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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6日，我正在冲绳岛一间部队餐厅里拖着脚步和50来个疲惫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员一起排队准备吃饭。收音机正哇啦哇啦响着，但是没什么人注意听。就在厨师正把一份汉堡和马铃薯泥丢在我餐盘上时，播音员的声音突然兴奋起来，我问陆战队员发生了什么新闻。
“播音员正在谈论我们给小日本丢的一种新型大炸弹。这对我们来说太好啦！”（当时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军攻占冲绳之后，当地的战斗部队，还有更多援军会继续进攻日本本土，伤亡的代价将会难以想象）。我只有竖起耳朵，才能勉强听到广播里的只言片语，这才知道世界上的第一枚原子弹投在了一个叫广岛的地方。我心里暗想，一旦去到日本，广岛将是我首选的目的地。
两个记者分道扬镳
日本在8月14日宣布投降。几天后我搭上美军运兵船米列特号与海军陆战队一部分先头部队同行，在横须贺军港登陆，但我的目的地是广岛。我身上最珍贵的物品之一是本小小的日语口语手册，我指望靠它来问一些只需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与第一批海军陆战队一起上岸之后，麦克格芬和我直接前往横须贺火车站，跳上第一班开往东京的列车。我们引起一阵骚动，当时投降协定还没有正式签署，尽管车厢中相当拥挤，但乘客对我们避而远之，目光中透露出恐惧和好奇，不过似乎并没有敌意。一位会讲英语的日本乘客问我们要去哪儿，我们对东京只说得出“帝国大饭店”，他告诉我们再过几站就要下车。火车经过横滨，三四英里长的路程两边都是废墟，我们心想这应该是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主要是拜美国空军将领柯蒂斯·李梅所赐，他的B-29轰炸机群在这里投了大量燃烧弹。一英里又一英里，火车穿越原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多半是木房纸门的建筑已付之一炬，现在一眼望去是一片平地，只有零星绿色植物从灰烬中探出。工厂只剩下化为齑粉的混凝土、扭曲变形的钢筋、锈蚀破烂的机器。
我们发现有的记者同行已经住进了帝国大饭店，他们是先海军陆战队几个小时，跟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空降部队一起到的。我和麦克格芬只好去了“第一饭店”，这是附近唯一还在营业的旅馆。旅馆经理盯着我们，好像我们刚从月球上掉下来一样。他解释道饭店已经客满，也“不太舒适”。我们坚持要住，他只好道出真正的原由：我们是这家饭店唯一两个外国客人，其他客人都是日本人，其中还有不少是“狂热分子”。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两张表格要我们填。
投降之初的东京完全表明了日本人如何服从天皇，包括要他们投降的时候也一样。仅仅就在几天之前，全日本所有体格健全的男子还都要全副武装，哪怕是用竹矛和古剑武装起来，也要和侵略者作斗争。可是后来天皇要求人们在外国人来的时候要注意行为举止，不得“滋生事端”。现在，几个敌国的记者不需要占领军的保护也能到处漫游，登记住店，一点麻烦也没有。
麦克格芬和我的兴趣在这里发生了分歧。他从芝加哥飞来日本是为了报道9月2日在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协定签署仪式。我却还是一心想去广岛。在日语口语手册的帮助下，我找到日本的官方通讯社（当时叫作“同盟社”），知道了还有一趟火车驶往广岛遗址。这实在是令人吃惊，因为好几个月来，记者们得到的消息一直都是说日本的铁路系统已经在李梅将军的轰炸下瘫痪了。去广岛的这趟旅程会相当漫长，很难估计会花多长时间。有人警告我说，已经没有人再去广岛了。同盟社的新闻是当地的特派记者那边用摩尔斯电码传过来的，可是那个特派记者却收不到东京发过去的信息。
我找到的是一个会说英语的同盟社工作人员，他说，如果我坚持要去广岛，他会给在当地的特派记者写一封信让我带上，让他带我四处走走，帮我把报道传回东京办事处。他可以安排这些事情，只要我帮他们带一些吃的给这位记者。我回到横须贺，美国海军一位公关官员很高兴地配发给我一星期的军用干粮，给同盟社广岛记者配发了两星期的，因为他觉得海军这次可以抢在陆军随军记者前面赶到广岛。从那儿我去了横滨，《每日快报》的另一位记者亨利·基斯也已经抵达，他带来一份报社发来的电报，催促我们俩中的一个到广岛采访。基斯同意我去，他会和同盟社东京办事处保持联络。我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他给了我他的那把点四五手枪，并祝我好运。
漫长的广岛之旅
9月2日一大早，就在600多名记者前往密苏里号报道日本投降仪式的时候，我已经正在去往东京搭乘6点钟火车的路上了。理论上来说，再过15到30个小时，这趟火车将把我带到广岛。
这列火车正在把一批日本皇军从东京的军营运送回家乡。两腿间晃荡着长刀的军官占据了车厢的座位，我挤进车厢，和一群士兵站在一起。我把军帽、手枪、皮带和干粮塞在一起，还买了一把雨伞拿着，以便看起来更像是个普通百姓。不过我身上还是穿着一身绿色的军装。开始的时候士兵们个个都满怀敌意，而且显然是在谈论我。我掏出一包烟递了一圈以后，他们的态度好多了。几个士兵还回请我吃鱼干片和水煮蛋。
他们都带着很多包裹，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刚刚被解散，部队允许他们从军营带走吃的和喝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自己的武器也能带上，他们全部都裹在了毯子里。
几个小时后，他们开始在各个车站下车。6个小时后，我想办法挤进车厢，在日本军官中间找到了一个座位。这里弥漫着明显的敌意。乘客当中有一名美国传教士，身旁有武装卫兵护送。他被占领军从战俘营解救出来，带到东京，在一档广播节目里教美军怎样才能避免和日本当地人发生摩擦。他压低声音警告我说，我们这节车厢里的气氛很紧张，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日本战败让这些军官恼羞成怒。首先，我绝对不能笑，因为这会被认为是在对密苏里号上的投降仪式感到得意。看着这些怒目而视的军官把玩着刀柄和武士刀，我可一点也笑不出来，更何况车厢不时会陷入一片漆黑，因为这列火车一直在穿越隧道，仿佛无穷无尽。
列车到了京都，传教士被护送着下车了。下车前他告诉我，如果按时间来计算，这里约莫是东京到广岛的中点。天色越来越暗。又过了好多个小时，车厢里已经伸手不见五指，每当列车靠站，我都要把头伸出窗外，用我学来的日语问一句：“这是哪一站？”这样我就不用在车厢里说出“广岛”的发音了，我怕激怒那些玩刀弄剑的旅伴们。我一面在每两个车站之间打盹，一面在靠站时强打精神重复那个问句。这段时间里有几个日本百姓上了车，其中一个接受了我递给他的烟，又给我喝了好一大口清酒。他一定猜到了我的目的地。当火车减速准备停靠下一站的时候，他用日语对我说：“这一站就是广岛。”这时候车厢里已经又挤满了人，我只好从窗子爬出去，他帮我把背包扔出了窗外。 广岛核爆的经过
广岛车站座落在距离市区很远的郊外，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出口是一道临时搭起的木门。两名身穿黑色制服，佩着刀的警卫抓住了我，他们大概以为我是逃跑的战俘。我费尽力气想用日语说明我是记者，甚至想用打字机证明，可他们还是把我带到一间破房间，让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关起来了”。因为当时已经凌晨两点，我坐车坐了20个小时，离开横滨也已经有24个小时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心情跟他们吵了。天亮后警卫看了我带给同盟社记者中村先生的信，我的待遇马上就得到了改善。我走出房间，回到车站想把方向看个清楚，没有人再来拦着我了。这时中村已经来到车站，我们顺着一条电车轨道往一两英里外的几幢大楼走去。
这里什么都不剩了，只有一片毁灭和荒凉。铅灰色的云团压在城市上空，水蒸汽从地面的裂缝里飘上来，到处都是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在这个本来有50万人的城市里，我只看见没几个人，他们匆匆走着，彼此走过的时候没有说话，也不停步，白色的口罩遮住了他们的口鼻。我后来才明白，广岛的楼宇都已经化成了灰色和淡红色的尘埃，又在狂风暴雨的冲刷后凝固成一道道的垄沟和堤岸。
原子弹爆炸还不到一个月，草木还没有长出来掩盖大地的伤口。树木都倒下了，树根像死牛的四肢一样伸向天空，在树根原来的地面上张开了一个个大坑。有几棵小树还站在那里，可是枝叶却都已凋零。中村跟我叙述了事件的经过：
那天清早我们听见了警报，但是只出现了两架飞机。我们以为那是侦察机，没有人太在意。接着警报解除，大部分人都出门工作了。到了8点20分，一架飞机又飞回来，大家又都以为这是一架侦察照相飞机，连警报都没有响。我正推着自行车，准备骑车到办公室上班，就在这时候闪过一片让人睁不开眼的亮光，像闪电一样。与此同时我脸上感到一阵灼烫，一股龙卷风般的强风把我掀翻在地上，周围的房屋全都倒塌。我摔倒在地上的时候听见隆隆的爆炸声，就像一颗强力炸弹在身旁爆炸了一样。我抬头张望，看到一团巨大的黑色烟柱，形状像个降落伞，却在往上升腾，中间有一条深红色的线。我看着这团烟柱的时候，那条红线开始扩张，渗进滚滚浓烟中，直至把整团浓烟染得闪闪发红。广岛消失了，我知道发生了一件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试着打电话给警察局和消防队，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就连电话也断了。
在被烧毁的福屋百货公司里设立了一个临时警察局总部。我们到那里说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意。警察局里气氛十分紧张，警察们都带着一种冷酷的敌意看着我（35年之后我又去了东京和广岛，又见到了中村，他奇迹般地在原子弹辐射后遗症下躲过一劫。中村回忆起当时在警察局，有几名警察甚至想枪毙了我们俩）。后来还是级别高于在场同僚的宣传科警官太宰博邦接受了我的解释，他和中村一样，相信我是想向全世界报道广岛发生的一切。正是太宰博邦给我安排了一辆警车，带我在广岛的废墟间来来回回，还访问了唯一还在运作的一家医院。
触目惊心的病情
我站在福屋百货公司的三楼向周围眺望，一切都已被夷为平地，所见之处只有几棵小树，还有几根工厂烟囱。在百货公司附近仅存的几幢倾圮建筑里有一座教堂，仔细查看了一遍后，我发现它曾被震上半空又落回到地面，基本没有受损，但是地基已经截断，实在是匪夷所思。有几座低矮的混凝土桥桥身也曾跳离桥柱，有的桥身落回原处，有的掉进了河里。桥上所有的栏杆和石板都不见了。这里看不到其他城市遭到轰炸后经常见到的断墙残砖，也没有大块的瓦砾、石头或混凝土，连弹坑也没有。这场毁灭是粉碎性的，之后还有冲天的大火。根据警方的说法，市中心之所以还残存了一些建筑，是因为它们正好位于爆炸的中心，在原子弹下坠时正好位于它的正下方，由于爆炸威力是由中心向四方扩散的，所以中心点附近反而是相对的安全区。
我们乘着一辆老旧的警车，缓缓穿过全市，来到郊区的电信医院。这是爆炸后唯一幸存的医院。如果说这座城市在物质上的毁灭触目惊心的话，那么我在医院病房里看到的人身损害还要恐怖千倍以上。
我走进第一间病房，看见地上的脏垫子上躺着十来个病人，他们的身体都处在不同程度的分崩离析之中，后来我知道那是核辐射导致的。医院的院长蜂谷道彦医生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这些人都会死的。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原子弹爆炸后已经击倒了好几千人。一间间病房里都是同样的情况。病人憔悴不堪，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在第一道门那里就几乎让我止步不前。有的人脸上和身上有淡紫色的烧伤，有的脖子上有青黑色、带着水泡的疤痕。蜂谷医生说，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治疗：
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处理普通烧伤一样治疗，但是病人还是纷纷消瘦，死亡。后来，身上没有烧伤的人们，甚至有些爆炸时根本不在广岛的人们也染病死亡。他们都是毫无来由地就病了，症状是食欲不振，头发脱落，周身出现淡蓝色的斑点，鼻孔、嘴巴和眼睛里开始流血。这种症状和严重的全身衰弱，缺乏维生素相似。我们开始给他们注射维生素，可他们的皮肉被针头刺过以后就腐烂了。每个病例结果都是死亡。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某种东西使患者体内的白血球死亡殆尽，但我们也没办法。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补充白血球。每一个抬进来的病人，抬出去的时候都成了尸体。
每一位病人周围都蹲着几个女人，有的还带着孩子，她们都紧紧盯着我看，眼神里满怀仇恨。病人也主要是女人和孩子，有的鼻孔、嘴巴和眼睛都在流血，有的在粗糙的枕头上掉下一圈圈的黑发。有的病人身上的三级烧伤已经化脓。我问蜂谷医生能帮上什么忙来改善医院的条件。他回答说：“我们没有护士，大部分护士都被炸死了，有的在护理病人的时候死亡，也有人跑掉了，回家乡去了。现在如果病人家属不来看护的话，我们都不敢收治病人。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有保持伤口清洁，再就是给他们补充维生素丰富一点的食物了。”有几个日本科学家在医院的地下室解剖尸体，他们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能够说明这种怪病的原因，对治疗方法他们更是一筹莫展。
奇迹刊发的报道
回到广岛市中心，我坐在一块混凝土块上，用打字机写下了我的报道。虽然我的原稿中有一些更加血腥骇人的细节被删去了，不过这篇报道还是刊登在了1945年9月6日的《每日快报》上，基本原文刊发，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标题和导语： 原子瘟疫
我写下这篇报道，向全世界发出警报
医生在救治病人时倒下
对毒气的恐惧：全民戴上口罩
《每日快报》记者彼得·伯切特是第一个进入这座遭到原子弹轰炸城市的盟军记者。他独自从东京出发，奔波400英里，手无寸铁（这一点错了，但《每日快报》并不知道），只带了七天的干粮——日本现在几乎找不到食物——和一把黑色雨伞，还有一部打字机。以下是他发自广岛的报道。
广岛，星期二
在人类第一颗原子弹毁灭这座城市、震撼这个世界30天后，广岛的人们还在神秘地死亡，情状可怖——他们的死因并不直接来自爆炸，而是来自某种无名的疾病，我只能姑且称之为“原子瘟疫”。
广岛看上去不像是一座遭到轰炸的城市。这里看上去更像是被一部巨大的蒸汽压路机碾过了一样，整个城市被粉碎于无形之中。我尽可能保持冷静地写下这些事实，希望能够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在这个原子弹的第一座试验场，我见到了四年战争中最恐怖、最令人震惊的毁灭。那些烈焰冲天的太平洋岛屿相形之下简直就像是伊甸园一般。广岛遭受的破坏比照片上所呈现的还要严重得多。
我摸索着走向一幢破房子，那里是在这座毁灭之城的中心临时建立的警察局总部。从那里向南眺望，我看到近三英里长的红色瓦砾。这就是原子弹在毁灭了十几个街区的大楼、住宅、工厂和人类之后所留下的一切。
大地上空无一物，除了大约20根工厂烟囱，工厂早已消失。我往西看，只见六幢掏空了的建筑，然后又是一无所有……
接下来，报道描述了医院里的情景和蜂谷医生的话。我一定是在报道中将惊恐和愤怒表达得十分强烈，因为当时《每日快报》著名的总编辑阿瑟·克里斯蒂安森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可怜的彼得”被恐惧深深笼罩，以至于他不得不亲自编辑这篇新闻。应当感谢克里斯蒂安森的功劳，因为尽管他有些地方改错了，但还是在标题里用了“向全世界发出警告”这句话。这正是我想传达的主要信息，但是因为当时西方世界还在因为垄断了这种致胜武器而欣喜若狂，加上他们对日本的战争手段和虐待盟军战俘也怀着一种正常的强烈反感，我也不敢肯定我的信息有没有传达到他们那里。
这篇报道能这么快速而完整地刊发出来真是个奇迹。就在我离开东京前往广岛后，东京被麦克阿瑟划为禁区。盟军人员一律不准离开横滨防御带。亨利·基斯两次都在去东京同盟社的路上被从火车上拉下来。他只好雇用了一个日本快递员，坐在同盟社的办公室里，一接到我发出的消息就从东京送到横滨。但最大的奇迹还是广岛的中村先生，他忠实而准确地把我的长篇报道打成了摩尔斯电码，发到了东京办公室。
新闻发布会上的对峙
等我回到东京的时候，这里已经解禁了。我在从车站去第一饭店的路上碰到了一位同行，他拉我去参加在帝国大饭店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几位美军高级军官要就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发表说明。长崎在8月9日那天也遭到了原子弹轰炸。我一身邋遢，胡子也没刮，衣衫褴褛，但还是去了。新闻发布会已经接近尾声，但很清楚，这次发布会的目的是要否认我那篇广岛报道的事实。《每日快报》已经让全球新闻界都知道了那儿的人们还在死于原子弹的后遗症。一名身穿准将军装的科学家解释说，根本就不存在核辐射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造成我在报道中描述的症状，因为原子弹是在高空爆炸，高度已经得到控制，就是为了避免带来“残余辐射”。
这时我起身提问。我站起来时，觉得自己肮脏邋遢的形象在那些军装笔挺、勋章闪闪的军官面前都低了一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位军官有没有去过广岛？他没去过，我开局就不错。我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请他解释。他说，我在医院看到的病人都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燃烧的受害者，在大爆炸之后，这是很正常的。那些日本医生显然是没有能力加以治疗，或者是缺乏适用的药品。他也不相信有人爆炸当时不在广岛，事后又染病的情况。我和他的这一回合最后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我问他，有些鱼类在游到流经广岛市中心的那条河里的时候还是会死，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它们显然是死于冲击波或者过高的水温。”
“爆炸后一个月还有冲击波，水温还会过高吗？”
“那条河受到潮汐的影响，鱼会被水冲来冲去。”
“可是有人带我到广岛郊区一个地方，我看见活鱼一游进那条河流的某个区段就会鱼肚翻白，然后几秒钟之内就死了。”
这位军方发言人看起来一副很痛苦的样子。“我想你恐怕是让日本人的宣传给骗了。”他说完就坐下了。“谢谢各位”的声音响起，新闻发布会结束了。尽管我的辐射报道被当局否认，但广岛还是立刻就被划为了禁区，我被送到一间美军陆军医院检查，之后我被通知说白血球数过低。我同时也接到通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将我驱逐出境，理由是我“逾越了”他的“军事占领区边界”。我白血球数目过低的症状虽然可能来自核辐射，最后却被归因于此前为治疗膝盖感染服用的抗生素。后来我的驱逐令又被撤销了，因为海军协助我证明了自己当时是作为美军太平洋舰队的随军记者登陆的，而他们并没有限制记者的活动范围。
当年被封杀的报道
就在修订这篇文章时，我才知道当年自己能把那篇广岛报道传到伦敦是多么幸运。《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著名战地记者乔治·威勒在《芝加哥每日新闻》停刊后去了巴黎，1978年他从巴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的新闻轨迹曾经多次交错，但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令我惊讶的是，在广岛事件33年之后，他打来电话祝贺我的那篇报道。为什么？因为当年他在长崎也同时做了一篇更加深入的调查报道，但是一系列的文章都从此不见天日。当年他也是孤身前往长崎，在那里待了三天，“看遍了一切，采访了亲眼见证的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他说，“我写了25000字，我是个忠实的好记者，所以我把稿子传回麦克阿瑟的指挥部，让他们转发——新闻审查官马上就把稿子枪毙了。”
报道过长崎事件后，乔治·威勒没有回麦克阿瑟的总部，而是乘船去了别的地方，后来腿部受伤，无法行动。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感到惊讶，为什么没人提到自己这条可以说是最可圈点的新闻报道，于是去询问他的报社，这才发现他的报道从来就没有传到过《芝加哥每日新闻》，而是一直留在了麦克阿瑟的指挥部。1979年12月，我在华盛顿又遇见亨利·基斯，他告诉我当年新闻审查官也想封杀我的报道，而我在此前一直都蒙在鼓里。亨利·基斯以一种职业记者特有的强悍坚持说战争已经结束，新闻检查制度也应该结束了。他亲自站在电报操作员身边，一直看着他把报道传完。
“播音员正在谈论我们给小日本丢的一种新型大炸弹。这对我们来说太好啦！”（当时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军攻占冲绳之后，当地的战斗部队，还有更多援军会继续进攻日本本土，伤亡的代价将会难以想象）。我只有竖起耳朵，才能勉强听到广播里的只言片语，这才知道世界上的第一枚原子弹投在了一个叫广岛的地方。我心里暗想，一旦去到日本，广岛将是我首选的目的地。
两个记者分道扬镳
日本在8月14日宣布投降。几天后我搭上美军运兵船米列特号与海军陆战队一部分先头部队同行，在横须贺军港登陆，但我的目的地是广岛。我身上最珍贵的物品之一是本小小的日语口语手册，我指望靠它来问一些只需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与第一批海军陆战队一起上岸之后，麦克格芬和我直接前往横须贺火车站，跳上第一班开往东京的列车。我们引起一阵骚动，当时投降协定还没有正式签署，尽管车厢中相当拥挤，但乘客对我们避而远之，目光中透露出恐惧和好奇，不过似乎并没有敌意。一位会讲英语的日本乘客问我们要去哪儿，我们对东京只说得出“帝国大饭店”，他告诉我们再过几站就要下车。火车经过横滨，三四英里长的路程两边都是废墟，我们心想这应该是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主要是拜美国空军将领柯蒂斯·李梅所赐，他的B-29轰炸机群在这里投了大量燃烧弹。一英里又一英里，火车穿越原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多半是木房纸门的建筑已付之一炬，现在一眼望去是一片平地，只有零星绿色植物从灰烬中探出。工厂只剩下化为齑粉的混凝土、扭曲变形的钢筋、锈蚀破烂的机器。
我们发现有的记者同行已经住进了帝国大饭店，他们是先海军陆战队几个小时，跟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空降部队一起到的。我和麦克格芬只好去了“第一饭店”，这是附近唯一还在营业的旅馆。旅馆经理盯着我们，好像我们刚从月球上掉下来一样。他解释道饭店已经客满，也“不太舒适”。我们坚持要住，他只好道出真正的原由：我们是这家饭店唯一两个外国客人，其他客人都是日本人，其中还有不少是“狂热分子”。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两张表格要我们填。
投降之初的东京完全表明了日本人如何服从天皇，包括要他们投降的时候也一样。仅仅就在几天之前，全日本所有体格健全的男子还都要全副武装，哪怕是用竹矛和古剑武装起来，也要和侵略者作斗争。可是后来天皇要求人们在外国人来的时候要注意行为举止，不得“滋生事端”。现在，几个敌国的记者不需要占领军的保护也能到处漫游，登记住店，一点麻烦也没有。
麦克格芬和我的兴趣在这里发生了分歧。他从芝加哥飞来日本是为了报道9月2日在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协定签署仪式。我却还是一心想去广岛。在日语口语手册的帮助下，我找到日本的官方通讯社（当时叫作“同盟社”），知道了还有一趟火车驶往广岛遗址。这实在是令人吃惊，因为好几个月来，记者们得到的消息一直都是说日本的铁路系统已经在李梅将军的轰炸下瘫痪了。去广岛的这趟旅程会相当漫长，很难估计会花多长时间。有人警告我说，已经没有人再去广岛了。同盟社的新闻是当地的特派记者那边用摩尔斯电码传过来的，可是那个特派记者却收不到东京发过去的信息。
我找到的是一个会说英语的同盟社工作人员，他说，如果我坚持要去广岛，他会给在当地的特派记者写一封信让我带上，让他带我四处走走，帮我把报道传回东京办事处。他可以安排这些事情，只要我帮他们带一些吃的给这位记者。我回到横须贺，美国海军一位公关官员很高兴地配发给我一星期的军用干粮，给同盟社广岛记者配发了两星期的，因为他觉得海军这次可以抢在陆军随军记者前面赶到广岛。从那儿我去了横滨，《每日快报》的另一位记者亨利·基斯也已经抵达，他带来一份报社发来的电报，催促我们俩中的一个到广岛采访。基斯同意我去，他会和同盟社东京办事处保持联络。我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他给了我他的那把点四五手枪，并祝我好运。
漫长的广岛之旅
9月2日一大早，就在600多名记者前往密苏里号报道日本投降仪式的时候，我已经正在去往东京搭乘6点钟火车的路上了。理论上来说，再过15到30个小时，这趟火车将把我带到广岛。
这列火车正在把一批日本皇军从东京的军营运送回家乡。两腿间晃荡着长刀的军官占据了车厢的座位，我挤进车厢，和一群士兵站在一起。我把军帽、手枪、皮带和干粮塞在一起，还买了一把雨伞拿着，以便看起来更像是个普通百姓。不过我身上还是穿着一身绿色的军装。开始的时候士兵们个个都满怀敌意，而且显然是在谈论我。我掏出一包烟递了一圈以后，他们的态度好多了。几个士兵还回请我吃鱼干片和水煮蛋。
他们都带着很多包裹，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刚刚被解散，部队允许他们从军营带走吃的和喝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自己的武器也能带上，他们全部都裹在了毯子里。
几个小时后，他们开始在各个车站下车。6个小时后，我想办法挤进车厢，在日本军官中间找到了一个座位。这里弥漫着明显的敌意。乘客当中有一名美国传教士，身旁有武装卫兵护送。他被占领军从战俘营解救出来，带到东京，在一档广播节目里教美军怎样才能避免和日本当地人发生摩擦。他压低声音警告我说，我们这节车厢里的气氛很紧张，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日本战败让这些军官恼羞成怒。首先，我绝对不能笑，因为这会被认为是在对密苏里号上的投降仪式感到得意。看着这些怒目而视的军官把玩着刀柄和武士刀，我可一点也笑不出来，更何况车厢不时会陷入一片漆黑，因为这列火车一直在穿越隧道，仿佛无穷无尽。
列车到了京都，传教士被护送着下车了。下车前他告诉我，如果按时间来计算，这里约莫是东京到广岛的中点。天色越来越暗。又过了好多个小时，车厢里已经伸手不见五指，每当列车靠站，我都要把头伸出窗外，用我学来的日语问一句：“这是哪一站？”这样我就不用在车厢里说出“广岛”的发音了，我怕激怒那些玩刀弄剑的旅伴们。我一面在每两个车站之间打盹，一面在靠站时强打精神重复那个问句。这段时间里有几个日本百姓上了车，其中一个接受了我递给他的烟，又给我喝了好一大口清酒。他一定猜到了我的目的地。当火车减速准备停靠下一站的时候，他用日语对我说：“这一站就是广岛。”这时候车厢里已经又挤满了人，我只好从窗子爬出去，他帮我把背包扔出了窗外。 广岛核爆的经过
广岛车站座落在距离市区很远的郊外，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出口是一道临时搭起的木门。两名身穿黑色制服，佩着刀的警卫抓住了我，他们大概以为我是逃跑的战俘。我费尽力气想用日语说明我是记者，甚至想用打字机证明，可他们还是把我带到一间破房间，让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关起来了”。因为当时已经凌晨两点，我坐车坐了20个小时，离开横滨也已经有24个小时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心情跟他们吵了。天亮后警卫看了我带给同盟社记者中村先生的信，我的待遇马上就得到了改善。我走出房间，回到车站想把方向看个清楚，没有人再来拦着我了。这时中村已经来到车站，我们顺着一条电车轨道往一两英里外的几幢大楼走去。
这里什么都不剩了，只有一片毁灭和荒凉。铅灰色的云团压在城市上空，水蒸汽从地面的裂缝里飘上来，到处都是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在这个本来有50万人的城市里，我只看见没几个人，他们匆匆走着，彼此走过的时候没有说话，也不停步，白色的口罩遮住了他们的口鼻。我后来才明白，广岛的楼宇都已经化成了灰色和淡红色的尘埃，又在狂风暴雨的冲刷后凝固成一道道的垄沟和堤岸。
原子弹爆炸还不到一个月，草木还没有长出来掩盖大地的伤口。树木都倒下了，树根像死牛的四肢一样伸向天空，在树根原来的地面上张开了一个个大坑。有几棵小树还站在那里，可是枝叶却都已凋零。中村跟我叙述了事件的经过：
那天清早我们听见了警报，但是只出现了两架飞机。我们以为那是侦察机，没有人太在意。接着警报解除，大部分人都出门工作了。到了8点20分，一架飞机又飞回来，大家又都以为这是一架侦察照相飞机，连警报都没有响。我正推着自行车，准备骑车到办公室上班，就在这时候闪过一片让人睁不开眼的亮光，像闪电一样。与此同时我脸上感到一阵灼烫，一股龙卷风般的强风把我掀翻在地上，周围的房屋全都倒塌。我摔倒在地上的时候听见隆隆的爆炸声，就像一颗强力炸弹在身旁爆炸了一样。我抬头张望，看到一团巨大的黑色烟柱，形状像个降落伞，却在往上升腾，中间有一条深红色的线。我看着这团烟柱的时候，那条红线开始扩张，渗进滚滚浓烟中，直至把整团浓烟染得闪闪发红。广岛消失了，我知道发生了一件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试着打电话给警察局和消防队，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就连电话也断了。
在被烧毁的福屋百货公司里设立了一个临时警察局总部。我们到那里说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意。警察局里气氛十分紧张，警察们都带着一种冷酷的敌意看着我（35年之后我又去了东京和广岛，又见到了中村，他奇迹般地在原子弹辐射后遗症下躲过一劫。中村回忆起当时在警察局，有几名警察甚至想枪毙了我们俩）。后来还是级别高于在场同僚的宣传科警官太宰博邦接受了我的解释，他和中村一样，相信我是想向全世界报道广岛发生的一切。正是太宰博邦给我安排了一辆警车，带我在广岛的废墟间来来回回，还访问了唯一还在运作的一家医院。
触目惊心的病情
我站在福屋百货公司的三楼向周围眺望，一切都已被夷为平地，所见之处只有几棵小树，还有几根工厂烟囱。在百货公司附近仅存的几幢倾圮建筑里有一座教堂，仔细查看了一遍后，我发现它曾被震上半空又落回到地面，基本没有受损，但是地基已经截断，实在是匪夷所思。有几座低矮的混凝土桥桥身也曾跳离桥柱，有的桥身落回原处，有的掉进了河里。桥上所有的栏杆和石板都不见了。这里看不到其他城市遭到轰炸后经常见到的断墙残砖，也没有大块的瓦砾、石头或混凝土，连弹坑也没有。这场毁灭是粉碎性的，之后还有冲天的大火。根据警方的说法，市中心之所以还残存了一些建筑，是因为它们正好位于爆炸的中心，在原子弹下坠时正好位于它的正下方，由于爆炸威力是由中心向四方扩散的，所以中心点附近反而是相对的安全区。
我们乘着一辆老旧的警车，缓缓穿过全市，来到郊区的电信医院。这是爆炸后唯一幸存的医院。如果说这座城市在物质上的毁灭触目惊心的话，那么我在医院病房里看到的人身损害还要恐怖千倍以上。
我走进第一间病房，看见地上的脏垫子上躺着十来个病人，他们的身体都处在不同程度的分崩离析之中，后来我知道那是核辐射导致的。医院的院长蜂谷道彦医生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这些人都会死的。这种致命的疾病在原子弹爆炸后已经击倒了好几千人。一间间病房里都是同样的情况。病人憔悴不堪，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在第一道门那里就几乎让我止步不前。有的人脸上和身上有淡紫色的烧伤，有的脖子上有青黑色、带着水泡的疤痕。蜂谷医生说，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治疗：
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处理普通烧伤一样治疗，但是病人还是纷纷消瘦，死亡。后来，身上没有烧伤的人们，甚至有些爆炸时根本不在广岛的人们也染病死亡。他们都是毫无来由地就病了，症状是食欲不振，头发脱落，周身出现淡蓝色的斑点，鼻孔、嘴巴和眼睛里开始流血。这种症状和严重的全身衰弱，缺乏维生素相似。我们开始给他们注射维生素，可他们的皮肉被针头刺过以后就腐烂了。每个病例结果都是死亡。现在我们知道了，有某种东西使患者体内的白血球死亡殆尽，但我们也没办法。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补充白血球。每一个抬进来的病人，抬出去的时候都成了尸体。
每一位病人周围都蹲着几个女人，有的还带着孩子，她们都紧紧盯着我看，眼神里满怀仇恨。病人也主要是女人和孩子，有的鼻孔、嘴巴和眼睛都在流血，有的在粗糙的枕头上掉下一圈圈的黑发。有的病人身上的三级烧伤已经化脓。我问蜂谷医生能帮上什么忙来改善医院的条件。他回答说：“我们没有护士，大部分护士都被炸死了，有的在护理病人的时候死亡，也有人跑掉了，回家乡去了。现在如果病人家属不来看护的话，我们都不敢收治病人。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有保持伤口清洁，再就是给他们补充维生素丰富一点的食物了。”有几个日本科学家在医院的地下室解剖尸体，他们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能够说明这种怪病的原因，对治疗方法他们更是一筹莫展。
奇迹刊发的报道
回到广岛市中心，我坐在一块混凝土块上，用打字机写下了我的报道。虽然我的原稿中有一些更加血腥骇人的细节被删去了，不过这篇报道还是刊登在了1945年9月6日的《每日快报》上，基本原文刊发，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标题和导语： 原子瘟疫
我写下这篇报道，向全世界发出警报
医生在救治病人时倒下
对毒气的恐惧：全民戴上口罩
《每日快报》记者彼得·伯切特是第一个进入这座遭到原子弹轰炸城市的盟军记者。他独自从东京出发，奔波400英里，手无寸铁（这一点错了，但《每日快报》并不知道），只带了七天的干粮——日本现在几乎找不到食物——和一把黑色雨伞，还有一部打字机。以下是他发自广岛的报道。
广岛，星期二
在人类第一颗原子弹毁灭这座城市、震撼这个世界30天后，广岛的人们还在神秘地死亡，情状可怖——他们的死因并不直接来自爆炸，而是来自某种无名的疾病，我只能姑且称之为“原子瘟疫”。
广岛看上去不像是一座遭到轰炸的城市。这里看上去更像是被一部巨大的蒸汽压路机碾过了一样，整个城市被粉碎于无形之中。我尽可能保持冷静地写下这些事实，希望能够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在这个原子弹的第一座试验场，我见到了四年战争中最恐怖、最令人震惊的毁灭。那些烈焰冲天的太平洋岛屿相形之下简直就像是伊甸园一般。广岛遭受的破坏比照片上所呈现的还要严重得多。
我摸索着走向一幢破房子，那里是在这座毁灭之城的中心临时建立的警察局总部。从那里向南眺望，我看到近三英里长的红色瓦砾。这就是原子弹在毁灭了十几个街区的大楼、住宅、工厂和人类之后所留下的一切。
大地上空无一物，除了大约20根工厂烟囱，工厂早已消失。我往西看，只见六幢掏空了的建筑，然后又是一无所有……
接下来，报道描述了医院里的情景和蜂谷医生的话。我一定是在报道中将惊恐和愤怒表达得十分强烈，因为当时《每日快报》著名的总编辑阿瑟·克里斯蒂安森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可怜的彼得”被恐惧深深笼罩，以至于他不得不亲自编辑这篇新闻。应当感谢克里斯蒂安森的功劳，因为尽管他有些地方改错了，但还是在标题里用了“向全世界发出警告”这句话。这正是我想传达的主要信息，但是因为当时西方世界还在因为垄断了这种致胜武器而欣喜若狂，加上他们对日本的战争手段和虐待盟军战俘也怀着一种正常的强烈反感，我也不敢肯定我的信息有没有传达到他们那里。
这篇报道能这么快速而完整地刊发出来真是个奇迹。就在我离开东京前往广岛后，东京被麦克阿瑟划为禁区。盟军人员一律不准离开横滨防御带。亨利·基斯两次都在去东京同盟社的路上被从火车上拉下来。他只好雇用了一个日本快递员，坐在同盟社的办公室里，一接到我发出的消息就从东京送到横滨。但最大的奇迹还是广岛的中村先生，他忠实而准确地把我的长篇报道打成了摩尔斯电码，发到了东京办公室。
新闻发布会上的对峙
等我回到东京的时候，这里已经解禁了。我在从车站去第一饭店的路上碰到了一位同行，他拉我去参加在帝国大饭店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几位美军高级军官要就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发表说明。长崎在8月9日那天也遭到了原子弹轰炸。我一身邋遢，胡子也没刮，衣衫褴褛，但还是去了。新闻发布会已经接近尾声，但很清楚，这次发布会的目的是要否认我那篇广岛报道的事实。《每日快报》已经让全球新闻界都知道了那儿的人们还在死于原子弹的后遗症。一名身穿准将军装的科学家解释说，根本就不存在核辐射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造成我在报道中描述的症状，因为原子弹是在高空爆炸，高度已经得到控制，就是为了避免带来“残余辐射”。
这时我起身提问。我站起来时，觉得自己肮脏邋遢的形象在那些军装笔挺、勋章闪闪的军官面前都低了一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位军官有没有去过广岛？他没去过，我开局就不错。我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请他解释。他说，我在医院看到的病人都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燃烧的受害者，在大爆炸之后，这是很正常的。那些日本医生显然是没有能力加以治疗，或者是缺乏适用的药品。他也不相信有人爆炸当时不在广岛，事后又染病的情况。我和他的这一回合最后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我问他，有些鱼类在游到流经广岛市中心的那条河里的时候还是会死，怎么解释这一现象？
“它们显然是死于冲击波或者过高的水温。”
“爆炸后一个月还有冲击波，水温还会过高吗？”
“那条河受到潮汐的影响，鱼会被水冲来冲去。”
“可是有人带我到广岛郊区一个地方，我看见活鱼一游进那条河流的某个区段就会鱼肚翻白，然后几秒钟之内就死了。”
这位军方发言人看起来一副很痛苦的样子。“我想你恐怕是让日本人的宣传给骗了。”他说完就坐下了。“谢谢各位”的声音响起，新闻发布会结束了。尽管我的辐射报道被当局否认，但广岛还是立刻就被划为了禁区，我被送到一间美军陆军医院检查，之后我被通知说白血球数过低。我同时也接到通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将我驱逐出境，理由是我“逾越了”他的“军事占领区边界”。我白血球数目过低的症状虽然可能来自核辐射，最后却被归因于此前为治疗膝盖感染服用的抗生素。后来我的驱逐令又被撤销了，因为海军协助我证明了自己当时是作为美军太平洋舰队的随军记者登陆的，而他们并没有限制记者的活动范围。
当年被封杀的报道
就在修订这篇文章时，我才知道当年自己能把那篇广岛报道传到伦敦是多么幸运。《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著名战地记者乔治·威勒在《芝加哥每日新闻》停刊后去了巴黎，1978年他从巴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的新闻轨迹曾经多次交错，但我们从来没见过面。令我惊讶的是，在广岛事件33年之后，他打来电话祝贺我的那篇报道。为什么？因为当年他在长崎也同时做了一篇更加深入的调查报道，但是一系列的文章都从此不见天日。当年他也是孤身前往长崎，在那里待了三天，“看遍了一切，采访了亲眼见证的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他说，“我写了25000字，我是个忠实的好记者，所以我把稿子传回麦克阿瑟的指挥部，让他们转发——新闻审查官马上就把稿子枪毙了。”
报道过长崎事件后，乔治·威勒没有回麦克阿瑟的总部，而是乘船去了别的地方，后来腿部受伤，无法行动。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感到惊讶，为什么没人提到自己这条可以说是最可圈点的新闻报道，于是去询问他的报社，这才发现他的报道从来就没有传到过《芝加哥每日新闻》，而是一直留在了麦克阿瑟的指挥部。1979年12月，我在华盛顿又遇见亨利·基斯，他告诉我当年新闻审查官也想封杀我的报道，而我在此前一直都蒙在鼓里。亨利·基斯以一种职业记者特有的强悍坚持说战争已经结束，新闻检查制度也应该结束了。他亲自站在电报操作员身边，一直看着他把报道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