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中国时下的新闻杂志比较熟悉，你可能对《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等新锐杂志要顶礼膜拜了，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拜错了对象。不是说这些杂志做得不好，而是它们只是追随者，美国人亨利·卢斯的追随者。
　　不知道亨利·卢斯的人，可能大有人在，但是对他麾下刊物没有耳闻的人，我估计没有几个。敢问稍有学识的中国人，还有谁不知道《时代》《生活》《财富》三本杂志？我相信，《时代》既有特色又有传播力的头像封面一定会深印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1923年，当遥远的东方想起孙中山的国民宣言时，大洋彼岸的卢斯也用创办《时代》杂志发出了他的媒体宣言，他将当时代表新闻和意见的新闻文本改弦更张，他让新闻反映个人的观点，他还大大贬低“真相”作为新闻界硬通货的作用，同时追求新闻的文学化和故事化，小说写法的引用更是把每日的新闻报道变成情景喜剧。
　　此后14年，1930年创办《财富》杂志，1936年又创办《生活》画报，他以7年一本世界级杂志的速度，为他的传媒帝国垒石砌砖。每一个领域都被他开拓，并被发掘成为一个自由广阔的市场。在电视来临之前，卢斯以文学和娱乐的形式发现了新闻的另外价值。很幸运，卢斯靠自己的传媒哲学厮杀出了一片杂志帝国，他于年富力强时即实践了自己那个狂妄的梦想：“赚很多钱，多到没意义”。 
　　而有了钱的卢斯，却一点也不像个有钱人的做派。他不爱在生活享受上花时间，也不参加网球、高尔夫此类运动，更不寻欢作乐，他的衣着对于上流人士来说，真是土得掉渣，不但如此，他还经常搭配乱套，也不会享受美味，时时刻刻总是一副工作狂的姿态。但对卢斯来说，这算什么呢？卢斯公开说他的杂志具有强烈倾向性，强调报刊应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这在强调“客观性”的同行中受到极大攻击，但他不在乎：“我并未自命杂志是客观的，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编辑的，无论什么内容都反映我的观点”。
　　在《时代》，卢斯确立了编辑制度——《时代》是编辑的天下，在他旗下的杂志中，记者只写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决定一切。人们告诉他无权将《时代》称为新闻周刊，因为充满个人观点，卢斯却说：“因为我萌发了这个念头，所以我爱给他取什么名就什么名。” 
　　尽管上过耶鲁大学，尽管进入了有钱人的上流社会，卢斯还保留着乡下人一样的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他想知道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卢斯曾告诉手下他的新闻哲学：“天下有两种新闻，快新闻和慢新闻。慢新闻具有深度，应当回答更多的问题，让人有时间思考，因而能影响更多的读者。《时代》周刊，就是要为慢新闻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1967年2月，亨利·卢斯死于心脏病。由他创立的《时代》40多年来第一次将逝者形象作为封面，为他的逝世制作了一期名为《朝圣之旅的终点》的报道，开头引用了卢斯的一句话：“作为一名记者，我在为自由而战的最前方的战壕里，指挥着一个小小的区域。”
　　事实上，卢斯并没有以记者的身份写过报道，这个心怀天下拥有财势的中年男人，注视着世界，并且时刻准备着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以联合起来去影响美国乃至世界。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他一生，我想没有比这么说更合适了：他一生都想改变世界，杂志只是副产品！
　　虽然三本杂志，让卢斯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外行崇拜向往爱，内行羡慕嫉妒恨，外加不屑。但不管怎么看待卢斯，他开创的周刊这种新媒体形式，适逢其盛。《时代》主政，《财富》主商，《生活》主影，既有报纸的时效性，又兼具书本的深度性，左挖右掘，巧言令色，在各路领域内攻城略地，为全世界的中产阶层提供了一种“中产的阅读”。
　　在中国媒体市场化20多年的道路上，卢斯以他的杂志帝国为各路心怀梦想的媒体人树立了一座灯塔，遥遥在前。环顾中国媒体，无论是“媒体黄埔”的南方报业，还是“京师庶子”的新京系，或者邵忠这匹“民媒黑马”，以及上海、广州的名利场杂志，几乎全不逃脱卢斯老祖的老传统，他地下有知，当为活着时影响中国不够、死了还能这般教化众生而欣慰吧！
　　在大众消费的时代，卢斯提高了快餐媒体的品质，在书与新闻之间，他用杂志巧妙地平衡大众的阅读口味，我觉得这是卢斯最值得称道之处。天下有两种新闻，他要做慢新闻。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一个比快的时代，他敢跟你比慢，并且能引导你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