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第三期《读书》的一篇“压卷”名曰《无话则短》，指出《读书》有“多语症”——“用了好多不知外国人还是假外国人编造的术语”，“长出了十倍的胖肉，不能说还剩阿波罗的十分之一的美”云云。我想，文章或长或短，难免。长文短写虽足提倡，但不吐不快的长文，不予删繁就简，也是一种“特色”。比如，章怡自称“杂乱无章令专门家笑破肚皮的潜意识非线性随感残稿”的文章，占了一九九六年第四期的十一页，可谓“胖”乎。他拿弗洛伊德诸公来抒发对“禁区”的“压抑感情”，文虽长而情可悯，绝非潘金莲的裹足布。李长声的《漫录》占八页，拉来江藤淳诸公摆龙门阵围攻大江健三郎，文虽短于章文，可意似未尽，似可再“胖”一点，使人对此文学大奖多一点感悟。至于卷首李辉在“三家村酒家”深酌浅饮，占九页，似乎没有“胖肉”。呜呼，吴邓廖，三人三样，道不尽中国文人的种种磨难，读之令人三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