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雷蒙·威廉斯著
　　高晓玲译
　　商务印书馆
　　2018年9月
　　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生活中，一些文化符号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事物已不仅仅是某个单纯的事物，它被“看成”了代表某个抽象意义的符号。
　　既然文化更多与器物相对而言，那么从文学作品、理论作品中寻找文化的踪迹自然是文化研究者们首先便能想到的办法。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是英国新左翼的开创性作品，也是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根据威廉斯的看法，“文化”一词乃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通过论及1780年-1950年间一些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渐次展开了“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的词源和意义流变，进而从侧面勾勒出了社会的变化。
　　威廉斯用到的方法被称为关键词分析法。关键词分析法的哲学味十足。维特根斯坦就曾推荐过哲学作为“概念考察”的研究方式。从外延上讲，概念隶属于语词，关键词自然是概念。但选择什么概念作为关键词却因人而异，有论者就指出，这些高频词汇的提炼是建立在威廉斯个人深厚的语言学和文学基础上的。如果我们将思想比作一幅地图，关键词便是地图交通路线上的节点城市，它们起着交通枢纽的作用。在威廉斯的文化地图中，世人一开始的抵触情绪颇值得玩味。

有人反对工业社会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导论中提到的第一个关键词便是“工业”，这个关键词透露出了威廉斯关注的宏大时代背景，它也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也即工业革命成了威廉斯论述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民主”“阶级”“艺术”“文化”这些知识分子们经常使用的概念的含义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威廉斯还强调，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充满了对比的氛围。这种对比正是社会巨变、传统断裂的体现。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它让社会所能供养的人口，远远超出了马尔萨斯所谓的土地自然承载力限制。社会不仅能从物质层面供养这些多出来的人口，而且还要从精神层面满足他们。常言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想要更好的生活，以及与这些生活相匹配的精神文化享受是人们自然而然的诉求。
　　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大生产尽管能满足世人的物质要求，但却无法真正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道理在于，任何好的、高级的文化载体一旦实现了大规模生产，也就失去了精神和文化气息。
　　自然会有学者批判此类大规模生产。他们认为，有血有肉的工匠都被赶出了他们的作坊，让位于一个速度更快的、没有生命的工匠。换言之，在知识分子们看来，旨在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东西缺少了文化气息。
　　不仅外在的文化在消失，内在的思想和情感也在消失，知识分子们对此忧心忡忡：
　　人们不仅双手变得机械，连头脑和心灵亦是如此。他们对个体努力和自然力量都已丧失了信心。他们期盼和追求的并不是内在的完美，而是外在的组织和安排，是机构和政体——是这样或那样的“机制”。他们所有的努力、寄托和看法，都变得机械化，具有了机械性。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知识分子们眼中的精神和文化到底为何物。在他们看来，精神和文化至少与知识、认识相对立。科学家们的所有努力都旨在寻找世间万物运作背后的机制和道理，这些机制让我们对各种现象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一过程又称祛魅。知识分子们总是站在日常感知的层面认为整个世界就这样了，已经没什么神秘之物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科学的发展、知识的探求是个无穷的过程，就像戴维·多伊奇的作品名透露的，我们只是站在了无穷的起点而已。在传统知识分子们看来神秘的东西逐渐变得不神秘了，但他们又没能跟上知识演化的节奏，才会觉得世间无神秘可言。谁又能说，那些超出了世人日常感知的深层次的神秘和美丽竟无法与现代人视之为粗浅的传统神秘相媲美呢？

有人反对民主

　　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工业大生产养活了更多的人口，民主制让大众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作为精英和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自然对群众万分戒备，他们认为群众是具有压倒性多数的魔鬼子民，都是木鱼脑袋，容易上当受骗，被人收买，酗酒乱言。
　　知识分子和贵族们认为，群众会让社会混乱，扰乱社会秩序。他们认为后者要求的是“不干涉主义”（laissez-faire），这种主义乃所有苦难的根源。像卡莱尔等知识分子自然要求加强社会管理，而非削弱。简单讲，知识分子认为秩序乃强加于社会的外在之物，而非其内在要求。
　　秩序和混乱都只是表象而已，重要之点在于，秩序、管理所代表的“专制”旨在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不仅在于生产所谓的高级文化，而且还在于描述这一套治理规则，并让这一套话语成为世人学习进而在社会立足的知识系统。他们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社会状态，容不得些许改变。
　　而民主社会带来的挑战，首先在于想象另外一种可能的秩序观。这对老旧的知识分子而言，几乎是天翻地覆的改变。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社会运作的所有知识，自以为从顶层设计的角度便能让众人各守其位，从而过上好生活。这种“自然而然”的自上而下的设计其实充满各种风险，人类社会比自然科学研究所面临的外在世界复杂多了，没有人能声称自己对这个超级复杂的系统了如指掌，更不用说全面的知识了。
　　民主代表了另外一种想象。人们开始从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们看不见的手的角度理解社会的运作。如果我们不加干预，社会会如何运转？会沦为彻底的无序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阿克塞罗德在其《合作的演化》中描述的，即便在缺乏利维坦的情况下，一群可能因传统或者其他因素而需要多次重复博弈的群体，久而久之也会形成一套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则，所谓的权威也会在这个演化过程中逐渐涌现。 　　因此，民主是对自上而下社会知识观的反对和修正。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智慧所取得的每一個进步都是各方充分博弈和妥协的产物，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它绝少会造成政策令行不止等问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人类之所以能够雄霸地球、破坏环境，进而改造环境、保护地球和其他物种，这靠的并非所谓的上帝造人这种设计，而是进化机制一点点起作用的结果。

什么是文化，该如何研究它？

　　威廉斯认为，文化极为复杂，他并未对文化作出一个精准的定义，而只是说文化是一种整体上的生活方式。但其分析思路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我们会看到，这种分析方法仍有其现实合理性。
　　用复杂、整体等词语限定文化，就像用“涌现”（emergence）等词描述意识一样，并未给我们提供除了这些词以外更多的信息。而威廉斯推荐的关键词分析方法也带有较大的个人主观性。毕竟，不同文化载体在不同群体眼中的权重并不一致。
　　笔者自然会承认文化之复杂，但复杂并不意味着文化只能从关键词的角度展开研究。我们可将文化视为某种物质冗余，这种冗余附属于一些物质景观之上。而物质景观很可能是因为世人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建造的，比如不同风格的房屋。茅草屋能住人，高层楼房能住人，别墅也能住人，但它们的风格各有不同。这种风格便于识别，且依附于不同的物质景观之上。风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类似于人们在给定的物质条件下对某个问题求出的局部最优解。
　　面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知识结构、物质条件各异的人群给出的解法也不一样。威廉斯强调文化是共通的，这只是文化共时性的一面。历史地看，文化共时性的群体性差异其实更多可兑换为解决生活问题的不同技术手段演化阶段的差异。这些历史中的技术手段在现实生活中又会因为成本等因素而得以区分，文化风格也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呈现。这也与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路线不谋而合。
　　如果我们强调文化的历史性，那么，我们就会像罗伯特·博伊德等人那样从进化论的角度对文化展开研究，进而将文化视为某个物种成员通过教学、模仿和其他的社会传播方式从别的物种成员处获得的，能影响其个人行为的信息;也能象托比和科斯米德斯等人那样以进化心理学为基础，从多个学科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整合式研究了。这些文化研究者们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如此意义上的文化的基本单位便是道金斯所谓的摹因，但道金斯也仅仅为其命了名，这个基本单位的详细内容和作用机制还有待揭开。
　　诚如威廉斯的整个叙述脉络所展示的，文化的变迁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其中的改变大致可从威廉斯选取的关键词中看出。我们从书中可以发现，世人对待工业社会及其民主化趋势的态度一开始是拒斥、然后是孤立，最后是接受。是人类的天命，我们不得不接受，即便机器制作的饭菜没有灵魂，但人有，并且人可以吃着没有灵魂的饭菜并从事让灵魂闪耀的技艺活动。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