时基本国策的《抗战建国纲领》，对人民的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表示了一定的宽容和尊重。但是，随着战局的演进，国民党当局很快就从《抗战建国纲领》的立场上后退了，明里暗里、软硬兼施地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新闻舆论的检查和控制，与共产党进行新闻文化领导权的争夺。1938年7月，国民党公布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在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审查会对图书杂志进行检查。就在1938年，国统区多处地方发生了抗日报刊被国民党当局封禁停刊的事件，这是通过法律手段的硬性控制。通过建立新闻行业组织，引导、笼络和羁縻广大新闻工作者，则是软性控制措施。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成立和《战时记者》创办的真正目的，就是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新闻记者》进行新闻舆论领导权的争夺。 虽然抗日战争促进和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其实两党之间在各个领域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工作者团体，由范长江、陈同生、恽逸群等人发起创办，1937年冬筹备于上海，1938年3月30日成立于汉口。创办时有武汉、成都、长沙和上海4个分会，后增加到包括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内的25个分会。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该会成为该阶段团结进步青年新闻记者的组织中心，会员由初创时期的数十人发展到1 000多人。“青记”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即极为注意，“开始时以了解情况为由，不断来访，进行摸底、拉拢，其后发现此计难售，乃改以破坏为主，进行收买部分在国民党报纸内的会员，用拉出去的办法，以分裂‘青记’，其主要办法，就是控制各地分会。”[3]如，1938年底，由《扫荡报》记者王乃昌，《时事新报》记者吕秋心等出面，筹组重庆分会。该分会一成立，国民党即以给津贴、房子等手段，将分会拉去，外省各地也如法炮制。范长江后来在回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时也说：“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参与发起和组织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是我们当时在新闻界中和国民党争领导权的组织。……总会的领导核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但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时，许多分会被国民党打垮，或者抢去了。我们没有研究出有效的应付办法。”[4]浙江省战时新闻记者学会成立于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后一个多月，《新闻记者》创刊后半年《战时记者》亦随之面世。两个在编辑宗旨、栏目、内容方面甚为相似的刊物相继出现，其中也均能让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某种较劲、竞争的味道。
如果分析一下《战时记者》的创、编人员，就更可以明白该刊创刊的个中目的。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和《战时记者》第一任主编为杜绍文，杜此时为《东南日报》国际新闻编辑，《战时记者》的主要编辑人员、作者也都主要为《东南日报》的新闻工作者。《战时记者》创刊号上有一“征稿简则”，其中第八条为“倘蒙赐稿，请迳寄浙江金华东南日报社转《战时记者》社”，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的隶属关系。《东南日报》表面上是地方报纸，其实是一张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党报。该报前身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1934年6月16日改用本名，并同时成立“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后改称“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由陈果夫出任公司董事长，陈立夫任监事长，董、监事大多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浙江省党部委员。该报的上级领导和经费来源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委，立场一贯坚决反共。在抗战初期他还成立了浙江省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据《东南日报》老报人回忆，他成立该机构的目的，“就是想把所有文化教育事业都管起来，可是对谁也控制不了。他还办了国民通讯社、国民出版社和中心剧团等组织，原来也想用来抵消进步力量，但这些机构实力单薄，起不了作用，还是《东南日报》较有影响。”[5]另外，“根据胡健中的意见，文化界人士应按其从事工作的性质，分别组成作家、新闻记者、剧人、美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协会，以有别于原先中共及左派人士倡议组织的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6]也就是说，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成立，是国民党中央为了对抗中国共产党在新闻界日益扩大的影响假胡建中之手而采取的一个措施。大概由于在这方面准备有所不足，所以《战时记者》创刊初期，版面设计显得较为仓促，创刊号上虽然有杜绍文署名的《记者节与反侵略——代发刊辞》，但并没有如一般刊物创刊时那样详细交代刊物的办刊宗旨。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该刊创刊号上竟然没有目录，致使读者翻检很不方便，直到第2期，才在封面上出现“本期要目”式的目录。可能是创刊时由于时间紧迫，未及进行整体设计所致。尤其是该刊的“征稿简则”，在条目内容和文字表述上竟然与《新闻记者》的“投稿简章”几乎如出一辙。而且在栏目和内容设计上，随着时间的延续，《战时记者》与《新闻记者》的相似性也越来越强，这种雷同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有意义的联想和猜测。
二、《战时记者》的主办人员与停刊原因
虽然《战时记者》的创办隐含着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及其《新闻记者》争夺新闻舆论和学术领导权的目的，但在当时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竞争的特殊社会环境中，这个目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甚至该刊的具体编办人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意。而且，《战时记者》作为一个新闻学术刊物一旦创办起来，就必须遵循学术刊物的某些运作规律向前发展，具体编办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新闻学识、道德水准就会成为塑造刊物风貌与特征的重要因素。在《战时记者》的运作过程中，该刊两任主编杜绍文、汪远涵对刊物起到了重要的型塑作用。
杜绍文，又名杜超彬，广东澄海人，1927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新闻专业。1931年起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助教，同年9月去江苏镇江担任《苏报》记者兼副刊编辑，后任杭州《民国日报》国际新闻版编辑，兼任资料室主任以及杭州《东南日报》主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报社迁到金华，并主编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会刊《战时记者》，1941年赴湖南任《国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前线日报》主笔、《东南日报》上海版总编辑，曾主编《前线日报》新闻学周刊《新闻战线》，并受聘至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1952年起，任《文汇报》资料研究室主任等职。
汪远涵（1912—2006），浙江温州人，笔名越闲，1924年师从何辅幹学习英文，1931年进入复旦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师从谢六逸、王季思、曹聚仁、赵景深等。为了“联络感情，砥砺学行”，1931年12月，与温州同乡方恭敏、吴学森、陶正跃、叶显文、梅祖董、吴秉经等十余人在浙江永嘉籀园成立葱茏社。1936年春自复旦大学毕业，以文学院毕业成绩第一名获得学校银盾奖牌，同年应黄溯初邀请任上海《时事新报》国际版编辑。1939年9月进入《东南日报》金华版，先后任该报国际版编辑、编纂课长兼评论委员会评论委员以及丽水版、云和版和杭州版总编辑等职。1949年后，曾在温州师范学院等处任教。 杜绍文、汪远涵两人都受过正规的新闻学高等教育，新闻理论素养较高。特别是杜绍文对新闻理论有着浓郁的兴趣和较为深入的研究，1931年他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时，其本科毕业论文《新闻政策》由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谢六逸、戈公振、黄天鹏等知名学者为其作序推荐。谢六逸在序言中评价道：“‘新闻政策’在国内向来没有听着人提起过，杜绍文君的这本著作，可说是‘破天荒’了。”[7]抗战期间，他融新闻实践与理论于一体，先后出版了《中国报人之路》、《战时报学讲话》等新闻理论专著，是国统区较有理论建树和影响的新闻工作者。时人评价《中国报人之路》：“替我们弥补两个缺点：一为提供报学最新的理论，一为指示报人努力的途径，虽然薄薄的一册，但无论如何是很可贵的！该书有一未满意处，就是过于简略，令人一气读完，尚有不足之憾，希望能在再版时加以充实。”[8]杜绍文主编《战时记者》时，虽然其主要工作仍旧是《东南日报》的国际新闻版编辑，但对《战时记者》充满了热爱。他共主编了17期，每期都有他的理论文章。据笔者统计，他先后在《战时记者》上署名发表了19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辑成《战时报学讲话》一书，于1941年8月由战地图书出版社（上饶）出版。1940年1月，杜绍文因与《东南日报》总编辑刘湘女不合，遂不辞而别，到湖南长沙做《国民日报》社长去了。离开之前，他曾再三嘱咐汪远涵等人要把这个刊物维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到了湖南长沙以后，他又屡次写信给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各位朋友，请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使该刊因他一走而停刊。汪远涵等终于被他感动，而且看到该刊已有了基础，即此停刊岂非前功尽弃？于是决定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下去照常出版。
在烽火连天、一日三惊的环境中，支撑一个新闻学月刊，实属不易。杜绍文在该刊《二卷献辞》中向读者吐露衷曲：“《战时记者》随时有夭折的可能，经济的窘迫，稿件的缺乏，负责的无人，印刷的困难……具备其中一项，即有停刊危险，何况《战记》兼而有之呢？故从去年九月一日创刊后，横于同人眼前的，便是运用什么办法，使这小生命得能继续？发挥什么勇气，使能冲破一切的难关？采取什么方策，使这个刊物办得像样？在我们艰苦的支撑中，《战记》居然一天天的壮大起来，现在已跨入第二个年头，缓缓的打下了一点小小的基础。”[9]该刊之所以坚持下来，“实由于一股磅薄的精神所孕育、所驱使、所感召。”[9]这种精神一方面来源于广大读者的热情鼓励，新闻学者的无偿赐稿，使编者增添了无限的毅力与雄心，“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我们不得不掬献至诚，以报答读者作者的盛心。”[9]另一方面，就是编者怀着“建立我国新闻学理论”的信念，并始终认定要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持之以恒坚韧顽强，所以，此前的12期《战时记者》没有一次脱期，“虽在敌机的狂炸下，在谣言的纷起时，在困难的交煎日，我们持着‘有恒’这个武器，用着安详的步伐，吾行吾素，不慌不忙，按期出版，从无延误。其他的优点我们不敢说，惟定期刊物这‘定期’两字，我们则确确实实达成了‘有恒为成功之本’，我们距成功之日，还很辽远，不过追怀往事，我们如能继续支持下去，建立我国新闻学的理论，是不难计日图功的。”[9]这种虔诚的为新闻学理论研究献身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事情往往难如人愿，汪远涵接编《战时记者》之后，办刊环境就迅速恶化，办刊条件日益艰难困窘。虽然编者使出浑身解数，但“不可规避的横逆”不仅使定期刊物“不脱期”无法做到，而且还隔三差五地被迫与其他刊物进行“联合办刊”。《战时记者》是一个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理论刊物，读者对之有着特别的阅读期待，以“联合刊物”代替势必无法满足读者的这种专业性阅读期待。从1940年1月至1941年2月间，被迫两次“合刊”，两次“联合办刊”，变化无常的刊期和屡屡张冠李戴，当然会使《战时记者》的读者大失所望。更为要命的是，战时飞涨的物价又逼使刊物必须提高售价。该刊创刊时，每期零售四分，是很便宜的（因为同时期内容、篇幅相类的《新闻记者》每期零售一角）。不过一年之间，纸张油墨等等价格大涨，刊物开始忍痛未曾随印刷费之增而提高售价，但1940年1月以后，终因无雄厚的财力可恃，无法继续赔累，不能再事维持，万不得已，从第2卷第5期后，提高售价为每期一角，以资弥补。勉强支撑至1941年2月的第3卷第6期，又因“经济竭蹶，印费剧增”[10]，再一次提高售价为每期2角。虽然人们可以相信该刊无意谋利，但奈何当时广大读者也是囊中羞涩，很少人能够续掏腰包。在这种情况下，刊物前途黯淡实乃必然！
1941年2月，《战时记者》第3卷第6期篇首，主编汪远涵有一《致读者》，还表示“有坚强的信心”将刊物续办下去，但此后《战时记者》却停刊了。具体停刊原因不详，但可能和当时战事异常紧张、已经缺少最低限度的办刊条件有关。因为1941年3、4月间，正是《战时记者》在准备出版下一期之时，盘踞杭州的日军渡江沿浙赣线窜扰，金华一度告急。《东南日报》分成两路撤退。一路由严芝芳率领一部分职工前往丽水，成立丽水分社。另一路由胡健中率领大部分职工前往江山。辗转奔波，居无定所，立足未稳，人心惶惶。加之汪远涵此时回温州探视父病，4月19日，日寇登陆温州，当日他恰好偕全家老少溯瓯江而上，20日到达丽水。当时他们在船上即看到丽水上空的敌机来往肆虐，狂轰滥炸，晚上仍火光冲天，丽水同胞惨遭劫难。登岸之后，汪远涵即到《东南日报》办事处，就任《东南日报》丽水版总编辑之职。屋漏偏逢连夜雨，约一个月之后，山城疟疾猖獗作祟，除汪远涵之外，报社编辑部人员几乎全部病倒。于是，汪远涵几乎包办了整张报纸从新闻到副刊的所有编辑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汪远涵再也无暇顾及作为“副业”的《战时记者》编辑工作，当在情理之中。
另外，笔者还以为《战时记者》的停刊还有一个比较隐蔽微妙的原因，就是该刊原来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争夺领导权的政治目的，这时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皖南事变之后，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于1941年4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新闻记者》出至1941年3月2卷10期后也被迫停止。《战时记者》本来就是一桩赔钱赚吆喝的事业，虽然对新闻学理论有所贡献，但由于政治上出版的原因已经消失，所以浙江省战时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在物价飞涨、经济与人手都很紧张的情况下，再勉为其难地将《战时记者》续出下去，也实在是没有必要。 三、《战时记者》的传播内容和特点
（一）传播内容
所谓办刊宗旨是办刊者在审视出版文化的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就期刊的办刊目的与方针政策，出版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对象等所做的宏观规划。不过，办刊宗旨是由期刊编辑加以具体实施的，期刊编辑对办刊宗旨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刊物的发展方向与面貌。杜绍文执笔的《记者节与反侵略——代发刊辞》，交代了《战时记者》的发刊目的：在敌寇狂暴的侵略环境下，时代提出的新闻记者最低限度的工作，至少应有下述两个方面：
一系国内方面，须加速唤起全民族的反侵略意识，以驱除敌寇，做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例如当兵、出钱、服役、生产，均系反侵略的有效利器，新闻从业员宜善为启导策励和激励，增加我们反侵略的伟大力量。
一系国际方面，新闻从业员应胪举我国的各种事实，向并世列邦，宣示我们不仅有反侵略的坚韧决心，且有反侵略的胜利把握，时以我们英勇抗战的事迹，敌人残酷罪恶的兽行，一一公之于世，使各国对于我之抗战，一致刮目相看；我国反侵略的精神和实力，皆可大白于世人之前，而促彼等的援华反日，加强其深度和广度。[11]
杜绍文认为，我国过去反侵略的新闻宣传工作，存在很多的缺点和不足，“组织欠完善，工作欠紧张，联络欠密切，内容欠充实，手段欠敏巧，范围欠广泛，一切侦察、分析、统计、研究、归纳、论断、策应、交际、分配等工作，类皆未能恰到好处。”[11]揭露敌人的暴行仅是断简残篇，不够全面；宣示我国抗敌的实绩亦多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因此，提高战时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改进战时新闻报道的方法，就成为《战时记者》的最重要使命。“《战记》挟着‘自我教育’与‘矫正时弊’两大使命问世，它一面要设法使新闻工作者，取得了进修的机会和工具，改善报业、报纸及报人的本质；另一则为矫正一部份人，对于新闻工作者的蔑视与轻视。”[12]这一编辑宗旨决定了《战时记者》的办刊价值取向。该刊在《征稿简则》中揭明：“本刊欢迎有关抗战建国宣传，及中外新闻事业之理论与实际之文稿。”[13]从传播内容上看，存续3年刊行28期的《战时记者》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
1.新闻学理论研究与探讨
新闻理论是新闻学研究的基础与核心。《战时记者》在每期头条（社论）位置上多为比较纯粹的新闻理论研究文章，如《论金铁与纸》、《论新闻政策》、《创造新闻纸的独特性》、《战争带来了健全的新闻学》、《报人必备的四种精神》等，学理性颇为浓郁，且多为该刊主编所撰写，反映出该刊对新闻学基本理论的重视。有些文章很具新闻理论前瞻性。作为直接为战时新闻传播服务的刊物，该刊最大多数的文章还是对战时新闻学的阐释和解析。如《战时报业之质的变化》（范长江）、《略论战时报纸应有之趋向》（詹铙）、《儿童该有自己的报纸》、《发展游击区报业诸问题》等，对抗战开始以后报纸的变化及发展趋向、报业结构布局等，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显示出该刊具有敏锐的理论和实践感觉。
2.对战时新闻学的业务性指导
如《游击区内报纸的短评原则》（英）[14]一文认为，在游击区内办小型的油印报纸，长篇大论容纳不下，需要的是通俗精警简短有力的短评，评论要能够做到引导游击部队建设上正轨、竭力推动军民合作、解释战局转移的意义、与恶势力战斗到底等。《怎样做战地通讯员》（钟期森）[15]认为，战地环境要求战地通讯员除了具备超凡的忍耐力以外，还要能够骑马、骑自行车或者能开汽车。学识上，除文字精通和常识丰富之外，更要有充分的理解力与判断力，同时还要懂得一些地理、战史和兵法。言语上，除本能的国语外，最好还能懂得几种可能会用到的地方方言，能说一两种外国语。这些文章一般都是当时新闻工作者在编辑和采访中遇到的实际业务问题。因此，针对性特别强，便于新闻记者在编辑和采访中的实际应用，甚受广大新闻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
3.新闻史研究
《战时记者》所刊发的新闻学研究文章中，还有不少涉及了新闻史论方面，比如《中国近代之报业》、《世界最早的新闻纸》、《中国的代表通讯社》、《我国的第一种画报》、《我国第一之印刷》、《我国第一种现代报纸》、《香港华文报纸的沿革》等等，有些文章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文字间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该刊设立“新闻的新闻”专栏也具有很强的存史意义。通过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活动的报道，为后人研究当时的新闻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关于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范长江抵浙江金华布置第×战区新闻网并受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之邀作报告、桂林新闻界同人举行国民月会的报道，都不见于一般的新闻史著作，可补新闻史研究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4.进行新闻学教育
进行新闻知识普及和新闻教育是《战时记者》一以贯之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的新闻事业近年来正在飞跃的进展，新闻部门正需要众多的后备员，然而训练后备员的教育机关却稀少的可怜，在新闻教育机关未能大量扩充之前，现在的新闻从业员是应该负起一部分责任的……如有一种刊物收集这些宝贵的学识经验，使站在新闻学大门之外的青年得到一点门径，这当不是一件无益的事吧！”[16]除了通过刊登新闻学学理和业务的文章实现新闻教育目的外，该刊从第1卷第4期开始，特辟“记者常识讲座”一栏，邀请新闻界名家按期撰述新闻学之理论与实际经验，进行相关新闻学理论与基本知识的普及和推广工作，并登载一些专门研究新闻学教育的文章，例如《复旦大学的新闻系》、《法国新闻教育的改进》等等。
（二）发刊特点
范长江先生1939年8月曾经撰文总结中国抗战“两年来的新闻事业”。在评述该阶段我国的“新闻学与技术的发展”时有云：“浙江战时新闻学会的《战时记者》，亦曾广泛介绍各方面新闻言论。”[17]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战时记者》的办刊特点，即“广泛介绍”、园地公开是该刊的重要特点。《战时记者》的作者固然以《东南日报》、国民党系统的新闻工作者为主，但并未画地为牢、自我设限。该刊第8期一则消息值得注意：“本刊现经请定新闻界先进朱应鹏郭步陶诸先生，新闻学名作家范长江胡道静先生等多人，分任本刊特约撰述，按期写稿，今后本刊内容，当更充实。”[18]来自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等具有共产党人或左翼背景的作者，如范长江、孟秋江、夏衍、胡愈之、恽逸群等人的稿件就不时见诸该刊。该刊对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会务活动也积极予以报道：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近主办战地报纸供应队，第一队已在南昌成立，以孟秋江为队长，衷若霞李洪为副队长，现已开始工作，甚望各界人士能大量捐助报纸赠前方将士，由该会绝对负责，以最迅速妥善办法转递前方，其通讯地址为南昌状元桥正蒙小学衷若霞转，或南昌军邮处收转云。
又该会服务部，现已开始工作，凡属新闻界人士与该会会员，有所委托，莫不竭诚办理，有何困难，更为尽力解决。分口头接洽与书面接洽两种，地址为汉口江汉路宁波里十二号。该会为便利往来会员及同业住宿，特在上址附设“记者宿舍”，由服务部负责主持，颇有崭新意义云。[19]
第1卷第5期又报道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创办新闻人员训练所的消息；第1卷第8期还专为范长江的《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一书做了一幅文字广告。此外，该刊还时常刊登客观地介绍《新华日报》及其新闻工作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新闻事业发展情况的文章，如《晋察冀边区的新闻事业》（罗兰）、《大别山中的文化堡垒》（姚雪垠）、《活跃在敌军后方的中国青年记者》（白萍）等等。
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和交流，是《战时记者》的特点之一，也是该刊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该刊《“集纳”一得》一文透露出该刊与读者的互动情形：“近得客观正确的批评，以为我们硬性的专门的稿子，仍嫌太多，希望能够多刊一些综合的普通的作品。这是很宝贵的贡献，我们今后决遵此指示，尽量使专门和通俗打成一片；新闻从业员高兴看，各阶层的人亦高兴看。”[20]该刊鼓励读者提出批评和改良意见，并根据读者意见作出相应调整，以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读者觉得需要的文字也已在设法增加，如几位读者要求多刊载读报方法的文章，在第十期里我们就登出了两篇。又有读者来信说：‘敌伪的报纸大肆造谣，图扰乱耳听，究竟敌伪的宣传工具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实在不大清楚’。因此本期特地选刊了宋越伦先生等几篇应时应景的文章，是值得作为读者参考的。又有读者要求报人把自己投身报界的经历作一公开的报告，这一期就有了谭锋先生的一篇文字。”[21]该刊自第8期起，设置了“通讯与问答”专栏，“读者对于新闻界或新闻学如有任何问题，均可来函询问，当用直接答复或公开答复方式，详为解答。”[18]通过这种编读之间的书信往还，《战时记者》日益渗透、契合入广大读者的生活，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刊物不仅遍销浙江、安徽、重庆、陕西等地，甚至昆明、迪化等边远地方以及炮火纷飞的战区前线，也有该刊不少读者。
研究人员往往是从阅读学术刊物上的优秀研究论文开始他们的科学生涯和创造新知识的人生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物质匮乏，环境艰苦，出版一份较纯正的新闻刊物殊为不易。在那样艰难困窘的条件下，《战时记者》的创刊和存续，实属难能可贵。当时就有读者评价阅读该刊后的感受道：“有如沙漠上发现绿洲似的，中心不胜喜悦！此刊物，无疑的是报人们和有志于报业们，一块很肥沃的处女地，正待我们各尽所能共同发掘。”[22]该刊对战时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以及新闻史、新闻教育的研究与探讨，不仅为当时新闻工作者指明了前进和努力的方向，而且为后世的人们认识和理解当时我国新闻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准提供了一份鲜活而真实的资料。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第7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介绍存在两个错误：一是将“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误成“浙江新闻学会”；二是将该会1938年成立误成1939年。
②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第296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载：“1937年7月，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于绍兴成立，后迁金华”有误。因为《战时记者》第8期《新闻的新闻》专栏中刊登《浙省战时新闻学会一年来大事记》一文有“浙省战时新闻学会，于去年四月十二日（即1938年4月12日），组织成立，为浙省战时文化团体最先组成之一单位”的明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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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编者.致读者[J].战时记者，1940，2（12）：3.
[22]编者与读者[J].战时记者，1939，2（4）：24.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贾俊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