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景泰时期太学教育的文风转向——以吴节“以古文为时文”之倡导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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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太学的文学教育史上,景泰时期南国子监祭酒吴节的主张值得特别留意.他在《大学条约》中倡导“以左、马、韩、欧之笔力,而写周、程、张、朱之名理”,一反明初以来排斥辞章的官学教育指向,率先承认太学生修习笔力的必要性,鼓励其在作文时适当修辞,在太学教育中首倡“以古文为时文”之风.吴节此说,与景泰时期时文创作日益讲求语言曲折错综的趋向相照应,同时也符合士子尊崇古文的文化心理,不悖明廷重视古文的文学观念,具有可行性.“以古文为时文”观念的推行,也暗示着明代“士大夫之学”的内涵与外延正在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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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评述历史事件所采用的"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作为一种历史伦理观,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的理论根基,并成为历代史学家修纂史书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史书反复阐明的"史义".这一历史伦理观包括:(1)历史是天命力量的持续释放;(2)历史是人类生存面相的本真显现;(3)历史是人类道德光辉的永恒绽出;(4)历史是社会公义的不断张扬;(5)历史在追溯往昔中开拓未来.孔子的上述历史伦理思想既造就了中国史学传统的悠久与辉煌,也预制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局限与不足.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学研究旨在突出和彰显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家文学与批评文本的思想、内涵以及批评实践影响,是一种从经典文本出发涉入文学批评全过程,进而回溯到作为方法论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观念.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学研究无意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研究范式,而是经典研读、批评阐发和方法应用的应有之义.推进与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学研究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语境,在艰深专能的理论探究中,通过系统整理、文本分类及个案研究等综合研究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文本研究上精耕
19世纪,歌德首倡“世界文学”的概念,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全球性市场形成的时代背景又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述.清末以来,世界文学的概念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学界.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得世界文学作为一种启蒙救国的思想资源被引入古老的中国,并在此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知识界大量引进世界文学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系统性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这一意义上两者在中国的传播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从20世纪初到新时期,世界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影响.
杜甫传世的二十多篇辞赋散文作品中,《杂述》《秋述》文体性质尚不明确.学者或以之为“状”,不合其实.《杂述》《秋述》实渊源于先秦诸子文以及后起的“对问”“设论”.杜甫推陈出新,开中唐韩愈赠序文之先声.杜甫为文自觉尚古,构成唐代古文运动之先声,亦是唐代儒学复兴思潮之反映.
杜甫在《唐兴客馆记》中,以“天子之使”“州长之使”“四方之使”三种人对唐兴客馆的不同评价,侧面衬托出客馆的辉煌壮丽及主人待客之殷勤隆重.细考这三种人所云皆是反语,核其渊源,当出 自《论语》之《阳货》《先进》等典籍.因为反语的修辞手法往往包含着戏谑,蕴藏着智慧,需要运用逆向思维才能把握,故一直难以被历代注家理解.从《唐兴客馆记》中反语的运用,可以窥见杜文艺术手法之活泼;而从历代注家对这种手法的惘然无觉、不置一词,更可见出注杜之不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将《共产党宣言》中原文“世界文学”一词译为“世界的文学”并加编者注.这一具有中国化创新的概念翻译及编者注一直未被学术界所“发现”,更没有专题研究.中文版新概念译注的价值在于将原文的“文学”解读为“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实际成为“精神生产”在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所指;马克思“世界的文学”是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与“世界市场”打破“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的精神生产新形态,同时又是“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形成世界化的“共同财产”的核心范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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