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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画坛一代巨匠徐悲鸿，是以画马而著称于世的。但您是否了解，他还是近现代动物画的绝顶高手和多面手。笔者查馆藏资料及流传有序的民间珍藏，得知大师不仅画过马、鹰、牛、虎、狮、鹿、驴、鹤，而且还画过鸡、鹅、猫、麻雀、喜鹊、鹭鸶、鸽子等，共计四十多种动物题材。其品类之多，创作之精，在同时代画家中可谓极为少见。
徐悲鸿10岁开始跟父亲学画，14岁就随父亲外出谋生，替人绘肖像、山水和动物屏条等。他从小就爱画动物，当时的“强盗”牌香烟盒里附带的动物画片，日本的博物标本画，都是他儿时的最爱。那时他就开始认识动物的形状并经常临摹，研究绘画动物的表现方法，对动物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有记载的徐悲鸿绘第一张画，其实不是马而是虎。这源于父亲给他讲《论语》中“卞庄子之勇”时，其父言“卞庄子能刺虎。”对画虎产生兴趣后，悲鸿曾求人画了一只虎并认真临摹，但结果却是父亲指着他画的虎，含笑道“你这画的像条狗啊”。由此可见，自小徐悲鸿就崇拜勇武精神，同时联系现实社会的处境，铸就了他勇猛顽强、不屈不挠的个性。这，亦为其后大师热衷于画马、鹰、虎、鸡等动物的精神根源。
1912年，十八岁的徐悲鸿第一次到上海，于马戏团看到真狮、虎等猛兽时，曾言“厥伏威猛，超越人类，向之所欣，大为激动，渐好模拟。”1914年他画了一幅马，邮给时任上海审美馆馆长的高剑父和高奇峰请教，得到两位大家的高度赞誉。1919年，徐悲鸿赴法留学途经西贡，对那里的动物园内珍禽进行了如痴如醉地描绘。1921—1922年居住柏林与巴黎这两年，他集中用功于动物画，寒暑不辍地往博物院或动物园创作，为他的动物画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归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他转而绘制平日所见的动物或饲养宠物，但对动物画的兴趣和热情远胜自然山水。
下面就敬请读者，欣赏囊括了中国绘画发展各历史时期的名家名品，藏画数量居全国各博物馆之首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其所珍藏的徐悲鸿作动物画。
民国卅七年（1948）徐悲鸿作《骏马图》轴（图1）
纵109.3厘米，横53厘米。图右上角有“卅七年重阳悲鸿”的题识，后钤“悲鸿之画”朱文方印。图右下角有“困而知之”的朱文方印。
上世纪20年代，徐悲鸿在旅欧期间曾画过体态洒脱的欧洲马数以千计。上世纪30年代末，他前往印度国际大学讲学时，曾游历了青藏高原西部的克什米尔和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并被高原上高大慓悍之野马深深吸引、打动。此后其笔下之马，不仅拥有优美的体态，而且拥有勇猛的活力、坚韧的耐力。
有如此图，其绘旷野的平坡之处，精、气、神十足的一匹骏马欲行又止，似回首张望胜利的到来。此骏马不像中国古代名家曹霸、韩幹、赵孟頫等所绘的肥硕之马，虽体形瘦长，但不乏雄健之态。张度很大的马之鼻孔，表明此马肺活量大，善于长时间奔跑。而修长的马腿、宽大的马蹄，又暗示了此马奔跑时的矫健和迅捷。
民国卅四年（1945）徐悲鸿作《双马图》轴（图2）
纵62厘米，横45.8厘米。图右上角有“比德世兄天琼女士嘉礼。卅四年春仲悲鸿写贺”的题识，后钤“东海王孙”白文长方印。
此图是徐悲鸿赠送“比德世兄”和“天琼女士”的新婚贺礼。绘两匹并驾齐驱的骏马，暗示两位佳人，于奔跑中相依相守，似天长地久、相敬如宾的亲密景象。此图可见晚年的徐悲鸿，其画马技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图中以线塑形的马之轮廓，线条勾勒得准确、细劲和洒脱，由此可见画家深厚的线描功力。而以浓淡墨晕染的马体之各部位，又于层层笔墨的深浅变化中，彰显了其体积感、质感和明暗关系，令人疑为天作。
丙戌年（1946）徐悲鸿作《飞鹰图》轴（图3）
纵106.9厘米，横35.6厘米。图右下角有“呼吸入长空，夭矫神龙舞。凌轹日月光，助长风云怒。未应怀饥肠，威逼弱者惧。丙戌冬日悲鸿居北平”的题识，后钤“悲鸿之画”朱文方印。
1946年6月，当时的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内战。并于次月在云南昆明，暗杀了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徐悲鸿知晓后义愤填膺，特作此图，表达他希望全国人民平息内战、珍惜和平的心愿。
此图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仅绘振翅而起的苍鹰一只，其怒目圆睁可现警觉机敏，粗长利爪如同刀刃坚硬，凶猛之态尽显。而整图酣畅淋漓的施墨，更是将墨之浓淡干湿，尽情发挥到了极致：画家先用淡墨湿笔，晕染雄鹰伸展的羽翼；随后用浓墨，绘画雄鹰凸起的羽翎；最后又以粗重的墨线，增加了雄鹰羽翼的厚度，充分体现出了“鹰击长空”的激昂气势，以及“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强大力量。为了保持整幅构图的完整与稳定，画家还自题诗句三行于图之下半部右侧，既作画面组成部分以弥补上实下虚的不足，又体现了画家晚年的书法风格和特色：点画相参的魏碑笔法，自然而又不失矩度；补充画意的五言诗形式，点明了创作的主题。
民国卅一年（1942）徐悲鸿作《双鹊秋艳图》轴（图4）
纵92.1厘米，横34.3厘米。图右下角有“卅一年秋悲鸿写”的题识，后钤“悲鸿”朱文方印。图左下角有鉴藏印三方，分别为朱文椭圆印“韩槐准所有”， 白文方印“愚趣斋主”和白文方印“吴普航印”。
图绘两只喜鹊分别落于“S”形的粗大枫树干之上，并一只居上、一只在下，好像在窃窃私语，相互“交流”。此图为大自然景观增添了几许浪漫的情调，更为萧索的秋日平添了几分温情。尤其是图上树干的用笔，极富方折、顿挫和提按之变化，非常雄健有力，充分表现了枝干特有的质感。而以淡墨中锋勾勒轮廓，随后填入橘红、黄、绿、青等各色的树叶，则显得写意生动，以丰富的色调点缀了清秋美艳的意境，十分唯美。
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徐悲鸿非常爱用产于贵州都匀的皮纸作画。此图作在界于生熟之间的都匀皮纸上，在当时是一种物美价廉的国画用纸。该纸本身有淡淡的黄色，可以让画作显得古雅质朴；且该纸表面粗糙，虽吸水但不浸水，故又十分便于表现笔墨。 民国卅三年（1944）徐悲鸿作《柳鹊图》轴（图5）
纵100厘米，横61.5厘米。图左中部有“卅三年春悲鸿，力行中学华琚仁弟新居落成，写此申贺”的题识，后钤“悲”朱文印。
1944年，因患高血压与肾炎的徐悲鸿在重庆住医院半年。因医嘱他不得动笔作画，必须安心静养，故这一年他的创作数量锐减。此图为徐悲鸿在年初应朋友之邀所绘，存世十分难得。
图绘“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新春时节，柳树枝头才刚刚泛绿，就有六只可爱的喜鹊高低错落地栖息；其中上方的中间画面，有两只紧紧相依、窃窃私语，引得其他四只鹊儿驻足观望，似在羡慕它俩的“亲密度”。此图构思巧妙，布局高超：鹊儿或单或双地围成一个“C”形，彼此间的位置有高有低，距离或疏或密，让画面不乏生动性且极富节奏变化。特别是图中满绘的用中锋运笔勾勒、随风飘扬的柳枝，其粗细匀整、富有弹性的笔墨线条，更是体现了徐悲鸿线描功底的坚实。而千丝万缕的柳枝，将散开的六只喜鹊联结在了一道，似在祝贺“华琚仁弟新居落成之禧”，并共同谱写了一首欢快的“春之曲”。
壬申年（1932年）徐悲鸿作《松柏双鹤图》轴（图6）
纵82.7厘米，横47.6厘米。图右上角有“壬申初冬悲鸿写于新都”的题识，后钤“东海王孙”白文长方印。
图绘高矮不同、粗细不等的松柏两株，一正一斜地位于画幅的中心；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立于柏枝之上，而另外一鹤却抬头仰视，在树下止步不前。两只仙鹤高低呼应，动静对比强烈，极富情趣。
“树木不难写，但写之不佳则类硬柴，故须具生意。其要点乃在枝干精确之深浅，树皮滋润。枝干四布，则必不致柴，虽落叶无碍也。”这是徐悲鸿曾在一幅画上的题识。此图中松柏之针叶先用花青染底色，后用纵向墨点写其大意，将苍松、古柏表现得生机盎然，较好地处理了其树干与枝、叶间的关系。而动静对比强烈的仙鹤，则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寓意吉祥长寿。
民国廿四年（1935年）徐悲鸿作《柳雀图》轴（图7）
纵131厘米，横38厘米。图右上角有“艺圃贤兄哂存。悲鸿廿四年夏”的题识，后钤“东海王孙”白文长方印。
作为平民出身的画家，徐悲鸿是有着朴素之人生观和艺术观的。他不画罕见的奇禽异鸟、羽翼靓丽的飞禽，却喜画小小的麻雀。虽然他曾说“麻雀最土气，它一身赭褐色，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它连走路都没有姿态，是个土包子”。可在他的眼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中见大，朴实可爱。
图中、下部分，绘吐露嫩芽的柳枝于春风中摇曳起舞，引得图上部分形态各异的四只麻雀，或平飞、或侧飞、或俯冲地翩翩而至。作品虽构图简洁，但画面颇具观赏性，让人们仿佛听到麻雀在歌唱明媚的春光，在叽叽喳喳地欢歌笑语、歌唱生活。值得一提的是，麻雀是用毛笔着色墨后，直接在吸水性较强的生宣上点画而成的，体现了徐悲鸿造型能力的高超与控制笔墨的功底；而用赭石着淡墨两三笔绘出的雀身，以及趁湿用重墨画出鸟羽上的硬翅、喙和双爪等，是徐悲鸿娴熟、精练地点染的，更是将麻雀的天真、稚朴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癸未年（1943）徐悲鸿作《竹鸡觅食图》（图8）
纵54厘米，横34.2厘米。
图上部有“鸡有五德，慈其一焉。蕞尔三雏，遗爱大千。我佛云是，菩提相是。大乘禅咄尔画师，造化毕宣。癸未（1943年）十二月商承祚题”的诗塘。后钤“商”白文方印，“契斋”朱文方印。图中部左上方有“剑青先生惠教。悲鸿廿四年冬”的题识，后钤“徐悲鸿”白文方印。
图为田园小品画。所绘在母鸡的领引下，雏鸡正在觅食，朴素的母爱亲情溢于笔端。为表现母鸡与雏鸡，画家采用了不同的笔法：母鸡以线描法刻画，粗细不等的墨线，勾画了羽毛的丰满和蓬松；墨晕法点染的雏鸡，其湿润的墨在宣纸上自然洇开，深浅不同的墨韵，彰显了雏鸡未成形的羽毛与稚拙的体态，体现了徐悲鸿中国画功底的娴熟。而图中以淡花青涂绘的衬景，若有若无，色调朦胧，更增添了画作轻松的氛围与浪漫的诗意，引人遐想。
民国廿八年（1939）徐悲鸿作《竹林雄鸡图》（图9）
纵68厘米，横34.6厘米。
图上部有“朱冠白羽曳淄纶，五德彬彬备一身。云外有声天欲晓，苍筤深处卧裴真。槐准先生深居郊外有裴真子风，悲鸿画鸡以申贺，属达夫题之，时己卯秋也”的诗堂，下钤“涂中曳尾生”长方朱文印、“郁达夫”白文方印。图中部右侧有“槐准先生新居落成，悲鸿作此申贺。廿八年（1939）九月”的题识，后钤“江南布衣”朱文方印。
图绘一只昂首挺胸的雄鸡立于茂盛的竹林前，神情安然自得。雄鸡以寥寥数笔勾就，形体结构准确，毛羽质感蓬松柔软，笔墨写实生动，显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较强的造型功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国难为怀的徐悲鸿，辗转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及槟榔屿等地，积极举办筹赈展览会抗日救国。在新加坡期间，他和韩槐准先生相识并成为挚友。此图是他为韩槐准先生的乔迁之喜，专门所绘的小品画，以示祝贺。同时他还在此图中，邀请了寓居新加坡的郁达夫作题，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由此可见。
民国七年（1918）徐悲鸿作《虎图》轴（图10）
纵90.4厘米，横43.6厘米。图右上角有“七年冬将之法，叔平先生持汉魏精拓多种赠别，作此报之并为纪念。悲鸿”的题识，后钤“悲鸿”朱文圆印。图右下角有“妙机其微”的白文方印。
此为徐悲鸿的早期动物画作品。1918年11月，徐悲鸿争取到公费赴法留学名额的同时，又得到了好友马衡（字叔平）赠送的汉魏精拓。其兴奋之余，精心绘制了此图，以此答谢友人。
图绘卧于石上的一只花斑虎，正扭头转身、回眸远眺；画面扩展的空间感以其警觉的目光表现，同时亦由此彰显了百兽之王“唯我独尊”的霸气。图中的花斑虎欲行又止的动态，画家是以细劲的笔致勾勒，采用传统中国画的淡彩晕染的；而老虎藤黄交错的皮毛，又显示了虎背细密柔滑的质感。此图还体现了徐悲鸿颇受康有为的书法之影响，其工于汉魏法书和名拓。
癸未年（1943）徐悲鸿作《骑虎财神像》轴（图11）
纵78.5厘米，横55厘米。图右上角有“画猫也是度平生，颇苦营营浪得金。请出赵兄无别意，虎（看）他骑虎好开心。癸未元日写本，淑华仁嫂供养。悲鸿” 的题识，后钤“悲鸿”朱文方印和“徐”朱文圆印。
题识中的“赵兄”，在此专指民间传说中能招财进宝的赵公元帅。图中的赵公方脸长须、身着盔甲，外罩蓝袍、足蹬官靴，右手持鞭、威风凛凛地骑在号称“百兽之王”的老虎背上。而被驯服得宛如“病猫”的老虎，全无霸气，令人啼笑皆非。此图有臆想与夸张之成分，是为“纳财”的吉祥画作。
此图为徐悲鸿以淡彩水墨而作的小写意画虎。画家先以赭色晕染老虎皮毛，然后趁水分未干之际，绘长短不一、错落有致的纹理，最后于湿润的纸上洇散墨线，使得其水墨效果若虚又实，令虎毛细密的质感表现自然。
壬午年（1942）徐悲鸿作《枫叶狸奴图》轴（图12）
纵29.7厘米，横42.8厘米。图左上角有“子睿夫人清正。壬午十月悲鸿” 的题识，后钤“徐”朱文圆印。
图为极富生活情趣的小品画。绘从枫树干上走下、黑白颜色相间的一只猫咪，于蓦然回首中发现了息憩的蛱蝶，其欣喜异常的情形。
凭借捕捉动物瞬间行为的敏锐洞察力，徐悲鸿在此图中成功地刻画了猫咪在发现蛱蝶时，好奇兴奋、凝神观察的可爱神态，体现了他深厚的中国画写生传神和西洋绘画解剖学、透视学学养的笔墨功力。而图中的配景，画家以淡墨绘就枫树，再以粗大的树干配以零枝片叶，营造了一种宁静清新的氛围，可谓笔简意赅。另外小仅寸许的黄色蛱蝶虽偏居画面右侧，但其高明度的色调却甚是醒目；如此一来就和猫咪相映成趣，非常和谐。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幅徐悲鸿作动物画中，读者不难发现大师的作品既抒发了其个人情怀，亦体现了真正属于大师自己的成熟画风。欣赏大师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的动物画作，就是一场美妙的视觉盛宴，就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保养！而大师画中的奔马、雄鹰、麻雀、晨鸡等，绘出的是一整片动物世界，总能给人感受到勃勃的生机和无穷的力量！
徐悲鸿10岁开始跟父亲学画，14岁就随父亲外出谋生，替人绘肖像、山水和动物屏条等。他从小就爱画动物，当时的“强盗”牌香烟盒里附带的动物画片，日本的博物标本画，都是他儿时的最爱。那时他就开始认识动物的形状并经常临摹，研究绘画动物的表现方法，对动物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有记载的徐悲鸿绘第一张画，其实不是马而是虎。这源于父亲给他讲《论语》中“卞庄子之勇”时，其父言“卞庄子能刺虎。”对画虎产生兴趣后，悲鸿曾求人画了一只虎并认真临摹，但结果却是父亲指着他画的虎，含笑道“你这画的像条狗啊”。由此可见，自小徐悲鸿就崇拜勇武精神，同时联系现实社会的处境，铸就了他勇猛顽强、不屈不挠的个性。这，亦为其后大师热衷于画马、鹰、虎、鸡等动物的精神根源。
1912年，十八岁的徐悲鸿第一次到上海，于马戏团看到真狮、虎等猛兽时，曾言“厥伏威猛，超越人类，向之所欣，大为激动，渐好模拟。”1914年他画了一幅马，邮给时任上海审美馆馆长的高剑父和高奇峰请教，得到两位大家的高度赞誉。1919年，徐悲鸿赴法留学途经西贡，对那里的动物园内珍禽进行了如痴如醉地描绘。1921—1922年居住柏林与巴黎这两年，他集中用功于动物画，寒暑不辍地往博物院或动物园创作，为他的动物画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归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他转而绘制平日所见的动物或饲养宠物，但对动物画的兴趣和热情远胜自然山水。
下面就敬请读者，欣赏囊括了中国绘画发展各历史时期的名家名品，藏画数量居全国各博物馆之首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其所珍藏的徐悲鸿作动物画。
民国卅七年（1948）徐悲鸿作《骏马图》轴（图1）
纵109.3厘米，横53厘米。图右上角有“卅七年重阳悲鸿”的题识，后钤“悲鸿之画”朱文方印。图右下角有“困而知之”的朱文方印。
上世纪20年代，徐悲鸿在旅欧期间曾画过体态洒脱的欧洲马数以千计。上世纪30年代末，他前往印度国际大学讲学时，曾游历了青藏高原西部的克什米尔和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并被高原上高大慓悍之野马深深吸引、打动。此后其笔下之马，不仅拥有优美的体态，而且拥有勇猛的活力、坚韧的耐力。
有如此图，其绘旷野的平坡之处，精、气、神十足的一匹骏马欲行又止，似回首张望胜利的到来。此骏马不像中国古代名家曹霸、韩幹、赵孟頫等所绘的肥硕之马，虽体形瘦长，但不乏雄健之态。张度很大的马之鼻孔，表明此马肺活量大，善于长时间奔跑。而修长的马腿、宽大的马蹄，又暗示了此马奔跑时的矫健和迅捷。
民国卅四年（1945）徐悲鸿作《双马图》轴（图2）
纵62厘米，横45.8厘米。图右上角有“比德世兄天琼女士嘉礼。卅四年春仲悲鸿写贺”的题识，后钤“东海王孙”白文长方印。
此图是徐悲鸿赠送“比德世兄”和“天琼女士”的新婚贺礼。绘两匹并驾齐驱的骏马，暗示两位佳人，于奔跑中相依相守，似天长地久、相敬如宾的亲密景象。此图可见晚年的徐悲鸿，其画马技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图中以线塑形的马之轮廓，线条勾勒得准确、细劲和洒脱，由此可见画家深厚的线描功力。而以浓淡墨晕染的马体之各部位，又于层层笔墨的深浅变化中，彰显了其体积感、质感和明暗关系，令人疑为天作。
丙戌年（1946）徐悲鸿作《飞鹰图》轴（图3）
纵106.9厘米，横35.6厘米。图右下角有“呼吸入长空，夭矫神龙舞。凌轹日月光，助长风云怒。未应怀饥肠，威逼弱者惧。丙戌冬日悲鸿居北平”的题识，后钤“悲鸿之画”朱文方印。
1946年6月，当时的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内战。并于次月在云南昆明，暗杀了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徐悲鸿知晓后义愤填膺，特作此图，表达他希望全国人民平息内战、珍惜和平的心愿。
此图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仅绘振翅而起的苍鹰一只，其怒目圆睁可现警觉机敏，粗长利爪如同刀刃坚硬，凶猛之态尽显。而整图酣畅淋漓的施墨，更是将墨之浓淡干湿，尽情发挥到了极致：画家先用淡墨湿笔，晕染雄鹰伸展的羽翼；随后用浓墨，绘画雄鹰凸起的羽翎；最后又以粗重的墨线，增加了雄鹰羽翼的厚度，充分体现出了“鹰击长空”的激昂气势，以及“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强大力量。为了保持整幅构图的完整与稳定，画家还自题诗句三行于图之下半部右侧，既作画面组成部分以弥补上实下虚的不足，又体现了画家晚年的书法风格和特色：点画相参的魏碑笔法，自然而又不失矩度；补充画意的五言诗形式，点明了创作的主题。
民国卅一年（1942）徐悲鸿作《双鹊秋艳图》轴（图4）
纵92.1厘米，横34.3厘米。图右下角有“卅一年秋悲鸿写”的题识，后钤“悲鸿”朱文方印。图左下角有鉴藏印三方，分别为朱文椭圆印“韩槐准所有”， 白文方印“愚趣斋主”和白文方印“吴普航印”。
图绘两只喜鹊分别落于“S”形的粗大枫树干之上，并一只居上、一只在下，好像在窃窃私语，相互“交流”。此图为大自然景观增添了几许浪漫的情调，更为萧索的秋日平添了几分温情。尤其是图上树干的用笔，极富方折、顿挫和提按之变化，非常雄健有力，充分表现了枝干特有的质感。而以淡墨中锋勾勒轮廓，随后填入橘红、黄、绿、青等各色的树叶，则显得写意生动，以丰富的色调点缀了清秋美艳的意境，十分唯美。
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徐悲鸿非常爱用产于贵州都匀的皮纸作画。此图作在界于生熟之间的都匀皮纸上，在当时是一种物美价廉的国画用纸。该纸本身有淡淡的黄色，可以让画作显得古雅质朴；且该纸表面粗糙，虽吸水但不浸水，故又十分便于表现笔墨。 民国卅三年（1944）徐悲鸿作《柳鹊图》轴（图5）
纵100厘米，横61.5厘米。图左中部有“卅三年春悲鸿，力行中学华琚仁弟新居落成，写此申贺”的题识，后钤“悲”朱文印。
1944年，因患高血压与肾炎的徐悲鸿在重庆住医院半年。因医嘱他不得动笔作画，必须安心静养，故这一年他的创作数量锐减。此图为徐悲鸿在年初应朋友之邀所绘，存世十分难得。
图绘“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新春时节，柳树枝头才刚刚泛绿，就有六只可爱的喜鹊高低错落地栖息；其中上方的中间画面，有两只紧紧相依、窃窃私语，引得其他四只鹊儿驻足观望，似在羡慕它俩的“亲密度”。此图构思巧妙，布局高超：鹊儿或单或双地围成一个“C”形，彼此间的位置有高有低，距离或疏或密，让画面不乏生动性且极富节奏变化。特别是图中满绘的用中锋运笔勾勒、随风飘扬的柳枝，其粗细匀整、富有弹性的笔墨线条，更是体现了徐悲鸿线描功底的坚实。而千丝万缕的柳枝，将散开的六只喜鹊联结在了一道，似在祝贺“华琚仁弟新居落成之禧”，并共同谱写了一首欢快的“春之曲”。
壬申年（1932年）徐悲鸿作《松柏双鹤图》轴（图6）
纵82.7厘米，横47.6厘米。图右上角有“壬申初冬悲鸿写于新都”的题识，后钤“东海王孙”白文长方印。
图绘高矮不同、粗细不等的松柏两株，一正一斜地位于画幅的中心；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立于柏枝之上，而另外一鹤却抬头仰视，在树下止步不前。两只仙鹤高低呼应，动静对比强烈，极富情趣。
“树木不难写，但写之不佳则类硬柴，故须具生意。其要点乃在枝干精确之深浅，树皮滋润。枝干四布，则必不致柴，虽落叶无碍也。”这是徐悲鸿曾在一幅画上的题识。此图中松柏之针叶先用花青染底色，后用纵向墨点写其大意，将苍松、古柏表现得生机盎然，较好地处理了其树干与枝、叶间的关系。而动静对比强烈的仙鹤，则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寓意吉祥长寿。
民国廿四年（1935年）徐悲鸿作《柳雀图》轴（图7）
纵131厘米，横38厘米。图右上角有“艺圃贤兄哂存。悲鸿廿四年夏”的题识，后钤“东海王孙”白文长方印。
作为平民出身的画家，徐悲鸿是有着朴素之人生观和艺术观的。他不画罕见的奇禽异鸟、羽翼靓丽的飞禽，却喜画小小的麻雀。虽然他曾说“麻雀最土气，它一身赭褐色，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它连走路都没有姿态，是个土包子”。可在他的眼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中见大，朴实可爱。
图中、下部分，绘吐露嫩芽的柳枝于春风中摇曳起舞，引得图上部分形态各异的四只麻雀，或平飞、或侧飞、或俯冲地翩翩而至。作品虽构图简洁，但画面颇具观赏性，让人们仿佛听到麻雀在歌唱明媚的春光，在叽叽喳喳地欢歌笑语、歌唱生活。值得一提的是，麻雀是用毛笔着色墨后，直接在吸水性较强的生宣上点画而成的，体现了徐悲鸿造型能力的高超与控制笔墨的功底；而用赭石着淡墨两三笔绘出的雀身，以及趁湿用重墨画出鸟羽上的硬翅、喙和双爪等，是徐悲鸿娴熟、精练地点染的，更是将麻雀的天真、稚朴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癸未年（1943）徐悲鸿作《竹鸡觅食图》（图8）
纵54厘米，横34.2厘米。
图上部有“鸡有五德，慈其一焉。蕞尔三雏，遗爱大千。我佛云是，菩提相是。大乘禅咄尔画师，造化毕宣。癸未（1943年）十二月商承祚题”的诗塘。后钤“商”白文方印，“契斋”朱文方印。图中部左上方有“剑青先生惠教。悲鸿廿四年冬”的题识，后钤“徐悲鸿”白文方印。
图为田园小品画。所绘在母鸡的领引下，雏鸡正在觅食，朴素的母爱亲情溢于笔端。为表现母鸡与雏鸡，画家采用了不同的笔法：母鸡以线描法刻画，粗细不等的墨线，勾画了羽毛的丰满和蓬松；墨晕法点染的雏鸡，其湿润的墨在宣纸上自然洇开，深浅不同的墨韵，彰显了雏鸡未成形的羽毛与稚拙的体态，体现了徐悲鸿中国画功底的娴熟。而图中以淡花青涂绘的衬景，若有若无，色调朦胧，更增添了画作轻松的氛围与浪漫的诗意，引人遐想。
民国廿八年（1939）徐悲鸿作《竹林雄鸡图》（图9）
纵68厘米，横34.6厘米。
图上部有“朱冠白羽曳淄纶，五德彬彬备一身。云外有声天欲晓，苍筤深处卧裴真。槐准先生深居郊外有裴真子风，悲鸿画鸡以申贺，属达夫题之，时己卯秋也”的诗堂，下钤“涂中曳尾生”长方朱文印、“郁达夫”白文方印。图中部右侧有“槐准先生新居落成，悲鸿作此申贺。廿八年（1939）九月”的题识，后钤“江南布衣”朱文方印。
图绘一只昂首挺胸的雄鸡立于茂盛的竹林前，神情安然自得。雄鸡以寥寥数笔勾就，形体结构准确，毛羽质感蓬松柔软，笔墨写实生动，显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较强的造型功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国难为怀的徐悲鸿，辗转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及槟榔屿等地，积极举办筹赈展览会抗日救国。在新加坡期间，他和韩槐准先生相识并成为挚友。此图是他为韩槐准先生的乔迁之喜，专门所绘的小品画，以示祝贺。同时他还在此图中，邀请了寓居新加坡的郁达夫作题，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由此可见。
民国七年（1918）徐悲鸿作《虎图》轴（图10）
纵90.4厘米，横43.6厘米。图右上角有“七年冬将之法，叔平先生持汉魏精拓多种赠别，作此报之并为纪念。悲鸿”的题识，后钤“悲鸿”朱文圆印。图右下角有“妙机其微”的白文方印。
此为徐悲鸿的早期动物画作品。1918年11月，徐悲鸿争取到公费赴法留学名额的同时，又得到了好友马衡（字叔平）赠送的汉魏精拓。其兴奋之余，精心绘制了此图，以此答谢友人。
图绘卧于石上的一只花斑虎，正扭头转身、回眸远眺；画面扩展的空间感以其警觉的目光表现，同时亦由此彰显了百兽之王“唯我独尊”的霸气。图中的花斑虎欲行又止的动态，画家是以细劲的笔致勾勒，采用传统中国画的淡彩晕染的；而老虎藤黄交错的皮毛，又显示了虎背细密柔滑的质感。此图还体现了徐悲鸿颇受康有为的书法之影响，其工于汉魏法书和名拓。
癸未年（1943）徐悲鸿作《骑虎财神像》轴（图11）
纵78.5厘米，横55厘米。图右上角有“画猫也是度平生，颇苦营营浪得金。请出赵兄无别意，虎（看）他骑虎好开心。癸未元日写本，淑华仁嫂供养。悲鸿” 的题识，后钤“悲鸿”朱文方印和“徐”朱文圆印。
题识中的“赵兄”，在此专指民间传说中能招财进宝的赵公元帅。图中的赵公方脸长须、身着盔甲，外罩蓝袍、足蹬官靴，右手持鞭、威风凛凛地骑在号称“百兽之王”的老虎背上。而被驯服得宛如“病猫”的老虎，全无霸气，令人啼笑皆非。此图有臆想与夸张之成分，是为“纳财”的吉祥画作。
此图为徐悲鸿以淡彩水墨而作的小写意画虎。画家先以赭色晕染老虎皮毛，然后趁水分未干之际，绘长短不一、错落有致的纹理，最后于湿润的纸上洇散墨线，使得其水墨效果若虚又实，令虎毛细密的质感表现自然。
壬午年（1942）徐悲鸿作《枫叶狸奴图》轴（图12）
纵29.7厘米，横42.8厘米。图左上角有“子睿夫人清正。壬午十月悲鸿” 的题识，后钤“徐”朱文圆印。
图为极富生活情趣的小品画。绘从枫树干上走下、黑白颜色相间的一只猫咪，于蓦然回首中发现了息憩的蛱蝶，其欣喜异常的情形。
凭借捕捉动物瞬间行为的敏锐洞察力，徐悲鸿在此图中成功地刻画了猫咪在发现蛱蝶时，好奇兴奋、凝神观察的可爱神态，体现了他深厚的中国画写生传神和西洋绘画解剖学、透视学学养的笔墨功力。而图中的配景，画家以淡墨绘就枫树，再以粗大的树干配以零枝片叶，营造了一种宁静清新的氛围，可谓笔简意赅。另外小仅寸许的黄色蛱蝶虽偏居画面右侧，但其高明度的色调却甚是醒目；如此一来就和猫咪相映成趣，非常和谐。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幅徐悲鸿作动物画中，读者不难发现大师的作品既抒发了其个人情怀，亦体现了真正属于大师自己的成熟画风。欣赏大师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的动物画作，就是一场美妙的视觉盛宴，就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保养！而大师画中的奔马、雄鹰、麻雀、晨鸡等，绘出的是一整片动物世界，总能给人感受到勃勃的生机和无穷的力量！