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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紧急预案就成了各级政府必做的一门功课。汶川大地震之后，各级政府能迅速做出反应，与此有很大关系。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现有的紧急预案只局限于政府层面，灾难突临时，公众个人怎么做，全然没有一个事前规划。每个人能做的大约就是拼命打电话、发短信，将网络挤得爆掉，于是，才会流传这样一个笑话：移动网络是一个最灵的地震预报系统。
6月初，西安一家媒体对公众做了一个题为“地震了，我们该怎么办?”的调查，结果显示，52％的读者在地震来临时手足无措，88％的读者此前没有接受过有关地震或其他突然灾难的应急培训；九成受访者期待能接受一次大规模的避震演练，以便更好地掌握地震自救互救知识。
但是，在日本，情况却有明显的不同。
日本是一个位于地震带的国家。有资料显示，全世界震级在6级以上的地震中，20％发生在日本。但是，地震来临时，日本人却绝少慌乱，因为他们有一个详细的应对方案，并且这个方案是每个人平时就了然于胸的。
从宏观层面看，自1982年起，每年的9月1日是日本的“防灾日”，8月30日到9月5日是“防灾周”，在此期间，全国会举办各种宣传普及活动。
在中观层面，曾发生过板神大地震的神户地方政府，向当地居民提供一份紧急避难物资清单，清单非常细致，甚至规定了应急包的重量：男的以15公斤为宜，女的以10公斤为宜。商家推出防灾套装，内装收音机、手电筒，饮用水，食品以及急救药品等物。
具体到社区层面，同样有一套细密的应对措施。住宅小区内各家各户，包括短期租户，都会收到相关资料，指导大家弄清楚住所周围有哪几个指定的避难所，位置在哪里，应该怎样走。社区还设有应急仓库，为方便取用，设在临街的地方，所储用品一应俱全，包括活动的帐篷厕所。汶川地震发生后，日本救援队到四川救援时，就带有同样的设施。
最关键的是，日本注重平时训练。当地消防局或地方自治会定期组织防灾训练，每个区每月都有一、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左右，自由选择参加。训练项目是专题性的，例如野外做饭、打绳结、如何使用小型动力泵消防器以及如何扑救油锅着火等等，重点是让尽量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实习，确保都能掌握有关技巧。
作为媒体，比如电视台，会经常插播公益广告，提醒家长平时要多给孩子做防灾训练。
日本专家说过，可否将灾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取决于所有人在这段时间内如何行动。
中国同样是一个灾难多发的国家。今年上半年以来，年初是雪灾，5月是地震，接着又是南方破纪录的暴雨成灾，但是，如何提高居民个人的防灾意识，尤其是可操作性的防灾手段，在我国依旧是个空白点。突发灾难发生时，政府固然应当有一套应对方案，但作为社会机体的最小细胞——每一个居民，能做的不应是等待，无论是自救还是救人，也应有一套成体系的方案，只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应对灾难，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现在，是该着手建立将每个居民纳入紧急预案的时候了。
构建市场化的救灾模式 彭兴庭
中国银监会日前发布紧急通知指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08年修订版)》的规定，对于借款人因本次地震造成巨大损失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或者以保险赔偿，担保追偿后仍不能偿还的债务，应认定为呆账并及时予以核销；对于银行卡透支款项，持卡人和担保人已经在本次灾害中死亡或下落不明，且没有其他财产可偿还的债务，应认定为呆账并及时予以核销。
有人在媒体上撰文指出，核销无力偿还贷款彰显了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我们知道，银监会是国务院领导的金融管理机关，是行政机关，不是企业法人，可以说，这个通知只是为配合抗震救灾而作的一个政治动员。而且，国内绝大部分银行又是国有商业银行，虽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关键时刻还是政府的一个口袋，呆账最后仍是由国家埋单的。
在中国，一直以来，政府和军队在救灾中都担当着主导作用，在“统一领导、分组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原则指导下，中国传统的救灾模式有着很强的国家动员能力，也非常注重国家层面的总体协调，行动迅速，说一不二。银监会一声令下，各大商业银行就没有敢反对的。这是西方救灾体系难以比拟的。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信息，也使政府面临巨大财政压力。相比之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灾情控制和灾后重建上，则有着我们所没有的优势。
除了各种民间慈善组织和政府的援助基金外，西方国家民众的投保比例普遍较高。他们的灾害救助机制，一般都是以“保险”为核心，所有灾害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几乎都由保险公司理赔，这大大减轻了政府负担，也加强了灾区的自我造血功能。
例如，美国政府在1938年立法，成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其重要目的就是“防洪救灾、减灾”。根据相关法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政策性保险。损失发生后，农户自保25％，公司赔偿75％，并且，通过立法明确农业保险各种计划的性质。经营形式和管理体制，实现农户自愿参加农业保险和强制性参加农业保险相结合。美国灾害救助机制还非常重视“贷款”和“非货币化”服务，一方面，对受灾民众提供低利贷款，另一方面，由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提供非常多的心理咨询、再就业服务等。
目前，我们还是一种政府包办型的救灾体系，政府事无巨细包揽救灾的全过程，长期担当救火队的角色。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所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放松对市场机制和非政府组织的管制，通过制度设计，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社会团体在救灾中的作用。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公共救灾虽然是一种政府行为，但救灾、抗灾同样可以有市场行为参与。因此，应该让政府、企业按各自的规律和职能运作，构造一个包含政府、灾害保险和民间组织在内的合理分工、彼此配合、与市场内在运行机理相吻合的救灾、减灾的长效机制。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现有的紧急预案只局限于政府层面，灾难突临时，公众个人怎么做，全然没有一个事前规划。每个人能做的大约就是拼命打电话、发短信，将网络挤得爆掉，于是，才会流传这样一个笑话：移动网络是一个最灵的地震预报系统。
6月初，西安一家媒体对公众做了一个题为“地震了，我们该怎么办?”的调查，结果显示，52％的读者在地震来临时手足无措，88％的读者此前没有接受过有关地震或其他突然灾难的应急培训；九成受访者期待能接受一次大规模的避震演练，以便更好地掌握地震自救互救知识。
但是，在日本，情况却有明显的不同。
日本是一个位于地震带的国家。有资料显示，全世界震级在6级以上的地震中，20％发生在日本。但是，地震来临时，日本人却绝少慌乱，因为他们有一个详细的应对方案，并且这个方案是每个人平时就了然于胸的。
从宏观层面看，自1982年起，每年的9月1日是日本的“防灾日”，8月30日到9月5日是“防灾周”，在此期间，全国会举办各种宣传普及活动。
在中观层面，曾发生过板神大地震的神户地方政府，向当地居民提供一份紧急避难物资清单，清单非常细致，甚至规定了应急包的重量：男的以15公斤为宜，女的以10公斤为宜。商家推出防灾套装，内装收音机、手电筒，饮用水，食品以及急救药品等物。
具体到社区层面，同样有一套细密的应对措施。住宅小区内各家各户，包括短期租户，都会收到相关资料，指导大家弄清楚住所周围有哪几个指定的避难所，位置在哪里，应该怎样走。社区还设有应急仓库，为方便取用，设在临街的地方，所储用品一应俱全，包括活动的帐篷厕所。汶川地震发生后，日本救援队到四川救援时，就带有同样的设施。
最关键的是，日本注重平时训练。当地消防局或地方自治会定期组织防灾训练，每个区每月都有一、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左右，自由选择参加。训练项目是专题性的，例如野外做饭、打绳结、如何使用小型动力泵消防器以及如何扑救油锅着火等等，重点是让尽量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实习，确保都能掌握有关技巧。
作为媒体，比如电视台，会经常插播公益广告，提醒家长平时要多给孩子做防灾训练。
日本专家说过，可否将灾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取决于所有人在这段时间内如何行动。
中国同样是一个灾难多发的国家。今年上半年以来，年初是雪灾，5月是地震，接着又是南方破纪录的暴雨成灾，但是，如何提高居民个人的防灾意识，尤其是可操作性的防灾手段，在我国依旧是个空白点。突发灾难发生时，政府固然应当有一套应对方案，但作为社会机体的最小细胞——每一个居民，能做的不应是等待，无论是自救还是救人，也应有一套成体系的方案，只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应对灾难，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现在，是该着手建立将每个居民纳入紧急预案的时候了。
构建市场化的救灾模式 彭兴庭
中国银监会日前发布紧急通知指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根据《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08年修订版)》的规定，对于借款人因本次地震造成巨大损失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或者以保险赔偿，担保追偿后仍不能偿还的债务，应认定为呆账并及时予以核销；对于银行卡透支款项，持卡人和担保人已经在本次灾害中死亡或下落不明，且没有其他财产可偿还的债务，应认定为呆账并及时予以核销。
有人在媒体上撰文指出，核销无力偿还贷款彰显了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我们知道，银监会是国务院领导的金融管理机关，是行政机关，不是企业法人，可以说，这个通知只是为配合抗震救灾而作的一个政治动员。而且，国内绝大部分银行又是国有商业银行，虽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关键时刻还是政府的一个口袋，呆账最后仍是由国家埋单的。
在中国，一直以来，政府和军队在救灾中都担当着主导作用，在“统一领导、分组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原则指导下，中国传统的救灾模式有着很强的国家动员能力，也非常注重国家层面的总体协调，行动迅速，说一不二。银监会一声令下，各大商业银行就没有敢反对的。这是西方救灾体系难以比拟的。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信息，也使政府面临巨大财政压力。相比之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灾情控制和灾后重建上，则有着我们所没有的优势。
除了各种民间慈善组织和政府的援助基金外，西方国家民众的投保比例普遍较高。他们的灾害救助机制，一般都是以“保险”为核心，所有灾害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几乎都由保险公司理赔，这大大减轻了政府负担，也加强了灾区的自我造血功能。
例如，美国政府在1938年立法，成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其重要目的就是“防洪救灾、减灾”。根据相关法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政策性保险。损失发生后，农户自保25％，公司赔偿75％，并且，通过立法明确农业保险各种计划的性质。经营形式和管理体制，实现农户自愿参加农业保险和强制性参加农业保险相结合。美国灾害救助机制还非常重视“贷款”和“非货币化”服务，一方面，对受灾民众提供低利贷款，另一方面，由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提供非常多的心理咨询、再就业服务等。
目前，我们还是一种政府包办型的救灾体系，政府事无巨细包揽救灾的全过程，长期担当救火队的角色。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所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放松对市场机制和非政府组织的管制，通过制度设计，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社会团体在救灾中的作用。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公共救灾虽然是一种政府行为，但救灾、抗灾同样可以有市场行为参与。因此，应该让政府、企业按各自的规律和职能运作，构造一个包含政府、灾害保险和民间组织在内的合理分工、彼此配合、与市场内在运行机理相吻合的救灾、减灾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