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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中国上海證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事件为切入点，使用事件研究法评估海外并购的短期绩效，然后利用回归分析寻找其影响因子。研究发现：（1）国企在海外并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目标企业集中于开曼群岛、百慕大、美国和香港。（2）海外并购事件并不会给并购方带来显著的超常收益，反而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不过影响较小。（3）民企的累积超常收益率高于国企，说明市场较看好民企的海外并购。
【关键词】海外并购 股价 累积超常收益 事件研究法
一、引言
以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为起点，中国企业开启了一轮并购海外企业的浪潮，2011年海外并购的增速规模达到一个顶峰，并在随后的几年有所回落。对发达国家上市公司并购的研究通常发现：并购公告产生的总收益显著为正，但总收益在并购方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的分配并不均匀，目标企业的股东获得了显著为正的收益，而并购方股东通常不能获得正向收益，甚至会因股价下降遭受亏损。基于此，最近20多年来的主流公司金融理论通常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和行为金融学的框架下解释企业的并购决策，比较有代表性的假说包括自由现金流假说、管理层自大假说、股票市场估值错误驱动假说。
本文试图以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为切入点，利用股票市场的“信息发现”功能对中国海外并购的绩效进行评价。本文选择使用事件研究法来评估海外并购的短期绩效。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文献
海外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多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国内外学者主要应用事件分析法对海外并购的短期和中长期绩效进行评价。
1974年，Mandelker首次在并购绩效的研究中应用事件研究法，并在此之后，事件研究法逐渐成为了考察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主要方法。而短期事件法则是目前国际学术界评价海外并购绩效的主要方法。一般的做法是首先计算股价在并购公告附近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截面数据进行回归来研究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决定因素。有学者研究发现，被并购方所在的国家的某些特征能够较为显著地对海外并购的绩效产生影响；企业治理水平较高的与并购行为活跃的国家所对应的海外并购行为的绩效也会较高。相对的，另有学者指出，被并购方所在国的治理力度对并购的绩效有正向作用；若该东道国治理水平与制度较为完善时，企业并购的绩效也会较高。Mantecon（2009）的研究发现，若在海外并购中采取与目标公司股东合资（joint venture）的方式，则可以较有效的对并购中产生的估值不确定性与国家风险问题做出应对，因此用此种方式进行的并购行为能够获得更高的绩效评价[1]。Buckley（2012）则认为，在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法律的完善程度对并购的绩效也会产生很大程度的影响[2]。
以上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作为母国的海外并购的研究。Aybar和Ficici（2009）则针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在1991～2004年间发起的海外并购行为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发现：大部分的此类并购并未获得市场的积极评价，并且对并购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当目标公司的规模越大或者并购行为本身并非是多元化并购时，该并购行为带来的市场绩效越低[3]。但其他学者对新兴市场国家在1991-2008年发起的海外并购研究却发现：该类并购总体上能够获得市场的积极评价，并且目标公司所在国家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则市场给出的反应越好。
随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趋活跃，规模日益夸大，我国学者对并购绩效的研究逐渐增多。阎大颖（2009）对中国上市公司在进行海外并购前后三年的财务指标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管制制度的严苛程度，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的绩效呈反向关系[4]。顾露露和Reed（2011）的研究则发现，我国国企海外并购绩效明显要劣于民营企业，而中国内地上市的公司的绩效则会劣于在海外上市的公司[5]。邵新建等（2012）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划分为创造性资产和战略资源两大类，通过事件研究法发现，这两类并购均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6]。
（二）文献评析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笔者发现，虽然学者的研究角度各异，但仍存在继续深入挖掘的空间。首先，虽然国外对于海外并购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我国的经济情况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有着较为显著的不同，因此，仍需要针对我国国情进行新的研究与探索。其次，我国目前的对海外并购的研究主要以长期的绩效研究为主，对短期绩效的研究仍然相对缺乏。最后，国内外学者对于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以宏观角度为主，较少从公司本身基本面出发，研究并购前公司财务状况对并购后市场反应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我国从2005～201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31个样本事件进行短期绩效研究，并利用并购公司在并购事件发生之前一年的财务指标对其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
三、海外并购绩效的短期评价
（一）样本选择
本部分将使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绩效，数据来源于iFinD数据库。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样本过少，所以本文将目标公司处于香港的样本也列入其中。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的多次并购之间可能会互相影响，所以本文剔除了同一家上市公司半年内连续并购的样本。最后我们获得了31次海外并购公告的样本。
从并购方企业性质看，国有企业发起的并购有18个，占比58.06%，民企发起的并购为11个，占比35.48%，另外还有2起并购是外资企业发起的。总体来说国企在海外并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相对民营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并购决策更容易顺利通过国内各政府部门的核准，更为重要的是，其海外并购更容易得到国家各类优惠政策的支持。 从目标企业所处国家看，收购开曼群岛企业的样本最多，有9个，占29.03%。其次是百慕大、美国和香港，占比分别为22.58%、19.35%和12.90%。因为开曼群岛、百慕大、美国和香港都被称为避税圣地，所以并购方发起并购的目的可能与避税有关，但也不乏为了获得技术和资源而发起并购的事件。
此外，在对海外并购公告文件的分析中，我们还发现相比美国等发达市场企业的并购交易，中国上市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交易具有一些特点。首先，我国海外并购的支付方式比较单一，全部为现金结算。其次，目标企业基本为并购发起方在原产业链内的横向并购或纵向并购，缺少跨行业的多元化混合并购。
（二）事件研究框架
（1）事件及窗口的定义。本文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对于海外并购的首次正式公告作为事件，以首次公告日作为事件0日。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的公告信息可能提前泄露，并且股价对并购信息的吸收速度可能低于美国等发达市场，我们将事件窗口设定为首次公告日前后各15个交易日，即以并购公告前第1个交易日为事件-1日，以并购公告日后第1个交易日为事件1日，以此类推。事件估计窗口为-60日至-16日。
（2）异常收益率的估计及其统计检验。本文使用市场模型估计预期正常收益率：
E（rit）=αi+βirmt
其中，rmt代表市场组合在t期的收益率，本文将上证指数的收益率作为rmt。式中αi和βi是利用估计窗口的rit和rmt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最小二乘估计。
得到预期收益率之后，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异常收益率ARit：
ARit=rit-E（rit）
其中rit为事件窗口期个股的实际收益率。此外，个股在窗口期的累积异常收益率ARi为：
CARi=ARit
式中t1、t2分别为窗口期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那么所有样本在（t1，t2）时期的累积平均超常收益率CAR（t1，t2）为：
CAR（t1，t2）=CARi
N为样本数量。
（三）事件研究结果
从个股角度观察，超常收益率的波动比较随机，事件日当天超常收益率显著增加的样本只有29%，这说明：（1）海外并购可能并不会对我国上市公司带来特别大的超常收益，市场对国内企业的海外并购不看好；（2）我国证券市场不有效，可能存在内幕消息泄露的情况，以至于利好消息被提前消化。不过从整个事件窗口超常收益率的趋势图观察，前者的可能性较大。
从总体观察，超常收益率在事件日上升，且有正的超常收益，但在随后的两日急速下跌，且下跌幅度大于之前的上涨幅度，这也说明了市场对海外并购并不看好。不过除了个别两天外，其它事件窗口时期样本的超常收益率的T检验都不显著，表明超常收益率与0的区别不显著。这说明总体看来虽然市场对企业海外并购可能不看好，但其对企业股价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超常收益率不显著，所以我们研究累积超常收益率。如图 1所示，公告日前6日有略微正向的累积超常收益率，但是波动幅度不大。在公告日当天累积超常收益率上升趋势明显，但是公告日后一天累积超常收益率急速下跌，T=1和T=2时累积超常收益率都小于0。这说明市场并不支持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
从截面分析海外并购事件在事件窗口的累积超常收益率，可以发现累积超常收益率显著大于0的值较少。31个样本（-15，15）时期的平均累积超常收益率为-0.43%，且检验值为均值时T检验的sig.值为1，说明事件窗口期各股的累积超常收益率显著不异于均值-0.43%，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事件可能存在负收益。
我们缩小观察范围，首先研究每个股票事件日前5天的超常收益率CAR（-5，-1），其均值为1.12%，说明事件日前五天存在一个微小的累积超常收益率，经过单样本T检验，发现T值不显著。接着观察事件日后5天各个股票的超常收益率CAR（1，5），其均值为-0.93%，说明事件日后5天有负的累积超常收益率，T检验不显著。
接着我们将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分为国企和民企两个子样本群。观察两个样本群每个股票在事件窗口的累积超常收益率，发现民企的累积超常收益率明显高于国企，这说明市场比较支持和看好民企的海外并购，对国企的海外并购不是很看好。
因此，总体看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事件并不会给并购方带来显著的超常收益，反而可能会有略微负面影响，市场不看好海外并购。不过从分类研究的结果观察，民企的累积超常收益率明显高于国企，说明市场较看好民企的海外并购。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作为切入点，利用股票市场的信息通过事件研究法发现：
（1）总体看来，国企在海外并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相对民营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并购决策更容易顺利通过国内各政府部门的核准，更为重要的是，其海外并購更容易得到国家各类优惠政策的支持。此外，目标企业大多集中于开曼群岛、百慕大、美国和香港。
（2）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事件并不会给并购方带来显著的超常收益，反而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不过影响不大。广大投资者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走出国门并不持有良好的预期，即市场不看好海外并购。
（3）从分类研究的结果观察，民企的累积超常收益率高于国企，说明市场较看好民企的海外并购。这有可能是由于在进行海外并购时，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有更大的劣势，因此发起海外并购的民企实力一定很雄厚，其海外并购战略也一定是经过多次评估并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所以市场比较支持这类海外并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管是看中海外市场的资源还是海外公司的技术，很多企业都投身海外并购的浪潮，但有些企业可能得不到预期的收益，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一下建议： （1）政府需要不断完善与并购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为我国并购活动创造一个良性的环境；规范企业的行为，指导企业走正确的并购道路。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关于海外并购的特定法律，迫切需要建立海外并购为主的法律体系，从而保证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更为规范。
（2）政府应该减少干预，加强引导。并购是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若政府对公司并购过多干预，可能会影响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反而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3）对于公司自身来说，要明确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避免因为短期利益进行不理智的海外并购，力求进行的并购都能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做出贡献。
（4）在公司进行并购后，需重视其并购后的整合，如文中研究所说，大型企业能更好的解决并购后所需进行的资产、技术、专利等的融合，对于资产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在进行并购后，尤其需要重视并购后的整合，这也是关系到并购能否成功给公司带来积极效应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1]Mantecon Tomas.Mitigating Risks in Cross-border Acquisitiong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9，Vol.33（No.4）：640-651.
[2]Buckley.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Vol.38（No.4）：499-518.
[3]Aybar，Bülent.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and firm value An analysis ofemerging-market multinational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Vol.40（No.8）：1317-1338.
[4]阎大颖.國际经验、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营绩效[J].经济评论，2009，（1）：83-92.
[5]顾露露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了吗[J].经济研究，2011，（7）：116-129.
[6]邵新建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目标与经营绩效：基于A股市场的评价[J].世界经济，2012，（5）：81-105.
【关键词】海外并购 股价 累积超常收益 事件研究法
一、引言
以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为起点，中国企业开启了一轮并购海外企业的浪潮，2011年海外并购的增速规模达到一个顶峰，并在随后的几年有所回落。对发达国家上市公司并购的研究通常发现：并购公告产生的总收益显著为正，但总收益在并购方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的分配并不均匀，目标企业的股东获得了显著为正的收益，而并购方股东通常不能获得正向收益，甚至会因股价下降遭受亏损。基于此，最近20多年来的主流公司金融理论通常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和行为金融学的框架下解释企业的并购决策，比较有代表性的假说包括自由现金流假说、管理层自大假说、股票市场估值错误驱动假说。
本文试图以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为切入点，利用股票市场的“信息发现”功能对中国海外并购的绩效进行评价。本文选择使用事件研究法来评估海外并购的短期绩效。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文献
海外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多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国内外学者主要应用事件分析法对海外并购的短期和中长期绩效进行评价。
1974年，Mandelker首次在并购绩效的研究中应用事件研究法，并在此之后，事件研究法逐渐成为了考察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主要方法。而短期事件法则是目前国际学术界评价海外并购绩效的主要方法。一般的做法是首先计算股价在并购公告附近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截面数据进行回归来研究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决定因素。有学者研究发现，被并购方所在的国家的某些特征能够较为显著地对海外并购的绩效产生影响；企业治理水平较高的与并购行为活跃的国家所对应的海外并购行为的绩效也会较高。相对的，另有学者指出，被并购方所在国的治理力度对并购的绩效有正向作用；若该东道国治理水平与制度较为完善时，企业并购的绩效也会较高。Mantecon（2009）的研究发现，若在海外并购中采取与目标公司股东合资（joint venture）的方式，则可以较有效的对并购中产生的估值不确定性与国家风险问题做出应对，因此用此种方式进行的并购行为能够获得更高的绩效评价[1]。Buckley（2012）则认为，在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法律的完善程度对并购的绩效也会产生很大程度的影响[2]。
以上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作为母国的海外并购的研究。Aybar和Ficici（2009）则针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在1991～2004年间发起的海外并购行为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发现：大部分的此类并购并未获得市场的积极评价，并且对并购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当目标公司的规模越大或者并购行为本身并非是多元化并购时，该并购行为带来的市场绩效越低[3]。但其他学者对新兴市场国家在1991-2008年发起的海外并购研究却发现：该类并购总体上能够获得市场的积极评价，并且目标公司所在国家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则市场给出的反应越好。
随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趋活跃，规模日益夸大，我国学者对并购绩效的研究逐渐增多。阎大颖（2009）对中国上市公司在进行海外并购前后三年的财务指标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管制制度的严苛程度，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后的绩效呈反向关系[4]。顾露露和Reed（2011）的研究则发现，我国国企海外并购绩效明显要劣于民营企业，而中国内地上市的公司的绩效则会劣于在海外上市的公司[5]。邵新建等（2012）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划分为创造性资产和战略资源两大类，通过事件研究法发现，这两类并购均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6]。
（二）文献评析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笔者发现，虽然学者的研究角度各异，但仍存在继续深入挖掘的空间。首先，虽然国外对于海外并购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我国的经济情况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有着较为显著的不同，因此，仍需要针对我国国情进行新的研究与探索。其次，我国目前的对海外并购的研究主要以长期的绩效研究为主，对短期绩效的研究仍然相对缺乏。最后，国内外学者对于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以宏观角度为主，较少从公司本身基本面出发，研究并购前公司财务状况对并购后市场反应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我国从2005～201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31个样本事件进行短期绩效研究，并利用并购公司在并购事件发生之前一年的财务指标对其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
三、海外并购绩效的短期评价
（一）样本选择
本部分将使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绩效，数据来源于iFinD数据库。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样本过少，所以本文将目标公司处于香港的样本也列入其中。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的多次并购之间可能会互相影响，所以本文剔除了同一家上市公司半年内连续并购的样本。最后我们获得了31次海外并购公告的样本。
从并购方企业性质看，国有企业发起的并购有18个，占比58.06%，民企发起的并购为11个，占比35.48%，另外还有2起并购是外资企业发起的。总体来说国企在海外并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相对民营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并购决策更容易顺利通过国内各政府部门的核准，更为重要的是，其海外并购更容易得到国家各类优惠政策的支持。 从目标企业所处国家看，收购开曼群岛企业的样本最多，有9个，占29.03%。其次是百慕大、美国和香港，占比分别为22.58%、19.35%和12.90%。因为开曼群岛、百慕大、美国和香港都被称为避税圣地，所以并购方发起并购的目的可能与避税有关，但也不乏为了获得技术和资源而发起并购的事件。
此外，在对海外并购公告文件的分析中，我们还发现相比美国等发达市场企业的并购交易，中国上市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交易具有一些特点。首先，我国海外并购的支付方式比较单一，全部为现金结算。其次，目标企业基本为并购发起方在原产业链内的横向并购或纵向并购，缺少跨行业的多元化混合并购。
（二）事件研究框架
（1）事件及窗口的定义。本文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对于海外并购的首次正式公告作为事件，以首次公告日作为事件0日。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的公告信息可能提前泄露，并且股价对并购信息的吸收速度可能低于美国等发达市场，我们将事件窗口设定为首次公告日前后各15个交易日，即以并购公告前第1个交易日为事件-1日，以并购公告日后第1个交易日为事件1日，以此类推。事件估计窗口为-60日至-16日。
（2）异常收益率的估计及其统计检验。本文使用市场模型估计预期正常收益率：
E（rit）=αi+βirmt
其中，rmt代表市场组合在t期的收益率，本文将上证指数的收益率作为rmt。式中αi和βi是利用估计窗口的rit和rmt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最小二乘估计。
得到预期收益率之后，就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异常收益率ARit：
ARit=rit-E（rit）
其中rit为事件窗口期个股的实际收益率。此外，个股在窗口期的累积异常收益率ARi为：
CARi=ARit
式中t1、t2分别为窗口期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那么所有样本在（t1，t2）时期的累积平均超常收益率CAR（t1，t2）为：
CAR（t1，t2）=CARi
N为样本数量。
（三）事件研究结果
从个股角度观察，超常收益率的波动比较随机，事件日当天超常收益率显著增加的样本只有29%，这说明：（1）海外并购可能并不会对我国上市公司带来特别大的超常收益，市场对国内企业的海外并购不看好；（2）我国证券市场不有效，可能存在内幕消息泄露的情况，以至于利好消息被提前消化。不过从整个事件窗口超常收益率的趋势图观察，前者的可能性较大。
从总体观察，超常收益率在事件日上升，且有正的超常收益，但在随后的两日急速下跌，且下跌幅度大于之前的上涨幅度，这也说明了市场对海外并购并不看好。不过除了个别两天外，其它事件窗口时期样本的超常收益率的T检验都不显著，表明超常收益率与0的区别不显著。这说明总体看来虽然市场对企业海外并购可能不看好，但其对企业股价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超常收益率不显著，所以我们研究累积超常收益率。如图 1所示，公告日前6日有略微正向的累积超常收益率，但是波动幅度不大。在公告日当天累积超常收益率上升趋势明显，但是公告日后一天累积超常收益率急速下跌，T=1和T=2时累积超常收益率都小于0。这说明市场并不支持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
从截面分析海外并购事件在事件窗口的累积超常收益率，可以发现累积超常收益率显著大于0的值较少。31个样本（-15，15）时期的平均累积超常收益率为-0.43%，且检验值为均值时T检验的sig.值为1，说明事件窗口期各股的累积超常收益率显著不异于均值-0.43%，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事件可能存在负收益。
我们缩小观察范围，首先研究每个股票事件日前5天的超常收益率CAR（-5，-1），其均值为1.12%，说明事件日前五天存在一个微小的累积超常收益率，经过单样本T检验，发现T值不显著。接着观察事件日后5天各个股票的超常收益率CAR（1，5），其均值为-0.93%，说明事件日后5天有负的累积超常收益率，T检验不显著。
接着我们将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分为国企和民企两个子样本群。观察两个样本群每个股票在事件窗口的累积超常收益率，发现民企的累积超常收益率明显高于国企，这说明市场比较支持和看好民企的海外并购，对国企的海外并购不是很看好。
因此，总体看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事件并不会给并购方带来显著的超常收益，反而可能会有略微负面影响，市场不看好海外并购。不过从分类研究的结果观察，民企的累积超常收益率明显高于国企，说明市场较看好民企的海外并购。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海外并购作为切入点，利用股票市场的信息通过事件研究法发现：
（1）总体看来，国企在海外并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相对民营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并购决策更容易顺利通过国内各政府部门的核准，更为重要的是，其海外并購更容易得到国家各类优惠政策的支持。此外，目标企业大多集中于开曼群岛、百慕大、美国和香港。
（2）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事件并不会给并购方带来显著的超常收益，反而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不过影响不大。广大投资者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走出国门并不持有良好的预期，即市场不看好海外并购。
（3）从分类研究的结果观察，民企的累积超常收益率高于国企，说明市场较看好民企的海外并购。这有可能是由于在进行海外并购时，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有更大的劣势，因此发起海外并购的民企实力一定很雄厚，其海外并购战略也一定是经过多次评估并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所以市场比较支持这类海外并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管是看中海外市场的资源还是海外公司的技术，很多企业都投身海外并购的浪潮，但有些企业可能得不到预期的收益，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一下建议： （1）政府需要不断完善与并购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法律依据，同时为我国并购活动创造一个良性的环境；规范企业的行为，指导企业走正确的并购道路。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关于海外并购的特定法律，迫切需要建立海外并购为主的法律体系，从而保证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更为规范。
（2）政府应该减少干预，加强引导。并购是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若政府对公司并购过多干预，可能会影响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反而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3）对于公司自身来说，要明确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避免因为短期利益进行不理智的海外并购，力求进行的并购都能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做出贡献。
（4）在公司进行并购后，需重视其并购后的整合，如文中研究所说，大型企业能更好的解决并购后所需进行的资产、技术、专利等的融合，对于资产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在进行并购后，尤其需要重视并购后的整合，这也是关系到并购能否成功给公司带来积极效应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1]Mantecon Tomas.Mitigating Risks in Cross-border Acquisitiong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9，Vol.33（No.4）：640-651.
[2]Buckley.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Vol.38（No.4）：499-518.
[3]Aybar，Bülent.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and firm value An analysis ofemerging-market multinational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Vol.40（No.8）：1317-1338.
[4]阎大颖.國际经验、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营绩效[J].经济评论，2009，（1）：83-92.
[5]顾露露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了吗[J].经济研究，2011，（7）：116-129.
[6]邵新建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战略目标与经营绩效：基于A股市场的评价[J].世界经济，2012，（5）：8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