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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商业五老的这篇谈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题,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
不同寻常的会面
1979年1月17日,北京还深裹在瑞雪寒风中。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却暖意融融,迎来了五位不同寻常的客人。
说不同寻常,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中占有显赫位置、“文革”中销声匿迹、而今又重新浮出水面的老工商业巨子。今天。他们被政治生涯同样大起大落的邓小平请到了人民大会堂。这工商业五老是——
胡厥文,84岁,原上海机械业龙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主委;胡子昂,82岁,原四川钢铁业巨擘,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荣毅仁,63岁,原上海纺织世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周叔弢,88岁,原天津水泥业巨头,时任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古耕虞,74岁,原四川“猪鬃大王”,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对外贸易部资深顾问。
这次会场布置得比较特别,宽敞的大厅中间对头摆着两排大沙发,距离靠得很近。陪同邓小平会见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已经在座,也是五位——
乌兰夫,72岁,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纪登奎,56岁,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58岁,国务院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谷牧,65岁,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卢绪章,68岁,国家旅游局局長。
列出这个名单,可以从侧面探讨这次会见的初衷。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党派属中央统战口,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是正管;纪登奎当时已内定辞职,但邓小平在随后和他的一次谈话中,让他主管旅游业;卢绪章虽然不是国务院领导,但解放前是个长期以老板身份“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其“白色共产党”的身份正好和“红色资本家”五老对应。主管经济建设的两位副总理陈慕华和谷牧出席,则体现了邓小平更深一层的考虑。
75岁的邓小平出现了。他穿着一套深色中山装,神态轻松。在场的人都站起身来,小平同志依次与大家握手打招呼。邓小平的愉快心情是有道理的。从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党内外职务以来,他以一系列看似平常又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沉闷的局面,中国这艘在“文革”后积重难返的巨轮重新启碇。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复兴经济这么大一个摊子,过去耽误的时间太长,不搞快一点不行,又不能重犯1958年“大跃进”的冒进错误。据谷牧后来回忆,这时的邓小平,已经开始谈到到工业国家考察和在沿海搞实验的想法。但经验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人才又从哪里来?
一台大戏开场
小平在五位老先生对面中间的大沙发上落座,开门见山地说:诸位老先生都是开国时期的元老,我们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彼此都很了解。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想听听你们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
胡厥文说: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不摘,工商界心有余悸。古耕虞则明确建议,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后来在经济领域大展身手并成为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也回忆:当时尽管有许多话要对邓小平说,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摘掉“资本家”帽子的问题。
五老何以在如此宝贵的场合和时间接连提出摘掉“帽子”的问题?以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语境,“资本家”就是备受歧视的三等公民,“文革”中更等同于“反革命”“坏分子”,随时面临抄家游街的遭遇。他们的后代也要背负“黑五类”子女的包袱,考学校、找工作、谈恋爱处处矮人一截。
小平同志似已明了这些人心中的顾虑,干脆地说:原工商业者早已不拿定息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他还特别提到,“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
这几句话对于这些步入老境的工商巨擘的宽慰有多大,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像的。从恢复高考取消“出身条款”到启用工商五老摘掉“资本家”帽子,邓小平的话体现了一种打破身份枷锁的政治智慧和统战含意。
邓小平话锋一转,不仅如此,“原工商业者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他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这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第一次提出了利用外资、归侨办厂的观点。邓小平在这里虽然用的是“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性词汇,实际上启用的是“资产阶级”的两个属性:聚财增值本领和经营管理能力。
邓小平接着对荣毅仁说得就更直接了:“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应该排除行政干扰,全权负责。”
小平和胡厥老都有些耳背,尽管面对面坐在一起,仍然语音洪亮。小平同志说:“我们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也可以搞合营。国家计划应调个头,不要再搞‘以钢为纲’,要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如轻工业、手工业等。”他还特别提到开发旅游业,说:“发展旅游业,能够赚取大量的外汇,解决就业安置问题。我国地方大,名胜古迹多,旅游资源丰富。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旅游公司的经理,有的可以去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
在座的谷牧副总理知道,这些讲法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深思熟虑。在小平三落三起重新领导国家以后,曾让谷牧多次到国内外调研第一手情况,每次都亲自听他的汇报。
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意犹未尽。时至中午,小平同志提议暂时休会,共进午餐。服务员当即在大厅的一角摆放了两张长桌子,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铜火锅,原来是吃涮羊肉。小平同志请大家入席,他和胡子昂、古耕虞都是四川人,凑在一起对桌坐着,共用一只火锅,当然那只火锅里的辣椒放得最多。午餐持续了一个小时。诸位老先生已是迟暮之年,精力有限,小平同志宣布座谈会到此结束。他站起身来,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古耕老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诙谐地说:“我们是几个聋子,一只火锅,一台大戏。”但这只是大戏的开场。
胡厥文秘书陈训淦那天谈话时也在场。几天后,他在胡厥文家中接到谷牧副总理打来的电话:“听说你把上次小平同志召开座谈会的讲话记录稿整理好了,你给我准备一份,我派人去取。”
这篇谈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题,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其中两句话“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成为最具小平特点的名言之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他的针对性——“钱”是指私人资本;“人”是指原工商业者,或称“民族资产阶级”。
“中信”“光大”“中商”启幕
关于邓小平这次与工商业五老的座谈,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在当天的日记中,有专门记载。笔者亦曾就此次谈话访问了谷牧。其日记照录如下:
一月十七日 晴
十点在福建厅,小平同志约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谈旅游业及如何调动资产阶级积极性的问题。大家发言踊跃,但多谈的是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仅(?)荣毅仁一人谈了一些经济工作方面的意见。我方乌兰夫、陈慕华、纪登奎、卢绪章等参加。会后招待他们吃了涮羊肉。下午到九号处理文件。
这次谈话还有一段背景。座谈一开始,统战部部长乌兰夫说:“本来统战部安排小平同志只找荣毅仁先生一人,商谈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事。后因收到胡老的信,就决定请大家一道来开个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关于“胡老的信”,后来曾有回忆文章说,五老在1月16日分别接到邓小平次日将会见他们的通知,“当天晚上相约在胡厥文家中,讨论他们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建议,最后,古耕虞还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这当然是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但笔者认为,陈训淦的记述似更为可靠:小平接见的“前些日子,胡厥文先生代表工商界的民主人士,给党中央写了一封有关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建议信,信是由我转发的”。
从谷牧日记中可得知,他们“多谈的是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信的内容应包含了老工商业者的困境。这是很自然的,占绝大多数的小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后,每月只拿几百元甚至几十元的定息,而且还“自愿”地一减再减。更不用说“文革”的冲击加上老病,几乎失去了生活来源。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让谷牧找荣毅仁征求了意见。荣毅仁和谷牧的交情可以追溯到1952年,那时,荣毅仁是上海纺织业大亨,而谷牧正在上海主管工业。那次会面也谈到了实质的经济问题。原来,小平是准备和荣毅仁一人谈成立中信公司的问题,但正在这时,收到了胡厥文的来信,于是,会见的人员和话题都有了变化。
也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三家由原民族资本家领衔的公司先后成立,即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信”)、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下称“光大”);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下称“中商”)。
“中信”和“光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作用,目前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当时已经82岁的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因年事已高,曾力辞董事长的重任,后来只是在“中商”掛个名,公司主要由全国工商联选派干部管理经营,但没几年就资不抵债,名存实亡。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邓小平不能以计划方法经营企业、不能用行政官员管理公司的精辟之处。
近年来的一些回忆文章,都把1979年1月17日这一天视作民营经济的开场;又有文章说,这次会见的目的就是发展民营经济。这确是一幅符合主旋律的浪漫图画。但在笔者看来,这次座谈会的初衷和直接结果,其实都是重新启用老一代工商业者,与现在的民营经济并无直接的传承和关系。现在的民营经济,是从为了解决大批回城“知青”的就业难题、允许他们个体经营自谋生路开始的。
1979年10月,第四届全国工商联大会召开,沉寂了十年的工商联重新积极活动。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应运而生。他们以天然的市场意识和拓荒的精神,在改革开放30年中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在政治上,非公经济也从上世纪80年代拾遗补缺的“有益的补充”,发展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在2002年十六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承认民营企业家是劳动者,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大胆突破,也是对创业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准确定位。■
阎阳生:曾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宣教部副部长
不同寻常的会面
1979年1月17日,北京还深裹在瑞雪寒风中。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却暖意融融,迎来了五位不同寻常的客人。
说不同寻常,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中占有显赫位置、“文革”中销声匿迹、而今又重新浮出水面的老工商业巨子。今天。他们被政治生涯同样大起大落的邓小平请到了人民大会堂。这工商业五老是——
胡厥文,84岁,原上海机械业龙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主委;胡子昂,82岁,原四川钢铁业巨擘,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荣毅仁,63岁,原上海纺织世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周叔弢,88岁,原天津水泥业巨头,时任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古耕虞,74岁,原四川“猪鬃大王”,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对外贸易部资深顾问。
这次会场布置得比较特别,宽敞的大厅中间对头摆着两排大沙发,距离靠得很近。陪同邓小平会见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已经在座,也是五位——
乌兰夫,72岁,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纪登奎,56岁,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58岁,国务院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谷牧,65岁,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卢绪章,68岁,国家旅游局局長。
列出这个名单,可以从侧面探讨这次会见的初衷。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党派属中央统战口,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是正管;纪登奎当时已内定辞职,但邓小平在随后和他的一次谈话中,让他主管旅游业;卢绪章虽然不是国务院领导,但解放前是个长期以老板身份“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其“白色共产党”的身份正好和“红色资本家”五老对应。主管经济建设的两位副总理陈慕华和谷牧出席,则体现了邓小平更深一层的考虑。
75岁的邓小平出现了。他穿着一套深色中山装,神态轻松。在场的人都站起身来,小平同志依次与大家握手打招呼。邓小平的愉快心情是有道理的。从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党内外职务以来,他以一系列看似平常又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沉闷的局面,中国这艘在“文革”后积重难返的巨轮重新启碇。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复兴经济这么大一个摊子,过去耽误的时间太长,不搞快一点不行,又不能重犯1958年“大跃进”的冒进错误。据谷牧后来回忆,这时的邓小平,已经开始谈到到工业国家考察和在沿海搞实验的想法。但经验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人才又从哪里来?
一台大戏开场
小平在五位老先生对面中间的大沙发上落座,开门见山地说:诸位老先生都是开国时期的元老,我们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彼此都很了解。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想听听你们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
胡厥文说: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不摘,工商界心有余悸。古耕虞则明确建议,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后来在经济领域大展身手并成为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也回忆:当时尽管有许多话要对邓小平说,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摘掉“资本家”帽子的问题。
五老何以在如此宝贵的场合和时间接连提出摘掉“帽子”的问题?以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语境,“资本家”就是备受歧视的三等公民,“文革”中更等同于“反革命”“坏分子”,随时面临抄家游街的遭遇。他们的后代也要背负“黑五类”子女的包袱,考学校、找工作、谈恋爱处处矮人一截。
小平同志似已明了这些人心中的顾虑,干脆地说:原工商业者早已不拿定息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他还特别提到,“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
这几句话对于这些步入老境的工商巨擘的宽慰有多大,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像的。从恢复高考取消“出身条款”到启用工商五老摘掉“资本家”帽子,邓小平的话体现了一种打破身份枷锁的政治智慧和统战含意。
邓小平话锋一转,不仅如此,“原工商业者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他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这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第一次提出了利用外资、归侨办厂的观点。邓小平在这里虽然用的是“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性词汇,实际上启用的是“资产阶级”的两个属性:聚财增值本领和经营管理能力。
邓小平接着对荣毅仁说得就更直接了:“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应该排除行政干扰,全权负责。”
小平和胡厥老都有些耳背,尽管面对面坐在一起,仍然语音洪亮。小平同志说:“我们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也可以搞合营。国家计划应调个头,不要再搞‘以钢为纲’,要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如轻工业、手工业等。”他还特别提到开发旅游业,说:“发展旅游业,能够赚取大量的外汇,解决就业安置问题。我国地方大,名胜古迹多,旅游资源丰富。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旅游公司的经理,有的可以去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
在座的谷牧副总理知道,这些讲法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深思熟虑。在小平三落三起重新领导国家以后,曾让谷牧多次到国内外调研第一手情况,每次都亲自听他的汇报。
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意犹未尽。时至中午,小平同志提议暂时休会,共进午餐。服务员当即在大厅的一角摆放了两张长桌子,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铜火锅,原来是吃涮羊肉。小平同志请大家入席,他和胡子昂、古耕虞都是四川人,凑在一起对桌坐着,共用一只火锅,当然那只火锅里的辣椒放得最多。午餐持续了一个小时。诸位老先生已是迟暮之年,精力有限,小平同志宣布座谈会到此结束。他站起身来,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古耕老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诙谐地说:“我们是几个聋子,一只火锅,一台大戏。”但这只是大戏的开场。
胡厥文秘书陈训淦那天谈话时也在场。几天后,他在胡厥文家中接到谷牧副总理打来的电话:“听说你把上次小平同志召开座谈会的讲话记录稿整理好了,你给我准备一份,我派人去取。”
这篇谈话,后来以“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为题,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其中两句话“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成为最具小平特点的名言之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他的针对性——“钱”是指私人资本;“人”是指原工商业者,或称“民族资产阶级”。
“中信”“光大”“中商”启幕
关于邓小平这次与工商业五老的座谈,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在当天的日记中,有专门记载。笔者亦曾就此次谈话访问了谷牧。其日记照录如下:
一月十七日 晴
十点在福建厅,小平同志约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谈旅游业及如何调动资产阶级积极性的问题。大家发言踊跃,但多谈的是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仅(?)荣毅仁一人谈了一些经济工作方面的意见。我方乌兰夫、陈慕华、纪登奎、卢绪章等参加。会后招待他们吃了涮羊肉。下午到九号处理文件。
这次谈话还有一段背景。座谈一开始,统战部部长乌兰夫说:“本来统战部安排小平同志只找荣毅仁先生一人,商谈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事。后因收到胡老的信,就决定请大家一道来开个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关于“胡老的信”,后来曾有回忆文章说,五老在1月16日分别接到邓小平次日将会见他们的通知,“当天晚上相约在胡厥文家中,讨论他们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建议,最后,古耕虞还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这当然是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但笔者认为,陈训淦的记述似更为可靠:小平接见的“前些日子,胡厥文先生代表工商界的民主人士,给党中央写了一封有关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建议信,信是由我转发的”。
从谷牧日记中可得知,他们“多谈的是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信的内容应包含了老工商业者的困境。这是很自然的,占绝大多数的小工商业者在公私合营后,每月只拿几百元甚至几十元的定息,而且还“自愿”地一减再减。更不用说“文革”的冲击加上老病,几乎失去了生活来源。
在此之前,邓小平已让谷牧找荣毅仁征求了意见。荣毅仁和谷牧的交情可以追溯到1952年,那时,荣毅仁是上海纺织业大亨,而谷牧正在上海主管工业。那次会面也谈到了实质的经济问题。原来,小平是准备和荣毅仁一人谈成立中信公司的问题,但正在这时,收到了胡厥文的来信,于是,会见的人员和话题都有了变化。
也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三家由原民族资本家领衔的公司先后成立,即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信”)、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下称“光大”);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下称“中商”)。
“中信”和“光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作用,目前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当时已经82岁的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因年事已高,曾力辞董事长的重任,后来只是在“中商”掛个名,公司主要由全国工商联选派干部管理经营,但没几年就资不抵债,名存实亡。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邓小平不能以计划方法经营企业、不能用行政官员管理公司的精辟之处。
近年来的一些回忆文章,都把1979年1月17日这一天视作民营经济的开场;又有文章说,这次会见的目的就是发展民营经济。这确是一幅符合主旋律的浪漫图画。但在笔者看来,这次座谈会的初衷和直接结果,其实都是重新启用老一代工商业者,与现在的民营经济并无直接的传承和关系。现在的民营经济,是从为了解决大批回城“知青”的就业难题、允许他们个体经营自谋生路开始的。
1979年10月,第四届全国工商联大会召开,沉寂了十年的工商联重新积极活动。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应运而生。他们以天然的市场意识和拓荒的精神,在改革开放30年中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在政治上,非公经济也从上世纪80年代拾遗补缺的“有益的补充”,发展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在2002年十六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承认民营企业家是劳动者,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大胆突破,也是对创业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准确定位。■
阎阳生:曾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宣教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