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描述的王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人，她面对任何历史事件都无动于衷
　　
　　塑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寡妇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作家，也许你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
　　因为她有这些：天赋、才华、机遇和勇气。她还有传奇，白手起家，勤奋刻苦，与失眠作斗争，成为著名作家，美满地嫁了美国外交官，由她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获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的中国作家”，“为好莱坞编剧的中国女人”，“出使非洲的外交官夫人”——像极了一个女性励志故事。你再想想同样是嫁给美国人的张爱玲，她的狭小公寓，她的黯然和萧索，这时候你觉得严歌苓像一部永不停息的发动机，自强不息地唱着生产之歌。
　　
　　如果你这么想，严歌苓或许会暗自偷笑。她会耐心回答你的问题，满足你对故事的好奇心。她知道媒体要什么，她就坦然给了什么，可是当你真心讨论她的新作《第九个寡妇》，谈及那个疯疯癫癫，口无遮拦、浑不吝，天真、充满仁爱之心和爱欲的王葡萄，王寡妇时——她也会由衷欣喜起来。是的，严歌苓，一名作家，依然热切希望大家关注她的小说，而不仅仅是她本人。她是多么开心啊！当作品刚刚完成（她用铅笔写作，而不是电脑），她快活似小神仙。她写了一个“中原离奇大案”，童养媳小寡妇王葡萄把在土改中被枪毙的公公偷偷背回了家，藏在红薯窖里20多年，躲过了一场又一场运动，爱过了一个又一个正当年的男人——天哪，离奇、耸人听闻，无非政治风云、男女之事，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到处充斥着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美吃惊的离奇故事，严歌苓能有什么新意吗？还有人很好笑地问，第九个寡妇？其他的八个呢？再说了，一个寡妇——我们恣肆汪洋的现代文学史上缺过寡妇吗？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怨尤，她太中国；林语堂《红牡丹》里那个完全不守妇道、自由奔放的年轻寡妇，她太西方；当代的男性作家们，苏童、格非、余华、莫言，每个著名作家都写过寡妇（不知为什么，男人们都太容易夭折了），还不止一次，你还会对一个寡妇有什么特别的好奇心吗？但是，严歌苓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那么多的生命力，那么多的无知无觉，苦难、委屈是一方面，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和声。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像蒙昧少女一样天真无知，像地母一样隐忍、迟钝和浑然。当她咀嚼消化了磨难，慢慢老去，你的忧伤也涌上心头。在热闹的故事里，严歌苓悄然完成了对悲剧的塑造。这是一个多么史无前例的文学史的寡妇呢，完全由严歌苓发明创造，独此一家，把一个貌似骇人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肌理细腻，她才华纵横，幽默感随处可拾，但她并不跳出来宣扬大仁大义、爱或者忧伤。她机警地删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激情如此充沛，想象力在飞翔，却又如此克制、胸有成竹，卓有成效，她能不沾沾自喜吗？“其实我很有幽默感。”当她干巴巴地“自诩”时，你并不容易感受到，但是——这是真的，至少在作品里她是这样的。
　　她这样爱惜着她笔下的女性，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到王葡萄，她们都是性感的，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虽然被践踏，面对丑恶和暴力，依然有着尊严、宽恕和悲天悯人。她这么关照、爱惜着她们。你以为她是女性主义，其实不然。她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她没有向男人要求过什么。“她们那种女权主义者很傻的。”“‘我就要和男人一样’，是没有意思的，女人还是要去找老公，还是要去建立家庭。”
　　她写过一切不合理的，非常态的，边缘的：抢劫犯、同性恋、失眠症患者、移民假婚者、身处异邦的东方名妓。几乎都是危言耸听的故事，最后她都令他们合理化了。她举例子，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荒谬绝伦的故事，作家却把感受都变得真切起来。
　　
　　严歌苓不红，天理难容
　　
　　12岁到西藏当兵，见过大川大河，高原冰峰；经历“文革”，目睹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20岁的时候当过战地记者，近距离观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死亡在身边频繁发生，25岁退伍时已经是军旅作家。 对于写作她优越感十足，“因为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还是很少的。不用上班，就在家里写作。”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10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一切开始顺利起来。直到美国新闻总署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参观当时的美国青年作家创作中心，看到艺术基金会对艺术家的支持，她动了心。
　　“前几年我还在说，我的理想是能够做一个基金会的‘瘪三’。”在美国，那些专门吃基金会的人叫“瘪三”，每年有个4-5万美金，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还有100%的自由。“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不是很理想吗？”
　　“从美国回来以后拿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反复权衡，找到几所学校，我想我可以去考：一个是芝加哥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还有一个是俄亥俄州的中文系，还有一个是康奈尔中文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开了一个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正好我的作品《雌性的草地》当时刚刚出来，我就寄过去了。会议没有开成，但他们对我的书印象很好，后来就把我邀请到美国去了。”
　　她30岁学英语，从零开始，天天抱着《新概念》，在国内，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也在背单词。在美国的英语强化班学习， GRE成绩才530分。带去的钱已经快花光了，怎么办？她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有考试，“就豁出去了，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飞来飞去，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几乎是奇迹。”也许是因为破釜沉舟，她没有退路，反而勇往直前。
　　“芝加哥艺术学院给了奖学金，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和美国的同班同学一起写作。”这几乎不可能，但她居然做到了。“当时我们上拉丁文学课，老师是阿根廷人，我们都要被他弄死了，每个课有75页的作业要完成，量非常大。”反正她从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开始失眠，又精力旺盛，老师要求写3页，她会写到6页。军阀主义的老师让同学都受不了，纷纷退课，她没有，硬撑着。她还要付房租，她利用假期，到餐馆去打工，还做过babysitter、老人看护等等。俏丽的中国女侍者，脸庞尖尖，“打一整天的工，晚上回来还跑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聊，再回到家，吃安眠药睡觉，几个小时后起来，亢奋地进行又一天的活动。”因为超人的勤奋，她成了教授的“宠物”。“我连着两年都是outstanding student。”她一定要这么强势，却说自己是“蔫儿强”。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苛刻的学院生活，让她脱胎换骨，受益终身。这样强悍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第九个寡妇》中。
　　她的前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也写小说。严歌苓有过长期的失眠，最长的时候竟然失眠30多天。“脑子浑浑噩噩的，看到人也是，‘嗖’一声忽然冲过来的样子。不能见光，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白天也要拉上窗帘，肌肉一直是抽紧的，很痛。现在一失眠还是浑身痛。更不能和别人讲话，别人说，你又没有睡？我就会马上哭出来，特委屈，好像天下人都抛弃了我一样。”有时李克威醒来，发现她还没有睡着，就给她念二十四史，或好言安慰。她却不忍心，与他分了房间。“我不活，他总要活吧？”
　　失眠是因为抑郁的痼疾。她的祖父是留美博士、教授和作家，人有些孤高，后来自杀了。“文革”期间，祖母决定烧掉家中的藏书。她趁着烧掉之前飞快地读，竟是读得生离死别。
　　年少时期有过一场爱情的高烧。15岁爱上军中30岁的军官，他却出卖了她，不肯担当责任。于是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众矢之的，被批斗，被唾骂。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恶。她想过死，却终于活下来。
　　1989年，夫妻都出了国，严歌苓去了美国，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我感到了孤独，一种很决然的孤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后来两人离异。
　　接着是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的出现，两人热恋。严歌苓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当过13年兵，美国联邦调查局屡次对她进行盘查，甚至让她接受测谎。美国国务院的劳伦斯原本前途无量，即将被派往他最喜爱的城市罗马。热恋中的人是不顾一切的，他不能容忍对恋人的冒犯，竟然因此辞职。她便嫁了他。1992年，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就在那个时候，她创作力旺盛，要写“傲视天下”的小说，“要让所有的委屈都得到安抚”。写就《少女小渔》的剧本，她令人耳目一新。爱情成全了创作，并非她一个人的先例。
　　关于女人的爱，张爱玲有过叹息，“在尘埃里要开出花来”；诗人翟永明有过歌咏的诗，“我是最好的女人”；而严歌苓则说：“是的，我很会爱，我天性浪漫。”
　　好几年前，作家麦琪因为读着《白蛇》，惊为天人，她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她的作品不是大路货……需假以时日，等候知音。”
　　如何评述、衡量才华？余秋雨进入福布斯，郭敬明进入福布斯，韩寒在博客上因为骂架大出风头。今年春天，安妮宝贝的《莲花》，号称起印50万，余华的《兄弟》，据说已经发行近百万册，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只起印了1万册，对比悬殊。
　　
　　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
　　
　　人物周刊：你在《第九个寡妇》中塑造了王葡萄这个人物，有的评论家从你的文字中读出了“地母”的形象，你自己在创作时是否有这个意识？
　　严歌苓：我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我在塑造一个什么形象，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的，立体的形象，越浑圆越好。我不在意别人看到了什么形象，张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但是她是一个独有的人物形象，她一定要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是天生浪漫、精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通常相当脆弱。
　　严歌苓：是的。所以我会羡慕王葡萄这样的人，她有同样的冲动，但是她不分析，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吧。
　　人物周刊：小说里，你是否有意提及那些政治事件？
　　严歌苓：我是有意识，但并非刻意。是想写出历史中颠覆又颠覆的一种状态。我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以后，所讲的动乱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动乱，是思想的动乱，是概念的动乱，我所描述的王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人，她面对任何历史事件都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女人“野蛮”的天性发挥了作用，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都是生命啊，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她有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关于天地人伦，但她自己是不能意识到的。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准备这部小说的素材的？
　　严歌苓：我在李准家呆了8年，他们不断在讲这些农村的事情。后来我还采访了李准的夫人，去了玉溪农村，第一次住了一个星期，第二次住了两个星期，听当地的村民介绍情况，他们带着我到各家去串门。我当时扎着个马尾巴在田间跑步锻炼身体。
　　人物周刊：你在90年代的创作灵感，是否得益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强行切换？
　　严歌苓：语言环境的变化会使得一个敏感的人变得更敏感。潜台词会一直在心中，一直在涌动，嘴巴表达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内心活动的极其丰富。既然口上说不完，那么心里就会停不下来。那时候，想象力真的在飞翔。
　　创造是一个极大的苦，极大的乐的事情，只有创作能唤起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又会对抑郁病影响很大，会很焦虑，没完没了地去想事情。
　　后来创作都变成了生理需求，一天不创作我都不舒服。
　　人物周刊：你写的人物会不会都融进了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每个人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慷慨。我的哲学就是：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难舍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