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蓝色的窗帘被拉上了。之前透过窗口所能看到的修了半截便停工了的高层住宅群（它们与灰沉沉的天同色，拦截着我更远的视线），街道上匆匆而过的行人车辆，蒙在雨雾中油腻腻的自行车棚顶，在灰天灰地中刚返青不久即开出艳丽花朵的绿，包括这扇窗户外墙上网格状的护栏，以及停靠在窗沿上的一只深棕色的软垒球（它曾经属于某个调皮的小子）都被挡在了窗帘之外，当然，还有光线。
　　室内立刻暗了下来。在窗帘的闭合形成的一小片阴影里，如果你可以闭上眼睛，刻意不听，落下你与他人无形的帷幕，在臆念中伸出八爪鱼似的触角，游走、探寻，你将获得狭小的令人兴奋的自由。
　　我对自己说，这是你想获取的。隔绝即自由。
　　这间屋子很大，约有七十个平方，它是一间由闲置的实验室改造而成的教师办公室。七张桌子，七个人，长短不一的四具沙发和与它们相搭配的大小茶几，木质书柜与铁皮文件柜依墙而立，屋子正中央的地面摆放着的五盆绿萝凑成一个圆形，叶片丰满浓郁。桌子上物品杂多，最显眼的就是高摞的学生作业本，还有教案、教参、教具，女老师的桌面上免不了几样拆包和未拆包的零食，感冒的老师桌面上有一些药物，都各自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水杯。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新奇的了。这些东西有零有整，在桌面上各据一方，它们张牙舞爪地包围着桌子主人，等待他们拿起、打开、关注、倾听。但它们的故事通常被掩盖在拥有者的视觉之下，像是隔着门、隔着窗、隔着纱，像是一个个哑巴。它们从哪里来，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中的人又有些什么故事，我们不得而知。它们只作为一个短暂而模糊的印象，在桌面上停留一下，随后会被自然地忘掉。我们的视觉是拙笨的，迟钝的，冷漠的。
　　W小声哼着歌，间或与其他人聊几句，不停歇地判作业，遇到某篇不理想的就发两句牢骚，她总是这样一心多用。L与Y凑在一个电脑屏幕前，边往嘴里扔零食边做一个报表，好像往嘴里丢一块锅巴或是一把葡萄干，食物本身和咀嚼的过程有助于数据快速生成。N坐在屋子东南角，S坐在西北角，她们停下手里的活儿，半转过身来，就这样隔空说着话。G作为这间屋子里唯一的男性，年龄又最小，所以最为沉默。这种沉默是被压抑着的，只有当你问起他或叫到他时才会站起来说上几句，说完该说的即刻坐下又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认真而有节制。他们都是我的同事，每天与我在一起呆的时间要比我与丈夫和孩子多。他们时而各干其事，时而相互交汇。他们聊他们自己、聊工作、聊热剧、聊美食与流行服饰，聊社会敏感话题并发表见解，当然，也聊爱情。可他们却并不急着获得爱情，在选择结婚对象时颇有主见，一副副很有经验的模样。他们认为“绝不能凑合”“感觉”“合拍”和“有话说”很重要，就是“能谈得来，你喜欢的对方也喜欢，你正在干的对方也在干”。他们聊他们注意到的一切，与无数青年无异。不同的是他们长得都很俊美，衣着谈吐得体，头发指甲干净，都是研究生。他们是新一代优秀青年的代表，有的是八零末，有的是九零初。他们生长在城市或乡村的殷实家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毕业都是学校里的佼佼者。他们中有的了解漫长而多变的中国及世界历史，有的阅读过不少书籍，有的是古典文学的忠实粉丝，有的见识过一些智慧的、有趣的人。他们都曾渴望尊重、自由，追求生而为人的权力，憧憬梦中的理想国，也能够坦然地甚至足够耐心地面对和接纳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顺从于残酷的招聘制度，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杀出一条血路”）获得了这份工作——来当一个小学的或是初中的老师，过着由铃声指挥、被规划得装进框子里、被分割成块状的不差分秒的生活，完成着各项教育指标，端起架子、做起样子来走进课堂，领着一群孩子也像他们一样学习如何完成任务，如何挤独木桥，如何快速把自己锤炼成应付考试的金刚之体。
　　当教育者成为执行命令的机器，被教育者也已然不是孩子，不是性格各异的充满生机的花草和生灵，而成为冷冰冰的建筑材料。教育者的目的就是如何锻造这些材料并搭建成华丽的尖塔。混搭风格的尖塔，这些表象背后的前后差异和变化是我们没有深入探讨过的。我好奇同时又不忍心与他们探讨，我宁愿看到他们躺在自己建造的安逸窝里过着平实的生活，永远不要那么敏感，那么清醒，但这种不忍心显然是单方面的。也许他们并不这样认为。也许他们意识到了。可他们和我一样首先要体面地活着，要被我们身处的环境接纳与认同。我们都无法想象被抛弃与被隔离。
　　我置身于这种人和物的纷乱之中。不断有人敲门进来找这间屋子里的某人办公或谈些别的什么，嘈嘈杂杂。这间屋子里的人与人之间也不断地交流往来，彼此依赖且熟悉。这种在了解、适应、容让、礼节、理解、互助以及不干涉基础上建立的关系牢固而稳定。我在他们身后的角落里——也就是被拉上窗帘的阴影里（这间办公室有三扇窗户，这是其中之一）度过了足够漫长的一个个白天和许多个夜晚。我勤劳，也偶尔懈怠，我充满激情，也时常落寞，我果断地发号施令处理日常和突发事务，有时也优柔寡断顾虑重重。我每天至少有七到八次甚至更多次地出入这间办公室，到其他办公室里去，到我的教室里去，到校园的每个需要我出现的地方去。我像一只弦上之箭。
　　我们的教学楼是这样的，南北各有一栋，每栋有五层，每层都由连廊相接。这两栋楼都是双面的，所有的学生教室都在阳面，所有的教师办公室和功能室都在阴面。楼道冗长，大白天在楼内行走人与物尚易辨，倘若阴雨天或者傍晚，楼内四处漆黑一团，除非你进入有窗户的办公室或者教室，要么打开顶灯，才得见足够的光。我从位于北三楼的办公室走出去，即进入到一片阴暗里，我顺着楼梯下行至二楼，然后向南拐，从连廊的一片明媚的阳光中穿过（连廊有大片的落地玻璃），整个身体便存在于这一段的温暖之中，然后很快走到南二楼的阴影里，再走一截这样的路，打开一扇门，那是我的教室的门，就又走进了另一片光明。
　　阴暗使冷清在周身漫漶，阳光则给人以温暖和安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它们之间并不遥远。然而我贪恋前者，黑暗和冷清使我清醒。即使是回到我的家，我的臥室里。有时候我独自一人呆在里面。那画面以黑暗为背景，我坐在一盏小灯昏黄的光下冥想，感受孤我的古板、教条、沉闷、单调、浅薄，想到据此而生出的种种冷漠和烦闷，禁不住流出眼泪。我很自然地回忆起我与他（我的爱人）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惊讶于痛苦或悲伤竟那么轻易被记起。 　　他的面颊、头发都染了一层风霜。疾病、失亲、变故消磨锐气，他便步步后退，最后只能钻进茧子里，营造他的乌托邦。他散养几对斑鸠和一群麻雀，不吝粮食，期望鸟类可以如寓言中所述那样带来好运。他善于与富含经历的老人沟通，他们对他可信。他从不在当权者面前战战兢兢，也从不在骗子面前像个傻子。他还善于在不相识或是不熟识的人面前展露才华，在熟悉的人面前则出人意料的内敛。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堵与世人隔绝的墙。他也经常什么都不做，像只蜥蜴静静地蛰伏在深秋茂盛的草丛中，然而他的什么也不做常常给人以某种压力。他需要真切的快乐，而不是虚假的。他不甘愿却表面甘愿活在一片混沌之中，过目前这种日子，于是他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这种矛盾与我的几近形似，却又格格不入。我們都在各自的圆圈内做自我封闭和被动封闭，被滚滚前进的时代抛弃在路上，被周遭的人和事团团围住。我们也互相包围，令彼此无法喘息。我们还觉得对方是那样惹人怜。我们执拗又柔软的手指无法帮助对方在圈体上捅出一个洞，一个可供长期换气，体会外界温度和光明的孔。我们依据对其他家庭的观察，判断我们这样的生活很正常。然而我们只是一个缩影，是生活和岁月纵横交织成的布景中一个斑驳的微小黑点。我们也偶尔觉得这样不正常，当然这种想法很快就被自己所否定。我们匆忙地生活，打着坚守的旗号，日复一日，直至生命的终结。
　　那天我参加完一个系统内部的业务比赛并拿了头名，多日累积的劳累引发的不适在比赛结束那一刻一起涌出，先是咽喉肿痛、高烧不退，继而头疼，随后感冒症状陆续显现出来，我不得不去医院打吊瓶，而后拎着一大包药去母亲那里寻求安慰，当然，我庆幸还有年迈的父亲母亲可以容纳我。我弓着背，斜挎着包，脚步拖沓，眼神散漫，发型随意。在进入到一条旧街小巷，经过一座上百年的院落时，瞥见一个头发和胡子一样长一样白的老人，半躺在门前的竹椅上，竹椅上簇新的墨绿色丝绒毯子与他那皮包着骨的消瘦脸庞、看起来青筋暴露的黑黢黢的皮肤和破旧不堪的中山装形成一种反差，这种反差令我作呕。他显然同样注意到了面无表情的我，察觉出我对他的鄙夷（我也不明白这种鄙夷由何而来），他轻微挪动其中一只脚，挠了一下头，眼神由我很快地转向别处。
　　仿佛我们彼此是熟悉的。
　　我并未停留。我脚下的路面如同跑步机的传输带不断退向后方，我知道很快，它就会一成不变地迎面而来。
　　（韩莉，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散文见于《山西文学》《山西日报》等报刊。）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