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我有幸成为中央机要处在西柏坡开办的机要人员培训班的一员。我们机训班设在距西柏坡约两公里的韩家峪，共50人，编为4个班。我们分住在4户老乡家里，我是二班班长，我们六七个男孩挤在一条光秃秃的土炕上，晚上连翻个身都很费劲。
　　不可能有教室，也没有桌椅板凳，上课或开会，我们就席地坐在老乡的院子里。除了政治学习，我们的业务学习就是熟记密电码和练习写仿宋字。每一个字的密码都是由4个数字组成的，我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熟记1000多个字的密码。有时候担心敌人破译了我们既有的电码，上级又编出一套新码，又得重新背，经常背得大家头昏脑胀，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得背熟。练习仿宋字，是因为毛主席喜欢看仿宋字，抄出的电文都要用仿宋体写得工工整整、干干净净，以便于首长阅读。学习环境恶劣，我们的学习热情却很高，大家经常围在一起比谁记得多，谁译得快，谁写得好。没有钟表，比赛记时，我们用推门的“咣当”声来代替，记下大家的快慢。
　　起床、出操等作息时间，都是听从村口的一口大钟，闻钟声而行动。当时我们吃的，是管后勤的人从山下肩挑背驮来的小米、玉米面和萝卜、土豆等，品种单调又量少，但比起前方部队的战士已经不知要强多少倍了。我们每一周还能吃一顿馒头就红烧肉，这在部队是连想都不敢想象的。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作为机要人员，有更加严格的组织纪律。开学之初，当时的中央工委秘书长伍云甫来机训班强调了机要工作的三条重要原则：一是保守秘密，二是要求准确，三是做到迅速。
　　为了机要安全，我们出行都必须是两人以上；为了保守秘密，长年累月我们都不跟家里通信。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男孩女孩，把婚姻和家庭都置之度外了。
　　由于我们机训班守在党中央身边，受到了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格外的关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朱德、彭真、聂荣臻等同志都曾到机训班来看望我们。艾思奇来给我们讲授过《大众哲学》，田家英系统地给我们介绍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还曾两次到西柏坡聆听刘少奇同志的形势报告。
　　1948年2月5日，朱德总司令在西柏坡和我们在一起召开座谈会。他坐在一只小木凳上，我们几十个娃娃席地围坐在他身边，听他讲国内外形势、讲土地改革、讲中国的未来。朱德总司令见到我们这些娃娃格外高兴，他一边讲一边让我们提问题。记得有人提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全世界都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一个国家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朱老总夸奖我们动了脑筋，他委婉地说，共产主义是在全世界实现大同社会，一个国家要建成了共产主义，那就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也没有了，国家就不存在了……
　　最难忘的还有那年5月28日，我们机训班全体学员和刚刚来到西柏坡的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一起举行了跳舞晚会。26日，毛主席从阜平来到西柏坡，中央五大书记毛刘周朱任在这里胜利会合。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舞会在打麦场上进行，机要处的同志拉起了二胡，吹起了笛子，有人还敲起锣、打起鼓，晚会开始时，我们都集中注意力想多看领袖们一眼，但当时点的是马灯和蜡烛，100多人的场面，只看到毛主席等人消瘦的面庞。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我们在西柏坡最高兴、也是最幸福的一天。
　　1948年初夏，机训班从韩家峪搬到中央机要处住地北庄，边学习、边总结，准备结业。6月21日，我们全体学员合影留念，10个月的学习培训就此结束了。我们一部分留在了中央机要处工作，一部分分配到中央社会部（现国家安全部）、中央统战部和新华社新组建的机要科等部门。同学们到新的岗位后，正赶上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大家都在党中央机关要害部门肩负着机要工作，为全国解放、保证机要译电通讯工作的畅通无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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