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前，春林兄还在山西大学。他说有个学生不错，人品好，爱文学，能写作，有前途。问我是否有机会来报考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也许是因为南大等一批高校近年都实行了考博的申请考核制，春林兄顾虑学生的条件能否过得了申请资格的门槛吧。春林兄本是当代文学批评大家，也是高校名师，他的眼光当然必须信任。而且我也深刻了解他的苦心用意：大学资源分布并不平衡，山西恰是高等院校包括文科资源的贫瘠地区，当地有前途的年轻人还宜多到“发达”地区深造，或许更有助于发展前途。我回复春林兄说，现在大学招生的审核考试，程序完备，一般无需担心人为违规干扰，只要是优秀学生，应该正常报考应试即可。果然，考试结果验证了春林兄的推荐相当准确。而且，博士就读四年后，李佳贤——就是春林兄所荐高足——自行面试几所就职学校，多被看好录用，最后落定在了洪治纲教授执掌院政的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佳贤的运气也真是很好，治纲教授同样惜才，不遗余力为年轻人铺路拓展，入职未及两年，就已经给佳贤的博士论文打磨推荐出版了。渊源于原来在南大的学习，佳贤在著作即将出版之际，邀我写序。想到春林兄多年前所嘱，近年治纲兄的大力提携，感慨良多，不能不首先感谢同道友朋的为师表率，令人钦佩。
　　 佳贤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有关于新中国合作化小说的研究（本栏目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其中内容）。新世纪以来，这个专题和论域并不冷清，随着“新中国”文学研究的站位趋热，包括十七年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呈现出相比上个世纪更加多元和深入的拓展。这不是简单所谓以左右之分立场、更或“翻案”文章一语概之的学术政治现象。学术流变的背后有着更加强大的时代思潮推涌力量，意识形态的话语更新也是势所必然。只是学者的研究出发点、方法论各不相同，这也成为学者研究人格和学术成色的试金石。对年轻学者而言，学术起步或许就是他的人品学问的基础底色。我本人对合作化小说之类并无很多兴趣，更不要说有所研究了，但对文学史及作品并不陌生，甚至这类作品就是少年时阅读的主要读物。所以我一开始有点担心佳贤的研究出发点会否太过显示出立场性，会否影响到具体研究的学术性展开。如果立场倾向早已确定，则这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值得太多期待了。无非用学术手段将文学材料论证为政治正确价值的一种操演吧。理论说辞曲折兜转几大圈，也是徒耗了大好头颅智商了。
　　 待到看了佳贤的论文大纲和初稿，顿时使我释然放松了。如他所说，要更好地解决合作化小说何以成为合作化小说这一问题，他的考虑是以作品文本为根基，以文献史料为凭借，主要借助文学的外部研究展开分析，尽可能丰富地呈现影响合作化小说书写形态的复杂历史因素。所以，他在梳理了相关研究文献后决定主要从方言问题、风景形态、叙事模式、时空建构、新人塑造等入手，建立合作化小说研究的宏观视野，在文学架构的影响性探讨中，重点考察其历史生态和制约环境。换言之，佳贤立意于外部进入文学的路径，建立合作化小说生成的历史逻辑，包括其孕育环境和政治必然性，进而再从小说内部的结构呈现方式上，阐释确认合作化小说的文学特征。他在解决合作化小说的历史逻辑性的同时解决的还有新中国文学的政治性格问题——我之所谓国家文学的历史性格。这也可以看出佳贤对新中国文学历史的一种基本观察思路和方法。
　　 我本来还有一种担心，像合作化小说这样的对象，文学分析本身或许难有太多的施展可能，因其规约性的要求相对明显，刻意求新难免牵强或过度，并未预料到佳贤的策略在由外而内，对合作化小说进行了一种历史和审美的贯穿性研究;而且他还有着对于宏大历史的把握能力，在历史刚性中凸显合作化小说的美学品质。这和佳贤平日的诚朴木讷表现很不一样。他的心胸气度之广和行文控制能力，都超出了我的预料。他对学术的看法其实早就有了批判性的眼光。大而言之的十七年文学研究之类，其实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巨大考验。你会发现，以往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在经历了世纪之交的时代语境转换后，已经从基本趋同转向了复杂歧义。有关合作化小说的研究或许就是一个聚焦性论域。从学术层面看，挑战更像是指向未来的。当代史、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有待于佳贤这代学者的登台发言。我把他的著作也看作是一部登台的宣言。
　　 佳贤的研究尤其促使我反省，惯常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验，已经远远落后于历史的进程和现实的语境。1980年代后崛起的一代似乎还没谢幕，倒已经成为落伍者了。恍若隔世。但这就是现实。三千年、一千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余年间持此说者甚众。变局成为百年间的常态。这从历史和政治的大局上说明了文学的被動态。由政治而看文学，也许是我们当代文学、新中国文学研究者应该习惯的一种思路。审美的世界毕竟是相当小众的。我们得从不幸的边缘性中跃身进入大世界、大格局。或者，就以牺牲者的姿态定格在历史中。闹剧或悲剧，就是我们的生活。
　　 佳贤的美好人生还刚开始。他日忆旧，恐怕又不知如何言说了。祝贺佳贤！好好珍惜。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