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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清代校勘学大师卢文弨从事校勘事业的基本情况，以《抱经堂文集》为基础，分析和研究了收集于其中的卢文弨现存书信，着重探讨了书信中的校勘思想和方法。将其书信中的校勘思想归纳为：采众家之长，择善而从；依据体例，适择校注篇幅；保留他注，以助后学。将其书信中的校勘方法归纳为：联系实际，以资校勘；运用算术方法推理助校。同时，指出并举例说明了书信中所见的卢文弨校书不足之处：不察本书体例，强征他书而误；对本书体例考察有失而致误。研究结果可以补充他人对卢文弨校勘思想和方法研究的不足，为深入研究和全面探讨卢文弨乃至清代校勘思想和方法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卢文弨；书信；校勘；思想；方法
中图分类号：G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3-0137-04
卢文弨，字绍弓，号矶鱼，又号檠斋，晚年更号为弓父，人称抱经先生，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卒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卢氏祖籍余姚，后迁杭州，自幼秉承家学，后为桑调元婿，并师从之。乾隆十七年及第后，卢文弨受翰林院编修诸职，后因事辞归，讲学于各地书院。归田二十余年，他“勤事丹铅，垂老不衰”，所校之书甚多，“家藏图籍数万卷，皆手自校勘，精审无误”。当代学者潘继安考其校书共二百一十种，而许殿才统计更有二百五十七种，其中不乏像《仪礼注疏详校》、《逸周书》这样的校勘精品。他广勘精校的作风，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正如孙诒让所评价的：“所论著尤众，风尚大昌，覃及异域。”
卢文弨的文章大部分已经散佚，现行四十三卷本卢氏《抱经堂文集》只是其全部文章的一小部分。《抱经堂文集》前言引严元照《晦庵学文》卷八《书卢抱经先生札记后》说卢文弨“垂殁之年始以文集付梓，未及五分之一，即下世”。我们现今可见的卢氏’书信便汇集于《抱经堂文集》卷十七至卷二十一此五卷中，共三十九篇。这些书信可考者，写于自乾隆十三年(32岁)至乾隆五十五年(74岁)的四十多年间，其中与家人书七篇，与友人书三十二篇，绝大多数书信都或多或少地含有论学明道的内容，切磋研讨学术问题的占了大多数。卢文弨与同时期的诸多学者如王念孙、钱大听、汪中等人交往甚多，切磋频繁。他与这些学者研讨商议问题的部分信件也收集于此五卷之中。其中详细探讨校勘书籍中所遇具体问题书信的就有十五封，占其书信总数的三分之一多，如《复秦味经先生校勘五礼通考各条书》、《与王怀祖庶常论校正大戴礼记书》、《与丁小雅进士论校正方言书》等等。这些珍贵的书信比之其余各类文体，能更为真实深刻地反映人的内心世界，其中诸多的理论见解，校勘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很值得后人借鉴吸收。
关于卢文骝的校勘学思想和方法，有学者已经论及，如陈修亮《卢文疆校勘学思想与方法》、魏哲铭《论卢文弨校勘学的原则和方法》、李翔翥《从<抱经堂丛书>看卢文弨校勘学思想与方法》。总体说来，其校勘学思想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重旧本宋本而不迷信，注重分析致误原因，善于集合众人之力，有疑则阙不臆断；广据异本广征博考，重文字音韵训诂，运用名物史实典制，以义例资校勘。而卢文弨的书信中的校勘学思想和方法，则更能表现出其细致、独特之处。
一、卢文弨的校勘学思想
卢文弨生活在康乾时代，他的校勘学思想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许殿才在《卢文超校勘学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转引黄廷鉴文说他“实洗明代庸妄之习”，又引赵鸿谦文称“抱经生康熙末季，实开校雠之风焉”。在卢文弨的书信之中，更体现出了一些在它处不易被发掘的宝贵的校勘学思想，如下所述：
(一)采众家之长，择善而从
卢文弨校书善于贯通，兼收它学，广纳众说，固其所校之成果能够兼容并包，极尽发挥各家之优势。他选择辅校资料的标准只在于择其善者，以助自己之所用，向来强调应搜集一切可利用的优秀资源辅助校勘，对当时儒生不敢涉及的佛家书籍亦不排斥。他在与谢金圃论及《荀子》的校勘问题时，劝诫谢金圃应“多方购求昔人之成书，以资别择”，并极力向他推荐唐沙门玄应所著的《一切经音义》，言“其中所引小学诸书，多有近世所不得见者。即所引《说文》，亦间或胜于近世版行之本。在彼则自为彼教用，而在我亦得取以为吾教用”。即使被人怀疑有弃儒从释之意，他仍丝毫不惮，并痛斥当世门户之见，大声疾呼：“三十六字母固从西域而来，举世无有欲毁弃之者，何独于此书遂视若毒虫猛兽而亟远之也!”卢文骝毫无偏见的治学意识，实在难能可贵，令人深深敬佩。
(二)依据体例，适择校注篇幅
校勘家校注古书，有一个通病，动辄说一经援百家，解一字成万言，常遭后人诽议。而卢文弨却并不拘泥于这种机械的广征博引，对于特定体例的书，他提倡适当选择校注篇幅，别是一番独到的见解。他曾批评南唐徐锴的《说文系传》说“窃以为说文解字，惟当约文申义，义明而止，无取繁称侈说也。楚金所解，大致微伤于冗，而且随文变易，初无一定之说，牵强引证，不难改窜经典旧文以从之”。卢文弨认为，注解《说文解字》，应当义明而止，不应再赘言，这样既保存了字书简洁明了的体例，又避免了因文义多变而造成的引注不当之失。卢氏的见解，别树一帜，确有其高明之处。
(三)保留他注，以助后学
一部书的校勘，往往非一人之力，常常有多人不约而同地校注同一部书的情况，或是为他人之注再做梳理，或是分别校勘。卢文弨在进行校勘之时，若遇前人之注，也是秉着“不乱删、不妄改”的原则，有疑虑之处，定当反复斟酌，惟恐疑误后学。即使是旧注有失，他也主张保存旧注原貌，将自己的见解作案语附于其下，以免将旧注中有价值的地方误删。正如其与王念孙论及校正《大戴礼记》一书中所言“然旧注之失，诚不当依违，但全弃之，则又有可惜者。若改订正文，而与注绝不相应，亦似未可。不若仍正文之旧，而作案语系于下，使知他书之文固有胜于此之所传者”。在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之下，卢文弨所校之书，为后人提供了可以研读、对比的多种校注版本。这种保留他注的做法不失为一项很好的校书指导原则。
二、卢文弨的校勘学方法
除校勘学思想之外，卢文弨的书信之中同样体现出了一些较为细致的校勘学方法，如下：
(一)联系实际。以资校勘
卢文弨校书并非止于故纸堆中，也很注重书本与实际的联系。在与周林汲谈论“行不由径”之事时，卢文粥回忆起自己“尝观乎齐鲁燕晋之郊田之成陇亩者，亦既耕且种矣，而人之取捷者穿田而过，以正道焉回远而不肯置足，夫是以有坏田贼田之云也”，反映出卢氏善于观察生活的一面。他曾批驳熊方《后汉书年表》“但知以《续汉书·郡国志》为据，而不知事实之有不符也”，而犯下混淆州县地名的错误。在《复秦味经先生校勘五礼通考各条书》 中，他以“今州县亦止有迎春一节，此即古法之犹在者”而辅证《后汉书祭祀志》中迎春一段“不可即断以为永平以前旧制如此而后乃改易也”。又如，在与王念孙探讨校正《大戴礼记》时，遇《夏小正》，卢文弨言“是月也旧谷行尽，新谷未升，农民于此时常苦食短，故以菽为糜”，用农业常识而证《夏小正》中确有“菽糜”二字，因“菽是谷之粗者，故用以为况”，而“《小正》闵而记之，故辞之重如此”。
(二)运用算术方法推理助校
卢文弨校书十分注重以理断之，他在不忘以文义、常理判断的同时，也会根据需要，使用一些算术方法来辅助校勘。如在编订《五礼通考》时，秦味经发现“坛每成高二十七尺”与《乾》策中三成共“二百一十有六”不符，疑“二十七”为“七十二”之误，但又恐太高，与实际不符，便写信向卢氏请教，云：“分之为三，当作每成七十二尺，亦刻本误也。但三成共二十一丈六尺，何乃太高，亦不可考”。卢文弨详细考察前后制度，进一步发现是年所定方坛制度多言“陛七十二级”，以三乘之，适得《乾》策，从而疑“坛每成高二十七尺”之后或有脱文，二百一十有六之数乃陛级之数以三乘之，答曰：“每成二十七尺，此似非误，意此下或尚有脱文。考前后制度……陛七十二级。三成陛级之数合之，适得《乾》策……盖每成二十七尺，已比旧之高加倍有余，无遽加至七十二尺之理。”在成书付梓之时，秦味经果然采用了卢氏的意见，在其书中注云：“《乾》策二百一十有六为误字显然。每成高二十七尺以下当有脱文，盖每成二十七尺，三成则八十一尺，合九九之数。其合《乾》策者乃陛级之数也，以是年所定方坛制度参考可见。”卢文弨的算术推理有凭有据，思维严密，不得不使人信服，故其说被秦味经所采用。又如，在算术家万世纷争的黄钟之蕴前，卢文招根据自己精妙的计算推出郑玄与司马迁的十二律之说实则一以贯之，从而驳倒了朱子之说，不迷信，不盲从，讲推算，有着科学求实的精神。上述二例均为卢氏书信中算术知识的推理应用，可以管中窥豹，以见卢文弨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与相当的算术水平。
三、卢文弨校勘之不足
对于卢文弨的校勘学成就，后人评价颇高，如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评价卢氏所校之书“皆能使学者諟正积非，蓄疑涣释”。张舜徽也评价卢文弨：“尤为专谨，屏绝人世一切之好，终身以之，所校书为最多。裨益于士林亦最巨。”然而，其校书仍然存在着错校、误校的地方。现代学者周祖谟曾就卢文弨与戴震所校扬雄《方言》相比而言：“论学识卢不如戴，论详审戴不如卢。”卢文弨虽是大家，校勘再精细，也必然有其力不能及者。下面，就以卢氏《与丁小雅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两例说明其校书的不足之处。
(一)不察本书体例，强征他书而误
卢文弨校书，很注意对各种材料的吸收、借鉴，有时却忽视了对文本自身上下体例的考察，对其他材料的借鉴亦有牵强附会之处。如，戴震校正《方言注》卷二中的郭注“靡，细好也”一句，改“靡，细好也”为“靡靡，细好也”。卢文弨反对戴震此说，并于《与丁小雅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戴震改“靡”为“靡靡”是依据李善注《文选》中引《方言》郭注此句为“靡靡”。而李善改郭注为“靡靡”则是“顺两赋之成文”，不应为郭注原文。卢文弨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参考了王逸《招魂》注中“靡，致也”与李善注《文赋》引薛君《韩诗章句》中“靡，好也”的体例，因其“皆一字为训，而义正相同”，认为原文中的“靡，细好也”不应改。在此，卢文弨对《招魂》注及《文赋》注中两例体例的借鉴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处，郭璞与王逸、薛君的生活年代虽相去不远，但仅以此为鉴也并不能充分证明《方言》中的郭注同上两文的体例一样，都是“一字为训”。卢氏只注意到对其他文献的征引，却忽视了对郭璞《方言注》自身行文体例的考察。清人刘台拱有《方言补校》，就是专门以卢文弨的《方言》校本为底本对其进行补正的。书中有他对卢文弨此类错误进行的指正，其曰：“郭君解释字义，每用双声叠韵之字形容之。”周祖谟也有《方言校笺》，以宋本为底本，参证了戴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各本，可以论定是非，辨其正误。书中对这一类的情况有专门的解释：“郭璞注方言每取叠字及联绵语释书中所举之单词”，与刘台拱之见合。可见戴震改“靡，细好也”为“靡靡，细好也”应是正确的，卢文弨之说为误。
(二)对本书体例考察有失而致误
即使是对本书体例进行了考察，卢文弨也有因其失误而错校之处。如，《方言》卷一有“延，永长也”，戴震据《文选》李善注嵇康《养生论》及《尔雅·释诂》邢爵疏所引改为“延，年长也”。卢文弨不从，他在信中言：“夫使云‘延年长也’，下即当云‘永众长也，而后可。不然，两句复沓，于文义殊未安。”在此，卢文弨虽注意到上下文的体例问题，却判断有误。刘台拱《方言补校》云：“当作‘延，年长也’。《方言》中推类备言而上无所承者多矣，未可以此难戴。”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也用大段篇幅力辨戴震不误，云“卢说非也。训延为年长者，所以别于上文之训延为长也。……《文选注》、《尔雅疏》引《方言》皆作年长，自是确证。”
另外，王念孙也曾在《读书杂志》指出卢氏校勘之误多处。如《荀子第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条云：“卢依元刻改‘备’为‘循’。念孙案：作‘备，者是也。”《逸周书第一力竟》条云：“‘扬举力竟’。卢氏抱经曰：‘力竟，疑力兢之讹。兢，盛也，强也。’念孙案：兢，古通作‘竟’，不烦改字。”又《逸周书第一成》条云：“《柔武篇》：‘以信为动，以成为心。卢云：‘以成，疑是以诚。’念孙案：诚，古通作‘成’，不烦改字。”这些都是卢文弨校书中误改的例子，一个人的学养总有其不能尽全之处，这更加说明了校勘古籍需要众人之力，远非一人之力之所能为。卢文弨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他在《与丁小雅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言：“今戴君已没，宁忍为之吹毛索瘢乎?然念古书流传既久，其考订必非一人精力所能尽，戴书之善者已尽取之而著之矣，安知他人所见不又有出于文骝所见之外者乎?”所谓瑕不掩瑜，卢文弨在校勘中的缺失之处定于其校勘累累之功所无碍也。
作为有清一代杰出的校勘学者，卢文弨为学术界所做出的贡献实不可没，对当时及之后的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清史稿》对其评价曰：“文弨历主江、浙各书院讲席，以经术导士，江、浙士子多信从之，学术为之一变。”柳诒徵先生在《卢抱经先生年谱》中言：“后之阮刻诸经，顾校群籍，亦皆沿先生之余波绪论，不能(扌弇)其功力，呜呼伟矣!”卢文弨对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之于校勘学之思想方法，也并非笔者区区几千语所能尽述，一人之力，实不能善，若有不当之处，还望多加指正。
关键词：卢文弨；书信；校勘；思想；方法
中图分类号：G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3-0137-04
卢文弨，字绍弓，号矶鱼，又号檠斋，晚年更号为弓父，人称抱经先生，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卒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卢氏祖籍余姚，后迁杭州，自幼秉承家学，后为桑调元婿，并师从之。乾隆十七年及第后，卢文弨受翰林院编修诸职，后因事辞归，讲学于各地书院。归田二十余年，他“勤事丹铅，垂老不衰”，所校之书甚多，“家藏图籍数万卷，皆手自校勘，精审无误”。当代学者潘继安考其校书共二百一十种，而许殿才统计更有二百五十七种，其中不乏像《仪礼注疏详校》、《逸周书》这样的校勘精品。他广勘精校的作风，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正如孙诒让所评价的：“所论著尤众，风尚大昌，覃及异域。”
卢文弨的文章大部分已经散佚，现行四十三卷本卢氏《抱经堂文集》只是其全部文章的一小部分。《抱经堂文集》前言引严元照《晦庵学文》卷八《书卢抱经先生札记后》说卢文弨“垂殁之年始以文集付梓，未及五分之一，即下世”。我们现今可见的卢氏’书信便汇集于《抱经堂文集》卷十七至卷二十一此五卷中，共三十九篇。这些书信可考者，写于自乾隆十三年(32岁)至乾隆五十五年(74岁)的四十多年间，其中与家人书七篇，与友人书三十二篇，绝大多数书信都或多或少地含有论学明道的内容，切磋研讨学术问题的占了大多数。卢文弨与同时期的诸多学者如王念孙、钱大听、汪中等人交往甚多，切磋频繁。他与这些学者研讨商议问题的部分信件也收集于此五卷之中。其中详细探讨校勘书籍中所遇具体问题书信的就有十五封，占其书信总数的三分之一多，如《复秦味经先生校勘五礼通考各条书》、《与王怀祖庶常论校正大戴礼记书》、《与丁小雅进士论校正方言书》等等。这些珍贵的书信比之其余各类文体，能更为真实深刻地反映人的内心世界，其中诸多的理论见解，校勘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很值得后人借鉴吸收。
关于卢文骝的校勘学思想和方法，有学者已经论及，如陈修亮《卢文疆校勘学思想与方法》、魏哲铭《论卢文弨校勘学的原则和方法》、李翔翥《从<抱经堂丛书>看卢文弨校勘学思想与方法》。总体说来，其校勘学思想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重旧本宋本而不迷信，注重分析致误原因，善于集合众人之力，有疑则阙不臆断；广据异本广征博考，重文字音韵训诂，运用名物史实典制，以义例资校勘。而卢文弨的书信中的校勘学思想和方法，则更能表现出其细致、独特之处。
一、卢文弨的校勘学思想
卢文弨生活在康乾时代，他的校勘学思想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许殿才在《卢文超校勘学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转引黄廷鉴文说他“实洗明代庸妄之习”，又引赵鸿谦文称“抱经生康熙末季，实开校雠之风焉”。在卢文弨的书信之中，更体现出了一些在它处不易被发掘的宝贵的校勘学思想，如下所述：
(一)采众家之长，择善而从
卢文弨校书善于贯通，兼收它学，广纳众说，固其所校之成果能够兼容并包，极尽发挥各家之优势。他选择辅校资料的标准只在于择其善者，以助自己之所用，向来强调应搜集一切可利用的优秀资源辅助校勘，对当时儒生不敢涉及的佛家书籍亦不排斥。他在与谢金圃论及《荀子》的校勘问题时，劝诫谢金圃应“多方购求昔人之成书，以资别择”，并极力向他推荐唐沙门玄应所著的《一切经音义》，言“其中所引小学诸书，多有近世所不得见者。即所引《说文》，亦间或胜于近世版行之本。在彼则自为彼教用，而在我亦得取以为吾教用”。即使被人怀疑有弃儒从释之意，他仍丝毫不惮，并痛斥当世门户之见，大声疾呼：“三十六字母固从西域而来，举世无有欲毁弃之者，何独于此书遂视若毒虫猛兽而亟远之也!”卢文骝毫无偏见的治学意识，实在难能可贵，令人深深敬佩。
(二)依据体例，适择校注篇幅
校勘家校注古书，有一个通病，动辄说一经援百家，解一字成万言，常遭后人诽议。而卢文弨却并不拘泥于这种机械的广征博引，对于特定体例的书，他提倡适当选择校注篇幅，别是一番独到的见解。他曾批评南唐徐锴的《说文系传》说“窃以为说文解字，惟当约文申义，义明而止，无取繁称侈说也。楚金所解，大致微伤于冗，而且随文变易，初无一定之说，牵强引证，不难改窜经典旧文以从之”。卢文弨认为，注解《说文解字》，应当义明而止，不应再赘言，这样既保存了字书简洁明了的体例，又避免了因文义多变而造成的引注不当之失。卢氏的见解，别树一帜，确有其高明之处。
(三)保留他注，以助后学
一部书的校勘，往往非一人之力，常常有多人不约而同地校注同一部书的情况，或是为他人之注再做梳理，或是分别校勘。卢文弨在进行校勘之时，若遇前人之注，也是秉着“不乱删、不妄改”的原则，有疑虑之处，定当反复斟酌，惟恐疑误后学。即使是旧注有失，他也主张保存旧注原貌，将自己的见解作案语附于其下，以免将旧注中有价值的地方误删。正如其与王念孙论及校正《大戴礼记》一书中所言“然旧注之失，诚不当依违，但全弃之，则又有可惜者。若改订正文，而与注绝不相应，亦似未可。不若仍正文之旧，而作案语系于下，使知他书之文固有胜于此之所传者”。在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之下，卢文弨所校之书，为后人提供了可以研读、对比的多种校注版本。这种保留他注的做法不失为一项很好的校书指导原则。
二、卢文弨的校勘学方法
除校勘学思想之外，卢文弨的书信之中同样体现出了一些较为细致的校勘学方法，如下：
(一)联系实际。以资校勘
卢文弨校书并非止于故纸堆中，也很注重书本与实际的联系。在与周林汲谈论“行不由径”之事时，卢文粥回忆起自己“尝观乎齐鲁燕晋之郊田之成陇亩者，亦既耕且种矣，而人之取捷者穿田而过，以正道焉回远而不肯置足，夫是以有坏田贼田之云也”，反映出卢氏善于观察生活的一面。他曾批驳熊方《后汉书年表》“但知以《续汉书·郡国志》为据，而不知事实之有不符也”，而犯下混淆州县地名的错误。在《复秦味经先生校勘五礼通考各条书》 中，他以“今州县亦止有迎春一节，此即古法之犹在者”而辅证《后汉书祭祀志》中迎春一段“不可即断以为永平以前旧制如此而后乃改易也”。又如，在与王念孙探讨校正《大戴礼记》时，遇《夏小正》，卢文弨言“是月也旧谷行尽，新谷未升，农民于此时常苦食短，故以菽为糜”，用农业常识而证《夏小正》中确有“菽糜”二字，因“菽是谷之粗者，故用以为况”，而“《小正》闵而记之，故辞之重如此”。
(二)运用算术方法推理助校
卢文弨校书十分注重以理断之，他在不忘以文义、常理判断的同时，也会根据需要，使用一些算术方法来辅助校勘。如在编订《五礼通考》时，秦味经发现“坛每成高二十七尺”与《乾》策中三成共“二百一十有六”不符，疑“二十七”为“七十二”之误，但又恐太高，与实际不符，便写信向卢氏请教，云：“分之为三，当作每成七十二尺，亦刻本误也。但三成共二十一丈六尺，何乃太高，亦不可考”。卢文弨详细考察前后制度，进一步发现是年所定方坛制度多言“陛七十二级”，以三乘之，适得《乾》策，从而疑“坛每成高二十七尺”之后或有脱文，二百一十有六之数乃陛级之数以三乘之，答曰：“每成二十七尺，此似非误，意此下或尚有脱文。考前后制度……陛七十二级。三成陛级之数合之，适得《乾》策……盖每成二十七尺，已比旧之高加倍有余，无遽加至七十二尺之理。”在成书付梓之时，秦味经果然采用了卢氏的意见，在其书中注云：“《乾》策二百一十有六为误字显然。每成高二十七尺以下当有脱文，盖每成二十七尺，三成则八十一尺，合九九之数。其合《乾》策者乃陛级之数也，以是年所定方坛制度参考可见。”卢文弨的算术推理有凭有据，思维严密，不得不使人信服，故其说被秦味经所采用。又如，在算术家万世纷争的黄钟之蕴前，卢文招根据自己精妙的计算推出郑玄与司马迁的十二律之说实则一以贯之，从而驳倒了朱子之说，不迷信，不盲从，讲推算，有着科学求实的精神。上述二例均为卢氏书信中算术知识的推理应用，可以管中窥豹，以见卢文弨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与相当的算术水平。
三、卢文弨校勘之不足
对于卢文弨的校勘学成就，后人评价颇高，如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评价卢氏所校之书“皆能使学者諟正积非，蓄疑涣释”。张舜徽也评价卢文弨：“尤为专谨，屏绝人世一切之好，终身以之，所校书为最多。裨益于士林亦最巨。”然而，其校书仍然存在着错校、误校的地方。现代学者周祖谟曾就卢文弨与戴震所校扬雄《方言》相比而言：“论学识卢不如戴，论详审戴不如卢。”卢文弨虽是大家，校勘再精细，也必然有其力不能及者。下面，就以卢氏《与丁小雅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两例说明其校书的不足之处。
(一)不察本书体例，强征他书而误
卢文弨校书，很注意对各种材料的吸收、借鉴，有时却忽视了对文本自身上下体例的考察，对其他材料的借鉴亦有牵强附会之处。如，戴震校正《方言注》卷二中的郭注“靡，细好也”一句，改“靡，细好也”为“靡靡，细好也”。卢文弨反对戴震此说，并于《与丁小雅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戴震改“靡”为“靡靡”是依据李善注《文选》中引《方言》郭注此句为“靡靡”。而李善改郭注为“靡靡”则是“顺两赋之成文”，不应为郭注原文。卢文弨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参考了王逸《招魂》注中“靡，致也”与李善注《文赋》引薛君《韩诗章句》中“靡，好也”的体例，因其“皆一字为训，而义正相同”，认为原文中的“靡，细好也”不应改。在此，卢文弨对《招魂》注及《文赋》注中两例体例的借鉴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处，郭璞与王逸、薛君的生活年代虽相去不远，但仅以此为鉴也并不能充分证明《方言》中的郭注同上两文的体例一样，都是“一字为训”。卢氏只注意到对其他文献的征引，却忽视了对郭璞《方言注》自身行文体例的考察。清人刘台拱有《方言补校》，就是专门以卢文弨的《方言》校本为底本对其进行补正的。书中有他对卢文弨此类错误进行的指正，其曰：“郭君解释字义，每用双声叠韵之字形容之。”周祖谟也有《方言校笺》，以宋本为底本，参证了戴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各本，可以论定是非，辨其正误。书中对这一类的情况有专门的解释：“郭璞注方言每取叠字及联绵语释书中所举之单词”，与刘台拱之见合。可见戴震改“靡，细好也”为“靡靡，细好也”应是正确的，卢文弨之说为误。
(二)对本书体例考察有失而致误
即使是对本书体例进行了考察，卢文弨也有因其失误而错校之处。如，《方言》卷一有“延，永长也”，戴震据《文选》李善注嵇康《养生论》及《尔雅·释诂》邢爵疏所引改为“延，年长也”。卢文弨不从，他在信中言：“夫使云‘延年长也’，下即当云‘永众长也，而后可。不然，两句复沓，于文义殊未安。”在此，卢文弨虽注意到上下文的体例问题，却判断有误。刘台拱《方言补校》云：“当作‘延，年长也’。《方言》中推类备言而上无所承者多矣，未可以此难戴。”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也用大段篇幅力辨戴震不误，云“卢说非也。训延为年长者，所以别于上文之训延为长也。……《文选注》、《尔雅疏》引《方言》皆作年长，自是确证。”
另外，王念孙也曾在《读书杂志》指出卢氏校勘之误多处。如《荀子第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条云：“卢依元刻改‘备’为‘循’。念孙案：作‘备，者是也。”《逸周书第一力竟》条云：“‘扬举力竟’。卢氏抱经曰：‘力竟，疑力兢之讹。兢，盛也，强也。’念孙案：兢，古通作‘竟’，不烦改字。”又《逸周书第一成》条云：“《柔武篇》：‘以信为动，以成为心。卢云：‘以成，疑是以诚。’念孙案：诚，古通作‘成’，不烦改字。”这些都是卢文弨校书中误改的例子，一个人的学养总有其不能尽全之处，这更加说明了校勘古籍需要众人之力，远非一人之力之所能为。卢文弨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他在《与丁小雅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言：“今戴君已没，宁忍为之吹毛索瘢乎?然念古书流传既久，其考订必非一人精力所能尽，戴书之善者已尽取之而著之矣，安知他人所见不又有出于文骝所见之外者乎?”所谓瑕不掩瑜，卢文弨在校勘中的缺失之处定于其校勘累累之功所无碍也。
作为有清一代杰出的校勘学者，卢文弨为学术界所做出的贡献实不可没，对当时及之后的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清史稿》对其评价曰：“文弨历主江、浙各书院讲席，以经术导士，江、浙士子多信从之，学术为之一变。”柳诒徵先生在《卢抱经先生年谱》中言：“后之阮刻诸经，顾校群籍，亦皆沿先生之余波绪论，不能(扌弇)其功力，呜呼伟矣!”卢文弨对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之于校勘学之思想方法，也并非笔者区区几千语所能尽述，一人之力，实不能善，若有不当之处，还望多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