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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开发权之争是造成当前南海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又以油气资源为甚。据统计，南海大陆架已知的主要含油盆地有十多个，面积约85.24万平方公里，已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180多个。整个南海石油储量大约在200亿?300亿吨油当量之间，天然气储量约20万亿立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尚待开发油气藏之一，其中超过七成的储量分布在南海南部深水腹地，因此也被称为继波斯湾、欧洲北海和墨西哥湾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在争议最大的南沙海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南海周边国家先后通过自主开发、与美国、日本、英国、荷兰等30多个国家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等方式，在南沙海域架设钻井180多口（其中位于中国断续线内油气田的有100多个），生产井100多口，年总计采油量超过6500万吨，天然气开采量达750亿立方米。
“共同开发”需选好突破口
针对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中国很早就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方案，主张共同开发争议海域海洋资源。然而，从实践上来看，该倡议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大部分争端国对中国提出的这一政策主张并不“感冒”，导致在实际操作层面出现“中国单方面搁置开发，其他争端国竞相开发”的不利局面。2005年，中菲越三国国家石油公司曾签署《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第一次就合作共同开发南海资源达成共识，朝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有利局面下，该协议最终还是因为菲律宾方面的原因，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第一期执行完毕后就被迫中止。可以说，中国要想在短期内推动共同开发取得突破困难重重。
若论现阶段周边国家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力度，越南无疑最为强劲。作为东南亚国家石油开发领域的后起之秀，越南的海洋石油工业起步虽然较晚，但发展势头却很快，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在苏联帮助下，越南就开始在南沙海域成功进行了“白虎”、“大熊”石油和天然气田开采。1986年，越南“白虎”油田一号井试产，当年产原油4.5万吨，截至目前已累计生产原油2000多万吨，成为越南第一大海上油田。以此为基础，越南又相继建成多个海上油气田。目前，越南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方面“疏远中国、亲近他国”的迹象愈发明显，在越南众多的共同开发合作客户名单上中国一直都被排除在外。比如，越南已经累计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印度国家石油公司等50多个国家的油气公司共同签署了37个生产分成合同、一个商业合同和七个共同开发合同，在南海共划出石油招标区块多达200多个，面积几乎覆盖了西沙、南沙全部海域，却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多项共同开发合作协议反应冷淡。与此同时，越南近年来在南海的油气勘探开发区域却越来越靠近甚至越过中国南海断续线。比如，“大熊”油田就非常靠近南海断续线，年产量可达到500万吨以上;处于万安滩的“青龙”油田，预计石油储量也可达到6800万吨以上;而“红兰花”、“西兰花”、“向日葵”等新开发气田则完全处于中国断续线内。
越南并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文莱却是一个潜在的“突破口”。近年来，中文两国高层互动频繁，中文关系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双方已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油气资源领域，根据文莱“2035宏愿”发展规划，文莱将鼓励发展以海上油气资源开发为主的合作项目，加大对外合作招标力度。目前，中文两国已经就南海油气资源开发达成重要共识，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海上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海油和文莱国油“关于成立油田服务领域合资公司的协议”。中国浙江恒逸集团与文莱壳牌石油公司也于2012年签署《原油供应协议》，约定每年将从文莱壳牌石油公司获得275万吨原油供应。可以说，中国—文莱油气资源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共同开发”政策主张落实的典范，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潜力十分巨大。
施以援手可能“四两拨千斤”
虽然推动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困难重重，越南、菲律宾等争端国也对中国的南海政策心存疑虑，但是这也并非表示推动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完全没有可能。事实上，从大的国际经济环境而言，“开发在当下”就是最好的选择。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多，经济增速显著放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以石油为主的能源需求下降，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100多美元暴跌至最低不足30美元，这对以能源出口为主的经济体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对于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而言，继续在南海不遗余力地开采能源将面临成本压力。据有关资料显示，海上油气资源开发的成本约为每桶50?60美元左右，如果国际油价长期维持在低位，这些国家的海上油气产业将难以为继。在西方大型油气公司同样因为成本问题而削减海上油气开采业务、不愿涉足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区域合作伙伴就成为必然选择。对于“不差钱”的中国而言，此时若能对这些国家施以援手，启动尘封已久的“共同开发”，极有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今年7月的中国—东盟（10 1）外长万象会议应中方提议，发表中国和东盟国家外长关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联合声明。
增加共同开发方案的吸引力
共同开发涉及双边、甚至多边的利益分配问题。如若处理不当，将使整个合作方案的对外吸引力大打折扣。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海油通过“市场换技术”的合作方式，在确保获得探明油气田储量51%权益的基础之上，曾先后与美、英、法等十多个国家的40多家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对南海海域进行勘探开发。然而，与越南等周边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股权收益分配方案显得缺乏吸引力。以越南签署的南海油气勘探开发合同为例，其位于09-1区块内的蓝龙油田实际上由越南、俄罗斯、日本三方共同开发。根据三方共同开发合同协议，俄罗斯拥有该油田50%的股权权益，日本拥有15%，而越南自身仅仅占有35%。位于01和02区块“红宝石”气田，由越南和马来西亚共同开发。其中马来西亚石油公司（PETRONAS）拥有该区块高达85%的股权，越南仅拥有剩余15%的股权。由此可见，适当降低本国持股比例，给合作方更多的利益，增加共同开发方案的吸引力是越南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中国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
出于政治、安全等相关因素考虑，部分争端国不愿与中国在南海共同开发油气资源，中国企业提出的合作方案即便十分“诱人”也极有可能遭到拒绝。因此，如何合理利用商业规则，推动务实合作，考验着中方的智慧。2014年西班牙石油公司Repsol以130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加拿大第五大独立石油生产商Talisman Energy，标志着后者控制权易主。该公司曾与越南在“万安北—21”区块签署合作协议，造成与中方油气区块的重叠，Repsol此次收购后会如何处理该协议，值得关注。中国企业近年频频在国际资本市场进行大规模商业收购，所涉足的领域就包括能源企业，Repsol公司的这次收购无疑给了中国很多启发。如果能够以资本收购方式控股已经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签署南海油气开采合作协议的西方能源公司，这其实也就相当于间接推动了“共同开发”，也有助于处理诸如“万安北—21”区块等存在争议的合同区块。
磋商中的“南海行为准则”可加入硬性条款
中国与东盟十国于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对各方如何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其中第六条专门提到：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有关各方可探讨或开展合作，可包括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救与救助、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共同开发等领域。从大的科研范畴而言，资源（油气）勘探调查可以列入海洋科学研究中。鉴于中国与东盟十国正在磋商“南海行为准则”（COC），而COC是DOC精神的继承和延续，且更加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约束力。因此，如果能在COC中进一步明确南海资源勘探调查属于海洋科学研究，有关各方在此基础之上努力推动资源合作开发，将对“共同开发”起到正面推动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海南大学讲师）
“共同开发”需选好突破口
针对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中国很早就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方案，主张共同开发争议海域海洋资源。然而，从实践上来看，该倡议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大部分争端国对中国提出的这一政策主张并不“感冒”，导致在实际操作层面出现“中国单方面搁置开发，其他争端国竞相开发”的不利局面。2005年，中菲越三国国家石油公司曾签署《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第一次就合作共同开发南海资源达成共识，朝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有利局面下，该协议最终还是因为菲律宾方面的原因，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在第一期执行完毕后就被迫中止。可以说，中国要想在短期内推动共同开发取得突破困难重重。
若论现阶段周边国家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力度，越南无疑最为强劲。作为东南亚国家石油开发领域的后起之秀，越南的海洋石油工业起步虽然较晚，但发展势头却很快，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在苏联帮助下，越南就开始在南沙海域成功进行了“白虎”、“大熊”石油和天然气田开采。1986年，越南“白虎”油田一号井试产，当年产原油4.5万吨，截至目前已累计生产原油2000多万吨，成为越南第一大海上油田。以此为基础，越南又相继建成多个海上油气田。目前，越南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方面“疏远中国、亲近他国”的迹象愈发明显，在越南众多的共同开发合作客户名单上中国一直都被排除在外。比如，越南已经累计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印度国家石油公司等50多个国家的油气公司共同签署了37个生产分成合同、一个商业合同和七个共同开发合同，在南海共划出石油招标区块多达200多个，面积几乎覆盖了西沙、南沙全部海域，却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多项共同开发合作协议反应冷淡。与此同时，越南近年来在南海的油气勘探开发区域却越来越靠近甚至越过中国南海断续线。比如，“大熊”油田就非常靠近南海断续线，年产量可达到500万吨以上;处于万安滩的“青龙”油田，预计石油储量也可达到6800万吨以上;而“红兰花”、“西兰花”、“向日葵”等新开发气田则完全处于中国断续线内。
越南并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文莱却是一个潜在的“突破口”。近年来，中文两国高层互动频繁，中文关系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双方已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油气资源领域，根据文莱“2035宏愿”发展规划，文莱将鼓励发展以海上油气资源开发为主的合作项目，加大对外合作招标力度。目前，中文两国已经就南海油气资源开发达成重要共识，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海上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海油和文莱国油“关于成立油田服务领域合资公司的协议”。中国浙江恒逸集团与文莱壳牌石油公司也于2012年签署《原油供应协议》，约定每年将从文莱壳牌石油公司获得275万吨原油供应。可以说，中国—文莱油气资源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共同开发”政策主张落实的典范，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潜力十分巨大。
施以援手可能“四两拨千斤”
虽然推动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困难重重，越南、菲律宾等争端国也对中国的南海政策心存疑虑，但是这也并非表示推动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完全没有可能。事实上，从大的国际经济环境而言，“开发在当下”就是最好的选择。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多，经济增速显著放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以石油为主的能源需求下降，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100多美元暴跌至最低不足30美元，这对以能源出口为主的经济体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对于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而言，继续在南海不遗余力地开采能源将面临成本压力。据有关资料显示，海上油气资源开发的成本约为每桶50?60美元左右，如果国际油价长期维持在低位，这些国家的海上油气产业将难以为继。在西方大型油气公司同样因为成本问题而削减海上油气开采业务、不愿涉足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区域合作伙伴就成为必然选择。对于“不差钱”的中国而言，此时若能对这些国家施以援手，启动尘封已久的“共同开发”，极有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增加共同开发方案的吸引力
共同开发涉及双边、甚至多边的利益分配问题。如若处理不当，将使整个合作方案的对外吸引力大打折扣。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海油通过“市场换技术”的合作方式，在确保获得探明油气田储量51%权益的基础之上，曾先后与美、英、法等十多个国家的40多家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对南海海域进行勘探开发。然而，与越南等周边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股权收益分配方案显得缺乏吸引力。以越南签署的南海油气勘探开发合同为例，其位于09-1区块内的蓝龙油田实际上由越南、俄罗斯、日本三方共同开发。根据三方共同开发合同协议，俄罗斯拥有该油田50%的股权权益，日本拥有15%，而越南自身仅仅占有35%。位于01和02区块“红宝石”气田，由越南和马来西亚共同开发。其中马来西亚石油公司（PETRONAS）拥有该区块高达85%的股权，越南仅拥有剩余15%的股权。由此可见，适当降低本国持股比例，给合作方更多的利益，增加共同开发方案的吸引力是越南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中国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
出于政治、安全等相关因素考虑，部分争端国不愿与中国在南海共同开发油气资源，中国企业提出的合作方案即便十分“诱人”也极有可能遭到拒绝。因此，如何合理利用商业规则，推动务实合作，考验着中方的智慧。2014年西班牙石油公司Repsol以130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加拿大第五大独立石油生产商Talisman Energy，标志着后者控制权易主。该公司曾与越南在“万安北—21”区块签署合作协议，造成与中方油气区块的重叠，Repsol此次收购后会如何处理该协议，值得关注。中国企业近年频频在国际资本市场进行大规模商业收购，所涉足的领域就包括能源企业，Repsol公司的这次收购无疑给了中国很多启发。如果能够以资本收购方式控股已经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签署南海油气开采合作协议的西方能源公司，这其实也就相当于间接推动了“共同开发”，也有助于处理诸如“万安北—21”区块等存在争议的合同区块。
磋商中的“南海行为准则”可加入硬性条款
中国与东盟十国于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对各方如何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其中第六条专门提到：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有关各方可探讨或开展合作，可包括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救与救助、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共同开发等领域。从大的科研范畴而言，资源（油气）勘探调查可以列入海洋科学研究中。鉴于中国与东盟十国正在磋商“南海行为准则”（COC），而COC是DOC精神的继承和延续，且更加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约束力。因此，如果能在COC中进一步明确南海资源勘探调查属于海洋科学研究，有关各方在此基础之上努力推动资源合作开发，将对“共同开发”起到正面推动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海南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