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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山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宝积乡与靖远县东升乡交界地带，从区政府所在地周家地村向东北行约10公里到磁窑，沿大水沟砂河折而向北，一路崇山峻岭蜿蜒，峰峦峭壁叠嶂，行约15公里路便至卧龙山，由卧龙山再向北可直通锁黄川。代远年湮，时移景迁，卧龙山历经沧海桑田巨变，曾经的辉煌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只能从残留的只言片语和断砖残瓦中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来作大胆的猜测，权作为卧龙山的历史。
卧龙山的历史
卧龙山环山抱水，地形独特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必争之地。山上有庙曰升云寺，西侧即为苦水堡遗址。解放前夕，我祖父到卧龙山谋生时，当地基本没有人居住，不知什么年代耕种过的土地都处于荒芜状态，苦水堡周边、百姓庄、华道子、苦水井沟等处早已坍塌为平地的居民点，或白杨树沟顶、雀湾等古代人居住过的村落痕迹，留下了厚厚的文化灰层和陶瓷碎片，处处透着曾经辉煌的气息，无论是谁到这里，肯定都会有一份沉甸甸的怀古情结。小时候，我常常好奇地向当地牧羊的老人们打听卧龙山，每每这时，他们总是捋着花白的胡须，慢条斯理地念叨：“先有卧龙山，后有宝积山；先有宝积山，后有靖远城。”宝积山位于磁窑沟，宋时就有采煤与烧制陶瓷的历史，考古学者曾在此地发现宋代人采煤的遗址。据此推测，卧龙山的兴盛期应在宋代之前。那几句看似简简单单的话语，却传递着悠久的时间顺序，让我们在历史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对卧龙山在本地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有了大致的概念。
苦水堡南面的墩墩梁上，半山腰处有一条废弃的荒芜古道，宽3米左右，中间有两道车轮碾压的痕迹。这条路向东穿过大水沟砂河，砂河两侧有用条石垒砌而成的方台，应为通过砂河的古代桥梁底座。经华道子，沿山间道路可达苍龙山以东的古堡，再向东直通西格拉滩的青砂砚；向西则由苦水井沟过李家沟、齐家大岘可达水泉，也可经石碑子沟过车轮口到黄湾鹯阴古渡口。很多史志资料和文章中提及，平川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之一，但境内丝绸之路的路线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
自汉朝对匈奴的几次重大战役取得胜利，又有张骞出使西域，逐渐形成了繁荣昌盛的对外贸易通道，即丝绸之路，至唐最为盛。宋以来受战乱的影响，丝绸古道曾一时衰落凋敝，明清以来才逐步得以恢复。这期间，随着中原王朝与匈奴、吐蕃、女真、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对统治地域的争夺，受频繁战争的影响，丝绸之路在今甘肃省境内大致沿黄河从西南向东北一线的断面上左右变更不定，主要形成了南、中、北三条通往河西走廊的要道，其中的北线中段沿平（凉）固（原）大道，从刘家井或盐池两处进入平川境内后，交集于打拉池。结合现有的历史资料和实际地形考察，从打拉池到黄河岸边过河通往河西走廊有四条通道，这四条通道由南至北排列：一路经杨梢沟、红沟、靖远县城西北，从虎豹口渡口过河；一路经毛卜拉、大湾、吊沟、响泉、黄湾，从迭烈巡渡口过河；一路沿黄家洼山过苍龙山东古堡、苦水堡、水泉堡、裴家堡、哈思吉堡，从索桥渡口过河；另一路经苍龙山东古堡或苦水堡、芦沟堡、论古堡、永安堡、大庙堡等处至北城滩附近古渡口过河。这四条渡河线路在不同的朝代各有侧重，笔者推测，从苦水堡至北城滩乌兰津古渡口的这一路应为平（凉）固（原）大道上使用最早的商贸通道，因为乌兰津北卜古渡口在唐代曾是丝绸之路上最繁荣的重镇之一。
《平川区志》记载：
北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五路大军攻西夏，中官李宪统军出熙河，十一月，先后攻夏兵于屈吴山、罗逋川，并驻兵打罗城，即打拉池古城。1036年，为西夏人所筑，此后区境一部分为宋地，一部分为西夏地。徽宗崇宁二年（1103），宋复修打罗城，并改名怀戎堡。此后数十年，自黄家屲经狼山、打拉池、杨梢沟、红沟至红柳黄河岸边，形成宋夏边界。
从地理位置和地形来看，宁夏海原天都山、平川境内屈吴山、狼山、黄家屲山、北掌山、贺家山、大青山、水泉尖山、哈思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分界线。天都山西南的西安州古堡、打拉池怀戎堡、苦水堡均为这一分界线上的重要据点，靠山临川，扼险据要，必为宋、夏争夺的战略要地，应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了宋、夏的边界。倒是从打拉池、杨梢沟、红沟至红柳黄河岸边一线基本上无险可据，所以此说法还需进一步商榷。
明洪武二年（1369），征虏大将军徐达在定西沈儿峪战役大败元将王保保，由于没有彻底摧毁元朝的残余力量，造成有明以来河套一带的大、小松山长期被蒙古鞑靼部盘踞，形成了明朝与北元势力在靖远县境隔黄河对峙的格局。为了加强边境防御，明正统二年（1437），督指挥房贵在古会州遗址上修筑靖虏卫城以统一指挥边防战事。《靖远县志》记载：
明初以来，河套蒙古鞑靼部多次从老龙湾等处踏冰渡河，经寺儿湾法裕堡、永安堡、芦沟堡，至锁黄川牧马休整后，进犯打拉池、白草原一带。
笔者考证，从锁黄川至打拉池只有兩条可供人马行走的通道，一条即为经过卧龙山的这条古道，经宝积山等地至打拉池，另一条通道经靖远五合乡白崖子、大堡子沟向北，过苍龙山即可达青砂岘至打拉池。从老龙湾至打拉池、白草原沿途，数十座烽火台星罗棋布，遇敌来犯，各堡便在烽火台燃放烟火，相互通讯联络，报警御敌。苦水堡南面墩墩梁山上的两个古代烽火台，居于南北的枢纽位置，向北可观望锁黄川永安堡、芦沟堡一线进犯的敌情，向南则可通知前方打拉池一线做好御敌之准备。由此可知，卧龙山在明朝也曾是重要的军事要冲和边防重镇。
自满清顺治帝入关（1644），随着西北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被纳入大清版图，明以来的靖虏卫所辖之地由过去战争不断的边界地带逐渐变为安享太平的内地，卧龙山作为军事要冲的重要地位也不再明显。从苦水堡内出土的清朝秀才的顶子及大量的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铜钱来看，这时的卧龙山一带应处于人民安居乐业、商贸繁荣的辉煌时期，并成为通往河西走廊的商业贸易通道的一个重要站点，卧龙山庙也成为有名的宗教圣地，鼎盛一时。至同治初年，遭兵燹后，卧龙山从此不再有往日的繁华昌盛，民居塌毁殆尽，人口大量减少。《靖远县志》记载：“民国九年地震，苦水堡死亡345人。”据刘兴富老先生讲，当时苦水堡西边李家沟的旧窑洞里，正在表演和观看皮影戏的大小几十人在地震中刹时被埋于地下。民国年间，苦水堡周边的居民多住窑洞，地震造成的灾害是毁灭性的。因此，至民国九年（1920）大地震后，此地已基本无人居住。 考证苦水堡遗址
卧龙山苦水堡依山形而建，雄踞于锁黄川通往前山周家地一带这一南北通道的咽喉地段，城墙遗址呈长方形，轮廓至今保存完整，南北长约210米，东西宽约130米，面积约2.7万平方米。城墙系黄土夯筑而成，呈梯形状，上宽约4米，下宽约8米，高约7米。堡城四角各有10米见方的角台一座，其中西北角的角台保存最为完整。城墙下每隔20米有一道绕城一周的平台，宽约8米，共三道，据说为当时的跑马台。古堡东、西面各有城门一座，东边的城门偏北，门前山坡下约50米处有一座约15米高的圆锥形土堆，系人工用黄土夯筑而成的炮台；西边的城门偏南，西门外有规模宏大的城隍庙（一说灵官庙）遗址，到处都是残缺不全与大青砖一样质地的陶瓷造型，绘有栩栩如生的荷花、牡丹、菊花等，还有龙、老虎、狮子等各种惟妙惟肖的脊兽。其中有一块，两条龙缠绕于两侧，在中间20厘米宽、40厘米长的平面上，有“道光三十年”五个凸起的大字，有力地说明了城隍庙最迟曾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修葺过，或可证明这时城内还有大量的居民。西门外的山坡上，有许多土窑洞及积灰，应该是贫民居住的地方。城隍庙向西50米处有一铸造厂，曾经发掘出大量浇铸铁器的黏土模具及陶瓷残件。
城堡中现有一道南北走向的石墙，是城毁之后人们为了便于耕种，捡拾堡中的石块砖瓦堆积而成的，石墙间多有矩形的石条、下方上圆的柱顶石以及残碎的青砖瓦片。在这些断瓦残砖间或能捡到锈迹斑驳的古物，有三角形的铁箭头、铜矛头、不同年代的铜钱（最早为唐开元通宝，最迟为清道光通宝）、陶哨（陶瓷制成的鸡、狗等玩具，背有一小洞，用口吹发声如哨）等，也曾经有人捡到长约10厘米的刀币、玉笛以及前清秀才的顶子等。堡子北部，从东门进右手中线处有一规模较大的建筑群残址，石制台阶和大青砖铺砌的地面上到处都是烧焦的木头瓦片，推测应为坐北向南的衙门及附属建筑所在。堡内有一直径约50厘米的石球，侧有一石环，似可拴物，正有平面，上刻约10厘米见方的“薛”字。在苦水堡东5里处的白杨树沟口有一古墓，墓前有石牌坊遗址，左、右分别有高约1.8米的石柱，上阴刻一联：“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20世纪90年代后，该古墓被盗，据当地牧羊人说，墓室内为双层棺椁，厚约15厘米的棺板残片上写明墓主人姓薛，似乎印证了有一薛姓人氏曾在此地显赫一时。
凡有人居住的地方，首先得考虑水源的问题，从苦水堡东北而来的砂河，绕经堡子山下的北、西、南三面，然后向东南直通大水沟砂河。沿苦水堡山西北角向下至砂河边，有一井名苦水井，为堡内的人提供了丰富的饮用水源。20世纪80年代初大旱时，周边的生产队也曾用毛驴车拉运苦水井的水，解决了大部分群众的吃水问题。苦水井附近曾有藏宝的传说，说是不知什么年代，也不知什么人，在苦水堡附近建设金库，修地道用了三年，用木碳、白灰、羊毛铺垫用了三年，装金银用了三年。前几年居然有人信以为真，用推土机在井台挖了数月找宝，但只挖出一些木碳、白灰的残渣。苦水堡东南1里许处有一小山沟名马圈湾，有好多残破的古代人居住过的窑洞，不知什么时候的马粪堆积达40～50厘米，在附近崖边，牧羊人曾发现一面铜“锅”，现存于宁夏中卫县高庙内。“锅”的外口直径约1米，高约0.35米，锅底有一个10多平方厘米的平面，上有一手能握的柄，据说这个锅在平时可用来做饭，战时可用作盾牌。
那么，苦水堡毁于何时呢？笔者从以上一鳞半爪的资料中按时间推测，苦水堡自汉唐以来作为丝绸古道上的必经之地曾一度繁荣，宋、夏之际作为边境要塞处于争战的前沿阵地，后经历代的兴衰演变，最后一次应毁于清同治初年（1862）的回民起义战火中。《平川区志》记载：“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西北回民反清军白彦虎、冯清厚部到甘肃，三月攻占打拉池城。”可能同时也造成了位于交通要道上的苦水堡最终的焚毁。从此，苦水堡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流失，成为本地历史上一座永远难知端详的人文遗迹。由于苦水堡的特殊地理位置，其至今应为靖远平川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堡。
升云寺的传说
苦水堡东侧相邻的山上建有一座雄伟古朴的寺庙，这便是有名的升云寺。卧龙山升云寺初建于何时，已无从可考。听说原来有十几座碑记，现已无迹可寻。其中半块残碑中有“唐大将军尉迟敬德监造”的说法，据老人们讲，庙内古建筑群遗迹众多，有东佛殿、西佛殿、祖师殿、山门、城隍殿、太上殿、三官殿、戏楼等三楼十八殿和山、陕、甘三省的厢房会馆。曾出土钟、磬及降妖除邪铁牌等文物数件和铁狮子一对。寺内现存一对石雕烛台，高约60厘米，底座下刻有“雍正八年班□□”的字样。“兰州府四月八日”残片应为乾隆朝以后所留，据《甘肃省志》记载，“明兰州属临洮府，乾隆三年末（1739）徙临洮府来治，更名兰州府”，作为主管靖远县的兰州府存留刻石于此，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卧龙山升云寺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残存的脊兽砖雕上有清嘉庆、道光年间重修字样。另有记录当时庙产的碑记半块、记载募捐善士弟子功德碑半块。
升云寺遭同治年间兵燹后，民国后期，在靖远县东升乡红湾村马姓乡绅的倡导下，当地人民筹资重修了庙内的大部分建筑，至解放前夕，所有的殿宇已基本竣工，城隍庙的塑像彩绘已完成，其他殿的塑像都已造成，还没有着色。1952年，靖远县第二任县长欧化远去八区贾寨柯视察工作，走错了路，沿新寨柯、保安、上淌一路来到卧龙山，并建议拆除庙内所有的木料和砖瓦，修建贾寨柯学校和保安小学，升云寺被拆毁。
1988年，靖远县文化馆清理文物古迹时，卧龙山升云寺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现有建筑才逐步得以恢復起来。山后（二队、李家沟、保安等村社）和前山（小川、尖山、魏家地等村社）信士弟子很多，组成了卧龙山升云寺庙会，主要成员有魏文宏、李应根、刘兴富等，我三伯父陈耀便是庙会的副会长之一，参加了卧龙山升云寺的重建。此后，卧龙山的香火盛极一时，每年逢农历四月初八过庙会，来自各地的香客络绎不绝，求签问卦，演戏奏乐，热闹非凡。
从漫长的大水沟砂河向北望去，升云寺的明月楼三官殿居高临下，远看飞檐挑角，气势磅礴，如从天而降的仙宫美景。山下有一眼供寺内和尚取水的小井，名“和尚井”，井旁原树有一座石碑，大约记载了成井的年代及用途等。过和尚井后，从野狐桥沿山坡拾级而上，便到了升云寺庙院。寺内的建筑由南向北依次分三层，建于戏楼之上的明月楼三官殿位于最低的一层，内有天、地、水三官塑像。明月楼戏台前有一小庭院，小院向北的中层属道教场所，中间的上殿为三清宫，有道教三大祖师上清、太清、玉清塑像，壁画为太上老君八十一化中“过函谷关化胡”的故事。东殿为圣母殿，有九天卫房圣母元君及六位仙童塑像。西殿为龙王宫，有五湖圣主、四海龙王塑像及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兴风降雨的壁画。最北一层为佛教道场，有大雄宝殿及东、西二殿。大雄宝殿居中，坐北向南，内有三佛、六菩萨及十八罗汉塑像。东殿内壁画为唐三藏师徒西天取经及三打白骨精、龙宫借宝等内容。西殿子孙宫内的塑像分别是云霄、琼霄、碧霄三位娘娘，以及奶母、催生、花儿等各位娘娘，还有保护千婴的潘、张二将和花果树间的百子图等。东、西二殿中间清理出来的空地系以前倒座观音楼的遗址。大雄宝殿西侧台阶下建有城隍庙，有本境城隍、山神、土地、社稷和牛头、马面、鬼判、狱卒等塑像。最北边有近年来新建的观音楼。 我爷爷当初来到卧龙山时，升云寺还有好多和尚，多数和尚住在山顶庙院的厢房，有一姓苏的住持老和尚，他的禅房内，墙上挂有两个1米见方的大字：“觉”和“死”，还有许多经文书法。据父亲讲，升云寺山下的野狐桥边原来有数座窑洞，那年秋天，连续下了40多天的雨，老和尚带着两个小和尚住在窑洞内，雨水渗透，窑洞顶裂开了缝隙。傍晚的时候，我爷爷去看老和尚，劝他回到山上的厢房去住，老和尚笑着说有佛祖保佑，就是不搬到山上去住。可到了第二天，窑洞塌了，把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都压死了，山上的和尚叫人把三具尸体挖出来，抬到东边另一个空洞内，然后用石头砌住了窑门，山上的和尚遂先后离开了卧龙山庙。三年后，不知从何处来了许多和尚，有三四百人，在和尚井砂河搭满了帐篷，开始举行住持老和尚的葬礼。他们在野狐桥东面的平台上设起宏大的道场，用拾来的柴禾垒起三个大圆塔，中间的一座5米多高，两侧的3米多高，塔的周围挂满了用各种纸做的花儿，三个和尚的尸体被抬出来放在塔的中央。念了三天三夜的经后，和尚们点燃了柴塔。一时间，悲伤痛哭之声回荡在山谷间，声如雷鸣，直传云霄。大火烧了几天后方才熄灭，和尚们把没烧化的骨骸捡拾出来，用木棰敲成碎末，然后用荞面和成面团，捏成鲤鱼的形状带走了。从此以后，升云寺再也没有正式住过和尚。
铜镜出土记
靖远县委编纂的《西部历史文化名城——靖远》和白银市文联编辑的《古今白银》两本书的彩页中，都刊有一长方形的古香古色的文物图片，注明“铜境（金代），东升乡出土”的字样，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件文物出土的真实情况。1981年前后，父亲放弃了外地的教师工作回到家，由于不会做农活，就在卧龙山给生产队放牛。作为读书人，他开始留意并对卧龙山周边的遗迹进行考证。他发现在苦水堡东约5里的白杨村沟的山坡上，有古人曾经居住过的灰坡及陶瓷碎片。山坡的东侧多年来被水冲出了三道沟，在最南面的沟内发现了一个灰色的陶瓷罐和两个号状的铜器，后经专家鉴定，认为是古代的军号，“铜号”为中空弯曲的铜管构成，长约30厘米，一端为喇叭状，出土时已锈为绿色的泥土。灰陶罐大体为圆柱形，中间部分略向外突出，高约50厘米，上口内径约20厘米，罐内装有两个葫芦和一个木制香筒。葫芦上刻有山水人物画，香筒高约15厘米，内各有丝绸卷帛六页，上面写的是不认识的文字，根据父亲的描述，西北师范大学的专家认定这些文字应为罕见的西夏经文。灰陶瓷罐现在被李家塬一姓王的人家收藏，有文字的绸帛被拿去让当地一位识字的风水老先生识别，后来也不知去向。
在发现灰陶瓷罐的地方继续向下挖掘，约有2米深时，见一倒扣的半圆形铁制锅，外口直径约1.2米，深约30厘米，锅壁厚约6厘米，重约70公斤，表面已生成斑驳的红色铁锈。铁锅的右侧放着一把宝剑，四周散放着六个陶瓷酒杯。宝剑长约1米，竹子剑鞘外包铜花边，铁制剑身已锈蚀为红色碎片。六个酒杯的形状就像现在的高脚杯，高约10厘米，圆形上口直径约9厘米，杯脚直径1.5厘米，底座直径约6厘米。揭开铁锅后，下面有一长方形木匣，绘有彩色的图案和描金的边纹，用手一碰即裂为碎片。匣内有褐色的绸缎一块，上有3～9厘米大小不等的西夏文字。绸缎内包有木条六片，长约13厘米，厚约5毫米，上部有3厘米高的三角，中有一圆形小孔，三角下部长约10厘米，宽约5厘米，两面各有七个1.5厘米见方的西夏楔形文字，绸缎和木条见风随即变为碎片。绸缎包裹下面便是前面提到的铜镜，上面有数枚铜钱，其中最早的一枚为开元通宝。铜镜出土时保存完整，长约34厘米，宽约28厘米，厚约0.4厘米，上端有一耳状挂环，环的正面有“化平县官□”五个汉字。铜镜的上面为平面，背面有间隔4～5厘米的微微弯曲的阳刻线条，曲线间有水波浪和水花图案，在水波浪和水花间似有栩栩如生的一条巨龙在飞舞，所有图案的线条流畅生动，宽度约1毫米，凸起约0.5毫米。铜镜出土后，父亲向省上有关方面进行了汇报，引起了有关专家的高度重视，随后甘肃省博物馆和西北师范大学的几位专家来到现场考证，把军号、宝剑、彩绘木匣的残片和有西夏文字的木条、丝绸碎片都带回去研究，铜镜则由我父亲保存。省上为了表彰父亲的事迹，邀请父亲参加了当年召开的全省文物保护会议，并发给奖金100元。1986年，为了让“金牌”有个最终的归宿，父亲在一位同学的建议下，将铜镜交给靖远县博物馆收藏。
从伴随铜镜出土的其他文物上的西夏文字来看，铜镜的年代应在西夏建国的1032～1227年之间。至于铜镜为何被定为金代文物而没有被定为西夏文物，笔者认为，北宋期间，当时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官方文字多用汉字，而西夏王李元昊立国以来，为求独立发展，在模仿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西夏文字。1227年，西夏被蒙古毁灭，造成了后世没有一部正式的西夏史书的遗憾，以致于铜镜挂环上的“化平县官□”中的化平县在西夏有无建制现已无据可考。《金史·地理志》记载，金大定十二年（1172）改安化县为化平县而安化县系北宋乾德二年（964）时从华亭县划地设置的新县，位于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泾源县城西北的官庄和新民乡境。因此，从金国使用的汉字和金曾设置化平县建制来说，铜镜定为金代文物是比较恰当的。另外，我们知道，龙是中国古代皇室才能使用的标志，铜镜背面为什么有龙形图案，与铜镜一起出土的其他文物上为什么均为西夏文字，卧龙山一帶在西夏时期是否归化平县管辖，恐怕将成为千古之谜了。
写到这里，耳畔似乎响起很多模糊而又分明的声音，古代战场上短兵相接发出的清脆碰撞声、隆隆的炮声、战马的嘶鸣声、弓箭的啾啾声……这些声音最后都变为丝绸古道上悠悠的驼铃声，回荡在卧龙山这空旷的山谷间，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神秘而古老的卧龙山啊，谁能告诉我你本来的历史？
卧龙山的历史
卧龙山环山抱水，地形独特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必争之地。山上有庙曰升云寺，西侧即为苦水堡遗址。解放前夕，我祖父到卧龙山谋生时，当地基本没有人居住，不知什么年代耕种过的土地都处于荒芜状态，苦水堡周边、百姓庄、华道子、苦水井沟等处早已坍塌为平地的居民点，或白杨树沟顶、雀湾等古代人居住过的村落痕迹，留下了厚厚的文化灰层和陶瓷碎片，处处透着曾经辉煌的气息，无论是谁到这里，肯定都会有一份沉甸甸的怀古情结。小时候，我常常好奇地向当地牧羊的老人们打听卧龙山，每每这时，他们总是捋着花白的胡须，慢条斯理地念叨：“先有卧龙山，后有宝积山；先有宝积山，后有靖远城。”宝积山位于磁窑沟，宋时就有采煤与烧制陶瓷的历史，考古学者曾在此地发现宋代人采煤的遗址。据此推测，卧龙山的兴盛期应在宋代之前。那几句看似简简单单的话语，却传递着悠久的时间顺序，让我们在历史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对卧龙山在本地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有了大致的概念。
苦水堡南面的墩墩梁上，半山腰处有一条废弃的荒芜古道，宽3米左右，中间有两道车轮碾压的痕迹。这条路向东穿过大水沟砂河，砂河两侧有用条石垒砌而成的方台，应为通过砂河的古代桥梁底座。经华道子，沿山间道路可达苍龙山以东的古堡，再向东直通西格拉滩的青砂砚；向西则由苦水井沟过李家沟、齐家大岘可达水泉，也可经石碑子沟过车轮口到黄湾鹯阴古渡口。很多史志资料和文章中提及，平川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之一，但境内丝绸之路的路线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
自汉朝对匈奴的几次重大战役取得胜利，又有张骞出使西域，逐渐形成了繁荣昌盛的对外贸易通道，即丝绸之路，至唐最为盛。宋以来受战乱的影响，丝绸古道曾一时衰落凋敝，明清以来才逐步得以恢复。这期间，随着中原王朝与匈奴、吐蕃、女真、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对统治地域的争夺，受频繁战争的影响，丝绸之路在今甘肃省境内大致沿黄河从西南向东北一线的断面上左右变更不定，主要形成了南、中、北三条通往河西走廊的要道，其中的北线中段沿平（凉）固（原）大道，从刘家井或盐池两处进入平川境内后，交集于打拉池。结合现有的历史资料和实际地形考察，从打拉池到黄河岸边过河通往河西走廊有四条通道，这四条通道由南至北排列：一路经杨梢沟、红沟、靖远县城西北，从虎豹口渡口过河；一路经毛卜拉、大湾、吊沟、响泉、黄湾，从迭烈巡渡口过河；一路沿黄家洼山过苍龙山东古堡、苦水堡、水泉堡、裴家堡、哈思吉堡，从索桥渡口过河；另一路经苍龙山东古堡或苦水堡、芦沟堡、论古堡、永安堡、大庙堡等处至北城滩附近古渡口过河。这四条渡河线路在不同的朝代各有侧重，笔者推测，从苦水堡至北城滩乌兰津古渡口的这一路应为平（凉）固（原）大道上使用最早的商贸通道，因为乌兰津北卜古渡口在唐代曾是丝绸之路上最繁荣的重镇之一。
《平川区志》记载：
北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五路大军攻西夏，中官李宪统军出熙河，十一月，先后攻夏兵于屈吴山、罗逋川，并驻兵打罗城，即打拉池古城。1036年，为西夏人所筑，此后区境一部分为宋地，一部分为西夏地。徽宗崇宁二年（1103），宋复修打罗城，并改名怀戎堡。此后数十年，自黄家屲经狼山、打拉池、杨梢沟、红沟至红柳黄河岸边，形成宋夏边界。
从地理位置和地形来看，宁夏海原天都山、平川境内屈吴山、狼山、黄家屲山、北掌山、贺家山、大青山、水泉尖山、哈思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分界线。天都山西南的西安州古堡、打拉池怀戎堡、苦水堡均为这一分界线上的重要据点，靠山临川，扼险据要，必为宋、夏争夺的战略要地，应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了宋、夏的边界。倒是从打拉池、杨梢沟、红沟至红柳黄河岸边一线基本上无险可据，所以此说法还需进一步商榷。
明洪武二年（1369），征虏大将军徐达在定西沈儿峪战役大败元将王保保，由于没有彻底摧毁元朝的残余力量，造成有明以来河套一带的大、小松山长期被蒙古鞑靼部盘踞，形成了明朝与北元势力在靖远县境隔黄河对峙的格局。为了加强边境防御，明正统二年（1437），督指挥房贵在古会州遗址上修筑靖虏卫城以统一指挥边防战事。《靖远县志》记载：
明初以来，河套蒙古鞑靼部多次从老龙湾等处踏冰渡河，经寺儿湾法裕堡、永安堡、芦沟堡，至锁黄川牧马休整后，进犯打拉池、白草原一带。
笔者考证，从锁黄川至打拉池只有兩条可供人马行走的通道，一条即为经过卧龙山的这条古道，经宝积山等地至打拉池，另一条通道经靖远五合乡白崖子、大堡子沟向北，过苍龙山即可达青砂岘至打拉池。从老龙湾至打拉池、白草原沿途，数十座烽火台星罗棋布，遇敌来犯，各堡便在烽火台燃放烟火，相互通讯联络，报警御敌。苦水堡南面墩墩梁山上的两个古代烽火台，居于南北的枢纽位置，向北可观望锁黄川永安堡、芦沟堡一线进犯的敌情，向南则可通知前方打拉池一线做好御敌之准备。由此可知，卧龙山在明朝也曾是重要的军事要冲和边防重镇。
自满清顺治帝入关（1644），随着西北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被纳入大清版图，明以来的靖虏卫所辖之地由过去战争不断的边界地带逐渐变为安享太平的内地，卧龙山作为军事要冲的重要地位也不再明显。从苦水堡内出土的清朝秀才的顶子及大量的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铜钱来看，这时的卧龙山一带应处于人民安居乐业、商贸繁荣的辉煌时期，并成为通往河西走廊的商业贸易通道的一个重要站点，卧龙山庙也成为有名的宗教圣地，鼎盛一时。至同治初年，遭兵燹后，卧龙山从此不再有往日的繁华昌盛，民居塌毁殆尽，人口大量减少。《靖远县志》记载：“民国九年地震，苦水堡死亡345人。”据刘兴富老先生讲，当时苦水堡西边李家沟的旧窑洞里，正在表演和观看皮影戏的大小几十人在地震中刹时被埋于地下。民国年间，苦水堡周边的居民多住窑洞，地震造成的灾害是毁灭性的。因此，至民国九年（1920）大地震后，此地已基本无人居住。 考证苦水堡遗址
卧龙山苦水堡依山形而建，雄踞于锁黄川通往前山周家地一带这一南北通道的咽喉地段，城墙遗址呈长方形，轮廓至今保存完整，南北长约210米，东西宽约130米，面积约2.7万平方米。城墙系黄土夯筑而成，呈梯形状，上宽约4米，下宽约8米，高约7米。堡城四角各有10米见方的角台一座，其中西北角的角台保存最为完整。城墙下每隔20米有一道绕城一周的平台，宽约8米，共三道，据说为当时的跑马台。古堡东、西面各有城门一座，东边的城门偏北，门前山坡下约50米处有一座约15米高的圆锥形土堆，系人工用黄土夯筑而成的炮台；西边的城门偏南，西门外有规模宏大的城隍庙（一说灵官庙）遗址，到处都是残缺不全与大青砖一样质地的陶瓷造型，绘有栩栩如生的荷花、牡丹、菊花等，还有龙、老虎、狮子等各种惟妙惟肖的脊兽。其中有一块，两条龙缠绕于两侧，在中间20厘米宽、40厘米长的平面上，有“道光三十年”五个凸起的大字，有力地说明了城隍庙最迟曾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修葺过，或可证明这时城内还有大量的居民。西门外的山坡上，有许多土窑洞及积灰，应该是贫民居住的地方。城隍庙向西50米处有一铸造厂，曾经发掘出大量浇铸铁器的黏土模具及陶瓷残件。
城堡中现有一道南北走向的石墙，是城毁之后人们为了便于耕种，捡拾堡中的石块砖瓦堆积而成的，石墙间多有矩形的石条、下方上圆的柱顶石以及残碎的青砖瓦片。在这些断瓦残砖间或能捡到锈迹斑驳的古物，有三角形的铁箭头、铜矛头、不同年代的铜钱（最早为唐开元通宝，最迟为清道光通宝）、陶哨（陶瓷制成的鸡、狗等玩具，背有一小洞，用口吹发声如哨）等，也曾经有人捡到长约10厘米的刀币、玉笛以及前清秀才的顶子等。堡子北部，从东门进右手中线处有一规模较大的建筑群残址，石制台阶和大青砖铺砌的地面上到处都是烧焦的木头瓦片，推测应为坐北向南的衙门及附属建筑所在。堡内有一直径约50厘米的石球，侧有一石环，似可拴物，正有平面，上刻约10厘米见方的“薛”字。在苦水堡东5里处的白杨树沟口有一古墓，墓前有石牌坊遗址，左、右分别有高约1.8米的石柱，上阴刻一联：“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20世纪90年代后，该古墓被盗，据当地牧羊人说，墓室内为双层棺椁，厚约15厘米的棺板残片上写明墓主人姓薛，似乎印证了有一薛姓人氏曾在此地显赫一时。
凡有人居住的地方，首先得考虑水源的问题，从苦水堡东北而来的砂河，绕经堡子山下的北、西、南三面，然后向东南直通大水沟砂河。沿苦水堡山西北角向下至砂河边，有一井名苦水井，为堡内的人提供了丰富的饮用水源。20世纪80年代初大旱时，周边的生产队也曾用毛驴车拉运苦水井的水，解决了大部分群众的吃水问题。苦水井附近曾有藏宝的传说，说是不知什么年代，也不知什么人，在苦水堡附近建设金库，修地道用了三年，用木碳、白灰、羊毛铺垫用了三年，装金银用了三年。前几年居然有人信以为真，用推土机在井台挖了数月找宝，但只挖出一些木碳、白灰的残渣。苦水堡东南1里许处有一小山沟名马圈湾，有好多残破的古代人居住过的窑洞，不知什么时候的马粪堆积达40～50厘米，在附近崖边，牧羊人曾发现一面铜“锅”，现存于宁夏中卫县高庙内。“锅”的外口直径约1米，高约0.35米，锅底有一个10多平方厘米的平面，上有一手能握的柄，据说这个锅在平时可用来做饭，战时可用作盾牌。
那么，苦水堡毁于何时呢？笔者从以上一鳞半爪的资料中按时间推测，苦水堡自汉唐以来作为丝绸古道上的必经之地曾一度繁荣，宋、夏之际作为边境要塞处于争战的前沿阵地，后经历代的兴衰演变，最后一次应毁于清同治初年（1862）的回民起义战火中。《平川区志》记载：“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西北回民反清军白彦虎、冯清厚部到甘肃，三月攻占打拉池城。”可能同时也造成了位于交通要道上的苦水堡最终的焚毁。从此，苦水堡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流失，成为本地历史上一座永远难知端详的人文遗迹。由于苦水堡的特殊地理位置，其至今应为靖远平川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堡。
升云寺的传说
苦水堡东侧相邻的山上建有一座雄伟古朴的寺庙，这便是有名的升云寺。卧龙山升云寺初建于何时，已无从可考。听说原来有十几座碑记，现已无迹可寻。其中半块残碑中有“唐大将军尉迟敬德监造”的说法，据老人们讲，庙内古建筑群遗迹众多，有东佛殿、西佛殿、祖师殿、山门、城隍殿、太上殿、三官殿、戏楼等三楼十八殿和山、陕、甘三省的厢房会馆。曾出土钟、磬及降妖除邪铁牌等文物数件和铁狮子一对。寺内现存一对石雕烛台，高约60厘米，底座下刻有“雍正八年班□□”的字样。“兰州府四月八日”残片应为乾隆朝以后所留，据《甘肃省志》记载，“明兰州属临洮府，乾隆三年末（1739）徙临洮府来治，更名兰州府”，作为主管靖远县的兰州府存留刻石于此，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卧龙山升云寺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残存的脊兽砖雕上有清嘉庆、道光年间重修字样。另有记录当时庙产的碑记半块、记载募捐善士弟子功德碑半块。
升云寺遭同治年间兵燹后，民国后期，在靖远县东升乡红湾村马姓乡绅的倡导下，当地人民筹资重修了庙内的大部分建筑，至解放前夕，所有的殿宇已基本竣工，城隍庙的塑像彩绘已完成，其他殿的塑像都已造成，还没有着色。1952年，靖远县第二任县长欧化远去八区贾寨柯视察工作，走错了路，沿新寨柯、保安、上淌一路来到卧龙山，并建议拆除庙内所有的木料和砖瓦，修建贾寨柯学校和保安小学，升云寺被拆毁。
1988年，靖远县文化馆清理文物古迹时，卧龙山升云寺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现有建筑才逐步得以恢復起来。山后（二队、李家沟、保安等村社）和前山（小川、尖山、魏家地等村社）信士弟子很多，组成了卧龙山升云寺庙会，主要成员有魏文宏、李应根、刘兴富等，我三伯父陈耀便是庙会的副会长之一，参加了卧龙山升云寺的重建。此后，卧龙山的香火盛极一时，每年逢农历四月初八过庙会，来自各地的香客络绎不绝，求签问卦，演戏奏乐，热闹非凡。
从漫长的大水沟砂河向北望去，升云寺的明月楼三官殿居高临下，远看飞檐挑角，气势磅礴，如从天而降的仙宫美景。山下有一眼供寺内和尚取水的小井，名“和尚井”，井旁原树有一座石碑，大约记载了成井的年代及用途等。过和尚井后，从野狐桥沿山坡拾级而上，便到了升云寺庙院。寺内的建筑由南向北依次分三层，建于戏楼之上的明月楼三官殿位于最低的一层，内有天、地、水三官塑像。明月楼戏台前有一小庭院，小院向北的中层属道教场所，中间的上殿为三清宫，有道教三大祖师上清、太清、玉清塑像，壁画为太上老君八十一化中“过函谷关化胡”的故事。东殿为圣母殿，有九天卫房圣母元君及六位仙童塑像。西殿为龙王宫，有五湖圣主、四海龙王塑像及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兴风降雨的壁画。最北一层为佛教道场，有大雄宝殿及东、西二殿。大雄宝殿居中，坐北向南，内有三佛、六菩萨及十八罗汉塑像。东殿内壁画为唐三藏师徒西天取经及三打白骨精、龙宫借宝等内容。西殿子孙宫内的塑像分别是云霄、琼霄、碧霄三位娘娘，以及奶母、催生、花儿等各位娘娘，还有保护千婴的潘、张二将和花果树间的百子图等。东、西二殿中间清理出来的空地系以前倒座观音楼的遗址。大雄宝殿西侧台阶下建有城隍庙，有本境城隍、山神、土地、社稷和牛头、马面、鬼判、狱卒等塑像。最北边有近年来新建的观音楼。 我爷爷当初来到卧龙山时，升云寺还有好多和尚，多数和尚住在山顶庙院的厢房，有一姓苏的住持老和尚，他的禅房内，墙上挂有两个1米见方的大字：“觉”和“死”，还有许多经文书法。据父亲讲，升云寺山下的野狐桥边原来有数座窑洞，那年秋天，连续下了40多天的雨，老和尚带着两个小和尚住在窑洞内，雨水渗透，窑洞顶裂开了缝隙。傍晚的时候，我爷爷去看老和尚，劝他回到山上的厢房去住，老和尚笑着说有佛祖保佑，就是不搬到山上去住。可到了第二天，窑洞塌了，把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都压死了，山上的和尚叫人把三具尸体挖出来，抬到东边另一个空洞内，然后用石头砌住了窑门，山上的和尚遂先后离开了卧龙山庙。三年后，不知从何处来了许多和尚，有三四百人，在和尚井砂河搭满了帐篷，开始举行住持老和尚的葬礼。他们在野狐桥东面的平台上设起宏大的道场，用拾来的柴禾垒起三个大圆塔，中间的一座5米多高，两侧的3米多高，塔的周围挂满了用各种纸做的花儿，三个和尚的尸体被抬出来放在塔的中央。念了三天三夜的经后，和尚们点燃了柴塔。一时间，悲伤痛哭之声回荡在山谷间，声如雷鸣，直传云霄。大火烧了几天后方才熄灭，和尚们把没烧化的骨骸捡拾出来，用木棰敲成碎末，然后用荞面和成面团，捏成鲤鱼的形状带走了。从此以后，升云寺再也没有正式住过和尚。
铜镜出土记
靖远县委编纂的《西部历史文化名城——靖远》和白银市文联编辑的《古今白银》两本书的彩页中，都刊有一长方形的古香古色的文物图片，注明“铜境（金代），东升乡出土”的字样，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件文物出土的真实情况。1981年前后，父亲放弃了外地的教师工作回到家，由于不会做农活，就在卧龙山给生产队放牛。作为读书人，他开始留意并对卧龙山周边的遗迹进行考证。他发现在苦水堡东约5里的白杨村沟的山坡上，有古人曾经居住过的灰坡及陶瓷碎片。山坡的东侧多年来被水冲出了三道沟，在最南面的沟内发现了一个灰色的陶瓷罐和两个号状的铜器，后经专家鉴定，认为是古代的军号，“铜号”为中空弯曲的铜管构成，长约30厘米，一端为喇叭状，出土时已锈为绿色的泥土。灰陶罐大体为圆柱形，中间部分略向外突出，高约50厘米，上口内径约20厘米，罐内装有两个葫芦和一个木制香筒。葫芦上刻有山水人物画，香筒高约15厘米，内各有丝绸卷帛六页，上面写的是不认识的文字，根据父亲的描述，西北师范大学的专家认定这些文字应为罕见的西夏经文。灰陶瓷罐现在被李家塬一姓王的人家收藏，有文字的绸帛被拿去让当地一位识字的风水老先生识别，后来也不知去向。
在发现灰陶瓷罐的地方继续向下挖掘，约有2米深时，见一倒扣的半圆形铁制锅，外口直径约1.2米，深约30厘米，锅壁厚约6厘米，重约70公斤，表面已生成斑驳的红色铁锈。铁锅的右侧放着一把宝剑，四周散放着六个陶瓷酒杯。宝剑长约1米，竹子剑鞘外包铜花边，铁制剑身已锈蚀为红色碎片。六个酒杯的形状就像现在的高脚杯，高约10厘米，圆形上口直径约9厘米，杯脚直径1.5厘米，底座直径约6厘米。揭开铁锅后，下面有一长方形木匣，绘有彩色的图案和描金的边纹，用手一碰即裂为碎片。匣内有褐色的绸缎一块，上有3～9厘米大小不等的西夏文字。绸缎内包有木条六片，长约13厘米，厚约5毫米，上部有3厘米高的三角，中有一圆形小孔，三角下部长约10厘米，宽约5厘米，两面各有七个1.5厘米见方的西夏楔形文字，绸缎和木条见风随即变为碎片。绸缎包裹下面便是前面提到的铜镜，上面有数枚铜钱，其中最早的一枚为开元通宝。铜镜出土时保存完整，长约34厘米，宽约28厘米，厚约0.4厘米，上端有一耳状挂环，环的正面有“化平县官□”五个汉字。铜镜的上面为平面，背面有间隔4～5厘米的微微弯曲的阳刻线条，曲线间有水波浪和水花图案，在水波浪和水花间似有栩栩如生的一条巨龙在飞舞，所有图案的线条流畅生动，宽度约1毫米，凸起约0.5毫米。铜镜出土后，父亲向省上有关方面进行了汇报，引起了有关专家的高度重视，随后甘肃省博物馆和西北师范大学的几位专家来到现场考证，把军号、宝剑、彩绘木匣的残片和有西夏文字的木条、丝绸碎片都带回去研究，铜镜则由我父亲保存。省上为了表彰父亲的事迹，邀请父亲参加了当年召开的全省文物保护会议，并发给奖金100元。1986年，为了让“金牌”有个最终的归宿，父亲在一位同学的建议下，将铜镜交给靖远县博物馆收藏。
从伴随铜镜出土的其他文物上的西夏文字来看，铜镜的年代应在西夏建国的1032～1227年之间。至于铜镜为何被定为金代文物而没有被定为西夏文物，笔者认为，北宋期间，当时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官方文字多用汉字，而西夏王李元昊立国以来，为求独立发展，在模仿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西夏文字。1227年，西夏被蒙古毁灭，造成了后世没有一部正式的西夏史书的遗憾，以致于铜镜挂环上的“化平县官□”中的化平县在西夏有无建制现已无据可考。《金史·地理志》记载，金大定十二年（1172）改安化县为化平县而安化县系北宋乾德二年（964）时从华亭县划地设置的新县，位于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泾源县城西北的官庄和新民乡境。因此，从金国使用的汉字和金曾设置化平县建制来说，铜镜定为金代文物是比较恰当的。另外，我们知道，龙是中国古代皇室才能使用的标志，铜镜背面为什么有龙形图案，与铜镜一起出土的其他文物上为什么均为西夏文字，卧龙山一帶在西夏时期是否归化平县管辖，恐怕将成为千古之谜了。
写到这里，耳畔似乎响起很多模糊而又分明的声音，古代战场上短兵相接发出的清脆碰撞声、隆隆的炮声、战马的嘶鸣声、弓箭的啾啾声……这些声音最后都变为丝绸古道上悠悠的驼铃声，回荡在卧龙山这空旷的山谷间，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神秘而古老的卧龙山啊，谁能告诉我你本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