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木心先生辞世的消息，呆了片刻，轻轻对世界说：你最后的情人已经远行。你的物，你的色，你的生命，你的文明，你深情的往昔，你薄情的现在，你迷惘的未来，将不再被那双脉脉含情、敏感刁钻的眼睛时时凝望，也不再有他专注而佻达、狂热而柔静的声音与你对语。你将更加寂寞地运行，而他为你留下的爱意与方式，将成为世间的孑遗。
　　但也许我说错了。也许他留下的不是孑遗，而是种子。种子不死，因为爱是不死的。他曾有言：“艺术是一种爱的行为爱‘爱’的行为”。这爱因他的逝去而突然裸裎，如同一个无对象的遗嘱，长留在灵犀相通者心中。
　　但也许直到此时，我们也未真正意识到他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你爱文学 将来文学会爱你”。许多俳句他用第二人称，其实是孤寂之中写给自己的信。可被他言中了。只是他没有足够的耐心更长寿些，等待那不负其爱的爱前来叩门。
　　但我们能够知道，他对世界用情是如此之深，以致他毕生追求自我与世界的相等。他的诗，俳句，散文，小说，无不既是他与世界的对话，又是他与自我的对话，这对话如此浩瀚、内在、微妙而恢弘，如同我们自身深处早已遗失忽被寻返、若不相遇便将沉睡的永恒记忆。他创造的不只是美好的汉语，更是与人的自我——只要他/她醒着——息息相关的诗意生命。他不断书写对诗意存在的无尽乡愁，唤醒的却是我们自身对更好的自我、更广大的精神、更深沉的爱的思念。
　　正是这思念，促使诗意尚存的汉语心灵重新思考：如何建立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同一？诚如巴赫金所说：“艺术和生活不单必须互相负责，还应该互相承担罪谴。诗人必须记着：生活的鄙俗平庸，是他的诗之罪过；日常生活之人则必须知道，艺术的徒劳无功，是由于他不愿意对生活认真和有所要求。”对木心先生而言，艺术与生活乃是同一件事，笔下的每个字都事关重大。他将自身生命虚化、升华、戏剧化，而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审美判断、修辞思维之中，无时无刻不在与词语和句子悠游嬉戏，又无时无刻不在用他的词语和句子表达对世界的整体判断。“不入象征主义非夫也，出不了象征主义亦不是角色。”在他手中，诗、俳句、散文和小说莫不出于象征，每个意象都关联着他心中的“世界模型”。他是真正的诗哲，而非单单的美文创造者。虽然美是他至高的准则，但在此准则之下，却深藏他自身对宇宙的终极解析。这位哲人惊警于文明与生命的退化，守护古典时代的遗产，捍卫“人”的神性形象——从他自我的生活与艺术开始，直至自身成为一件不可磨灭的作品。
　　现在，如要为木心先生绘制一幅肖像，我愿他横站在各种事物的交界处：现代与古典的交界处，西方与东方的交界处，诗与哲学的交界处，自我与世界的交界处，信仰与忤逆的交界处，微妙与恢弘的交界处，知与爱的交界处，热与冷的交界处……他的艺术与生活在这多重交界的跨越中蓊蓊郁郁，生生不息，却从不逾度，从不偏其一端，只因他恪守“美”之准则。在这轴心轰毁、碎片飘飞的年代，此一恪守使他的身影愈发孤独，竟像是一个错误。人们习惯性地以为在如此时代，文学艺术只能提供混乱的生命潮流之对应物，如有其他，则必是虚假，必是逃避。此种执念或可解释20世纪以来世界为何荒败若此，却无法出世界于荒败。人们遗忘了纪德、瓦莱里、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尤瑟纳尔们提供的可能性——即精神秩序的胜利，胜过世界的混乱。这种可能性延伸出了一个以现代融通古典、以秩序观照混乱、以审美表达审丑、以神性透视人性的精神谱系。“世界乱 书桌不乱”。木心是此一谱系的精神后裔，并将以他穿透古今、中西的诗与美学，开辟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新的传统。
　　这到底是轻率的颂词，还是真实的预言？行文至此，忍不住想起加缪所作《卡里古拉》的一句台词：“我们历史上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