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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涉及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政权建设、政治体制、政治稳定、政治改革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学习、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有助于我们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更深层次地领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确立自觉的政治体制改革意识。
[关键词] 邓小平 政治体制改革 思想
目前学术界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甚少，虽有个别学者曾从侧面涉及此事，但也语焉不详。有鉴于此，笔者就邓小平政治体制思想做详细论述，以期为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一、邓小平对于我国政治体制缺陷的认识
原有政治体制的缺陷与弊端是什么，其危害有多严重，这是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邓小平早在1977年9月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1]P70。时隔一年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从更为深层的视角，点出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
1.党政不分。1980年8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1]P327，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1]P321。党政分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理念，“党政不分”现象，是党的系统与行政系统的权力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问题，本质上是党和政府领导机关的政治地位如何界定或正确划分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和正确处理的重大政治问题。
2.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1]P144现行宪法颁布以来的实践证明，正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才使人民代表大会便于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便于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便于实行“议行合一”；便于正确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切实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所有这些目标，都必须依靠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才能实现。
3.官僚主义较为严重。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其主要表现和危害在于：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等。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邓小平认为，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正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1]P328。除此以外，官僚主义的病根还在于，我们的各级企业事业机构，长期缺少严格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最终导致无章可循，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官僚主义的第三个病根是，干部人事制度不健全，“只要工作就是铁饭碗。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
4.权力过分集中。长期以来，我们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体现在很多方面。邓小平认为，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1]P329。这种做法，至少带来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二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等等”[1]P329。邓小平在剖析造成权力过分集中的根源时指出：第一，它“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1]P329；第二，它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1]P329”；第三，同我们党的经历有关。
5.特权现象比较严重。邓小平所说的特权，是指“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1]P332。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我们的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但有时又重新滋长。他说，在我们国家，应该做到人人平等，无论官职大小。可是，“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1]P332。
邓小平所剖析的上述现象的存在，也是他倡导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依据。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把“权力过分集中”看作是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根本症结。可见，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远大的政治远见。
二、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和建议
邓小平第一次集中阐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8年10月，他在中国工会九大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改变上层建筑”[1]P135。一年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四大的祝辞中，他明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P208的概念。1980年8月18日，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他更是具体地阐述了改革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方向、目标等。这篇讲话为后来逐步开展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1982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则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精简机构提高到“是一场革命”[1]P396的高度，认为，这是“对体制的革命”。
邓小平第二次集中阐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1986年至1987年期间。他从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出发，反复阐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目的、内容、原则和步骤等。他甚至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作为我国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P397，主张“现在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2]P160。1987年春，他又指出学生闹事和总书记更换这两件事不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2]P201”。正是根据上述思想，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向全党全国提出了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 邓小平第三次集中阐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针对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他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党的基本路线等的基本关系。他指出，“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2]P211，“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2]P313。可见，邓小平一直在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主要内容，并把主要内容概括成了几条。
1.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和基本目标，邓小平指出，要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国家。具体地说，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包括四条：一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二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四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2.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从稳定压倒一切到改革压倒一切。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那么，这里面究竟包含了哪些指向21世纪的指导思想呢？邓小平不仅是要稳定，而且更是要发展。他的根本主张是“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和“改革压倒一切”。从1991年起，邓小平转向全力推进“改革压倒一切”和“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的大改革和大发展了，南方谈话也就出台了。他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于中国21世纪发展道路的根本主张是：以“改革压倒一切”谋取战略稳定，以“改革压倒一切”为发展开辟道路。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战略指导意义。
三、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开拓人。他坚持改革政治体制执著不变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精深思想，对于坚持新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圆满地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坚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应该说，长期以来，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离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里，既有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复杂的客观原因，又有认识上存在许多误区等主观因素。我们应自觉地以邓小平同志为楷模，坚持改革政治体制执著不变。
其次，有助于我们在更深的层面领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增强改革成功的自信心。越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就越发暴露出来了。比如，政府职能混乱与作用失当问题，存在的多干预、少调节，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显然，只有改革政治体制，才能比较彻底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也就增强了改革成功的自信心。
第三，有利于我们领悟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确立自觉的改革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把政治体制改革当作一场伟大的革命来搞，如果时间拖得太长，那就有真正的危险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深化，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愈来愈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中国也愈来愈需要改革政治体制。
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过艰难曲折的推进，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积累了不少值得认真总结的宝贵经验。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无可置疑地确认，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指引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于科学地评价3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成果，与时俱进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邓小平 政治体制改革 思想
目前学术界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甚少，虽有个别学者曾从侧面涉及此事，但也语焉不详。有鉴于此，笔者就邓小平政治体制思想做详细论述，以期为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一、邓小平对于我国政治体制缺陷的认识
原有政治体制的缺陷与弊端是什么，其危害有多严重，这是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邓小平早在1977年9月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1]P70。时隔一年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从更为深层的视角，点出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
1.党政不分。1980年8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1]P327，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1]P321。党政分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理念，“党政不分”现象，是党的系统与行政系统的权力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问题，本质上是党和政府领导机关的政治地位如何界定或正确划分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和正确处理的重大政治问题。
2.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1]P144现行宪法颁布以来的实践证明，正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才使人民代表大会便于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便于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便于实行“议行合一”；便于正确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切实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所有这些目标，都必须依靠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才能实现。
3.官僚主义较为严重。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其主要表现和危害在于：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等。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邓小平认为，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正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1]P328。除此以外，官僚主义的病根还在于，我们的各级企业事业机构，长期缺少严格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最终导致无章可循，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官僚主义的第三个病根是，干部人事制度不健全，“只要工作就是铁饭碗。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
4.权力过分集中。长期以来，我们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体现在很多方面。邓小平认为，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1]P329。这种做法，至少带来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二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等等”[1]P329。邓小平在剖析造成权力过分集中的根源时指出：第一，它“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1]P329；第二，它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1]P329”；第三，同我们党的经历有关。
5.特权现象比较严重。邓小平所说的特权，是指“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1]P332。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我们的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但有时又重新滋长。他说，在我们国家，应该做到人人平等，无论官职大小。可是，“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1]P332。
邓小平所剖析的上述现象的存在，也是他倡导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依据。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把“权力过分集中”看作是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根本症结。可见，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远大的政治远见。
二、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和建议
邓小平第一次集中阐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8年10月，他在中国工会九大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改变上层建筑”[1]P135。一年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四大的祝辞中，他明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P208的概念。1980年8月18日，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他更是具体地阐述了改革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方向、目标等。这篇讲话为后来逐步开展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1982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则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精简机构提高到“是一场革命”[1]P396的高度，认为，这是“对体制的革命”。
邓小平第二次集中阐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1986年至1987年期间。他从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出发，反复阐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目的、内容、原则和步骤等。他甚至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作为我国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P397，主张“现在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2]P160。1987年春，他又指出学生闹事和总书记更换这两件事不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2]P201”。正是根据上述思想，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向全党全国提出了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 邓小平第三次集中阐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针对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他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党的基本路线等的基本关系。他指出，“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2]P211，“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2]P313。可见，邓小平一直在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主要内容，并把主要内容概括成了几条。
1.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和基本目标，邓小平指出，要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国家。具体地说，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包括四条：一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二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四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2.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从稳定压倒一切到改革压倒一切。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那么，这里面究竟包含了哪些指向21世纪的指导思想呢？邓小平不仅是要稳定，而且更是要发展。他的根本主张是“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和“改革压倒一切”。从1991年起，邓小平转向全力推进“改革压倒一切”和“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的大改革和大发展了，南方谈话也就出台了。他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于中国21世纪发展道路的根本主张是：以“改革压倒一切”谋取战略稳定，以“改革压倒一切”为发展开辟道路。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战略指导意义。
三、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开拓人。他坚持改革政治体制执著不变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精深思想，对于坚持新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圆满地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坚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应该说，长期以来，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离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里，既有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复杂的客观原因，又有认识上存在许多误区等主观因素。我们应自觉地以邓小平同志为楷模，坚持改革政治体制执著不变。
其次，有助于我们在更深的层面领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增强改革成功的自信心。越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就越发暴露出来了。比如，政府职能混乱与作用失当问题，存在的多干预、少调节，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显然，只有改革政治体制，才能比较彻底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也就增强了改革成功的自信心。
第三，有利于我们领悟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确立自觉的改革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把政治体制改革当作一场伟大的革命来搞，如果时间拖得太长，那就有真正的危险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深化，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愈来愈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中国也愈来愈需要改革政治体制。
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过艰难曲折的推进，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积累了不少值得认真总结的宝贵经验。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无可置疑地确认，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指引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于科学地评价3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成果，与时俱进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