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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产权改革中国有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对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理解，而政府控制银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支持者认为政府控制银行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反对者则认为政府对银行的控制使银行不能成为市场运行的主体，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失效将造成低效率，进而阻碍经济的发展。理论界对政府对所有权控制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发展的观点、政治的观点和制度的观点三种观点上。而有关政府产权对银行自身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行效率和银行稳定性这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产权不利于银行效率的提高，但对稳定性的影响却未达成一致性意见。
一、政府主导下的国有银行产权改革
政府进行商业化产权改革源于国有专业银行不良资产上升、资本充足率下降等原因，但是，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相互依存的状况及共同的信念，使得带有政策性业务的国有银行可能随经济的客观需要而继续存在。政府干预让国有银行继续承担了更多改革进程中的负担，改革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问题并未明显好转，这说明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等方式并没有根除国有银行内生性累积的机制，其商业化运行机制没有形成。究其原因，是由于之前的商业化改革并不触及到产权改革，而我国普遍存在着产权界定、结构和功能缺失的问题。
二、产权结构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一项实证检验
2003 年10 月14 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2003年12月30日，汇金公司以450亿美元注资中国中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正式启动。经过注资、不良资产处置等一系列财务重组，四大国有银行的完成股份制改革。
经过财务重组后，四大国有银行的各项财务指标得以修复，基本达到了国际监管机构的要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股份制改造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中较成功的一次改革，国有银行的绩效的提高是否是由产权结构改变带来的呢？下面我们将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设定
为了评价影响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对于银行经营绩效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利用各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2005-2012年的数据，设定用一个面板模型来对其进行考察，并采用虚拟变量DUM作为代表商业银行产权制改革的变量进入模型。由于影响银行经营效率的因素可以是多方面的，因此在考虑产权制度改革这一因素的前提下，模型选取各种样本银行的各种财务性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中。
1、商业银行流动性
商业银行经营流动性是银行安全经营的基础，也是其外在的表现。通常能投体现商业银行流动性特征的主要指标包括存贷比、流动性比率以及其资本充足率。但是由于我国大部分银行在2005、2006乃至其后几年内的资本充足率数据缺失，因而本文只能选取存贷比率以及流动性比率这两个指标作为其代表。其中，对存贷比设定为存贷比LDR=银行各类存款总额/（银行贷款总额-贷款损失准备），而流动性比率的设定则更为复杂。因为大多数银行流动比率为流动性资产比流动性负债，这两者皆对应为一种短期季度指标而非年度指标，因此本文采用国外银行的相关近似指标作为流动性比率LADF。
2、商业银行盈利性
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是其流动的来源之一（内源融资），也是其安全性的有力保证。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影响其经营效率的内部因素之一。它包括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A、资产利息收益率NIAA和非利息收入占比NIITI。其中ROAA着重考察银行整体盈利能力，衡量银行总资产的整体收益情况；资产利息收益率NIAA主要考察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盈利能力，NIAA=净利息收入/平均总资产；而非利息占比则代表银行的业务创新效率，NIITI=非利息收入/银行息税前总收益。
3、商业银行主营业务成长率
主营业务成长率选用贷款增长率IRL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仍以信贷业务为其主要盈利来源（对于国有银行尤为如此），因此其主营业务成长率对其经营效率必然有重要的影响。该变量参数估计的显著性和正负与否将充分体现在我国传统业务对银行经营效率究竟带来何种影响。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固定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个体效应十分明显，因此不能采用混合模型。而对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和Breusch & Pagan都显示模型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后，对于模型残差的一阶自相关Wooldrige检验显示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所以模型最终调整为残差AR（1）校正后的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的最终回归结果显示只有ROAA和NIITI这两个变量与样本银行的经营绩效呈现正相关，这说明了银行的资产收益和运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银行的经营绩效。而代表银行产权改革的DUM其作用在模型中并不显著，表明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与其经营绩效并没有显著关联。
（三）结论
由此不难发现，调整国有银行资本构成以完善其产权制度并不能彻底解决其经营低效的顽症。然而，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表明其资产运用实际上在一开始就被限定。无论产权明晰与否，这种对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实际上并不会有太大变化，其原因在于两者共有一个出资人，即国家。国家的这一双重身份决定了无论国有银行产权制度如何完善，只要国家作为两者共同出资人，其信贷政策必然会向国有企业倾斜。国家犹如一个巨大的控股公司，完全可以将自有的金融机构（国有银行）所吸纳的存款视为内部资源为其下属企业融资，而这种内部资源乃是依靠国家声誉获得并能随时抵补可能发生的财务损失。相比其他资源，这种内部资源的获得将要宽松且成本低廉得多。而国有银行也深知获得信贷自主权将会以失去“国有”招牌为代价。由此带来的市场信誉损失（现实中便是巨额存款的流失和流动性的枯竭）将是巨大甚至是致命的，相比之下那些财务损失便显得无足轻重，故而继续国有性质并为国有企业融资便是国有银行最好的选择。
国有银行的信贷偏好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所有制歧视就能解释的现象，而是在特定经济体制之下，国家与国有银行双方基于自身效益最优化的必然选择。而产权问题，则是在国有银行丧失信贷自主权，对外无法实现有效经营时，与这种信贷偏好共同作用使得银行经营矛盾进一步恶化。这意味着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便真正解决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问题，国有银行对 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也不可能发生彻底改变。无论是从比例还是总量而言，信贷资产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国有银行通过单一的产权改革从长期来看是无法达到提高银行经营绩效的效果的。国有银行改革应当配合外部市场环境以及金融需求结构的改善，而不要一味的只是强调国有资本的退出。
一、政府主导下的国有银行产权改革
政府进行商业化产权改革源于国有专业银行不良资产上升、资本充足率下降等原因，但是，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相互依存的状况及共同的信念，使得带有政策性业务的国有银行可能随经济的客观需要而继续存在。政府干预让国有银行继续承担了更多改革进程中的负担，改革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问题并未明显好转，这说明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等方式并没有根除国有银行内生性累积的机制，其商业化运行机制没有形成。究其原因，是由于之前的商业化改革并不触及到产权改革，而我国普遍存在着产权界定、结构和功能缺失的问题。
二、产权结构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一项实证检验
2003 年10 月14 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2003年12月30日，汇金公司以450亿美元注资中国中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正式启动。经过注资、不良资产处置等一系列财务重组，四大国有银行的完成股份制改革。
经过财务重组后，四大国有银行的各项财务指标得以修复，基本达到了国际监管机构的要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股份制改造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中较成功的一次改革，国有银行的绩效的提高是否是由产权结构改变带来的呢？下面我们将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设定
为了评价影响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对于银行经营绩效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利用各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2005-2012年的数据，设定用一个面板模型来对其进行考察，并采用虚拟变量DUM作为代表商业银行产权制改革的变量进入模型。由于影响银行经营效率的因素可以是多方面的，因此在考虑产权制度改革这一因素的前提下，模型选取各种样本银行的各种财务性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中。
1、商业银行流动性
商业银行经营流动性是银行安全经营的基础，也是其外在的表现。通常能投体现商业银行流动性特征的主要指标包括存贷比、流动性比率以及其资本充足率。但是由于我国大部分银行在2005、2006乃至其后几年内的资本充足率数据缺失，因而本文只能选取存贷比率以及流动性比率这两个指标作为其代表。其中，对存贷比设定为存贷比LDR=银行各类存款总额/（银行贷款总额-贷款损失准备），而流动性比率的设定则更为复杂。因为大多数银行流动比率为流动性资产比流动性负债，这两者皆对应为一种短期季度指标而非年度指标，因此本文采用国外银行的相关近似指标作为流动性比率LADF。
2、商业银行盈利性
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是其流动的来源之一（内源融资），也是其安全性的有力保证。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影响其经营效率的内部因素之一。它包括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A、资产利息收益率NIAA和非利息收入占比NIITI。其中ROAA着重考察银行整体盈利能力，衡量银行总资产的整体收益情况；资产利息收益率NIAA主要考察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盈利能力，NIAA=净利息收入/平均总资产；而非利息占比则代表银行的业务创新效率，NIITI=非利息收入/银行息税前总收益。
3、商业银行主营业务成长率
主营业务成长率选用贷款增长率IRL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仍以信贷业务为其主要盈利来源（对于国有银行尤为如此），因此其主营业务成长率对其经营效率必然有重要的影响。该变量参数估计的显著性和正负与否将充分体现在我国传统业务对银行经营效率究竟带来何种影响。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固定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个体效应十分明显，因此不能采用混合模型。而对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和Breusch & Pagan都显示模型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后，对于模型残差的一阶自相关Wooldrige检验显示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所以模型最终调整为残差AR（1）校正后的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的最终回归结果显示只有ROAA和NIITI这两个变量与样本银行的经营绩效呈现正相关，这说明了银行的资产收益和运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银行的经营绩效。而代表银行产权改革的DUM其作用在模型中并不显著，表明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与其经营绩效并没有显著关联。
（三）结论
由此不难发现，调整国有银行资本构成以完善其产权制度并不能彻底解决其经营低效的顽症。然而，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表明其资产运用实际上在一开始就被限定。无论产权明晰与否，这种对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实际上并不会有太大变化，其原因在于两者共有一个出资人，即国家。国家的这一双重身份决定了无论国有银行产权制度如何完善，只要国家作为两者共同出资人，其信贷政策必然会向国有企业倾斜。国家犹如一个巨大的控股公司，完全可以将自有的金融机构（国有银行）所吸纳的存款视为内部资源为其下属企业融资，而这种内部资源乃是依靠国家声誉获得并能随时抵补可能发生的财务损失。相比其他资源，这种内部资源的获得将要宽松且成本低廉得多。而国有银行也深知获得信贷自主权将会以失去“国有”招牌为代价。由此带来的市场信誉损失（现实中便是巨额存款的流失和流动性的枯竭）将是巨大甚至是致命的，相比之下那些财务损失便显得无足轻重，故而继续国有性质并为国有企业融资便是国有银行最好的选择。
国有银行的信贷偏好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所有制歧视就能解释的现象，而是在特定经济体制之下，国家与国有银行双方基于自身效益最优化的必然选择。而产权问题，则是在国有银行丧失信贷自主权，对外无法实现有效经营时，与这种信贷偏好共同作用使得银行经营矛盾进一步恶化。这意味着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即便真正解决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问题，国有银行对 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也不可能发生彻底改变。无论是从比例还是总量而言，信贷资产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国有银行通过单一的产权改革从长期来看是无法达到提高银行经营绩效的效果的。国有银行改革应当配合外部市场环境以及金融需求结构的改善，而不要一味的只是强调国有资本的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