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审美距离，生活在身边的学者们的著作往往被我们低看一眼。但是，读过蔡世连教授新近出版的《祛蔽与返魅》一书之后，我却不由得将这种怠慢的情绪转化为由衷的敬意。浑厚的理论色彩，独特的思辨方式，精细的文本分析，合度的行文章法，圆润的文字风格，饱满的学术激情——当这一切同时呈现于一部洋洋洒洒近三十万言的学术著作的时候，怎能不令人由衷敬佩?
　　作为“重写文学史”的实绩，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这部著作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它把整个当代文学史看成政治话语、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三种话语形态的纠结过程。蔡先生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指出这种文学史难免含混的弱点。与之相应，蔡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核心理念：政治权威话语、历史话语和人性话语。由于这种话语体系的划分依据由话语主体转为话语性质，因此意义明确，包容性强，而书中极见功力的“合作化小说研究”等章节的实践成果，又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该理论的可操作性。
　　这种话语理论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巴赫金通过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研究发现，陀氏的小说具有复调结构，由此他进一步认定，任何小说都是“多语体”、“杂语类”“多声部”的复合文本。但他们所谓的“语”的含义本身比较含混，而我们的译文中又多用“语言”这个外延宽泛的概念加以表述，因此，它的具体所指就更加模糊了。蔡先生认为，话语指一系列带有价值规约性的言说，而巴氏所说的地域性、阶级性、民族性、流派性语言，实际上就都是指带有该地域、阶级、民族、流派价值规约的言说，即话语。因此，“杂语”之“语”的真正内涵是“话语”。这样，蔡先生就把“杂语共生理论”往前推进了一步。在此基础上，他借鉴了文体学和叙述学理论，又与福科的“话语理论”进行了对接和发挥，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实际状况，提出了自己话语理论体系。这种话语理论是在对合作化小说的论述中展开的。“政治话语是合作化小说的主导话语，决定着这类小说的显在主题，引导着阅读的价值取向。之所以称之为权威话语，因为它代表国家意志或官方意识形态。”“历史话语，是指代表着历史深层要求的声音，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历史价值作为其价值核心。历史的深层要求即是要发展，要进步，要解放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变更生产关系。”而“人性话语，是指代表深层人性要求和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声音，它守定的是人性价值、生命价值。”合作化小说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就是这多种话语杂语共生的艺术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话语理论实际上暗含着对文学“现代性”理论融合，人性话语包含人的主体性内涵，历史话语包含着理性与进步观念，政治话语包含了现代性的价值理想，尽管它有时背离了历史的内在要求，以反现代性的形式表达着现代性的诉求。三个概念分别指向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逻辑基点和两个运动向度，暗合了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合作化小说作为一种宏伟叙事，它往往以政治话语为价值导向。围绕着这个中心，作家在创作中出现一系列的共通的话语策略，最明显的有三种。其一是所谓“权威话语的神圣化叙述”，这种话语策略旨在强化政治话语的权威性，具体方法包括叙述者的议论干预、寻找权威人物充当话语主体、话语的重复和重视话语生成情景等。权威话语要对其他两种话语进行遮蔽，于是，由三者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又衍生出“历史话语和人性话语的扭曲化表达”和“去势与整容”两种话语策略。
　　许多合作化小说都有粉饰太平之嫌，在沉重的现实世界与美妙的文本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种缝隙不是文字所能弥合的。由此，蔡先生引入了“话语裂缝”概念。依照解构主义理论，逻各斯中心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文本都存在话语裂缝或叙事裂缝。“所谓叙事裂缝，是指一个文本整体价值观上的矛盾和游移、逻辑(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上的不协调、结构上的失衡以及风格上的矛盾等等。具体到合作化小说，叙事裂缝主要是指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话语价值引导的失效或失败，在多种话语对抗和互渗中主流话语显示出自身的虚伪或滑稽；而这种主流话语失败必然造成价值上的矛盾、结构上的失调等等”。在蔡先生看来，首先，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裂缝表现在不同的文本之间，既表现为小说文本与现实社会文化文本的对比参照中呈现的巨大反差，也表现为不同文本之间的互相否定与互相消解。其次，在同一文本内部的也往往出现叙事裂缝，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当下语境对文本重新审视，当时主流话语的虚伪性、滑稽感得以呈现，另一种是同一作品内部出现两种或多种对立话语并在事实上造成对主流话语的颠覆与消解。在这种框架之下，蔡先生对《三里湾》、《锻炼锻炼》、《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一系作品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解读，言他人所未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福科知识考古式的思辨理路，但论者又绝不拘泥于现成理论，而是“得意忘言”，每每有极具才情的创造。叙事裂缝理论具有很大的普适性，它的引入，对于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延安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乃至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研究都极具启发性，至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切入角度。
　　蔡先生还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自己的话语理论进行了深层阐释。这种阐释是在对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小说的研究中展开的。现代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而存在主义者们则确认了语言近乎本体的位置，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中国建国后的多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都处于边缘状态，存在价值的迷失带来的必然是失语现象。知识分子话语或者在市民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夹击中的丧失(如徐坤的《白话》)，或者在市场与官场的腐败语境中艰于表达(如李锐的《颜色》)，或在宏伟的政治国家叙事中因个体人格的丧失而哑然(如李洱的《花腔》、尤凤伟的《中国，1957》)。面对精神支点的丧失，知识分子又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聒噪者以语言的垃圾填补存在的阙如(如李洱的《午后诗学》)，有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则在理论上阉割了语言的灵魂，撤去了真理与谎言的界限(如格非《欲望的旗帜》)，而那些游走与学院和社会之间的知识分子则在实践上为真理向谎言的转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张者的《桃李》、闫真的《沧浪之水》、王跃文的《国画》)……把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目前在学术界还是比较前沿的。在这方面，蔡先生有着非常自觉的意识。在论证合作化小说话语策略的时候，他也运用了语言学分析的方法。一般认为，“语言总是具有敞亮和遮蔽、突出和压抑的双重功能，同时也具有透明和模糊的双重本质”。蔡先生成功地用这一观点解释了政治权威话语对历史话语和人性话语进行压抑遮蔽的现象。
　　知识分子话语不仅是蔡先生的理论重镇，也是他的情感所系。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他不能不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予以关注。他以专题的形式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把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小说分为三类，现在时写作，反思型写作和精神寻路型写作。这种划分与分析，既考虑到作家群体的历史精神背景，又顾及了作品本身的价值走向，还兼顾了文本的形式差异，因此极具涵概力和说服力。蔡先生立足学术，关注社会，应该说是这是知识分子的又一种人间情怀。
　　在批评的过程中，蔡先生还注意形式批评与思想批评的融合。例如，在“权威话语的神圣化叙述”论证过程中，他化用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叙述者的干预”理论，阐释了形式对内容的影响；而在他看来，20世纪50年代的颂歌在人性温情与政治理性之间建立起的脆弱平衡，中间的联结点就是象征手法这一形式因素……在蔡先生的视野中，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内容是形式化的内容，文学作品始终保持着完整圆融的本来面目，从来不曾呈现出撕裂之感。
　　《祛蔽与返魅》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创见叠出，美不胜收。在考察合作化小说创作主体的时候，蔡先生认为洪子诚的归纳不够完整，在山西作家群和陕西作家群之外补充进了京津作家群等新的写作群体；在分析赵树理的《三里湾》的时候，他运用了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展示了蕴藏其中的新的时空观念……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远非我的一篇短文所能管窥。目前，书中的部分成果已经引起学术界关注，《合作化小说人物形象新不如旧原因新探》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3期)全文转载，《关于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思考》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2期摘要转载……《祛蔽与返魅》的出版，必将引起更大的学术反响。
　　（翟文铖，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