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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西学东渐之后，西方视域下的语境，逻辑，宗教以及在其之上建构起来的社会伦理结构便对传统仁义视域下的伦理产生影响。自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理学观念被彻底打破，为了在以“一以贯之”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注入新的力量，金岳霖先生用“道”统摄“式”与“能”，逐步消弭其与西方的“二元论”张力，使之逐步融合，进而凸显个体的力量。使得“个”之于“体”有了逻辑支撑与担当。在此逻辑基础之上形成的新的认知，以个体之力量构成的新的群体结构与国家，必将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契机之下，展现出新的风貌。
关键词：道 能 式 个体
金岳霖，字龙荪。曾留学欧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后前往英国，突破政治思想的框架，转而研究哲学。罗素先生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对金先生的学术走向产生影响。
以鸦片战争为历史分割点，西方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亦打破了明清以来的理学体系。社会政治的动荡，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以救民强国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为了把国民从思想的深渊中解放出来，以金岳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努力探索逻辑在思想和制度层面给国民带来的影响，重新建构近现代的文化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国民个体化，国家现代化，发展科学与民主成为其目标。
在中西哲学的双重影响下，在关于休谟归纳问题的思考的影响下，金先生重新构建逻辑体系，对天人关系，道论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探索与见解，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元学观。金先生通过建构新道论，逐渐消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万物一体”“一以贯之”的思想和西方的“主客二分”。形成其崭新的个体思想，把“个”附之于“体”，使得个体思想的强化有了逻辑上和思想上的可能性，亦改观了一直以来的天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化架构是人性善为其宗旨和成圣成贤的逻辑起点，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便是“以德配天”，而在西方的视域之下，便是“主客二分”的，有超越意义上的形而上者存在，不同的体系和影响在同一时空中的相互影响和调和，形成一种新的逻辑体系，对此金先生有具体的阐述。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基点是“天人合一”。在“万物一体”的思想影响下，个体是有“个”而无“体”的，缺乏属于“个”之于“体”对“个”的对象和形式，也就是经验化和生活化。个体独立意识与独立性的缺失，主体与客体之间无法真正的割裂，主客二分的思想就会因为缺乏逻辑基点而无法建构。主体性的建立在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不曾明朗化，走向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路。而西方从泰勒斯开始探索世界的本源问题，先后从本体论的不同特性去认识世界的本源，直至柏拉图形成其理念思想，某种程度上把本体属性化，通过“种加属差”的方法去解构，而留下了不可企及的，不可超越的领域。自此，形而上便一直存在，后来走向了不同的分化，自此主客便有了分界点。“能”与“式”的逻辑亦统摄其中。
同样，在西方个体虽然有“个”有“体”的。受原子论思想的影响，其“个体”之“体”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流射到社会制度领域，其民主与科学便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个体”的一力强调，很容易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张力如何调和与转化，一直以来是西方逻辑试图解决和面对的。因此如何规避两种不同的逻辑系统下的社会状态，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建构独立的并且相融相和的个体关系在逻辑上的可行性是金先生毕生想要探索的问题。
一.个体逻辑基点
从“能”与“式”，也就是形式与质料，两方面建构其个体哲学的形上基础，《论道》中逻辑架构是这样的：可能底现实--共相地关联--个体底变动。从可能底现实这一逻辑层面一直到个体底变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层层递进，逐步推理的。可能底现实作为最基础的实体而存在，道统摄并且贯穿其中。其主旨符合一直以来的“道”，与“天道”有了逻辑上的某种共通性。有了“能”与“式”的逻辑设定，有了具体的统筹与分化，“個”之于“体”的通达与联系便有了现实的依附条件。
金岳霖引用“式”与“能”阐释其个体思想。也是道论思想的逻辑起点。“能”与“可能”是构成“个体”的两种最基本的状态，也就是圆满性与非圆满性，在三维视域世界中的“个体”是个体共相，需要时空秩序的依托和帮助才能实现，也就是序列化。处在时空视域下的个体遵循“理由固然，势无必至”的原则而呈现其动态性，其殊相不断的生灭。此外，处于时空视区域下的“个体”并非“个”之于“体”的理性之境，需要“情求尽性，用求得体”以达到“无极而太极”之境。
金岳霖在《论道》中赋予“个体”之“个”以“体”，把“个”的独立性由“体”来承担，无“体”不能“个”，是在当时的语义对话与情境框架中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背景。
在《论道》一书中：“式”被定义为析取地无所不包的可能。所谓可能，指的是逻辑上没有矛盾，包括共相和殊相的概念。把所有的可能包举无遗的尽可能的统一起来，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选择性或者或然性。式是逻辑的始基。
能的定义为：可以经验得到的。对于体个兼有的个体，能自身不是个体，它是无个体的展现的，能是万事万物所同有的质料。
1.处在经验世界的认识之外，其状不可摹，其容不可形，不能用概念来表达。但是有共相和特殊相可以表达。2.“能”是变化中不稳定的状态，推动着“式”不断的变化，是一种潜在化。3.“能”是最基本的逻辑基点，自本自根的在运行。4.“能常动”，“能”是活动，是运动变化的，无论是作为怎样的一种状态，都能通过自身的变化最终达到推动共相的动态过程。
道是式--能，“式”与“能”是构成其道论的逻辑分析的起点。把能与可能联系起来，所谓可能是可以有而不必须有能的样式，在可能中不断的进行着能的活动。
金先生曾说“有能，即是表示经验的话，在经验中抓住了它，在所谓“形而上”学底范围之内，它也就逃不出去了”。
“无无能的式，无无式的能”对于“能”的思想可能来自于经验，但是并非完全依靠经验。“式或能无所谓存在”，“式”中虽有存在，而“式”无所谓存在；存在虽可以有“能”，而“能”无所谓存在。有无不是存在与不存在。是道底的内容则有，不是道底内容则无。存在固然是可能，不存在也是可能，它也在“式”中，它也可以有“能””。而能的活动就是不断的变化，展现出不同的式；式与能不可分离。居式由能，莫不为道。从理论上保证了道与能和式的统一。 二.个体的“体”与“个”
“个体”的动力因是个体本身作用的结果。然而“个体”的变动便统摄于道中。“个体”之于“个”便是将形式与质料统摄其中，在时空中位置化而得到其具体的经验化的可被感知的对象。而“个体”之于“体”，是质料的形式化与动态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一个过程是“能”出入于“式”的过程。也就是“居式由能”，“能”与“式”共同统摄于道中。
三.个体的流变
《论道》中提到“可能底轮转现实当然是有程序的。
在这个程序中，现实即个体化，而个体一方面即是综合的可能，所以总有综合可能底现实，另一方面既特殊化，所以总有综合可能底特殊的轮转现实。”也就是从共相的关联和殊相的变化两个方面来阐释个体的流变。
从共相的角度，个体的变动是无章可循的，要遵循许多“相通的普遍命题”，即共相的关联，固然的理，而从个体的变动来看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对以往的推测还是将来的预测，都要根据固然的理，“自特殊的个体界而言之，任何时间底现实状态是偶然的现实状态”从殊相的角度，个体的变动是偶然的，即“势无必至”，这种不确定性是一种时空上的不确定性，也是一种生灭上的不确定性。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四维空间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四维向更多维度空间转化的扩大化和不确定性。个体的变动是有极限的，在四维的时空观中，理势是合一的，是一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现实态度。
四.个体的变动性
“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有理几，有势几，自能之即出入于可能而言之几为理几：自能之即出入于个体底殊相而言之几为势几。”
1.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个体变动的趋势是“几与数”“相干于一个体底数对于该个体为命”。2.从某个“个体”来看，个体变动的状态是趋势。“有知识而又有意志的个体底有意志的变动有手段有目标”“绝对的目标是综合的目标，此目标达，则几息而数穷。从宏观角度来看，个体的变动是有目的性的，也就是有了现实的依据。
五.无极而太极之境
“情求尽性，用求得体”是“能”与“所”之于道德最佳诠释。“体”之共相为性，“体”之殊相为情。事事物物皆有性情。性是不完满的，是个体的共相中“体”之表征。殊相分有模仿了共相的性。由此，斩断了西方固有的神学话语体系，以一种更直观更理性的方式去践行。另据“无共不能殊，无殊不能共，无性不能明情，无情也不能表性，无体不能明用，无用也不能正”，“情求尽性，用求得体，而势有所依归”，“性是情之所依，性表于情，情移于性”个体的变动，一方面看是情，从各种不同的完满或者不完满的状态中展现出来，是殊相的生灭。另一方面是性，是共享的关联，是一种逻辑上的共性。“情求尽性”，即势依于理。而“理由固然，势无必至”是从不完满到完满的过程，从不完满到完满的过程并不都是顺利的，其中有其必然与偶然的关联。《论道》中讲到，“从顺着一方面着想，尽顺即各性皆尽，各体皆得，自共相底关联而言之，所有皆順，用不着有而同时也没有殊相生灭中属于顺的变动”“太极为至，就其为至而言之，太极至真，至善，至美，至如”生命的最后归属是向着道而生的，也就是“太极”，个体的变动从不完满到完满，顺境而来，尽性之情，得体之用，势归于理，到达太极自如之境。殊相便已逐渐消失，趋近于共相的过程。这样的逻辑观点与认识事物的方法一旦贯穿到人们的生活哲学与生活实践之中，必然影响到社会结构与伦理价值观的相应转变，从而为社会架构的变化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金岳霖.论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金岳霖.知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金岳霖文集.[M]，甘肃人民出版色1995年版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马列主义学院）
关键词：道 能 式 个体
金岳霖，字龙荪。曾留学欧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后前往英国，突破政治思想的框架，转而研究哲学。罗素先生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对金先生的学术走向产生影响。
以鸦片战争为历史分割点，西方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亦打破了明清以来的理学体系。社会政治的动荡，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以救民强国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为了把国民从思想的深渊中解放出来，以金岳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努力探索逻辑在思想和制度层面给国民带来的影响，重新建构近现代的文化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国民个体化，国家现代化，发展科学与民主成为其目标。
在中西哲学的双重影响下，在关于休谟归纳问题的思考的影响下，金先生重新构建逻辑体系，对天人关系，道论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探索与见解，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元学观。金先生通过建构新道论，逐渐消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万物一体”“一以贯之”的思想和西方的“主客二分”。形成其崭新的个体思想，把“个”附之于“体”，使得个体思想的强化有了逻辑上和思想上的可能性，亦改观了一直以来的天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化架构是人性善为其宗旨和成圣成贤的逻辑起点，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便是“以德配天”，而在西方的视域之下，便是“主客二分”的，有超越意义上的形而上者存在，不同的体系和影响在同一时空中的相互影响和调和，形成一种新的逻辑体系，对此金先生有具体的阐述。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基点是“天人合一”。在“万物一体”的思想影响下，个体是有“个”而无“体”的，缺乏属于“个”之于“体”对“个”的对象和形式，也就是经验化和生活化。个体独立意识与独立性的缺失，主体与客体之间无法真正的割裂，主客二分的思想就会因为缺乏逻辑基点而无法建构。主体性的建立在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不曾明朗化，走向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路。而西方从泰勒斯开始探索世界的本源问题，先后从本体论的不同特性去认识世界的本源，直至柏拉图形成其理念思想，某种程度上把本体属性化，通过“种加属差”的方法去解构，而留下了不可企及的，不可超越的领域。自此，形而上便一直存在，后来走向了不同的分化，自此主客便有了分界点。“能”与“式”的逻辑亦统摄其中。
同样，在西方个体虽然有“个”有“体”的。受原子论思想的影响，其“个体”之“体”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流射到社会制度领域，其民主与科学便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个体”的一力强调，很容易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张力如何调和与转化，一直以来是西方逻辑试图解决和面对的。因此如何规避两种不同的逻辑系统下的社会状态，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建构独立的并且相融相和的个体关系在逻辑上的可行性是金先生毕生想要探索的问题。
一.个体逻辑基点
从“能”与“式”，也就是形式与质料，两方面建构其个体哲学的形上基础，《论道》中逻辑架构是这样的：可能底现实--共相地关联--个体底变动。从可能底现实这一逻辑层面一直到个体底变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层层递进，逐步推理的。可能底现实作为最基础的实体而存在，道统摄并且贯穿其中。其主旨符合一直以来的“道”，与“天道”有了逻辑上的某种共通性。有了“能”与“式”的逻辑设定，有了具体的统筹与分化，“個”之于“体”的通达与联系便有了现实的依附条件。
金岳霖引用“式”与“能”阐释其个体思想。也是道论思想的逻辑起点。“能”与“可能”是构成“个体”的两种最基本的状态，也就是圆满性与非圆满性，在三维视域世界中的“个体”是个体共相，需要时空秩序的依托和帮助才能实现，也就是序列化。处在时空视域下的个体遵循“理由固然，势无必至”的原则而呈现其动态性，其殊相不断的生灭。此外，处于时空视区域下的“个体”并非“个”之于“体”的理性之境，需要“情求尽性，用求得体”以达到“无极而太极”之境。
金岳霖在《论道》中赋予“个体”之“个”以“体”，把“个”的独立性由“体”来承担，无“体”不能“个”，是在当时的语义对话与情境框架中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背景。
在《论道》一书中：“式”被定义为析取地无所不包的可能。所谓可能，指的是逻辑上没有矛盾，包括共相和殊相的概念。把所有的可能包举无遗的尽可能的统一起来，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选择性或者或然性。式是逻辑的始基。
能的定义为：可以经验得到的。对于体个兼有的个体，能自身不是个体，它是无个体的展现的，能是万事万物所同有的质料。
1.处在经验世界的认识之外，其状不可摹，其容不可形，不能用概念来表达。但是有共相和特殊相可以表达。2.“能”是变化中不稳定的状态，推动着“式”不断的变化，是一种潜在化。3.“能”是最基本的逻辑基点，自本自根的在运行。4.“能常动”，“能”是活动，是运动变化的，无论是作为怎样的一种状态，都能通过自身的变化最终达到推动共相的动态过程。
道是式--能，“式”与“能”是构成其道论的逻辑分析的起点。把能与可能联系起来，所谓可能是可以有而不必须有能的样式，在可能中不断的进行着能的活动。
金先生曾说“有能，即是表示经验的话，在经验中抓住了它，在所谓“形而上”学底范围之内，它也就逃不出去了”。
“无无能的式，无无式的能”对于“能”的思想可能来自于经验，但是并非完全依靠经验。“式或能无所谓存在”，“式”中虽有存在，而“式”无所谓存在；存在虽可以有“能”，而“能”无所谓存在。有无不是存在与不存在。是道底的内容则有，不是道底内容则无。存在固然是可能，不存在也是可能，它也在“式”中，它也可以有“能””。而能的活动就是不断的变化，展现出不同的式；式与能不可分离。居式由能，莫不为道。从理论上保证了道与能和式的统一。 二.个体的“体”与“个”
“个体”的动力因是个体本身作用的结果。然而“个体”的变动便统摄于道中。“个体”之于“个”便是将形式与质料统摄其中，在时空中位置化而得到其具体的经验化的可被感知的对象。而“个体”之于“体”，是质料的形式化与动态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一个过程是“能”出入于“式”的过程。也就是“居式由能”，“能”与“式”共同统摄于道中。
三.个体的流变
《论道》中提到“可能底轮转现实当然是有程序的。
在这个程序中，现实即个体化，而个体一方面即是综合的可能，所以总有综合可能底现实，另一方面既特殊化，所以总有综合可能底特殊的轮转现实。”也就是从共相的关联和殊相的变化两个方面来阐释个体的流变。
从共相的角度，个体的变动是无章可循的，要遵循许多“相通的普遍命题”，即共相的关联，固然的理，而从个体的变动来看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对以往的推测还是将来的预测，都要根据固然的理，“自特殊的个体界而言之，任何时间底现实状态是偶然的现实状态”从殊相的角度，个体的变动是偶然的，即“势无必至”，这种不确定性是一种时空上的不确定性，也是一种生灭上的不确定性。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四维空间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四维向更多维度空间转化的扩大化和不确定性。个体的变动是有极限的，在四维的时空观中，理势是合一的，是一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现实态度。
四.个体的变动性
“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有理几，有势几，自能之即出入于可能而言之几为理几：自能之即出入于个体底殊相而言之几为势几。”
1.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个体变动的趋势是“几与数”“相干于一个体底数对于该个体为命”。2.从某个“个体”来看，个体变动的状态是趋势。“有知识而又有意志的个体底有意志的变动有手段有目标”“绝对的目标是综合的目标，此目标达，则几息而数穷。从宏观角度来看，个体的变动是有目的性的，也就是有了现实的依据。
五.无极而太极之境
“情求尽性，用求得体”是“能”与“所”之于道德最佳诠释。“体”之共相为性，“体”之殊相为情。事事物物皆有性情。性是不完满的，是个体的共相中“体”之表征。殊相分有模仿了共相的性。由此，斩断了西方固有的神学话语体系，以一种更直观更理性的方式去践行。另据“无共不能殊，无殊不能共，无性不能明情，无情也不能表性，无体不能明用，无用也不能正”，“情求尽性，用求得体，而势有所依归”，“性是情之所依，性表于情，情移于性”个体的变动，一方面看是情，从各种不同的完满或者不完满的状态中展现出来，是殊相的生灭。另一方面是性，是共享的关联，是一种逻辑上的共性。“情求尽性”，即势依于理。而“理由固然，势无必至”是从不完满到完满的过程，从不完满到完满的过程并不都是顺利的，其中有其必然与偶然的关联。《论道》中讲到，“从顺着一方面着想，尽顺即各性皆尽，各体皆得，自共相底关联而言之，所有皆順，用不着有而同时也没有殊相生灭中属于顺的变动”“太极为至，就其为至而言之，太极至真，至善，至美，至如”生命的最后归属是向着道而生的，也就是“太极”，个体的变动从不完满到完满，顺境而来，尽性之情，得体之用，势归于理，到达太极自如之境。殊相便已逐渐消失，趋近于共相的过程。这样的逻辑观点与认识事物的方法一旦贯穿到人们的生活哲学与生活实践之中，必然影响到社会结构与伦理价值观的相应转变，从而为社会架构的变化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金岳霖.论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金岳霖.知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金岳霖文集.[M]，甘肃人民出版色1995年版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马列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